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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三兄弟先后从事同一职业的事例，古往今来不胜枚举。最著名的典故要数春秋时期的扁鹊三兄弟，个个都是杏林子弟。我们一家三兄弟在职业选择上也高度一致，都是电视工作者，被熟悉的人亲切地称为“电视兄弟”。从业至今，兄弟三人分别多次获得过国家和省部级颁发的各项与电视相关的奖励。在2020年湖南电视台成立50周年之际，我还获得了湖南广播电视台授予的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和湖南电视50年纪念奖章，再次为我的从业之路增添了一缕亮色。
兄弟三人被电视行业吸引，并先后成为电视人的故事，得从我年少的时候说起。
上世纪60年代出生在湖南西部沅陵县一个偏远山村的我，上初中时正值“文革”结束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初期。学校附近有家军工厂，常在周末放映电影。某次在电影院前的玻璃宣传栏中，我看到一篇用毛笔书写的文章《我们什么时候能看上电视》，并配了张电视机的题图。这给当时对山外世界一无所知的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电视”这个新生事物从此在我的脑海中扎下了深深的根基。
出于好奇，周末回家我将“电视”这一新生事物告诉了二弟马晶，这也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在又窄又硬的木板床上，两兄弟为此谈论到凌晨也毫无睡意。
我们第一次看电视是1981年，蒙冤的父亲终于得到平反，父亲离开山村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做教师的母亲也调到父亲单位附近的学校任教，一家人在父亲的工作单位安了家。父亲所在单位的食堂柜子里，白天锁着一台21英寸的木壳彩色电视机，夜幕降临，就有专门负责看管电视的人在宽敞的食堂前方摆好方桌，然后开锁并小心翼翼地从柜子里搬出彩电置于方桌中央。此时，老老少少的职工和家属早已自带凳子各自占据好有利位置，等待管理员打开黑匣子播放电视。我们这才对电视有了直观的认识。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和二弟同时有了长大进电视台工作的梦想。
一天中午，在学校寄宿的我去校外的集镇上闲逛，无意间看见一台前挡风玻璃窗内摆放着“湖南电视台”塑料牌子的面包车，顿时心潮澎湃，独自围绕着这台空无一人的面包车前前后后转了十多圈，一直等到几位拎着摄像器材的中年人上车起步，我还依依不舍地守在原地，目送着他们绝尘而去。那个晚上的梦里，我梦见自己成了一位威风凛凛的电视记者，肩上扛着大而沉重的摄像机到工厂和学校拍摄新闻节目。
十六岁那年，父母基于我年少时具有一定的绘画潜力，要我根据《湖南日报》上刊登的一则湖南省工艺美术学校招生简章到长沙报名。我选了几张自以为画得不错的素描习作，前一晚就赶到县城买好次日清早六点从沅陵开往省城长沙的长途车票。那时没有高速公路，长途客车一路翻山越岭颠簸了十二个小时后，于傍晚六点到达长沙西站。因湖南省工藝美术学校那年是定向招生，我虽没能如愿，但特意去长沙动物园附近的湖南电视台（老台）门外张望的情景，却让我久久难以忘记。
为了追梦，高中毕业我进入大学新闻专业学习，二弟也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在校期间，我们各自发表了一些纪实和文学类作品。
应该说，我们这代人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的我赶上了海南开发的高峰时期。于是怀揣电视梦登上南下的列车，成为“十万人才下海南”中的一名弄潮儿。上岛后我带着毕业证和发表在报刊上的一些作品先后到海南电视台和海口电视台应聘，因没有电视从业经历被拒之门外。电视梦的受挫，使我把求职方向转到报刊。凭着一定的文学功底，我被共青团海南省委机关报《海南青年报》录用为记者。在那个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大特区里，我把一腔热血全然融入到本职工作当中，采写了一系列反响强烈的长篇报道和纪实文稿，并在短时间内得以提升为编辑部副主任，负责报纸的版面策划和编辑工作。
汗水换来的成绩又给我带来新的转机，海南省委政法委机关报《海南法制报》向我伸出了橄榄枝。报社老总找到我，力邀我去工作，并把我带到时任省司法厅厅长习正宁的办公室。习厅长微笑着问了我一些情况，然后打电话叫来干部处处长，要他尽快办妥我的相关手续。进入《海南法制报》后，我在担任报纸版面策划、文学副刊责任编辑的同时，还采写了大量的“本报特稿”。当我带领小弟马凯采写的长篇通讯《英雄不应再流泪》见报后，除收到上百封读者来信，还被《特区文摘》、《记者写天下》等多家报刊转载。因文章涉及到个别部门的不作为，使我受到威胁。我把情况反映给报社领导，领导及时向习厅长作了汇报。几天后，由省司法厅牵头，召集海南省综治、民政等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威胁我的部门负责人一起，召开了“《英雄不应再流泪》座谈会”，会议由习厅长主持，与会者就文章提出的“如何让见义勇为负伤者流血不流泪”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海南法制报》还以《真实 感人 遗憾》为题，用整版的篇幅对座谈会的内容予以报道。使我作为一名记者的权益，在习厅长和报社领导的关怀下得到了有力维护。
在大半生记者工作中，记忆深刻的还有对艺术名家的访谈，他们的为人品格和工匠精神，给了我极大的人生启发。当年，前往海南参加活动的老一辈艺术家：如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的扮演者童祥苓，故事片《早春二月》《永不消逝的电波》《渡江侦察记》中的男主角孙道临，故事片《红色娘子军》《野火春风斗古城》《侦察兵》男主角王心刚和父辈喜爱的大作曲家王洛宾等，我与他们都有过面对面的采访，彼此都有过促膝长谈的时候。记得在海南宾馆采访孙道临、王文娟夫妇时，我说起当年我们一群乡里孩子打着火把赶好几里山路到相邻的村子观看王文娟老师主演的戏曲电影《红楼梦》和《追鱼》，夫妻俩都感慨不已。采访结束，孙老师主动给我留下住址和家里电话。我把采访两位老人的样报寄出后，那年春节还收到他们从上海家里给我寄来的贺年卡。
相比而言，二弟马晶比我幸运，大学毕业后直接分配到了电视台台工作。在湖南经济电视台的日子，他参与全国新闻异地采访，他的《新疆天山行》、《云南行》等作品获湖南省重大报道一等奖，1998年被评为湖南省首届“十佳编辑”，被湖南省人民政府记二等功、嘉奖各一次。 后来，作为电视台总编室主任的他临危受命，出任《走到一起来》大型文艺晚会总导演，晚会获得空前成功，中央电视台还做了录播。不久被调入湖南省广播电视局工作，主管广播影视集团产业拓展，成功创办了湖南重点新闻网站——金鹰网，也就是芒果TV的前身。
2008年，因为组织安排，二弟离开了长沙，前往北京工作。最初是借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改革办工作，参与调研起草有关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振兴等方面的文件。2010年，正式调入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任政策研究所所长。之后调入国家广电总局节目监管部门，做起了全国广播电视节目监管工作。
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我在海南媒体工作了十年有余，采写发表了百余万字的各类作品，多次获得海南省好新闻奖和国家级奖项。之后，我北上京城，在北京一家报社工作，发表了一系列红色专访。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彭珮云、王稼祥夫人朱仲丽以及毛泽东孙子毛新宇、刘少奇之子刘源、胡耀邦之子胡德华等作了深度采访报道。几年后，我应邀参与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雷锋》的拍摄，担任执行编导，片子在中央电视台等播出后，产生了一定反响。随后我又应邀担任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王首道》的执行编导。2006年5月10日，湖南省政协主席胡彪在“纪念王首道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暨电视文献纪录片《王首道》首播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座谈会由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梅克保主持，湖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蒋建国，长沙市市长谭仲池等省市领导出席了会议。随后，此片在多家电视台播出，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有了这些铺垫，我被引进到湖南电视台，从纸媒转型到电视，终于实现了少年时代“进电视台工作”的梦想。这些年，除了完成本职工作，我还利用业余时间参与了多部电视专题片、纪录片和影视剧的创作，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电视人。
受我和马晶的影响，三弟马凯大学毕业后，也成为了一名电视记者，先是在湖南衛视《午间新闻》栏目组，2002年加盟海南电视台，在《晚间新闻》、《直播海南》做记者。由他采写的13篇电视连续报道《马加爵三亚落网》，详尽地剖析了公安部A级通缉犯马加爵如何从一个天之骄子蜕化成杀人狂魔的人生轨迹。此报道获得2004年海南广播电视优秀节目一等奖，2004至2005年度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提名奖。2004年11月8日，第五个中国记者节当天，一则题为《记者马凯》的新闻，分别在海南旅游卫视《海南新闻联播》和海南综合频道《晚间新闻》中播出。这是海南电视台第一次用近4分钟的时间，在新闻节目中宣传本台记者。
在海南，马凯还珍藏着一些特殊的奖品。那是单位或个人赠送给他的10多面锦旗，记录着他有效运用党的舆论工具，履行新闻监督职责，为群众办实事的难忘经历。他没有把锦旗挂在办公室，而是珍藏在箱子里做永恒的纪念，勉励自己做一个人民需要的好记者。
如今，在海南做了十多年记者之后的马凯，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海口记者站做起了管理工作。
与电视结缘的我们，虽已远离山区各自落户在了天南海北的城市，但都算不上富裕人家。可“尽绵薄之力给人温暖”，却是我们兄弟三人的共同信念。当我得知自己曾就读过的家乡中学因没有交通工具造成学生上学困难后，想方设法捐助了一台25座的新校车;得知自己就读过的小学课桌残缺不全，又捐助了200多套崭新的课桌椅。我还与妻子通过格桑花西部助学机构和其它途径，先后资助青海玉树县和甘肃甘南州五名藏族中小学生多年来的学习和生活费用。每当读到这些孩子一封封寄自远方向我们问候和汇报成绩的来信，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高兴。
在父亲母亲的带领下，我们兄弟三人都各自从微薄的工资中掏出一部分积蓄，共同出资为家乡修筑道路，并给村民打了20多口机井，解决了乡亲们行路难与喝水难的问题。
这些年，我们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努力为乡亲们脱贫致富奔小康竭尽绵力，用实际行动为故乡奉献出一份温暖，一份爱心。
作者简介：马珂，在海南和北京做过多年省、部级报刊记者、编辑，后转行至湖南电视台。有作品在 《散文百家》 《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 《瞭望东方周刊》 《光明日报》 《文学报》 《中华读书报》 《作家文摘》 等报刊发表，参与编著、创作书籍和电视文献片、专题片、纪录片及影视剧多部。
兄弟三人被电视行业吸引，并先后成为电视人的故事，得从我年少的时候说起。
上世纪60年代出生在湖南西部沅陵县一个偏远山村的我，上初中时正值“文革”结束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初期。学校附近有家军工厂，常在周末放映电影。某次在电影院前的玻璃宣传栏中，我看到一篇用毛笔书写的文章《我们什么时候能看上电视》，并配了张电视机的题图。这给当时对山外世界一无所知的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电视”这个新生事物从此在我的脑海中扎下了深深的根基。
出于好奇，周末回家我将“电视”这一新生事物告诉了二弟马晶，这也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在又窄又硬的木板床上，两兄弟为此谈论到凌晨也毫无睡意。
我们第一次看电视是1981年，蒙冤的父亲终于得到平反，父亲离开山村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做教师的母亲也调到父亲单位附近的学校任教，一家人在父亲的工作单位安了家。父亲所在单位的食堂柜子里，白天锁着一台21英寸的木壳彩色电视机，夜幕降临，就有专门负责看管电视的人在宽敞的食堂前方摆好方桌，然后开锁并小心翼翼地从柜子里搬出彩电置于方桌中央。此时，老老少少的职工和家属早已自带凳子各自占据好有利位置，等待管理员打开黑匣子播放电视。我们这才对电视有了直观的认识。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和二弟同时有了长大进电视台工作的梦想。
一天中午，在学校寄宿的我去校外的集镇上闲逛，无意间看见一台前挡风玻璃窗内摆放着“湖南电视台”塑料牌子的面包车，顿时心潮澎湃，独自围绕着这台空无一人的面包车前前后后转了十多圈，一直等到几位拎着摄像器材的中年人上车起步，我还依依不舍地守在原地，目送着他们绝尘而去。那个晚上的梦里，我梦见自己成了一位威风凛凛的电视记者，肩上扛着大而沉重的摄像机到工厂和学校拍摄新闻节目。
十六岁那年，父母基于我年少时具有一定的绘画潜力，要我根据《湖南日报》上刊登的一则湖南省工艺美术学校招生简章到长沙报名。我选了几张自以为画得不错的素描习作，前一晚就赶到县城买好次日清早六点从沅陵开往省城长沙的长途车票。那时没有高速公路，长途客车一路翻山越岭颠簸了十二个小时后，于傍晚六点到达长沙西站。因湖南省工藝美术学校那年是定向招生，我虽没能如愿，但特意去长沙动物园附近的湖南电视台（老台）门外张望的情景，却让我久久难以忘记。
为了追梦，高中毕业我进入大学新闻专业学习，二弟也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在校期间，我们各自发表了一些纪实和文学类作品。
应该说，我们这代人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的我赶上了海南开发的高峰时期。于是怀揣电视梦登上南下的列车，成为“十万人才下海南”中的一名弄潮儿。上岛后我带着毕业证和发表在报刊上的一些作品先后到海南电视台和海口电视台应聘，因没有电视从业经历被拒之门外。电视梦的受挫，使我把求职方向转到报刊。凭着一定的文学功底，我被共青团海南省委机关报《海南青年报》录用为记者。在那个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大特区里，我把一腔热血全然融入到本职工作当中，采写了一系列反响强烈的长篇报道和纪实文稿，并在短时间内得以提升为编辑部副主任，负责报纸的版面策划和编辑工作。
汗水换来的成绩又给我带来新的转机，海南省委政法委机关报《海南法制报》向我伸出了橄榄枝。报社老总找到我，力邀我去工作，并把我带到时任省司法厅厅长习正宁的办公室。习厅长微笑着问了我一些情况，然后打电话叫来干部处处长，要他尽快办妥我的相关手续。进入《海南法制报》后，我在担任报纸版面策划、文学副刊责任编辑的同时，还采写了大量的“本报特稿”。当我带领小弟马凯采写的长篇通讯《英雄不应再流泪》见报后，除收到上百封读者来信，还被《特区文摘》、《记者写天下》等多家报刊转载。因文章涉及到个别部门的不作为，使我受到威胁。我把情况反映给报社领导，领导及时向习厅长作了汇报。几天后，由省司法厅牵头，召集海南省综治、民政等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威胁我的部门负责人一起，召开了“《英雄不应再流泪》座谈会”，会议由习厅长主持，与会者就文章提出的“如何让见义勇为负伤者流血不流泪”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海南法制报》还以《真实 感人 遗憾》为题，用整版的篇幅对座谈会的内容予以报道。使我作为一名记者的权益，在习厅长和报社领导的关怀下得到了有力维护。
在大半生记者工作中，记忆深刻的还有对艺术名家的访谈，他们的为人品格和工匠精神，给了我极大的人生启发。当年，前往海南参加活动的老一辈艺术家：如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的扮演者童祥苓，故事片《早春二月》《永不消逝的电波》《渡江侦察记》中的男主角孙道临，故事片《红色娘子军》《野火春风斗古城》《侦察兵》男主角王心刚和父辈喜爱的大作曲家王洛宾等，我与他们都有过面对面的采访，彼此都有过促膝长谈的时候。记得在海南宾馆采访孙道临、王文娟夫妇时，我说起当年我们一群乡里孩子打着火把赶好几里山路到相邻的村子观看王文娟老师主演的戏曲电影《红楼梦》和《追鱼》，夫妻俩都感慨不已。采访结束，孙老师主动给我留下住址和家里电话。我把采访两位老人的样报寄出后，那年春节还收到他们从上海家里给我寄来的贺年卡。
相比而言，二弟马晶比我幸运，大学毕业后直接分配到了电视台台工作。在湖南经济电视台的日子，他参与全国新闻异地采访，他的《新疆天山行》、《云南行》等作品获湖南省重大报道一等奖，1998年被评为湖南省首届“十佳编辑”，被湖南省人民政府记二等功、嘉奖各一次。 后来，作为电视台总编室主任的他临危受命，出任《走到一起来》大型文艺晚会总导演，晚会获得空前成功，中央电视台还做了录播。不久被调入湖南省广播电视局工作，主管广播影视集团产业拓展，成功创办了湖南重点新闻网站——金鹰网，也就是芒果TV的前身。
2008年，因为组织安排，二弟离开了长沙，前往北京工作。最初是借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改革办工作，参与调研起草有关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振兴等方面的文件。2010年，正式调入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任政策研究所所长。之后调入国家广电总局节目监管部门，做起了全国广播电视节目监管工作。
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我在海南媒体工作了十年有余，采写发表了百余万字的各类作品，多次获得海南省好新闻奖和国家级奖项。之后，我北上京城，在北京一家报社工作，发表了一系列红色专访。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彭珮云、王稼祥夫人朱仲丽以及毛泽东孙子毛新宇、刘少奇之子刘源、胡耀邦之子胡德华等作了深度采访报道。几年后，我应邀参与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雷锋》的拍摄，担任执行编导，片子在中央电视台等播出后，产生了一定反响。随后我又应邀担任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王首道》的执行编导。2006年5月10日，湖南省政协主席胡彪在“纪念王首道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暨电视文献纪录片《王首道》首播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座谈会由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梅克保主持，湖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蒋建国，长沙市市长谭仲池等省市领导出席了会议。随后，此片在多家电视台播出，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有了这些铺垫，我被引进到湖南电视台，从纸媒转型到电视，终于实现了少年时代“进电视台工作”的梦想。这些年，除了完成本职工作，我还利用业余时间参与了多部电视专题片、纪录片和影视剧的创作，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电视人。
受我和马晶的影响，三弟马凯大学毕业后，也成为了一名电视记者，先是在湖南衛视《午间新闻》栏目组，2002年加盟海南电视台，在《晚间新闻》、《直播海南》做记者。由他采写的13篇电视连续报道《马加爵三亚落网》，详尽地剖析了公安部A级通缉犯马加爵如何从一个天之骄子蜕化成杀人狂魔的人生轨迹。此报道获得2004年海南广播电视优秀节目一等奖，2004至2005年度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提名奖。2004年11月8日，第五个中国记者节当天，一则题为《记者马凯》的新闻，分别在海南旅游卫视《海南新闻联播》和海南综合频道《晚间新闻》中播出。这是海南电视台第一次用近4分钟的时间，在新闻节目中宣传本台记者。
在海南，马凯还珍藏着一些特殊的奖品。那是单位或个人赠送给他的10多面锦旗，记录着他有效运用党的舆论工具，履行新闻监督职责，为群众办实事的难忘经历。他没有把锦旗挂在办公室，而是珍藏在箱子里做永恒的纪念，勉励自己做一个人民需要的好记者。
如今，在海南做了十多年记者之后的马凯，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海口记者站做起了管理工作。
与电视结缘的我们，虽已远离山区各自落户在了天南海北的城市，但都算不上富裕人家。可“尽绵薄之力给人温暖”，却是我们兄弟三人的共同信念。当我得知自己曾就读过的家乡中学因没有交通工具造成学生上学困难后，想方设法捐助了一台25座的新校车;得知自己就读过的小学课桌残缺不全，又捐助了200多套崭新的课桌椅。我还与妻子通过格桑花西部助学机构和其它途径，先后资助青海玉树县和甘肃甘南州五名藏族中小学生多年来的学习和生活费用。每当读到这些孩子一封封寄自远方向我们问候和汇报成绩的来信，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高兴。
在父亲母亲的带领下，我们兄弟三人都各自从微薄的工资中掏出一部分积蓄，共同出资为家乡修筑道路，并给村民打了20多口机井，解决了乡亲们行路难与喝水难的问题。
这些年，我们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努力为乡亲们脱贫致富奔小康竭尽绵力，用实际行动为故乡奉献出一份温暖，一份爱心。
作者简介：马珂，在海南和北京做过多年省、部级报刊记者、编辑，后转行至湖南电视台。有作品在 《散文百家》 《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 《瞭望东方周刊》 《光明日报》 《文学报》 《中华读书报》 《作家文摘》 等报刊发表，参与编著、创作书籍和电视文献片、专题片、纪录片及影视剧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