臀部的伤疤
　　那时候真是幼稚呀！
　　面对着河道里铺天盖地、寸土必争的水葫芦，我忍不住叫出了声。这些绿油油的、的确有些像葫芦的外来生物，这些曾让我欣喜若狂、望着就觉得可人的小生命，之于我之于我们那个时代，全部的意义就在于它能不断生长，在那个很多东西都感觉不怎么生长的时代，它却长得不管不顾，仿佛生长就是存在。我虽不曾目睹它生长的全部细节，却有幸目睹它旺盛到一个水窟氹的面积一夜能长出满满一担，一担就是两大簸箕呀！我清楚地记得我们这些孩子，甚至比这些水葫芦自身还要兴奋。
　　到现在我才知道这些水葫芦学名叫凤眼蓝，原产于巴西。但仍不知道它是由谁引进，并来到我家乡屠家田安营扎寨的，甚至也不仅是屠家田，似乎当时中国的农村大都有它的身影。它的确众望所归地解决了家家户户豢养的猪的“吃饭”问题。问题实际就是矛盾，人畜争食的矛盾，因为猪吃的很多野菜，比如苦菜花、紫云英、瓜禾藤等，人也需要它们填肚子，牛也需要它们填肚子，而人与牛，都是不吃水葫芦的。
　　阳春三月，百草发芽，田间地头的水窟氹里当然也就有了水葫芦那稚嫩的绿油油的身影。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75年，一个让我现在都感到羞愧与汗颜的早晨。其实早在头一天我就做了精心安排与设计，我感觉到属于我家的水窟氹里只有几颗很小的水葫芦，无精打采的样子。那要长到什么时候才能拉给猪吃呀？因为我家那头泼猪一天要吃满满一簸箕，水窟氹里如果没有一定量的底数，长得再快的水葫芦也会被吃光的。父亲承诺说等猪出栏了就给我买新衣服和亮堂堂的新农村水笔——因为是吸墨水，所以我们直接就叫它水笔而不是叫钢笔。所谓出栏，前提或首要的就是要让猪至少长到一百几十斤。我因而把新衣服和新农村水笔与水葫芦的生长简单地画上了等号。看着几颗漂浮的水葫芦暗自着急的我，突然就看见水旺家的水窟氹里的水葫芦很多很旺盛。水旺家与我家虽都是金姓，又住在一前一后，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两家牙齿舌头地矛盾着，虽没有冲突到用武力解决问题，却连个鸡飞狗叫也会找上对方的家门吵上几句。这个矛盾伏笔让我这个什么也不懂的孩子对他家旺盛的水葫芦心生妒火。
　　妒火很快变为邪念，并很快有了实际行动。不知是几点钟，反正我在父亲还在熟睡的时候就起床了，偷偷地拿着簸箕径直向水旺家水窟醛里走去。
　　“那是谁呀？”一声大喝让我立刻明白我暴露了，真是冤家路窄！
　　后来水旺家女儿映梅告诉我，她清早出来放牛远远就看见我向她家水窟氹方向走去，鬼祟的样子。当然这是在两家和好以后说出来的。
　　我大气不敢出地蹲伏在水窟氹边，侥幸地盼着她快快离开我，但映梅还是牵着牛过来了，见状，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了，我知道肯定要出大事。
　　我硬着头皮走到村口，远远就听见两家吵架的声音，许多人围在我家前面。看见我光着脚，父亲知道这事是真的了。我记得父亲是用一根打牛的鞭子追着我打的，我没跑掉，自己觉得理亏，也没怎么跑，是二哥把父亲手中的那根鞭子夺了下来：“半颗水葫芦也没偷走，用不着打得那么凶呀！”
　　“把他打残算了，省脱一屋两头（即一个村子）丢人现眼！”父亲的气没有消。
　　我虽然没有因此被父亲打残，但也在床上躺了好几天。其实，几十年了，父亲当时说的那句话一直在我心底回荡，被打的臀部的疤痕，我现在时不时还要摸摸。我常常回过头来想，从小就管教森严的我，在那一刻为何产生了偷盗的想法，且偷的是几颗水葫芦——总觉得很不合章法。
　　水葫芦能换来猪的生长，猪能换来新农村水笔，而新农村水笔当时能在伙伴们面前大大地荣耀一把，且还有一道催化剂——两家的矛盾——做了压舱石。一个孩子就是这样朴素地换算吗？我没有学心理学，所以这些仍然是妄想，就像我当年妄想着新农村水笔。
　　其实村庄里没有几个人能记得这样些芝麻大的小事。父亲不在了，水旺不在了，二哥也不在了，映梅也不一定记得。但我被打的臀部在天气不好时仍然隐隐作痛，我的确不知，这痛是虚无的还是真实的？每当妻子问及臀部的那块伤疤时，我都不知从何谈起，那是不是证明这并非芝麻大的小事呢？
　　被捞上来晒在堤埂上的这些水葫芦是否记得？没有哪家豢养的猪再吃水葫芦了。疯长的水葫芦没有天敌，年年侵占河道，年年需要疏浚。
　　我感觉它像一块补丁，碧绿地补在我的胸口，怎么也撤不下来。
　　手背上的伤疤
　　手背上的这块伤疤是小学五年级放学后砍柴时留下来的。它静悄悄地乖巧着，既大摇大摆，又藏而不露地卧躺在我的手背上，像在演绎着什么，也像在见证着什么。几十年的时间跨度，时代激烈而丰富，疤痕静如家乡池塘里的那轮月亮，月亮映照出来的那个村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处于少年儿童时期的我们，夸张地说，几乎每一个孩子都像现在的励志少年，农村里的每一个家庭都比现在的某些贫困户相对来说还要贫困一些。砍柴、筢柴、讨猪菜、做工分等几乎是我们放学后的必修课，那些原生態的游戏，如“三子棋”“五子棋”“躲猫”“买田地”等简单的快乐就是在这些励志的过程中完成并享受着前行的。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做工分是什么意思。那时整个生产队也就是整个村庄的人都在一起从事农业生产，凭在生产队做工获得工分，凭工分分粮油等财物。我曾在《饥饿的春天》这篇散文中追问过：为什么粮食填不饱肚子的情况下，柴草也填不饱土灶的肚子？现在农村的野草矫枉过正，像青春期逆反心理的孩子几乎铺天盖地了。可能正因为有了这让人心惊肉跳的野草，才有了到处都在实行的禁烧令，每到节假日，文件里下，喇叭里叫，山上山下、田间地头都有镇村干部及戴着红袖章的志愿者与服务队，几乎也草一样铺天盖地，像一个对等原则。
　　那时也有对等原则，那就是越需要砍柴时，越不让你砍。我一直没搞清楚，为什么不让砍柴，难道那时候他们知道水土流失？知道环境保护？而砍柴没有破坏环境吧！生产队里为此专门请来专人看守，不小心被他逮住，不仅把你的砍柴工具收缴，还要扣工分（砍柴工具一具多用，它同时是挣工分用的生产工具，如果被没收，对于哪一个家庭都是雪上加霜，不是随便能买得起的）。不过，无论怎样禁，砍柴仍然是每家每户公开的秘密，因为没有柴就无法将米煮成熟饭。我还有一事到现在也没弄明白：只要是砍来的柴，都必须放在太阳底下晒，否则生柴怎么烧？但放在自家门前晒，却没人去追问。看来，如此不符合逻辑的禁砍也是那个时代的特色，或者是那个时代我的家乡的一个生活生存的姿态。
　　清楚地记得是一个夏末秋初的傍晚，我们几个小屁孩拿着柴刀和簸箕一溜烟似的跑到一个叫燕子窠的田畈的田埂上——为什么叫那样一个名字？老家许多地名都是这样些让人一下子摸不着头脑的，比如“花蓬屋”，比如“火烧老屋”，没听老人们解释过，也没见那个地方燕子比别的地方多。虽然我们提前就知道那个看山佬（我们对生产队专门请来看守的老人的称呼）不在这边，但心中仍然胆怯怯的，打着闷鼓。我后来想，正因为这个胆怯怯，我好像只是慌张地砍了几下，手就被划了一个大口子，血流不止，堂兄泉伢听见我在惨叫，立马放下手中的刀赶了过来。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泉伢迅速抓了一把有些湿润的土放在了我的伤口上，然后就匆匆带我回家了。小时候，泉伢像我的一个保护神，他比我长不到一岁，但筢柴、砍柴、上树、下湖样样精于同龄人，所以每次一起干这些活时都是他照顾着我，似乎没有任何理由。
　　我常常摸着伤疤想，要是现在的孩子，一要打破伤风，二要包扎换药，可能还要打点滴，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医院里团团转地心痛。当然，我那时父母也心痛，但他们只能痛在心里。父亲在一边大骂，我自己好像也觉得理亏似的，因痛而发抖地站在堂屋中间，心中还在想父亲会不会打。母亲见我手上的血不停地从染红了的泥土上滴下来，立即把我手上的泥土去掉，在门拐处找些蜘蛛网敷在伤口处，然后找来一块姐姐做鞋用的破布包扎，再缠上线，动作简单而迅速，硬生生没去找一下赤脚医生，更别说到医院了，可能大家也没那个习惯。好像晚上有些发烧，但第二天，除了母亲帮我把那个昨天缠上的东西重新包扎一下以外，各人做各人的事，根本没有人想着我的疼痛。我的伤口也就在这些泥土与蜘蛛网的作用下慢慢好了。
　　现在看来，《刘秀传》中说刘秀在逃跑时，用一把泥土敷在被射伤的马的伤口上并非虚构，饥饿年代里人们以观音土为食也是真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保一方平安。有位专家说过，那个年代的孩子都在灰中滚、泥中泡、树上叫，身体却很结实康健。人还是应该直接接触泥土的，但现在有谁家孩子敢冒险一试？甚至，大人也不愿意直接接触泥土了。
　　责任编辑：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