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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我国从一个低收入水平的国家发展为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与此同时，我国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从国际经验和我国具体的国情来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主要在于改善收入分配的格局。为此，应从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缩小资本劳动收入差距、打破行业垄断等方面做出政策选择。
关键词 中等收入陷阱 收入分配 分配差距 政策选择
一、“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
根据世界银行提出的概念，中等收人陷阱是指，“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人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人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人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人难以突破1万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从历史上看，很少有经济体尤其是大国能够有效驾驭这一阶段将出现的复杂技术、社会和政治挑战。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许多国家都能够以非常快的速度达到中等收人水平，但很少有国家能够超越中等收人而成为高等收人国家。
一般而言，人均国民收人低于905美元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在906美元到11115美元之间的都属于中等收人国家。在中等收人国家行列，又包括两个层次，即在906美元到3595美元之间为低中等收人国家；介于3596美元到11115美元为高中等收人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在11116美元以上的则属于高收入国家。2008年，我国人均GDP为3315美元，已进入中等收人国家的范畴。在这一区间内，我国经济仍然具有快速发展的机遇，同时这一时期也是转型的关键时期。2010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4415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规定，我国已步入高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并将向高收入国家冲刺。国际经验也表明，在这一阶段，极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从世界范围来看，并非所有的国家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是一旦陷入该陷阱，将很难在短时间内轻易走出来则是具有很多典型的例子，因而我国应采取一定的措施，努力规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二、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在中等收入阶段，导致国家间产生分化的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收入分配关系。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成功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跃升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其收入分配政策基本上是比较公平的。相反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它们的收入分配政策则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因素。
第一，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已经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至始至终将收入公平分配问题放在重要位置。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在国民经济和中央财政收入年均增幅达10.9%、16.3%的前提下，抓住时机积极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大力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全面提高社会各阶层的工资收入，构建起了大众消费社会，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自上世纪70年代起推行“新村运动”的韩国，相继制定措施来大幅增加农户收入，之后又重点实施了收入、医疗、教育、居住四项基本保障计划，实现了城乡居民收入同步提高。而新加坡政府则在上世纪60至80年代，把工作重点放在充分就业和高质量推行政府组屋政策上，90年代后又设立医疗保健基金、教育储蓄基金、公共援助津贴等，这些资金绝大部分由政府财政拨款。台湾在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内，工资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呈现上升趋势，从1951年的40.8％增加到1979年的60.8％，而衡量贫富差距程度的“基尼系数”则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
拉美等国家的做法则相反。上世纪7七十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就已经介于0.44至0.66之间，巴西在上世纪90年代末仍高达0.64，所以拉美被视为全球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区。在一些拉美国家，贫富差距非常巨大，奢华的富人区与简陋的贫民窟形成了巨大差异。这种两极分化格局使社会结构呈极出不稳定的的状态，导致了社会和政局不稳，并不可避免地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拉美在引入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后，本以为经济增长自然会带来社会状况改善，但却适得其反：贫富分化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出现了进一步加剧的趋势。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在寻求社会公正、反对贫富分化的民意支持下，拉美左翼力量迅速崛起，左翼政党先后在拉美多数国家上台执政。但是到2010年底，拉美贫困人口的比例仍高达30%以上。
上述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警示意义。无论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日韩等国还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等国，它们能否成功跨越的关键在于是否有效解决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将导致跨越的过程中极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以我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应在于调整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第二，通过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符合我国的国情。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居民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较高，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开始逐渐扩大，且在速度上呈现出由缓慢到日趋加速的态势。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GDP都保持了高速增长，这是我国历史上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最快，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居民收入分配来源渠道多样化和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多元化，社会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间的经济利益重新调整幅度加大、频率加快，我国的基尼系数呈现出迅速上升、日趋加速的趋势。从1978年到1984年，我国基尼系数稳定在0.16的水平。而从1984年开始，基尼系数一路攀升，到2007年已达到0.473。一般说0.2之下叫“高度平等”，0.2到0.4叫“低度的不平等”，0.4以上叫“高度不平等”，我国现在0.473确实是不平等的问题比较突出。另外，20%的高收入和20%低收入户的倍数也在不断增大，在城镇是8.9倍，农村是6.7倍，平均在7到8倍左右。我国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体数量很大，现在的收入结构中，我国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体合计占总人数的64.30%。从收入分配差距变化的空间范围来看，收入分配差距出现以城乡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为主向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全面存在的格局转变。 我国现阶段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的持续加剧，如若超出一定的程度，则有可能引起社会秩序不稳甚至社会动乱，并将严重影响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进程。因为从供给关系上讲，社会不稳定会直接阻碍生产活动，降低生产效率和产出水平。即使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也会间接影响到产权的稳定和投资的效率，加大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影响到投资者进行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从需求关系来看，过大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还会降低居民的消费需求，导致经济有效需求不足从而阻碍经济发展。收入分配之所以能够影响消费需求，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在平均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会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会越小。因此，只要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收入分配不平等增加就会降低消费需求和社会有效需求。
三、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政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改变我国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现状，进而进一步缩小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是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性选择，为此，我们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大力调整收入分配关系。
第一，统筹城乡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城乡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在于二元经济发展格局和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改变这种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途径。而要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首先就是要加快城镇经济发展，使得城市第二、第三产业能够吸收农业部门过多的剩余劳动力。同时，当农业中过多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促使农业通过实现机械化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从而达到农业乡村部门经济和城市部门经济共同发展，缩小工农劳动力边际产值间的差距，最终能够缩小城乡差距。同时还要进一步改革我国的户籍管理体制，消除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之间的等级差距和流动限制，从而消除城乡居民的歧视性待遇，实现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龙外，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改变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城市偏向，进一步完善农村税费改革，降低农业税负，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支持力度，加快农村公益事业建设，建立城乡一体的财政支出体制，将农村交通、环保、生态等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都列入政府财政支出范围。
第二，统筹区域发展，进一步缩小地区差距。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是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持续上升的重要因素之一，缩小地区间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对于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意义重大。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格局来看，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较快，而中西部地区发展比较落后，这些地方主要还是以第一产业为主，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目前要缩小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首先是要实现东部产业的转移，这就需要通过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等措施支持中西部，缩小中西部同东部之间产业方面的差距，促使东部地区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提升东部地区本身的产业结构。其次，还需要通过财政政策支持中西部，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建设，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减少经济中的寻租行为和非市场交易行为，提升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包括制度方面的投资软环境和技术方面的硬环境，这也是使得东部地区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因素。最后，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科技教育投资，提高中西部地区的人均教育投入，普及义务教育从而提高人均教育程度，以提高中西部人力资本水平。
第三，提高劳动收入占比，缩小资本劳动收入差距。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和我国中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无限劳动供给的存在，城市经济的增长过程总是工资低增长下的劳动资本收入比的下降，这使得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之间不平等日益加剧。为了缩小劳动和资本收入之间的差距，要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让劳动者劳动报酬增加。资本收入不断增加，劳动收入不能得到增加，那收入差距就会越来越大。如果劳动生产率增加了，企业效益增加了，物价变动了，劳动者的工资就应该增加。另外，必须改变东部地区这种单纯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粗放性扩张的发展模型，提升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使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逐渐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而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中西部转移。所以，提升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应该同步进行，这是一个经济增长方式转化的两个方面。在调整东部经济产业结构的同时，实现劳动密集贸产业结构向西部转移，这既可以提高东部地区劳动收入的比重，扩大中产阶级的比重，缩小东部地区内的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又可以使得中西部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在本地就业，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等，有利于降低地区间收入不平等。当然，要实现这种产业结构的转移，除了要对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实行政策支持外，对东部地区也应该形式区别性的产业政策，对于那么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在东部地区应该给与政策上的优惠以鼓励其发展，但是，对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则应该使用政策上的倾斜措施促使它退出东部地区。
第四，打破行业和部门垄断，缩小行业收入差距。改革以来我国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行业间收入差距的持续加剧也是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行业收入差距的扩大，其最主要的原因来自于垄断。因此，要缩小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完善经济机制，打破行业垄断是唯一的措施。由于垄断有时可能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构，所以为了完善市场经济机制，打破行业或部门垄断，国外大都制定了反垄断法。也就是说，我国现在大部分的垄断行业都是一些市场还没有完全放开的、由国有企业垄断的部门和行业，比如金融中银行和保险、铁路、邮电和电讯、水电部门。针对我国的国情，要从根本上打破行业和部门垄断，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一是要继续推进电信、电力、民航、金融、铁道、邮政和公用事业等行业改革，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同时，抓紧完善《反垄断法》的实施细则，为打破垄断提供法律依据，规范并促进垄断行业深化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二是在根本打破垄断前，先采取一些防止垄断的治标措施，主要有垄断性行业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不能由其自我定价，而是需要公众听证会认可，权力机关要对此进行监管等。三是要调整国家和企业分配关系，建立垄断行业企业利润和股权收益上缴制度，并对其无偿占用的归全国人民所有的资源征收资源税，再加上通过其他形式向社会做出回报，采取多种方法剔除垄断行业经营收入中的各种非劳动收入或暴利，清理整顿垄断行业获得过高收入的来源，从源头上加强控制。四是对垄断行业经营者和员工的分配加强调节控制。首先要全口径调控，不但要调控工资，同时要调控工资外各种收入，包括住房公积金等福利待遇和企业年金等延期支付待遇等。其次要对垄断行业的工资总额或人工成本和工资水平或人均人工成本实行双重控制，因为垄断行业基本都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政府应该也有能力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其过高收入。
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011-1b-039
（作者单位：湖北武汉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蔡昉.中国经济如何跨越“低中等收入陷阱”[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1）：13-18.
[2]陈景武.重视贫富分化警惕中等收入陷阱[J].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2010（10）：55-56.
[3]宋晓悟.中国行业收入差距扩大至15倍，跃居世界首位[N].经济参考报，2011.
[4]钱凯.规避“中等收入陷阱”观点综述[J].经济研究参考，2011（48）：37-45.
[5]孔泾源.“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背景、成因举证与中国对策[J].改革，2011（10）：5-13.
关键词 中等收入陷阱 收入分配 分配差距 政策选择
一、“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
根据世界银行提出的概念，中等收人陷阱是指，“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人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人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人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人难以突破1万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从历史上看，很少有经济体尤其是大国能够有效驾驭这一阶段将出现的复杂技术、社会和政治挑战。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许多国家都能够以非常快的速度达到中等收人水平，但很少有国家能够超越中等收人而成为高等收人国家。
一般而言，人均国民收人低于905美元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在906美元到11115美元之间的都属于中等收人国家。在中等收人国家行列，又包括两个层次，即在906美元到3595美元之间为低中等收人国家；介于3596美元到11115美元为高中等收人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在11116美元以上的则属于高收入国家。2008年，我国人均GDP为3315美元，已进入中等收人国家的范畴。在这一区间内，我国经济仍然具有快速发展的机遇，同时这一时期也是转型的关键时期。2010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4415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规定，我国已步入高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并将向高收入国家冲刺。国际经验也表明，在这一阶段，极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从世界范围来看，并非所有的国家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是一旦陷入该陷阱，将很难在短时间内轻易走出来则是具有很多典型的例子，因而我国应采取一定的措施，努力规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二、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在中等收入阶段，导致国家间产生分化的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收入分配关系。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成功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跃升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其收入分配政策基本上是比较公平的。相反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它们的收入分配政策则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因素。
第一，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已经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至始至终将收入公平分配问题放在重要位置。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在国民经济和中央财政收入年均增幅达10.9%、16.3%的前提下，抓住时机积极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大力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全面提高社会各阶层的工资收入，构建起了大众消费社会，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自上世纪70年代起推行“新村运动”的韩国，相继制定措施来大幅增加农户收入，之后又重点实施了收入、医疗、教育、居住四项基本保障计划，实现了城乡居民收入同步提高。而新加坡政府则在上世纪60至80年代，把工作重点放在充分就业和高质量推行政府组屋政策上，90年代后又设立医疗保健基金、教育储蓄基金、公共援助津贴等，这些资金绝大部分由政府财政拨款。台湾在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内，工资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呈现上升趋势，从1951年的40.8％增加到1979年的60.8％，而衡量贫富差距程度的“基尼系数”则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
拉美等国家的做法则相反。上世纪7七十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就已经介于0.44至0.66之间，巴西在上世纪90年代末仍高达0.64，所以拉美被视为全球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区。在一些拉美国家，贫富差距非常巨大，奢华的富人区与简陋的贫民窟形成了巨大差异。这种两极分化格局使社会结构呈极出不稳定的的状态，导致了社会和政局不稳，并不可避免地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拉美在引入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后，本以为经济增长自然会带来社会状况改善，但却适得其反：贫富分化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出现了进一步加剧的趋势。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在寻求社会公正、反对贫富分化的民意支持下，拉美左翼力量迅速崛起，左翼政党先后在拉美多数国家上台执政。但是到2010年底，拉美贫困人口的比例仍高达30%以上。
上述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警示意义。无论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日韩等国还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等国，它们能否成功跨越的关键在于是否有效解决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将导致跨越的过程中极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以我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应在于调整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第二，通过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符合我国的国情。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居民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较高，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开始逐渐扩大，且在速度上呈现出由缓慢到日趋加速的态势。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GDP都保持了高速增长，这是我国历史上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最快，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居民收入分配来源渠道多样化和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多元化，社会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间的经济利益重新调整幅度加大、频率加快，我国的基尼系数呈现出迅速上升、日趋加速的趋势。从1978年到1984年，我国基尼系数稳定在0.16的水平。而从1984年开始，基尼系数一路攀升，到2007年已达到0.473。一般说0.2之下叫“高度平等”，0.2到0.4叫“低度的不平等”，0.4以上叫“高度不平等”，我国现在0.473确实是不平等的问题比较突出。另外，20%的高收入和20%低收入户的倍数也在不断增大，在城镇是8.9倍，农村是6.7倍，平均在7到8倍左右。我国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体数量很大，现在的收入结构中，我国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体合计占总人数的64.30%。从收入分配差距变化的空间范围来看，收入分配差距出现以城乡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为主向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全面存在的格局转变。 我国现阶段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的持续加剧，如若超出一定的程度，则有可能引起社会秩序不稳甚至社会动乱，并将严重影响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进程。因为从供给关系上讲，社会不稳定会直接阻碍生产活动，降低生产效率和产出水平。即使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也会间接影响到产权的稳定和投资的效率，加大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影响到投资者进行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从需求关系来看，过大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还会降低居民的消费需求，导致经济有效需求不足从而阻碍经济发展。收入分配之所以能够影响消费需求，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在平均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会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会越小。因此，只要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收入分配不平等增加就会降低消费需求和社会有效需求。
三、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政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改变我国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现状，进而进一步缩小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是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性选择，为此，我们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大力调整收入分配关系。
第一，统筹城乡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城乡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在于二元经济发展格局和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改变这种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途径。而要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首先就是要加快城镇经济发展，使得城市第二、第三产业能够吸收农业部门过多的剩余劳动力。同时，当农业中过多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促使农业通过实现机械化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从而达到农业乡村部门经济和城市部门经济共同发展，缩小工农劳动力边际产值间的差距，最终能够缩小城乡差距。同时还要进一步改革我国的户籍管理体制，消除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之间的等级差距和流动限制，从而消除城乡居民的歧视性待遇，实现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龙外，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改变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城市偏向，进一步完善农村税费改革，降低农业税负，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支持力度，加快农村公益事业建设，建立城乡一体的财政支出体制，将农村交通、环保、生态等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都列入政府财政支出范围。
第二，统筹区域发展，进一步缩小地区差距。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是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持续上升的重要因素之一，缩小地区间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对于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意义重大。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格局来看，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较快，而中西部地区发展比较落后，这些地方主要还是以第一产业为主，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目前要缩小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首先是要实现东部产业的转移，这就需要通过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等措施支持中西部，缩小中西部同东部之间产业方面的差距，促使东部地区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提升东部地区本身的产业结构。其次，还需要通过财政政策支持中西部，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建设，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减少经济中的寻租行为和非市场交易行为，提升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包括制度方面的投资软环境和技术方面的硬环境，这也是使得东部地区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因素。最后，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科技教育投资，提高中西部地区的人均教育投入，普及义务教育从而提高人均教育程度，以提高中西部人力资本水平。
第三，提高劳动收入占比，缩小资本劳动收入差距。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和我国中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无限劳动供给的存在，城市经济的增长过程总是工资低增长下的劳动资本收入比的下降，这使得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之间不平等日益加剧。为了缩小劳动和资本收入之间的差距，要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让劳动者劳动报酬增加。资本收入不断增加，劳动收入不能得到增加，那收入差距就会越来越大。如果劳动生产率增加了，企业效益增加了，物价变动了，劳动者的工资就应该增加。另外，必须改变东部地区这种单纯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粗放性扩张的发展模型，提升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使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逐渐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而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中西部转移。所以，提升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应该同步进行，这是一个经济增长方式转化的两个方面。在调整东部经济产业结构的同时，实现劳动密集贸产业结构向西部转移，这既可以提高东部地区劳动收入的比重，扩大中产阶级的比重，缩小东部地区内的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又可以使得中西部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在本地就业，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等，有利于降低地区间收入不平等。当然，要实现这种产业结构的转移，除了要对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实行政策支持外，对东部地区也应该形式区别性的产业政策，对于那么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在东部地区应该给与政策上的优惠以鼓励其发展，但是，对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则应该使用政策上的倾斜措施促使它退出东部地区。
第四，打破行业和部门垄断，缩小行业收入差距。改革以来我国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行业间收入差距的持续加剧也是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行业收入差距的扩大，其最主要的原因来自于垄断。因此，要缩小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完善经济机制，打破行业垄断是唯一的措施。由于垄断有时可能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构，所以为了完善市场经济机制，打破行业或部门垄断，国外大都制定了反垄断法。也就是说，我国现在大部分的垄断行业都是一些市场还没有完全放开的、由国有企业垄断的部门和行业，比如金融中银行和保险、铁路、邮电和电讯、水电部门。针对我国的国情，要从根本上打破行业和部门垄断，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一是要继续推进电信、电力、民航、金融、铁道、邮政和公用事业等行业改革，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同时，抓紧完善《反垄断法》的实施细则，为打破垄断提供法律依据，规范并促进垄断行业深化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二是在根本打破垄断前，先采取一些防止垄断的治标措施，主要有垄断性行业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不能由其自我定价，而是需要公众听证会认可，权力机关要对此进行监管等。三是要调整国家和企业分配关系，建立垄断行业企业利润和股权收益上缴制度，并对其无偿占用的归全国人民所有的资源征收资源税，再加上通过其他形式向社会做出回报，采取多种方法剔除垄断行业经营收入中的各种非劳动收入或暴利，清理整顿垄断行业获得过高收入的来源，从源头上加强控制。四是对垄断行业经营者和员工的分配加强调节控制。首先要全口径调控，不但要调控工资，同时要调控工资外各种收入，包括住房公积金等福利待遇和企业年金等延期支付待遇等。其次要对垄断行业的工资总额或人工成本和工资水平或人均人工成本实行双重控制，因为垄断行业基本都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政府应该也有能力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其过高收入。
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011-1b-039
（作者单位：湖北武汉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蔡昉.中国经济如何跨越“低中等收入陷阱”[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1）：13-18.
[2]陈景武.重视贫富分化警惕中等收入陷阱[J].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2010（10）：55-56.
[3]宋晓悟.中国行业收入差距扩大至15倍，跃居世界首位[N].经济参考报，2011.
[4]钱凯.规避“中等收入陷阱”观点综述[J].经济研究参考，2011（48）：37-45.
[5]孔泾源.“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背景、成因举证与中国对策[J].改革，2011（10）：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