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刘再复被称为“漂泊的思想者”是名副其实的。这位80年代的风云人物在海外漂泊了30年。他当初既没有像某些漂泊者那样亢奋，后来也没有像他们那样颓唐。他始终在创作、在探索、在思考。
　　去国以来，他把自己一点一滴的思想用笔记录下来，出版了7卷、数百万字的《漂流手记》。不仅如此，他还反思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和李泽厚一起系统地提出了《告别革命》的主张。不管你是否认同这个主张，至少说明漂泊中的刘再复一直在严肃认真地思考。其中有些文字是发表在香港《明报》副刊和论坛版上的。印象最深的是刘再复有关时代变迁的3篇文章。第一篇是《从意识形态的时代到数字的时代》，第二篇是《从反帝救亡的时代到民族自我调整时代》，第三篇是《从史诗时代到散文时代》。再复用文学家的发散式思维阐述宏观的理论问题，在这个时代的学者中确实是别具一格的。
　　说起和再复三十多年的友谊，有很多有趣的回忆，但最有趣的则是我们的初识初交。80年代的刘再复已是名满天下。他当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他提出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及“文学主体性”等理论，主张以“人”为核心重建文学观念，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在文学界引起关注和争论。他的文学理论著作《性格组合论》几乎成了当年文学青年人手一册的“葵花宝典”，被评为1986年全国十大畅销书之一。
　　说起这本书还有一段笑话。1986年底上海发生学潮后的某一天，我随市委书记去高校调研。学校领导人把发生学潮的原因归咎于思想界的自由化。在一旁的市委秘书长王力平插嘴说，有些坏书对大学生思想的影响很大，例如有一本书叫《性格组合论》。市委书记问：“什么叫《性格组合论》？”王先生随口答道：“就是说人的性格有两重性，一重是人性，一重是狼性。狼性代表了不择手段地竞争。作者主张释放这种狼性。”我听到这段话当场呆住了，问王先生有没有看过这本书，书中说的好像不是这么回事。书记挥了挥手打断我的话，表示没兴趣听我们的争论。我只好打住了。后来我把这个笑话讲给再复听，他只是苦笑了。
　　因为刘再复在文化界的影响力，所以我在1985年8月进京寻访文化名人、听取他们对上海文化发展的意见时，自然少不了他。在社科院文学所里，第一次和再复的会面印象并不深，也许是他对我这个陌生的文化官员抱有戒心。因此，这次会面自始至终是我说得多，他则大多是含笑不语。然而，他还是答应参加次年春天在上海举行的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为我们助威。
　　到了1986年4月间，我给再复发去会议请柬，却一直没有回复。直到开会前两天，外地代表已经陆续报到了，还是不见他的踪影。好在这次文化研讨活动得到上海文化界的普遍支持。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郝铭鉴悄悄告诉我：刘再复已应他们之邀来了上海，住在永福路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的招待所里修改书稿。因为不打算参加会议，所以不让泄漏他的行踪。我向郝先生打听再复不愿与会的缘由。他说，是因为知道邓力群也要与会。农家子弟出身的刘再复性格淳厚，虽然平时待人很谦和，但有时又很倔强执著，黑白分得清清楚楚，几乎没有调和的余地。
　　我连夜赶到永福路招待所，敲开了再复的房门。此时他已经睡下，尴尬地起床招呼我。我看时间不早，就开门见山地说：“我可以保证邓力群不会来参加会议，代表中央来参加会议的是新任中宣部长朱厚泽。”然后，我向他介绍了朱厚泽的开明思想和亲民作风，劝他百闻不如一见，何不亲自去和这位新部长打一次交道，看看虚实。再复见我情真意切，当场答应参加会议。我怕夜长梦多就说：“外面有车等在那里。不如我现在就帮你搬到代表住的锦江饭店去。”就这样，我连夜把再复“绑架”回来了。
　　会后再复对朱厚泽赞不绝口，开始建立了他们之间的友谊。3年前，当我把朱部长病逝的消息告诉远在美国的再复和李泽厚时，他们发来短信称厚泽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中宣部长”。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这次初识再复之后，我们成了能够推心置腹的朋友。不久又各自踏上了漂泊之路，但依然心心相印。他每次来香港，我们都会见面畅叙。每次见面，总是讓我十分惊讶，因为再复每每会有许多独到的新见解新思想。这对一个古稀之年的老人来说是多么不容易啊！
　　思考着，令人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