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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旅游是国家实施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通过乡村旅游减贫效应的实证检验，发现，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农户参与不足、乡村旅游收入漏损严重，以及乡村旅游产业集成度不高、减贫效应低等问题凸显，而共享发展成果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是乡村旅游减贫效应最大化的关键。因此，应从构建利益共享机制、合理利用企业和外来资金、发挥乡村旅游产业集成效应这三个路径，提高乡村旅游的减贫效应。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729（2020）02-0072-09
关键词：乡村旅游;减贫效应;作用机理;模式构建
乡村旅游减贫已成为我国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1]。乡村旅游减贫是指以农村地区多彩的自然风貌和丰富的民俗文化为资源，通过政策扶持和投入配套资金将这些特色资源培育成贫困地区的支柱产业，借助旅游产业关联度大、带动性强的特点来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增强农村自我发展能力，以达到减缓贫困的目的。乡村旅游在给农户提供就业机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繁荣地方经济等方面具有巨大的乘数效应[2]，尤其在旅游资源丰富的老少边穷地区，以乡村旅游促进经济发展和贫困农户增收的减贫效应更大[3]。例如，贵州黔东南州黎平县肇兴村根据当地山水资源和民俗文化优势开展乡村旅游，借助旅游带动客栈、农家餐馆和侗布生产，解决了上千人的就业问题，农民家庭的人均年收入由种田时的2000元左右逐渐增加到2万元左右，乡村旅游减贫效应凸显[4]。
2015年国家有关部门对乡村旅游试点贫困村的监测数据显示，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村通过乡村旅游实现脱贫人口大约有264万人，仅占年度脱贫总人数的18.3%[5]，乡村旅游减贫的效果不及预期。发展乡村旅游的目的是让农户在乡村旅游发展中获益，增加发展机会，促进贫困地区的进步[6]。从这一意义来说，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村社区和当地农户的参与应该是共生的关系，农村社区和农户的积极参与是乡村旅游目的地能够顺利开发的关键，也是提高农村就业率、减缓贫困的重要途径。但由于贫困农村地区发展资金短缺，技术不足，文化落后，以致于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农村的绝大部分旅游资源被政府和旅游开发商所控制[7]。随着乡村旅游的深入推进，不少地区乡村旅游发展逐渐暴露出以下问题：一是贫困农村社区和当地农户的参与度低，参与成本高，参与效果不甚理想[8]，社区和农民利益受损，贫富分化严重，乡村旅游减贫的“马太效应”凸显;二是一些地区缺乏乡村旅游开发的能力和资源，旅游项目单一、缺乏可持续性，导致乡村旅游减贫效益递减[1]，为农户“返贫”埋下隐患;三是旅游开发商缺乏减贫的能力和理念，其商业属性刺激着他们利用政策红利去谋求更多的经济利益而不愿意让农民共享乡村旅游红利[9]，农户和农村集体组织的土地、林地等要素被开发商低价利用，农户和农村集体组织的合理利益被侵害[10]。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在经济增长带来的减贫效应递减、贫困地区脱贫任务越来越艰巨的背景下，从贫困地区的资源禀赋和贫困特点出发，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实施扶贫帮扶，是促进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实现贫困地区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前提。贫困地区不仅更多地保留了“农村符号”、自然生态旅游资源相对更为丰富，能够满足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的人们亲近乡土、亲近自然等的多重需求，在贫困地区发展旅游，还有机衔接了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鉴于此，本文拟深入分析我国乡村旅游的实践，厘清乡村旅游减贫的作用机理，寻找乡村旅游与农村减贫融合的内在规律，以期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减贫的综合带动效应，推动乡村振兴和我国新农村建设。
一、乡村旅游减贫效应的作用机理
乡村旅游减贫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乡村旅游的发展打破了贫困落后地区生态文化资源富足与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悖论。从学理上讲，旅游发展与旅游目的地经济发展之间具有一致性，旅游开发对地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潜在贡献[11]。乡村旅游开发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特色资源，以特色景区项目为支撐，通过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同步发展[12]，提升了农村经济发展效率[13]，为农户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使其具备自力更生的能力，增加收入[14]。同时，乡村旅游还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促进城乡要素流动、农业生产转型、农村商品流通。
1.收入效应
乡村旅游是一个将吃住行游融合为一体的关联性极强的产业，因而农民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参与到乡村旅游中。例如，土地作为乡村旅游发展中重要的生产要素[15]，农户通过流转土地可获得租金收入或分红;流转土地后农户可以就近到企业打工获取工资性收入，或通过售卖当地特色手工艺品或特色小吃，开办农家乐、民宿等获得经营性收入。农民增收渠道拓宽，收入增加，贫困减缓。
2.经济效应
贫困地区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的支撑，乡村旅游在充分利用当地自然风貌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进行科学开发的过程中，可通过发挥乘数效应，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16]，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一方面，乡村旅游带动了贫困农村地区农业与农副产品加工业、住宿和餐饮业的发展，促进商品市场的流通，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并提升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乡村旅游开发在培育当地特色产业的同时增加了贫困人口的发展机会，为贫困地区的就业带来了新的机会。
3.公共产品效应
乡村旅游开发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贫困地区的道路、水、电、医疗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开发和建设，改善了贫困地区居民行路难、吃水难、上学难、就医难等基本生存状况。乡村旅游开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贫困地区农户与外界的交流，冲击了农户守旧和满足现状的观念，解放了他们的思想，促进他们接受新知识和新的生活方式，有助于提高他们追求美好生活、脱贫致富的意识。一般来说，贫困地区有着既丰富又宝贵的民族文化，乡村旅游开发有助于处于现代化浪潮中的人们重新认识乡村中的民族风俗、民族服饰和民族语言等的价值，促使其得到前所未有的弘扬和传播，同时新闻媒体的关注和专家学者的研究，也有助于民族文化的历史和内涵被记载和传承。 二、乡村旅游减贫效应的实证检验
广西是集“老、少、边、山、穷、库”的欠发达地区，是中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其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资源和少数民俗文化，是国家乡村旅游减贫的重要实践基地。近年来广西不断出台财政、投融资优惠政策，加大对乡村旅游的投入，将乡村旅游作为广西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分析乡村旅游减贫效果，本文利用层次分析法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内的龙胜各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马山县、巴马瑶族自治县四个县的乡村旅游减贫效果进行实证分析。文章借助YAAHP层次分析法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1.层次结构模型建立
将决策目标、考虑因素和决策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分为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形成层次结构图。基于上文乡村旅游减贫作用机理的分析，将乡村旅游减贫效应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一级指标分为收入效应、经济效应和公共产品效应三个方面，再遵循建立指标的全面性、科学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原则来探讨和确定乡村旅游减贫效应的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乡村旅游减贫的评价指标体系由3个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和16个三级指标的递阶层次结构组成，各层次的相关指标设计见表1。
2.评价指标权重计算
为了更科学合理地确定各级指标层各指标的权重，本文采用专家赋权的方法来建立判断矩阵，再按照一致性原则进行检验。专家赋权法的基本步骤是：首先，成立贫困地区乡村旅游减贫效应评价专家组，由贫困地区扶贫办聘请的扶贫专家和研究贫困问题的高校学者共10位组成;利用统计软件设计好评价相关指标权重赋值的调查表并向上述扶贫专家发放，请专家通过邮件等方式，对各指标进行打分;搜集汇总调查表，根据专家打分结果，在通过一致性检验的前提下计算出乡村旅游减贫效应的评价指标权重，见表2。
3.指标数据收集和录入
本文以2017年广西四个县的数据来分析乡村旅游的减贫效果，具体情况见表3。
4.减贫效应评价结果
利用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得到龙胜各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马山县、巴马瑶族自治县的乡村旅游减贫效果，见表4。
5.结果分析
其一，共享发展的乡村旅游模式减贫效应较大。在广西四个贫困县中，龙胜各族自治县的乡村旅游对乡村旅游减贫效应评价目标的综合效应值为0.417 5，排名第一，其乡村旅游带来的减贫人数和贫困发生率均领先于其他三个贫困县。这可能得益于龙胜各族自治县乡村旅游的共享发展模式。龙胜各族自治县强调让农户共享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红利，让他们由乡村旅游发展的旁观者、局外人，转变为参与者和受益者，从而实现脱贫致富。其做法：一是让农户切实享受景区收益、地租收益和旅游劳务收益分红。龙胜各族自治县充分发挥景区带动周边村寨发展作用，引导农户出租闲置的房屋，并引入公司将其打造成为民宿、农家乐，解决了核心景区农家乐、民宿游客过载的问题，也为非核心景区的农户带来租金收入。例如，在梯田景区内，村民收益分为梯田维护费和门票收入分红两部分，梯田维护费使得村民无论自己的房屋、田地所在区位如何，都能够通过梯田获得一定收入，一定程度上平衡了核心景区与非核心景区村寨的利益。二是财税金融政策向农户倾斜，扶持贫困农户，帮助他们真正参与到乡村旅游发展中。龙胜各族自治县每年安排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扶持参与和开展乡村旅游项目的群众，对贫困户新发展农家乐进行补助;通过建设贫困村征信体系，为贫困农户提供参与乡村旅游贷款便利服务。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农户参与乡村旅游开发和经营的动力。乡村旅游发展涉及当地政府、投资商、社区、农民等多元利益相关方，龙胜各族自治县在发展乡村旅游中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出发，在招商引资进行旅游开发的同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引导当地农户参与其中，实现利益共享，乡村旅游减贫效果较为理想。共享发展模式使农户分享到乡村旅游发展的成果，解决了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利益分配不公、农村社区和农户参与不足，以及农村社区和农户基本权利缺乏、表达失衡等问题。扶贫开发的基本理念就是共享共赢，由于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贫富差距加大的现象，扶贫可使得贫困人口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扶贫开发在实施过程中需要构建共享机制，只有让贫困人群真正参与到扶贫的过程之中，切实享受到扶贫带来的成果，才能确保扶贫开发不偏离初衷[17]。因此，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共享机制是提高减贫效果的关键。
需要强调的是，龙胜各族自治县的公路里程数在这四个县中排名第三，基础设施还有较大的改善空间。龙胜各族自治县位于山区，基础设施薄弱是其发展乡村旅游的最大短板，要实现乡村旅游减贫的可持续性，基层政府需要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打通乡村与外界沟通渠道，提供高质量高水平的基本公共产品，以實现旅游地可及性，增强乡村旅游减贫效应，促进贫困地区快速发展。
其二，以龙头企业为主体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农户难以真正参与。三江侗族自治县的乡村旅游对乡村旅游减贫效应评价目标的综合效应值为0.223 9，在四个贫困县中排名第二。数据显示，三江县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四个县中居于榜首，但贫困发生率在四个县中最高;三江县的旅游人数在四个县中最多，乡村旅游带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排名第一，但旅游收入仅排第二，与旅游收入排名第一的龙胜自治县存在较大的差距。这表明三江侗族自治县的乡村旅游促进了农民增收，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农民群体间的贫富差距。这可能与以龙头企业为主体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有关。三江县主要打造以“茶旅融合”为主题的乡村旅游，在具有种植茶叶优势的村庄通过将村民茶园入股、土地流转等方式，以公司运作、打造景区、创办民宿等办法来发展生态茶园观光旅游。为激发乡村旅游企业新活力，三江县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旅游企业的奖励办法，每年安排200万元专项资金，奖励成功创建旅游品牌的企业，而在不具备种茶优势但具有特色文化资源的贫困村，农户则是将土地直接打包流转给县旅游龙头企业经营，农户只能在乡村旅游发展中获得微薄的租金收入。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亦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础性资源。三江县通过激励旅游型龙头企业，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规模化和标准化，而规模化和标准化的基础是丰富的市场知识、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大量的专业人才，这些要素都是贫困村庄所匮乏的，必须依靠外界输入[18]。毋庸置疑，龙头企业是乡村旅游减贫的重要外部援助力量，以龙头企业为主体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有利于贫困地区借助企业的雄厚资金及其专业性的优势充分开发当地的旅游资源与经营管理，扩展乡村旅游项目的多样性，增强乡村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利用企业较高的知名度、先进的互联网信息技术进行营销宣传，有助于提升当地乡村旅游的知名度，形成品牌效应，进而推动当地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19]。但外来资金的大量进入也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一是可能会出现旅游企业对当地旅游资源的一次性买断，农户难以获得可持续性的增收和发展;二是可能会出现当地多数旅游资源被企业控制，农户想要参与乡村旅游业经营需要更高的成本，一定程度上会使当地农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被边缘化，绝大部分的旅游收入被外来企业所获取，当地农民被排除在乡村旅游经济增长的受益群体之外，进而加剧了乡村旅游发展的“马太效应”。 其三，乡村旅游类型单一，产业减贫的集成效应较弱。马山县的乡村旅游对乡村旅游减贫效应评价目标的综合效应值为0.191 5，在四个贫困县中排名第三。数据显示，马山县的旅游收入、旅游人数、旅游带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在四个县中均排名最后。主要的原因可能有：一是马山县的乡村旅游开发类型较为单一，主要以发展休闲农家乐为主，旅游主要集中于景区、度假区和酒店，农户缺乏社会资本，无法真正参与到乡村旅游开发中;二是马山县乡村旅游产业链单薄，乡村旅游未能很好地与农业、文化产业等进行有效的融合，导致马山县乡村旅游拉动力不足、集成能力较弱、旅游减贫综合效应低下。
其四，以外来资本为主的乡村旅游开发模式，使当地农民被排除在受益群体之外。巴马作为世界著名的长寿之乡，其乡村旅游对乡村旅游减贫效应评价目标的综合效应值仅为0.167 0，在四个县中排名最后，乡村旅游减贫效应有待提升。巴马瑶族自治县乡村旅游主要是以养生旅游开发为主，其经济基础薄弱，乡村旅游开发不得不依赖外来资本。为吸引外来大型资本的投入，当地政府给予了相当优厚的税收财政补贴和土地政策支持。当地政府还鼓励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创办乡村旅游合作社，或与社会资本联办乡村旅游企业等。在旅游网站搜索“巴马旅游”，可以找到150多家客栈和酒店，其中大部分经营者来自外地，或由外地人出资、本地人出地进行联合经营[20]。巴马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实质上是将村落等本地的特色资源市场化和资本化，作为原本村落的村民因政府征地被安置到了周边区域。巴马瑶族自治县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的真正获益者则是大型资本和从城市慕名而来的养生人群，而被征地安置的村民则由此面临村落邻里关系瓦解冰消、外来养生人群大量涌入造成人口过度拥挤、污水垃圾带来生活成本上升和食品安全问题。大型外来资本的进入和建设资金的多渠道化，在某种程度上使当地农户在旅游发展中逐渐失去话语权，农户无法掌握和利用当地旅游资源，绝大部分的旅游收入被外来人口与资本所获取，巴马瑶族自治县旅游收入漏损严重，农户被排除在经济增长的受益群体之外，乡村旅游对当地农民的减贫效应较低。
三、乡村旅游减贫效应的优化路径
乡村旅游减贫是国家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如何充分发挥乡村旅游的减贫效应是地方政府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优化乡村旅游减贫效应路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构建共享发展成果的乡村旅游模式，将农户纳入利益共同体中
发展乡村旅游，既要重视旅游目的地的资源开发，更要关注乡村旅游减贫的内涵和质量，平衡其中各利益相关方的关系，充分调动各利益相关方特别是贫困农户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积极性，让当地社区和农民能够共享乡村旅游发展带来的经济利益和社会进步成果[21]。具体而言，其一，乡村旅游发展使得贫困地区的土地增值，土地租赁和流转是获取乡村旅游用地的重要途径，因此以减贫为核心目标的乡村旅游应努力让农户从中获得收入的提升和生活质量的改善。这就要求在发展乡村旅游需要用到农户的山林、土地和宅基地上的房屋时，应从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探索适当的土地收益分配比例。其二，乡村旅游的參与或进入并非“无门槛”，参与者至少需要拥有资金、技术、资源中的一种要素。发展资金缺乏、生产技能缺失和能力不足是贫困人口之所以贫困的根本原因，也是其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一大障碍，贫困人群越迟参与乡村旅游发展，其所需的社会资本、资金和能力门槛越高，从而就更难参与其中。因此，在发展乡村旅游减贫的过程中要想将贫困地区农户的角色从“被动者”向“主动者”转变，就需要政府部门鼓励引导农户进行主动参考尝试，为其提供支持和服务，充分激发农户的自发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同时出台相关的财税金融优惠政策，对发展乡村旅游、开展旅游精准扶贫的群众给予资金扶持;还应促进贫困人口技能的提升，增强农户经营参与能力。其三，地方政府应加大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加快完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配套工作，将旅游景点和附近的民俗村、农业生态种植园等连接起来，让景区周围的农户也能参与到乡村旅游产业的经营中。
2.合理利用外来资金和企业，避免出现“产业强、减贫弱”现象
由于资金不足、发展基础差、知识和技术匮乏，贫困地区在发展乡村旅游时为获取资金和先进的管理技术，不得不引入外界资金、龙头企业，资金和企业下乡主导乡村旅游开发，固然可以带来信息、资金、管理、市场、人才等宝贵的要素资源，从这一意义出发政府应把做大做强当地乡村旅游龙头企业作为推进减贫工作的重要手段，使其在促进贫困落后地区实现脱贫中充分发挥支撑和引领作用[22]。但同时也应看到，资本逐利的诉求容易导致外来劳动力和资本对本地劳动力的替代挤出[13]，企业不愿意与当地农户共享乡村旅游红利，乡村旅游开发应有的“益贫性”无法得到保障。但发展乡村旅游既然是为了减贫，就不仅仅是外来资金和企业责任自负地进行乡村旅游产业开发，而必须考虑乡村旅游减贫成败的社会影响，贫困农户如果不能分享乡村旅游带来的收益，那么这样的旅游开发就不是旅游扶贫，而是追逐高额经济利润回报的纯商业行为。
要实现乡村旅游对贫困人口的溢出效应，一是应该对进入的乡村旅游减贫企业和资金设置基本的入门标准，要有“让利于民”的理念，对企业和资金进入当地发展之后如何带动贫困农户脱贫，以及能带动多少农户脱贫做出相应的规定，从而将贫困农户纳入乡村旅游开发的利益共同体中。应通过将政府主导、公司企业以其自身资金和先进管理技术等为支持、农村社区和农户有效参与三方进行有机结合形成内聚力，让农户在乡村旅游开发经营中得到实惠，最大化地实现乡村旅游的减贫效果[23]。二是应通过适当的机制，确保相关农户在乡村旅游开发经营中的话语权。由于乡村旅游减贫是产业扶贫的方式之一，而根据产业扶贫的一般规律，企业或资本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强势一方会在“经济人”的利己主义刺激下有意或无意地侵害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户利益。因此应为贫困农户提供一个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为农户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利益博弈过程中拥有话语权提供有效的依托工具，从而确保贫困农户可以从乡村旅游实施的过程中获取合理的、具有持续性的利益回馈。三是应在进行乡村旅游减贫产业链建设时，尽可能选择和引入本土企业和资金，在壮大地方企业的同时利用他们对家乡的情怀来推进减贫工作，避免因旅游资金外流而出现乡村旅游减贫漏损效应问题。 3.发挥乡村旅游产业的集成减贫效应
在贫困地区发展乡村旅游，不仅要讲求乡村旅游本身的效益，还要因地制宜，充分发挥乡村旅游的带动功能，优化旅游目的地的产业结构，壮大区域经济，使更多的贫困人口能够从中受益从而远离贫困。其一，应利用地方独有的民俗文化和自然文化开发创新乡村旅游产品。针对目前普遍存在的乡村旅游开发项目、内容同质化严重的问题，地方的扶贫部门和旅游部门应进一步深入合作，共同开发新的乡村旅游产品，丰富乡村旅游开发内容，创新乡村旅游开发模式。其二，应在全域旅游开发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开发、利用农村集体组织、贫困农户所拥有的房屋民居、传统文化技艺、特色民族人文景观、古树等乡村旅游发展要素;尊重当地社区和农户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的愿望，正确认识农户的能力，基于乡村旅游者的特定需求，设计出符合地方实际发展情况的、能够让贫困农户有效参与、融入并真正受益的乡村旅游产品，有效提高乡村旅游减贫的针对性和可行性。其三，应在进行旅游开发的同时发展地方特色农业，兴建林果基地、苗木基地等，进行规模种植、养殖。应通过培育地方传统农产品加工工艺、发展地方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壮大以乡村旅游服务业为中心的服务业，发挥产业集成效应，以达到减贫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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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减贫已成为我国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1]。乡村旅游减贫是指以农村地区多彩的自然风貌和丰富的民俗文化为资源，通过政策扶持和投入配套资金将这些特色资源培育成贫困地区的支柱产业，借助旅游产业关联度大、带动性强的特点来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增强农村自我发展能力，以达到减缓贫困的目的。乡村旅游在给农户提供就业机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繁荣地方经济等方面具有巨大的乘数效应[2]，尤其在旅游资源丰富的老少边穷地区，以乡村旅游促进经济发展和贫困农户增收的减贫效应更大[3]。例如，贵州黔东南州黎平县肇兴村根据当地山水资源和民俗文化优势开展乡村旅游，借助旅游带动客栈、农家餐馆和侗布生产，解决了上千人的就业问题，农民家庭的人均年收入由种田时的2000元左右逐渐增加到2万元左右，乡村旅游减贫效应凸显[4]。
2015年国家有关部门对乡村旅游试点贫困村的监测数据显示，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村通过乡村旅游实现脱贫人口大约有264万人，仅占年度脱贫总人数的18.3%[5]，乡村旅游减贫的效果不及预期。发展乡村旅游的目的是让农户在乡村旅游发展中获益，增加发展机会，促进贫困地区的进步[6]。从这一意义来说，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村社区和当地农户的参与应该是共生的关系，农村社区和农户的积极参与是乡村旅游目的地能够顺利开发的关键，也是提高农村就业率、减缓贫困的重要途径。但由于贫困农村地区发展资金短缺，技术不足，文化落后，以致于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农村的绝大部分旅游资源被政府和旅游开发商所控制[7]。随着乡村旅游的深入推进，不少地区乡村旅游发展逐渐暴露出以下问题：一是贫困农村社区和当地农户的参与度低，参与成本高，参与效果不甚理想[8]，社区和农民利益受损，贫富分化严重，乡村旅游减贫的“马太效应”凸显;二是一些地区缺乏乡村旅游开发的能力和资源，旅游项目单一、缺乏可持续性，导致乡村旅游减贫效益递减[1]，为农户“返贫”埋下隐患;三是旅游开发商缺乏减贫的能力和理念，其商业属性刺激着他们利用政策红利去谋求更多的经济利益而不愿意让农民共享乡村旅游红利[9]，农户和农村集体组织的土地、林地等要素被开发商低价利用，农户和农村集体组织的合理利益被侵害[10]。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在经济增长带来的减贫效应递减、贫困地区脱贫任务越来越艰巨的背景下，从贫困地区的资源禀赋和贫困特点出发，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实施扶贫帮扶，是促进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实现贫困地区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前提。贫困地区不仅更多地保留了“农村符号”、自然生态旅游资源相对更为丰富，能够满足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的人们亲近乡土、亲近自然等的多重需求，在贫困地区发展旅游，还有机衔接了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鉴于此，本文拟深入分析我国乡村旅游的实践，厘清乡村旅游减贫的作用机理，寻找乡村旅游与农村减贫融合的内在规律，以期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减贫的综合带动效应，推动乡村振兴和我国新农村建设。
一、乡村旅游减贫效应的作用机理
乡村旅游减贫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乡村旅游的发展打破了贫困落后地区生态文化资源富足与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悖论。从学理上讲，旅游发展与旅游目的地经济发展之间具有一致性，旅游开发对地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潜在贡献[11]。乡村旅游开发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特色资源，以特色景区项目为支撐，通过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同步发展[12]，提升了农村经济发展效率[13]，为农户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使其具备自力更生的能力，增加收入[14]。同时，乡村旅游还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促进城乡要素流动、农业生产转型、农村商品流通。
1.收入效应
乡村旅游是一个将吃住行游融合为一体的关联性极强的产业，因而农民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参与到乡村旅游中。例如，土地作为乡村旅游发展中重要的生产要素[15]，农户通过流转土地可获得租金收入或分红;流转土地后农户可以就近到企业打工获取工资性收入，或通过售卖当地特色手工艺品或特色小吃，开办农家乐、民宿等获得经营性收入。农民增收渠道拓宽，收入增加，贫困减缓。
2.经济效应
贫困地区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的支撑，乡村旅游在充分利用当地自然风貌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进行科学开发的过程中，可通过发挥乘数效应，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16]，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一方面，乡村旅游带动了贫困农村地区农业与农副产品加工业、住宿和餐饮业的发展，促进商品市场的流通，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并提升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乡村旅游开发在培育当地特色产业的同时增加了贫困人口的发展机会，为贫困地区的就业带来了新的机会。
3.公共产品效应
乡村旅游开发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贫困地区的道路、水、电、医疗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开发和建设，改善了贫困地区居民行路难、吃水难、上学难、就医难等基本生存状况。乡村旅游开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贫困地区农户与外界的交流，冲击了农户守旧和满足现状的观念，解放了他们的思想，促进他们接受新知识和新的生活方式，有助于提高他们追求美好生活、脱贫致富的意识。一般来说，贫困地区有着既丰富又宝贵的民族文化，乡村旅游开发有助于处于现代化浪潮中的人们重新认识乡村中的民族风俗、民族服饰和民族语言等的价值，促使其得到前所未有的弘扬和传播，同时新闻媒体的关注和专家学者的研究，也有助于民族文化的历史和内涵被记载和传承。 二、乡村旅游减贫效应的实证检验
广西是集“老、少、边、山、穷、库”的欠发达地区，是中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其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资源和少数民俗文化，是国家乡村旅游减贫的重要实践基地。近年来广西不断出台财政、投融资优惠政策，加大对乡村旅游的投入，将乡村旅游作为广西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分析乡村旅游减贫效果，本文利用层次分析法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内的龙胜各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马山县、巴马瑶族自治县四个县的乡村旅游减贫效果进行实证分析。文章借助YAAHP层次分析法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1.层次结构模型建立
将决策目标、考虑因素和决策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分为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形成层次结构图。基于上文乡村旅游减贫作用机理的分析，将乡村旅游减贫效应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一级指标分为收入效应、经济效应和公共产品效应三个方面，再遵循建立指标的全面性、科学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原则来探讨和确定乡村旅游减贫效应的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乡村旅游减贫的评价指标体系由3个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和16个三级指标的递阶层次结构组成，各层次的相关指标设计见表1。
2.评价指标权重计算
为了更科学合理地确定各级指标层各指标的权重，本文采用专家赋权的方法来建立判断矩阵，再按照一致性原则进行检验。专家赋权法的基本步骤是：首先，成立贫困地区乡村旅游减贫效应评价专家组，由贫困地区扶贫办聘请的扶贫专家和研究贫困问题的高校学者共10位组成;利用统计软件设计好评价相关指标权重赋值的调查表并向上述扶贫专家发放，请专家通过邮件等方式，对各指标进行打分;搜集汇总调查表，根据专家打分结果，在通过一致性检验的前提下计算出乡村旅游减贫效应的评价指标权重，见表2。
3.指标数据收集和录入
本文以2017年广西四个县的数据来分析乡村旅游的减贫效果，具体情况见表3。
4.减贫效应评价结果
利用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得到龙胜各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马山县、巴马瑶族自治县的乡村旅游减贫效果，见表4。
5.结果分析
其一，共享发展的乡村旅游模式减贫效应较大。在广西四个贫困县中，龙胜各族自治县的乡村旅游对乡村旅游减贫效应评价目标的综合效应值为0.417 5，排名第一，其乡村旅游带来的减贫人数和贫困发生率均领先于其他三个贫困县。这可能得益于龙胜各族自治县乡村旅游的共享发展模式。龙胜各族自治县强调让农户共享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红利，让他们由乡村旅游发展的旁观者、局外人，转变为参与者和受益者，从而实现脱贫致富。其做法：一是让农户切实享受景区收益、地租收益和旅游劳务收益分红。龙胜各族自治县充分发挥景区带动周边村寨发展作用，引导农户出租闲置的房屋，并引入公司将其打造成为民宿、农家乐，解决了核心景区农家乐、民宿游客过载的问题，也为非核心景区的农户带来租金收入。例如，在梯田景区内，村民收益分为梯田维护费和门票收入分红两部分，梯田维护费使得村民无论自己的房屋、田地所在区位如何，都能够通过梯田获得一定收入，一定程度上平衡了核心景区与非核心景区村寨的利益。二是财税金融政策向农户倾斜，扶持贫困农户，帮助他们真正参与到乡村旅游发展中。龙胜各族自治县每年安排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扶持参与和开展乡村旅游项目的群众，对贫困户新发展农家乐进行补助;通过建设贫困村征信体系，为贫困农户提供参与乡村旅游贷款便利服务。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农户参与乡村旅游开发和经营的动力。乡村旅游发展涉及当地政府、投资商、社区、农民等多元利益相关方，龙胜各族自治县在发展乡村旅游中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出发，在招商引资进行旅游开发的同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引导当地农户参与其中，实现利益共享，乡村旅游减贫效果较为理想。共享发展模式使农户分享到乡村旅游发展的成果，解决了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利益分配不公、农村社区和农户参与不足，以及农村社区和农户基本权利缺乏、表达失衡等问题。扶贫开发的基本理念就是共享共赢，由于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贫富差距加大的现象，扶贫可使得贫困人口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扶贫开发在实施过程中需要构建共享机制，只有让贫困人群真正参与到扶贫的过程之中，切实享受到扶贫带来的成果，才能确保扶贫开发不偏离初衷[17]。因此，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共享机制是提高减贫效果的关键。
需要强调的是，龙胜各族自治县的公路里程数在这四个县中排名第三，基础设施还有较大的改善空间。龙胜各族自治县位于山区，基础设施薄弱是其发展乡村旅游的最大短板，要实现乡村旅游减贫的可持续性，基层政府需要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打通乡村与外界沟通渠道，提供高质量高水平的基本公共产品，以實现旅游地可及性，增强乡村旅游减贫效应，促进贫困地区快速发展。
其二，以龙头企业为主体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农户难以真正参与。三江侗族自治县的乡村旅游对乡村旅游减贫效应评价目标的综合效应值为0.223 9，在四个贫困县中排名第二。数据显示，三江县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四个县中居于榜首，但贫困发生率在四个县中最高;三江县的旅游人数在四个县中最多，乡村旅游带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排名第一，但旅游收入仅排第二，与旅游收入排名第一的龙胜自治县存在较大的差距。这表明三江侗族自治县的乡村旅游促进了农民增收，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农民群体间的贫富差距。这可能与以龙头企业为主体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有关。三江县主要打造以“茶旅融合”为主题的乡村旅游，在具有种植茶叶优势的村庄通过将村民茶园入股、土地流转等方式，以公司运作、打造景区、创办民宿等办法来发展生态茶园观光旅游。为激发乡村旅游企业新活力，三江县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旅游企业的奖励办法，每年安排200万元专项资金，奖励成功创建旅游品牌的企业，而在不具备种茶优势但具有特色文化资源的贫困村，农户则是将土地直接打包流转给县旅游龙头企业经营，农户只能在乡村旅游发展中获得微薄的租金收入。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亦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础性资源。三江县通过激励旅游型龙头企业，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规模化和标准化，而规模化和标准化的基础是丰富的市场知识、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大量的专业人才，这些要素都是贫困村庄所匮乏的，必须依靠外界输入[18]。毋庸置疑，龙头企业是乡村旅游减贫的重要外部援助力量，以龙头企业为主体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有利于贫困地区借助企业的雄厚资金及其专业性的优势充分开发当地的旅游资源与经营管理，扩展乡村旅游项目的多样性，增强乡村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利用企业较高的知名度、先进的互联网信息技术进行营销宣传，有助于提升当地乡村旅游的知名度，形成品牌效应，进而推动当地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19]。但外来资金的大量进入也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一是可能会出现旅游企业对当地旅游资源的一次性买断，农户难以获得可持续性的增收和发展;二是可能会出现当地多数旅游资源被企业控制，农户想要参与乡村旅游业经营需要更高的成本，一定程度上会使当地农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被边缘化，绝大部分的旅游收入被外来企业所获取，当地农民被排除在乡村旅游经济增长的受益群体之外，进而加剧了乡村旅游发展的“马太效应”。 其三，乡村旅游类型单一，产业减贫的集成效应较弱。马山县的乡村旅游对乡村旅游减贫效应评价目标的综合效应值为0.191 5，在四个贫困县中排名第三。数据显示，马山县的旅游收入、旅游人数、旅游带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在四个县中均排名最后。主要的原因可能有：一是马山县的乡村旅游开发类型较为单一，主要以发展休闲农家乐为主，旅游主要集中于景区、度假区和酒店，农户缺乏社会资本，无法真正参与到乡村旅游开发中;二是马山县乡村旅游产业链单薄，乡村旅游未能很好地与农业、文化产业等进行有效的融合，导致马山县乡村旅游拉动力不足、集成能力较弱、旅游减贫综合效应低下。
其四，以外来资本为主的乡村旅游开发模式，使当地农民被排除在受益群体之外。巴马作为世界著名的长寿之乡，其乡村旅游对乡村旅游减贫效应评价目标的综合效应值仅为0.167 0，在四个县中排名最后，乡村旅游减贫效应有待提升。巴马瑶族自治县乡村旅游主要是以养生旅游开发为主，其经济基础薄弱，乡村旅游开发不得不依赖外来资本。为吸引外来大型资本的投入，当地政府给予了相当优厚的税收财政补贴和土地政策支持。当地政府还鼓励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创办乡村旅游合作社，或与社会资本联办乡村旅游企业等。在旅游网站搜索“巴马旅游”，可以找到150多家客栈和酒店，其中大部分经营者来自外地，或由外地人出资、本地人出地进行联合经营[20]。巴马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实质上是将村落等本地的特色资源市场化和资本化，作为原本村落的村民因政府征地被安置到了周边区域。巴马瑶族自治县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的真正获益者则是大型资本和从城市慕名而来的养生人群，而被征地安置的村民则由此面临村落邻里关系瓦解冰消、外来养生人群大量涌入造成人口过度拥挤、污水垃圾带来生活成本上升和食品安全问题。大型外来资本的进入和建设资金的多渠道化，在某种程度上使当地农户在旅游发展中逐渐失去话语权，农户无法掌握和利用当地旅游资源，绝大部分的旅游收入被外来人口与资本所获取，巴马瑶族自治县旅游收入漏损严重，农户被排除在经济增长的受益群体之外，乡村旅游对当地农民的减贫效应较低。
三、乡村旅游减贫效应的优化路径
乡村旅游减贫是国家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如何充分发挥乡村旅游的减贫效应是地方政府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优化乡村旅游减贫效应路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构建共享发展成果的乡村旅游模式，将农户纳入利益共同体中
发展乡村旅游，既要重视旅游目的地的资源开发，更要关注乡村旅游减贫的内涵和质量，平衡其中各利益相关方的关系，充分调动各利益相关方特别是贫困农户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积极性，让当地社区和农民能够共享乡村旅游发展带来的经济利益和社会进步成果[21]。具体而言，其一，乡村旅游发展使得贫困地区的土地增值，土地租赁和流转是获取乡村旅游用地的重要途径，因此以减贫为核心目标的乡村旅游应努力让农户从中获得收入的提升和生活质量的改善。这就要求在发展乡村旅游需要用到农户的山林、土地和宅基地上的房屋时，应从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探索适当的土地收益分配比例。其二，乡村旅游的參与或进入并非“无门槛”，参与者至少需要拥有资金、技术、资源中的一种要素。发展资金缺乏、生产技能缺失和能力不足是贫困人口之所以贫困的根本原因，也是其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一大障碍，贫困人群越迟参与乡村旅游发展，其所需的社会资本、资金和能力门槛越高，从而就更难参与其中。因此，在发展乡村旅游减贫的过程中要想将贫困地区农户的角色从“被动者”向“主动者”转变，就需要政府部门鼓励引导农户进行主动参考尝试，为其提供支持和服务，充分激发农户的自发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同时出台相关的财税金融优惠政策，对发展乡村旅游、开展旅游精准扶贫的群众给予资金扶持;还应促进贫困人口技能的提升，增强农户经营参与能力。其三，地方政府应加大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加快完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配套工作，将旅游景点和附近的民俗村、农业生态种植园等连接起来，让景区周围的农户也能参与到乡村旅游产业的经营中。
2.合理利用外来资金和企业，避免出现“产业强、减贫弱”现象
由于资金不足、发展基础差、知识和技术匮乏，贫困地区在发展乡村旅游时为获取资金和先进的管理技术，不得不引入外界资金、龙头企业，资金和企业下乡主导乡村旅游开发，固然可以带来信息、资金、管理、市场、人才等宝贵的要素资源，从这一意义出发政府应把做大做强当地乡村旅游龙头企业作为推进减贫工作的重要手段，使其在促进贫困落后地区实现脱贫中充分发挥支撑和引领作用[22]。但同时也应看到，资本逐利的诉求容易导致外来劳动力和资本对本地劳动力的替代挤出[13]，企业不愿意与当地农户共享乡村旅游红利，乡村旅游开发应有的“益贫性”无法得到保障。但发展乡村旅游既然是为了减贫，就不仅仅是外来资金和企业责任自负地进行乡村旅游产业开发，而必须考虑乡村旅游减贫成败的社会影响，贫困农户如果不能分享乡村旅游带来的收益，那么这样的旅游开发就不是旅游扶贫，而是追逐高额经济利润回报的纯商业行为。
要实现乡村旅游对贫困人口的溢出效应，一是应该对进入的乡村旅游减贫企业和资金设置基本的入门标准，要有“让利于民”的理念，对企业和资金进入当地发展之后如何带动贫困农户脱贫，以及能带动多少农户脱贫做出相应的规定，从而将贫困农户纳入乡村旅游开发的利益共同体中。应通过将政府主导、公司企业以其自身资金和先进管理技术等为支持、农村社区和农户有效参与三方进行有机结合形成内聚力，让农户在乡村旅游开发经营中得到实惠，最大化地实现乡村旅游的减贫效果[23]。二是应通过适当的机制，确保相关农户在乡村旅游开发经营中的话语权。由于乡村旅游减贫是产业扶贫的方式之一，而根据产业扶贫的一般规律，企业或资本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强势一方会在“经济人”的利己主义刺激下有意或无意地侵害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户利益。因此应为贫困农户提供一个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为农户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利益博弈过程中拥有话语权提供有效的依托工具，从而确保贫困农户可以从乡村旅游实施的过程中获取合理的、具有持续性的利益回馈。三是应在进行乡村旅游减贫产业链建设时，尽可能选择和引入本土企业和资金，在壮大地方企业的同时利用他们对家乡的情怀来推进减贫工作，避免因旅游资金外流而出现乡村旅游减贫漏损效应问题。 3.发挥乡村旅游产业的集成减贫效应
在贫困地区发展乡村旅游，不仅要讲求乡村旅游本身的效益，还要因地制宜，充分发挥乡村旅游的带动功能，优化旅游目的地的产业结构，壮大区域经济，使更多的贫困人口能够从中受益从而远离贫困。其一，应利用地方独有的民俗文化和自然文化开发创新乡村旅游产品。针对目前普遍存在的乡村旅游开发项目、内容同质化严重的问题，地方的扶贫部门和旅游部门应进一步深入合作，共同开发新的乡村旅游产品，丰富乡村旅游开发内容，创新乡村旅游开发模式。其二，应在全域旅游开发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开发、利用农村集体组织、贫困农户所拥有的房屋民居、传统文化技艺、特色民族人文景观、古树等乡村旅游发展要素;尊重当地社区和农户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的愿望，正确认识农户的能力，基于乡村旅游者的特定需求，设计出符合地方实际发展情况的、能够让贫困农户有效参与、融入并真正受益的乡村旅游产品，有效提高乡村旅游减贫的针对性和可行性。其三，应在进行旅游开发的同时发展地方特色农业，兴建林果基地、苗木基地等，进行规模种植、养殖。应通过培育地方传统农产品加工工艺、发展地方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壮大以乡村旅游服务业为中心的服务业，发挥产业集成效应，以达到减贫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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