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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中国古代文人欣赏自然美的重要观照对象，自然山水不仅是文人群体闲暇之余乐于置身的所在，还是他们努力设计和营造的古典山水园林的原型。自然山水本具天然之美，而脱胎于自然山水的山水园林又因文人群体的加入而具有艺术美、社会美等新的特性。中国古典山水园林艺术，从各个方面展现了中国古代对于自然美认知和再现的过程，其本身的美学意蕴在历代文人的努力下不断拓展。
关键词： 自然美 山水园林 艺术美 社会美
一、可贵的天然美
中国古代社会，科学技术不甚发达，社会发展速度有限，绝大多数劳动者都依靠体力劳动生活。在这种情形下，包括自然山水的整个自然界中的非人造事物得以长期保持与人类社会和人造事物相对平衡的状态，人们将尊重和敬畏自然当作平常的事情。对于文人群体而言，以自然山水为主的自然事物则是他们长期观照的相当重要的对象，久之，逐渐成为审美对象，自然审美由此而生。然而，自然山水之美最初并非特定文人群体在有意识的审美活动中发现的。早在由劳动人民创作的《诗经》国风诸篇中，就已有关于山水田园景物的简单质朴的描述。虽然当时人们并未将这些景物作为独立审美对象，但其作为文学作品的一部分，或可看作后世探索自然山水之美的萌芽，而将自然山水作为独立审美对象加以欣赏评鉴，确是主要由文人群体在自觉主动的审美活动中进行的。
魏晋时期是“美学思想上的一个大的解放”[1]29的时代，老庄思想成为当时最流行的玄学的核心思想，道家关于美学的讨论受到人们的重视。道家主张从天地自然中品味“大美”，追寻万物的真理，这对魏晋时期的普遍审美倾向具有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独特的时代背景和社会风气使得一批文人寄情山水，致力于山水诗和游仙诗的创作。谢灵运是“以审美的眼光观察山水，山水摆脱了生产、娱乐和道德的束缚，还原山水‘自然’本来面目，形成自然清新的山水审美意识”[2]的代表文人。他的思想中杂糅了道教和佛教的因素，但这些知识并未妨碍他进行自然美的欣赏，思想上的浑融使他在欣赏自然山水的过程中自觉地向往“天成之美”[3]192。这种自然界的天然、天成之美不仅被谢灵运发现，还被陶渊明发现并成为他笔下山水田园诗的重要书写对象。宗白华先生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4]183
另一方面，在对自然山水之美的高度欣赏之余，以谢灵运为代表的文人群体有意识地研究和营造山水园林。这种山水园林与以往统治阶级修建以供打猎游宴的苑囿建筑不同，它是对自然山水天然美艺术化的再现，是中国古典美学中对天然美追求的一次可贵探索[5]。
二、“宛自天开”的艺术美
“谢灵运设计的山居建筑，利用光影作为装饰材料，自然与建筑融为一体，追求一种人文对天文的‘因’、‘借’达到无饰而饰的天饰之美”[6]。在艺术创造活动中有意识地追求天然，减少人为雕琢的痕迹，是中国艺术的一大特点，不仅体现在建筑之上，还体现在文学之“得若神表”，体现在书法之“笔随意走”等艺术形式追求上。值得重视的是，山水园林自脱胎于自然山水以来，几乎始终保持崇尚“天然”的美学追求，为历代园林设计者和倾心于山水园林的文人群体所推崇，这与道家“法天贵真”、追求“自然”的主张有密切关联。随着时代变迁，纵然山水园林的美学意蕴不断得到丰富，但其“天然”之美一直被摆在重要的位置。
明代的园林学家计成将历代的园林建造经验和自己的工作经验进行整合归纳，撰写了《园冶》一书，这是清代以前仅有的系统性园林创作理论专著。这本书中集中体现的园林建造之理想境界就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园冶·园说》），即在人工造园的基础上极力追求无人工之迹。他还在书中提到要从园林建设的各个方面进行周到的考虑，如要因地制宜地选址，建造景物不能全然以主观意志决断，布局上要尽力使园林呈现出自然变化等。从计成笔下的一系列造园必要的努力可以看出“自然天成的自然美成为一流艺术品的标志”[7]198。
“魏晋南北朝士人园林则是要通过对自然山水、林野某一片断尽可能真切的模仿而表现出士大夫借此将自己融入无穷宇宙的意趣”[8]81。如何在设计和营造过程中使得作为艺术品的山水园林与自然山水尽可能相似或融合，是对园林设计者，或者说是对这些艺术家们的考验。幸运的是，中国的园林设计家们较好地解决了这一类问题。谢灵运在《山居赋》中讲述了自己如何依傍自然，因地制宜地修筑别墅：“罗曾崖于户里，列镜澜于窗前。因丹霞以赪楣，附碧云以翠椽。”[9]2607他先细细考察过周边的地势和景物，再依据自然界已有的景物设计建筑的构造方位和部件颜色，使人造物和自然物相互协调，相互辉映，达到自然美与艺术美交融的效果。
至此，文人士大夫已将先秦简单质朴的田园农事诗中的景色拓宽开来，使其成为一种重要的审美对象。这些文人经受道家出世精神的洗礼，甚或受到宗教的影响，行为渐趋自由而放浪，具有个性意识[10]。他们从庙堂走向山林，从关注世务到关注自然，自觉发现自然美和艺术美的相通之处，并着力构建着某种二者同一的模型——“宛自天开”的古典山水园林。
三、家园中的社会美
中国古典山水园林在历史的长河中，并不只是作为与自然美高度契合的艺术品而存在。随着园林设计愈发进步，人们社会交往的日趋繁复，山水园林在以文人士大夫群体为主的园主人的生活中，逐渐扮演起生活场所和交际场所的角色。“社会美是人类最早、最基本的审美领域之一，是与人的社会存在关系最密切的审美形态，也是与人距离最近、人们接触最多、欣赏最方便的审美对象”[11]157。由于设计者本着寄情山水的理想，山水园林在诞生之初恰恰与社会美保持天然的距离。有趣的是，随着山水園林功用的演变，社会美又逐渐走进园林中，成为山水园林之美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林语堂说：“文化是闲暇的产物，而中国人已有三千多年充足的悠闲去发展文化……他们跨过了所有艺术的门槛，进入了人生艺术的殿堂，艺术和生活融为一体。”[12]141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山水园林文化较好的概括。中国古代文人雅士常常在私家山水园林之中举办“雅集”，园林即是他们用来进行社会交际的场所。如在宋代，苏轼、黄庭坚、秦观、晁补之等人曾在驸马王诜的宅第“西园”集会，这在当时是文化界的盛事。时人为此作画《西园雅集图》，画中的文人雅士吟诗作赋，笑谈唱和，抚琴打坐，各有情态。西园雅集的美名传之后世，《西园雅集图》成了经常被画家拿来作画的题目。 与男性文人将私家山水园林用作交际场所的同时，女性则更多将其作为日常生活与游戏的场所，这与古时候女子少出家门有关，私家山水园林往往成为她们与“自然”接触的好所在。晏殊《破阵子》写道：“疑怪昨宵春梦好，元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女性在园林中寻觅花草，与女伴以“斗草”的游戏娱乐解闷，生发出不少以女性生活情态为题材的诗词。此外，女性扮演的“贤妻良母”的角色，也往往是在私园之中。“内园则活跃着以母亲为中心的女眷，风格与外园也有很大差别：布局幽深雅致，装饰细密精美，通常种植芙蓉牡丹，蓄养孔雀锦鸡，处处体现着女性的性格和喜好。当小女儿在园中学绣弹琴时，母亲则在忙着管理账簿和开支，监督仆人，照料公婆。随着女儿出落成人，父亲甚至不适合再随意出入后园”[13]。封建社会的女性将私园或者花园当作教育孩子的课堂，照管家务的场所。成长在这里的小女儿通常把它当作玩乐的天地，和最初接触外人的地方。宋词中不乏这类描写：“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客入来，袜刬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14]83。可见除了审美意义外，私园还具有交际、生活、游乐的诸多功用，因此在古代文人生活中占据愈来愈重要的位置。
山水园林发展至此，已不仅仅是对自然山水天然美艺术化的再现，它生成并展现了丰富的社会美，这些活动赋予了它更多的人文内涵。当然，山水园林在古人生活交际中发挥的功用与其本身艺术化的“天然美”分不开，是在此基础上的开拓与发展。
四、“物”与“意”的调和
儒家经世文化长期影响着中国文人的思维心理和价值取向。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对于“物”的收藏与鉴赏都作为兼具赞赏和批判的活动存在于文人圈子之中，因为文人收藏艺术品有的是为陶冶情性，有的则是矜炫之需。这样，对“物”的留恋，常常被视为有违于高尚的品格，但“物”中含有的文化意蕴又往往使文人心向往之。这种关于道德和艺术美的矛盾，在古代文人的轶事和文学作品中都屡见不鲜[15]120-177。
北宋时，驸马王诜建造了一个专门用来盛放艺术品的场所，请苏轼做文章记述这件事。苏轼便写了《宝绘堂记》，其中有云：“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16]164这里苏轼对驸马王诜“留意于物”的倾向表示了担忧，他认为君子不可以将心力都放置于艺术品的收藏上，这样于人格有碍。话虽如此，苏轼对于收藏艺术品也是颇有兴趣的。苏轼对自己收藏的“仇池石”爱不释手，将其当作“归隐之梦的物质寄托”[17]。当驸马王诜企图“夺”走苏轼的爱石时，苏轼没有像自己劝导王诜那样“不留意于物”。相反地，他作诗给王诜，表明自己不愿意将石给他。此事非止一例，苏轼对他所喜爱的另一块石头“壶中九华”也是长久挂怀，以至于晚年从海南北归途中仍不忘寻此石。由此可见文人对于“物”和“意”的矛盾是难以解决的，并且经常为之所累。
山水园林毫无疑问是人工创造的“物”，与大自然巧夺天工的自然景物有着质的区别。然而，在文人留意于自然物“石头”都难免会受到质疑的古代社会里，山水园林自诞生之初，就极少因其自身为“物”的属性而遭受非议，如有非议，也多半是由于造园行为过于奢侈或其中种植的花草种类不宜，与山水园林这一艺术品本身的属性并无干系。也就是说，长久以来，山水园林的发展在无意间达到了一个奇妙的平衡点：“物”与“意”的调和。古时人们从前代文学作品和身处的社会现实中，领略到山水园林具有不同于单纯自然物或单纯人造物的妙处，它兼具观赏性和实用性，是喧哗中的安静，安静中的惬意，既可从中品味隐逸之趣，又可邀二三好友饮酒对酌，还可潜心在其中读书修习。这些无不契合了文人陶冶情性的要求。山水园林取意于自然山水景物，形成于对自然山水景物的模拟，发展于园主人日趋丰富的生活交际，逐渐成为融合自然美、艺术美、社会美等各种美学元素的载体，也成了中国古代文人群体“物”与“意”调和的标志。
五、结语
中国古典山水园林脱胎于自然山水，它从最初对自然美进行单纯的艺术化再现，到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兼具自然美、艺术美和社会美的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缩影，与文人群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文人群体对自然山水的审美活动及其创造活动催生了崇尚天然美、尽可能地减少人为雕琢痕迹的古典山水园林艺术。此后，中国古典山水园林的美学意蕴又随着文人群体的生活交际和心理状态的发展变化而不斷丰富。因此，这一独特的建筑艺术具有的美学意蕴，展现了中国古代对于山水自然之美的认知、追求和探索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古代文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心理。
参考文献：
[1][4]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6.
[2][5][6]傅志前.从山水到园林-谢灵运山水园林美学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2.
[3][7][11]尤西林，主编.《美学原理》编写组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美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11.
[8]王毅.中国园林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09.
[9][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文·卷25-32[M].1893.
[10][南朝宋]刘义庆，著.张万起，刘尚慈，译注.世说新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8.8.
[12]林语堂，著.郝志东，沈益洪，译.中国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0.
[13]刘珊珊，黄晓.深闺里的后花园[A].王明明.大匠之门17[C].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8.01.
[14][宋]李清照，著.王学初，校注.李清照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0.
[15][16][美]艾朗诺，著.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4.
[17]姚华.苏轼诗歌的“仇池石”意象探析[J].文学遗产，2016（03）：155-165.
关键词： 自然美 山水园林 艺术美 社会美
一、可贵的天然美
中国古代社会，科学技术不甚发达，社会发展速度有限，绝大多数劳动者都依靠体力劳动生活。在这种情形下，包括自然山水的整个自然界中的非人造事物得以长期保持与人类社会和人造事物相对平衡的状态，人们将尊重和敬畏自然当作平常的事情。对于文人群体而言，以自然山水为主的自然事物则是他们长期观照的相当重要的对象，久之，逐渐成为审美对象，自然审美由此而生。然而，自然山水之美最初并非特定文人群体在有意识的审美活动中发现的。早在由劳动人民创作的《诗经》国风诸篇中，就已有关于山水田园景物的简单质朴的描述。虽然当时人们并未将这些景物作为独立审美对象，但其作为文学作品的一部分，或可看作后世探索自然山水之美的萌芽，而将自然山水作为独立审美对象加以欣赏评鉴，确是主要由文人群体在自觉主动的审美活动中进行的。
魏晋时期是“美学思想上的一个大的解放”[1]29的时代，老庄思想成为当时最流行的玄学的核心思想，道家关于美学的讨论受到人们的重视。道家主张从天地自然中品味“大美”，追寻万物的真理，这对魏晋时期的普遍审美倾向具有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独特的时代背景和社会风气使得一批文人寄情山水，致力于山水诗和游仙诗的创作。谢灵运是“以审美的眼光观察山水，山水摆脱了生产、娱乐和道德的束缚，还原山水‘自然’本来面目，形成自然清新的山水审美意识”[2]的代表文人。他的思想中杂糅了道教和佛教的因素，但这些知识并未妨碍他进行自然美的欣赏，思想上的浑融使他在欣赏自然山水的过程中自觉地向往“天成之美”[3]192。这种自然界的天然、天成之美不仅被谢灵运发现，还被陶渊明发现并成为他笔下山水田园诗的重要书写对象。宗白华先生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4]183
另一方面，在对自然山水之美的高度欣赏之余，以谢灵运为代表的文人群体有意识地研究和营造山水园林。这种山水园林与以往统治阶级修建以供打猎游宴的苑囿建筑不同，它是对自然山水天然美艺术化的再现，是中国古典美学中对天然美追求的一次可贵探索[5]。
二、“宛自天开”的艺术美
“谢灵运设计的山居建筑，利用光影作为装饰材料，自然与建筑融为一体，追求一种人文对天文的‘因’、‘借’达到无饰而饰的天饰之美”[6]。在艺术创造活动中有意识地追求天然，减少人为雕琢的痕迹，是中国艺术的一大特点，不仅体现在建筑之上，还体现在文学之“得若神表”，体现在书法之“笔随意走”等艺术形式追求上。值得重视的是，山水园林自脱胎于自然山水以来，几乎始终保持崇尚“天然”的美学追求，为历代园林设计者和倾心于山水园林的文人群体所推崇，这与道家“法天贵真”、追求“自然”的主张有密切关联。随着时代变迁，纵然山水园林的美学意蕴不断得到丰富，但其“天然”之美一直被摆在重要的位置。
明代的园林学家计成将历代的园林建造经验和自己的工作经验进行整合归纳，撰写了《园冶》一书，这是清代以前仅有的系统性园林创作理论专著。这本书中集中体现的园林建造之理想境界就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园冶·园说》），即在人工造园的基础上极力追求无人工之迹。他还在书中提到要从园林建设的各个方面进行周到的考虑，如要因地制宜地选址，建造景物不能全然以主观意志决断，布局上要尽力使园林呈现出自然变化等。从计成笔下的一系列造园必要的努力可以看出“自然天成的自然美成为一流艺术品的标志”[7]198。
“魏晋南北朝士人园林则是要通过对自然山水、林野某一片断尽可能真切的模仿而表现出士大夫借此将自己融入无穷宇宙的意趣”[8]81。如何在设计和营造过程中使得作为艺术品的山水园林与自然山水尽可能相似或融合，是对园林设计者，或者说是对这些艺术家们的考验。幸运的是，中国的园林设计家们较好地解决了这一类问题。谢灵运在《山居赋》中讲述了自己如何依傍自然，因地制宜地修筑别墅：“罗曾崖于户里，列镜澜于窗前。因丹霞以赪楣，附碧云以翠椽。”[9]2607他先细细考察过周边的地势和景物，再依据自然界已有的景物设计建筑的构造方位和部件颜色，使人造物和自然物相互协调，相互辉映，达到自然美与艺术美交融的效果。
至此，文人士大夫已将先秦简单质朴的田园农事诗中的景色拓宽开来，使其成为一种重要的审美对象。这些文人经受道家出世精神的洗礼，甚或受到宗教的影响，行为渐趋自由而放浪，具有个性意识[10]。他们从庙堂走向山林，从关注世务到关注自然，自觉发现自然美和艺术美的相通之处，并着力构建着某种二者同一的模型——“宛自天开”的古典山水园林。
三、家园中的社会美
中国古典山水园林在历史的长河中，并不只是作为与自然美高度契合的艺术品而存在。随着园林设计愈发进步，人们社会交往的日趋繁复，山水园林在以文人士大夫群体为主的园主人的生活中，逐渐扮演起生活场所和交际场所的角色。“社会美是人类最早、最基本的审美领域之一，是与人的社会存在关系最密切的审美形态，也是与人距离最近、人们接触最多、欣赏最方便的审美对象”[11]157。由于设计者本着寄情山水的理想，山水园林在诞生之初恰恰与社会美保持天然的距离。有趣的是，随着山水園林功用的演变，社会美又逐渐走进园林中，成为山水园林之美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林语堂说：“文化是闲暇的产物，而中国人已有三千多年充足的悠闲去发展文化……他们跨过了所有艺术的门槛，进入了人生艺术的殿堂，艺术和生活融为一体。”[12]141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山水园林文化较好的概括。中国古代文人雅士常常在私家山水园林之中举办“雅集”，园林即是他们用来进行社会交际的场所。如在宋代，苏轼、黄庭坚、秦观、晁补之等人曾在驸马王诜的宅第“西园”集会，这在当时是文化界的盛事。时人为此作画《西园雅集图》，画中的文人雅士吟诗作赋，笑谈唱和，抚琴打坐，各有情态。西园雅集的美名传之后世，《西园雅集图》成了经常被画家拿来作画的题目。 与男性文人将私家山水园林用作交际场所的同时，女性则更多将其作为日常生活与游戏的场所，这与古时候女子少出家门有关，私家山水园林往往成为她们与“自然”接触的好所在。晏殊《破阵子》写道：“疑怪昨宵春梦好，元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女性在园林中寻觅花草，与女伴以“斗草”的游戏娱乐解闷，生发出不少以女性生活情态为题材的诗词。此外，女性扮演的“贤妻良母”的角色，也往往是在私园之中。“内园则活跃着以母亲为中心的女眷，风格与外园也有很大差别：布局幽深雅致，装饰细密精美，通常种植芙蓉牡丹，蓄养孔雀锦鸡，处处体现着女性的性格和喜好。当小女儿在园中学绣弹琴时，母亲则在忙着管理账簿和开支，监督仆人，照料公婆。随着女儿出落成人，父亲甚至不适合再随意出入后园”[13]。封建社会的女性将私园或者花园当作教育孩子的课堂，照管家务的场所。成长在这里的小女儿通常把它当作玩乐的天地，和最初接触外人的地方。宋词中不乏这类描写：“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客入来，袜刬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14]83。可见除了审美意义外，私园还具有交际、生活、游乐的诸多功用，因此在古代文人生活中占据愈来愈重要的位置。
山水园林发展至此，已不仅仅是对自然山水天然美艺术化的再现，它生成并展现了丰富的社会美，这些活动赋予了它更多的人文内涵。当然，山水园林在古人生活交际中发挥的功用与其本身艺术化的“天然美”分不开，是在此基础上的开拓与发展。
四、“物”与“意”的调和
儒家经世文化长期影响着中国文人的思维心理和价值取向。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对于“物”的收藏与鉴赏都作为兼具赞赏和批判的活动存在于文人圈子之中，因为文人收藏艺术品有的是为陶冶情性，有的则是矜炫之需。这样，对“物”的留恋，常常被视为有违于高尚的品格，但“物”中含有的文化意蕴又往往使文人心向往之。这种关于道德和艺术美的矛盾，在古代文人的轶事和文学作品中都屡见不鲜[15]120-177。
北宋时，驸马王诜建造了一个专门用来盛放艺术品的场所，请苏轼做文章记述这件事。苏轼便写了《宝绘堂记》，其中有云：“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16]164这里苏轼对驸马王诜“留意于物”的倾向表示了担忧，他认为君子不可以将心力都放置于艺术品的收藏上，这样于人格有碍。话虽如此，苏轼对于收藏艺术品也是颇有兴趣的。苏轼对自己收藏的“仇池石”爱不释手，将其当作“归隐之梦的物质寄托”[17]。当驸马王诜企图“夺”走苏轼的爱石时，苏轼没有像自己劝导王诜那样“不留意于物”。相反地，他作诗给王诜，表明自己不愿意将石给他。此事非止一例，苏轼对他所喜爱的另一块石头“壶中九华”也是长久挂怀，以至于晚年从海南北归途中仍不忘寻此石。由此可见文人对于“物”和“意”的矛盾是难以解决的，并且经常为之所累。
山水园林毫无疑问是人工创造的“物”，与大自然巧夺天工的自然景物有着质的区别。然而，在文人留意于自然物“石头”都难免会受到质疑的古代社会里，山水园林自诞生之初，就极少因其自身为“物”的属性而遭受非议，如有非议，也多半是由于造园行为过于奢侈或其中种植的花草种类不宜，与山水园林这一艺术品本身的属性并无干系。也就是说，长久以来，山水园林的发展在无意间达到了一个奇妙的平衡点：“物”与“意”的调和。古时人们从前代文学作品和身处的社会现实中，领略到山水园林具有不同于单纯自然物或单纯人造物的妙处，它兼具观赏性和实用性，是喧哗中的安静，安静中的惬意，既可从中品味隐逸之趣，又可邀二三好友饮酒对酌，还可潜心在其中读书修习。这些无不契合了文人陶冶情性的要求。山水园林取意于自然山水景物，形成于对自然山水景物的模拟，发展于园主人日趋丰富的生活交际，逐渐成为融合自然美、艺术美、社会美等各种美学元素的载体，也成了中国古代文人群体“物”与“意”调和的标志。
五、结语
中国古典山水园林脱胎于自然山水，它从最初对自然美进行单纯的艺术化再现，到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兼具自然美、艺术美和社会美的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缩影，与文人群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文人群体对自然山水的审美活动及其创造活动催生了崇尚天然美、尽可能地减少人为雕琢痕迹的古典山水园林艺术。此后，中国古典山水园林的美学意蕴又随着文人群体的生活交际和心理状态的发展变化而不斷丰富。因此，这一独特的建筑艺术具有的美学意蕴，展现了中国古代对于山水自然之美的认知、追求和探索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古代文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心理。
参考文献：
[1][4]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6.
[2][5][6]傅志前.从山水到园林-谢灵运山水园林美学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2.
[3][7][11]尤西林，主编.《美学原理》编写组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美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11.
[8]王毅.中国园林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09.
[9][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文·卷25-32[M].1893.
[10][南朝宋]刘义庆，著.张万起，刘尚慈，译注.世说新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8.8.
[12]林语堂，著.郝志东，沈益洪，译.中国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0.
[13]刘珊珊，黄晓.深闺里的后花园[A].王明明.大匠之门17[C].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8.01.
[14][宋]李清照，著.王学初，校注.李清照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0.
[15][16][美]艾朗诺，著.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4.
[17]姚华.苏轼诗歌的“仇池石”意象探析[J].文学遗产，2016（03）：155-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