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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分属于政府的不同部门，形成了两大不同的组织体系和运行体系。当前正值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转换期，基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具有内容的一致性、功能的互构性、价值的一元性和主体的共通性，本文从“目标替代”的视角提出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路径的建议：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在学习借鉴上衔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在制度设计上衔接;继续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在发展基础上衔接;打造新型产业链，在产业发展上衔接;加快提升人居环境，在生态宜居上衔接;强化内生动力，在乡风文明上衔接;加强党建引领，在组织振兴上衔接。
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要求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2017年10月的中共十九大再次重申“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与此同时，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1月2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可以预计的是，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没有任何疑虑。但是，脱贫攻坚的阶段性任务完成以后，随着精准脱贫政策大部分退出，如何巩固脱贫成效、防止返贫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立足于解决“三农”问题，中央接连出台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两个重大战略部署，对于贫困县而言，该如何处理这二者的关系呢？本文对此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一、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在学习借鉴上衔接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尽管在时间、空间、主体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但是在内容上相近、功能上互构、价值上相同、机制上耦合，本质上是一种共生共存共促的关系。2014年以来精准脱贫的经验教训和2018年启动的乡村振兴的经验教训值得二者相互借鉴。
精准脱贫是新时代我党政治路线的重大实践，经过5年的努力，贫困县、贫困村的道路、水电、通信、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得到重大改善，农村产业获得新的发展，贫困户的收入和生活得到显著提升，部分农村的凋敝面貌大为改观。尽管四川作为贫困人口大省，兼具少数民族、集中连片贫困、深度贫困地区等特征，脱贫攻坚的任务十分繁重，但是经过全川干部群众的努力，脱贫攻坚的成效显著，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值得乡村振兴借鉴。例如，四川省在精准脱贫中的这些经验值得乡村振兴借鉴：（1）政治占位高，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头号政治任务来抓，当作“天大的事”，使出“天大的力”，尽到“天大的责”，各级党政一把手站位一线攻克堡垒;（2）系统设计优，精心设计领导推动机制、工作调度机制、资金投入机制、内力激发机制、问题排查机制、工作激励机制、督查问责机制和考核评价机制等，减少了“精英俘获”“形象工程”等制度性交易成本，有效提高了扶贫效率;1（3）主攻方向明，坚持把产业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和主攻方向，既引进有实力的龙头企业，充分发挥企业的带动作用，也因地制宜发展小庭院、小养殖、小买卖、小作坊，推动形成各类特色富民产业竞相发展、遍地开花的良好格局;（4）风险防控严，不仅在扶贫政策层面加强风险防范设计，在具体工作中也随时注意防控，形成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立体化防控体系，经常性纠偏堵漏反腐。
脱贫攻坚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乡村振兴中予以汲取和修正。例如，（1）由于系统设计不足，在精准脱贫初期存在目标不明确，重点不突出，机制不顺畅等问题;（2）重表格、重数据、重材料，存在形式主义的倾向，基层干部疲于应付各种考评、各种报表，大幅增加了基层干部的工作量;（3）有的地方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直接送钱送物，满足于数字上超越贫困线即可，忽视精神脱贫，忽视产业和收入的可持续性。
二、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在制度设计上衔接
精准脱贫的各项政策在2020年要基本退出，虽然各地都采取了相应措施来建立长效机制，但是由于一些地区还没有根本改变农村空心化、产业脆弱、集体经济薄弱等现状，而且一些地方为了兑现脱贫目标大量举债，地方债务高企，因而持续脱贫还是存在一定困难，这有待于乡村振兴在制度设计上持续跟进“政策红利”，在脱贫道路上再走一程。
一是在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中，将“精准脱贫”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一项内容纳入系统设计中，从政策和资金上优先支持“乡村振兴”中的“精准脱贫”工程和项目，确保2020年全面脱贫。对于需要政策兜底的贫困户（如残疾、重病、无劳动能力等）继续在乡村振兴中实施兜底政策，确保不返贫;对于需要后续资金维持、维修的基础设施，应该在乡村振兴的政策设计中明确支持。
二是乡村振兴要积极面对和解决精准脱贫可能遗留下来的问题，对于精准脱贫中没有实施完毕的项目，或者还有价值扩大规模的项目，应该在乡村振兴中继续实施和巩固，既使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一脉相承，又相互协调补位，努力将一张蓝图绘到底。
三是在乡村振兴的制度设计中延续精准脱贫的系统思维和精准思维。实事求是地说，在精准扶贫初期，由于系统设计不足，导致2014年的扶贫效果不显著，乡村振兴务必汲取这个教训，在系统设计、精准设计上下功夫。
三、继续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在发展基础上衔接
农村基础设施都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基础性条件，近年来，贫困地区的医院、学校、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得到较大改善，但是部分贫困县和贫困村的基础设施还比较差，建议在乡村振兴中进一步提升。
一是加强大通道建设。从全省来看，绝大多数深度贫困县与县外连接大城市、大市场的大通道还没有建成（突出表现在没有通高速公路或者铁路），还没有能力直接融入区域性经济圈，因此要进一步加强藏区、彝区、乌蒙山區和秦巴山区的高速通道建设，基本做到县县通高速公路（铁路）。
二是延伸断头路，拓宽产业路，形成县内交通环线，给乡村道路配备相应的维护资金和维护人员，延长道路安全使用寿命，切实保障道路畅通。
三是进一步加强乌蒙山区（特别是喀斯特地区）、彝族和藏族高山地区的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切实保障生活用水安全，生产用水便利。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着力解决农业灌溉 “最后一公里”问题。 四、打造新型产业链，在产业发展上衔接
在乡村振兴二十字方针中，产业兴旺排在首位，与产业扶贫高度契合。通过对农业多功能性的有力挖掘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可以极大延伸产业链，为产业脱贫的长久有效提供保障。
一是针对产业扶贫中资金不能整合使用、项目配套资金缺乏、扶贫资金的投放偏重短期回报、插花村产业项目资金短缺、品牌化程度低、集体经济薄弱、可持续发展能力弱等等问题，一个关键之举是打破区域壁垒、产业壁垒，推动形成一批特色优势明显的全链条、高质量、高效益的现代农业产业集群，实现区域产业协同发展。
二是发挥农业基础性作用，用工业化理念谋划农业，充分利用贫困地区的特色农业和独特资源，形成三次产业的良性循环，完善价值链，提升利益链，着力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根据贫困地区的资源特色，积极开展优质粮油、薯类、蔬菜、水果、食用菌、花椒、核桃、蚕桑、竹木、茶叶、油橄榄、油茶、中药材、生猪、肉牛、肉羊、肉兔、淡水鱼、小龙虾等全产业链建设，形成生产基地、旅游目的地、大型超市和高档餐馆的食材来源地以及农产品加工园区的有机融合。
三是在贫困地区做大做强一批农产品公共品牌、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优先创建一批省级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知名品牌示范区。
五、加快提升人居环境，在生态宜居上衔接
提升人居环境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共同内容和共同目的。虽然2018年四川省异地扶贫搬迁入住52.1万人，比搬迁前的人居环境有较大改善，但是不少贫困人口仍然集中在人居环境比较差的地区。乡村振兴要建设 “业兴、家富、人和、村美”的幸福美丽新村就必须要解决上述问题。建议各地可以因地制宜创新“生态保护+”模式，分类推进彝家新寨、藏区新居、巴山新居和乌蒙新村建设，努力建设生态宜居型村庄。
一是积极推行“生态保护+污染治理”模式，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厕所革命”为重点，贯彻落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积极探索适合贫困地区生活垃圾治理方式，建立 “因地制宜、分类收集、村民自治、市场运作”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机制，持续推进生产生活方式清洁化。
二是探索实行“生态保护+农业旅养”模式，发挥贫困村远离工业污染地的地理优势，发展有机生态农业。开发生态旅游观光、生态康养、休闲度假、特色餐饮、民族风情等，以生态保护辐射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三是探索实行“生态保护+公益岗位”模式，通过生态补偿、山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等环境保护工程，为贫困户提供环保、治理等方面的公益岗位。
六、强化内生动力，在乡村文明上衔接
解决群众的内生动力既是精神扶贫的问题，更是乡村振兴面临的现实问题。在调研中发现，不少地方的扶贫工作主要以扶贫干部和扶贫单位帮扶为主，一些贫困户最关心的问题是“政府能给我多少”，而不是“我该怎么做才能早日脱贫”;有的地方急于求成，直接送钱给物，群众的参与度不高，这将持续影响到乡村振兴中群众内生动力的激发问题。反贫困涉及到底线公平问题，有一定的输血是不可避免的;乡村振兴是小康基础上的发展，只能是造血式的，对内生动力的要求更高。我们认为强化内生动力的关键之举是纯正乡风，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继续实施教育扶贫，重塑耕读文化，提高群众的整体素质，特别是瞄准贫困家庭的子女，控辍保学，资助职业教育，扶持高等教育，提高就业本领，阻隔贫困代际传递。
二是广泛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主题活动，倡导科学文明生活，巩固和加强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加快推进文明村镇创建和乡风文明建设主题活动，特别是深入推进移风易俗，遏制婚丧嫁娶大操大办、厚葬薄养、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积极打造村落博物馆（档案馆），创建良好家风，涵育文明乡风。
三是通过普法教育和道德建设，强化集体意识和团队精神，对好吃懒做、违法乱纪的贫困户采取“歇帮”，取消福利待遇，张榜公示等惩戒手段，同时树立勤劳脱贫致富的典型，坚决遏制和避免奖懒罚勤现象。
七、加强党建引领，在组织振兴上衔接
党建引领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组织保障。贫困村存在一个共同的特征：基层党建水平较低，集体经济力量薄弱，村民致富难。在实地调研中，有48%的受访村干部“不清楚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21%的受访村干部在谈及“如何衔接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问题时表示“按照上面要求办即可”。面对巩固脱贫成效和乡村振兴的历史使命，要求贫困地区在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工作实施过程中进一步加强党建的引领作用，实现组织振兴。
一是健全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组织体系，坚持乡村振兴重大事项、重要问题、重要工作由党组织讨论决定的机制。试行村党组织书记在本乡镇内统一异地选派，阻断优亲厚友和沾亲带故的可能性，提高村书记的公信力。大力推行村 “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职，有序推进党组织按产业、区域联建共建。纠正重表格、重数据、重材料的形式主义倾向，减少各种考评、各种报表，给村干部减负，让他们更多地深入群众，在实干兴村中提高威信、提升影响。
二是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队伍建设。注重从本村致富能手、外出务工经商人员、本乡本土大学毕业生、复员退伍军人党员中培养选拔，选优配强村党组织领导班子，彻底改变村干部“年龄大、学历低、能力弱”的现状。在当前的脱贫攻坚中，村干部由半脱产完全变为全职工作，因此与派驻工作组相比较，当前最重要的是尊重村干部的劳动，建立和完善村干部报酬保障机制、教育培训培养机制，尽快落实从优秀村党组织书记中选拔乡镇领导干部、考录乡镇机关公务员、招聘乡镇事业编制人员制度。
三是借鉴扶贫攻坚中选派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组的经验，建立选派第一书记工作长效机制，全面向贫困村、软弱涣散村和集体经济薄弱村党组织派出第一书记，对党组织特别软弱的村派驻工作组。
脱贫攻坚由扶贫开发部门牵头，而乡村振兴由农业农村部门牵头，组织体系、行为目标、任务重点各不相同，但是，从县域发展的高度看，两者之间本质上是一种共生共存共促的关系。对于未脱贫县，在2020年以前，要坚定以脱贫为目标，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的突出问题，逐渐把乡村振兴战略的新要求充实到脱贫攻坚的任务目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體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从生产、生活、生态、社会、政治五个方面整体推进，实现贫困人口的持续增收，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庄天慧、孙锦杨、杨洁：《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及有机衔接路径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2期。
作者简介：罗华兰（1972年——），女，苗族，四川成都市人，助理研究员，法学硕士，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方向：法理学、法社会学。
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要求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2017年10月的中共十九大再次重申“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与此同时，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1月2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可以预计的是，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没有任何疑虑。但是，脱贫攻坚的阶段性任务完成以后，随着精准脱贫政策大部分退出，如何巩固脱贫成效、防止返贫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立足于解决“三农”问题，中央接连出台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两个重大战略部署，对于贫困县而言，该如何处理这二者的关系呢？本文对此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一、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在学习借鉴上衔接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尽管在时间、空间、主体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但是在内容上相近、功能上互构、价值上相同、机制上耦合，本质上是一种共生共存共促的关系。2014年以来精准脱贫的经验教训和2018年启动的乡村振兴的经验教训值得二者相互借鉴。
精准脱贫是新时代我党政治路线的重大实践，经过5年的努力，贫困县、贫困村的道路、水电、通信、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得到重大改善，农村产业获得新的发展，贫困户的收入和生活得到显著提升，部分农村的凋敝面貌大为改观。尽管四川作为贫困人口大省，兼具少数民族、集中连片贫困、深度贫困地区等特征，脱贫攻坚的任务十分繁重，但是经过全川干部群众的努力，脱贫攻坚的成效显著，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值得乡村振兴借鉴。例如，四川省在精准脱贫中的这些经验值得乡村振兴借鉴：（1）政治占位高，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头号政治任务来抓，当作“天大的事”，使出“天大的力”，尽到“天大的责”，各级党政一把手站位一线攻克堡垒;（2）系统设计优，精心设计领导推动机制、工作调度机制、资金投入机制、内力激发机制、问题排查机制、工作激励机制、督查问责机制和考核评价机制等，减少了“精英俘获”“形象工程”等制度性交易成本，有效提高了扶贫效率;1（3）主攻方向明，坚持把产业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和主攻方向，既引进有实力的龙头企业，充分发挥企业的带动作用，也因地制宜发展小庭院、小养殖、小买卖、小作坊，推动形成各类特色富民产业竞相发展、遍地开花的良好格局;（4）风险防控严，不仅在扶贫政策层面加强风险防范设计，在具体工作中也随时注意防控，形成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立体化防控体系，经常性纠偏堵漏反腐。
脱贫攻坚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乡村振兴中予以汲取和修正。例如，（1）由于系统设计不足，在精准脱贫初期存在目标不明确，重点不突出，机制不顺畅等问题;（2）重表格、重数据、重材料，存在形式主义的倾向，基层干部疲于应付各种考评、各种报表，大幅增加了基层干部的工作量;（3）有的地方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直接送钱送物，满足于数字上超越贫困线即可，忽视精神脱贫，忽视产业和收入的可持续性。
二、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在制度设计上衔接
精准脱贫的各项政策在2020年要基本退出，虽然各地都采取了相应措施来建立长效机制，但是由于一些地区还没有根本改变农村空心化、产业脆弱、集体经济薄弱等现状，而且一些地方为了兑现脱贫目标大量举债，地方债务高企，因而持续脱贫还是存在一定困难，这有待于乡村振兴在制度设计上持续跟进“政策红利”，在脱贫道路上再走一程。
一是在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中，将“精准脱贫”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一项内容纳入系统设计中，从政策和资金上优先支持“乡村振兴”中的“精准脱贫”工程和项目，确保2020年全面脱贫。对于需要政策兜底的贫困户（如残疾、重病、无劳动能力等）继续在乡村振兴中实施兜底政策，确保不返贫;对于需要后续资金维持、维修的基础设施，应该在乡村振兴的政策设计中明确支持。
二是乡村振兴要积极面对和解决精准脱贫可能遗留下来的问题，对于精准脱贫中没有实施完毕的项目，或者还有价值扩大规模的项目，应该在乡村振兴中继续实施和巩固，既使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一脉相承，又相互协调补位，努力将一张蓝图绘到底。
三是在乡村振兴的制度设计中延续精准脱贫的系统思维和精准思维。实事求是地说，在精准扶贫初期，由于系统设计不足，导致2014年的扶贫效果不显著，乡村振兴务必汲取这个教训，在系统设计、精准设计上下功夫。
三、继续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在发展基础上衔接
农村基础设施都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基础性条件，近年来，贫困地区的医院、学校、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得到较大改善，但是部分贫困县和贫困村的基础设施还比较差，建议在乡村振兴中进一步提升。
一是加强大通道建设。从全省来看，绝大多数深度贫困县与县外连接大城市、大市场的大通道还没有建成（突出表现在没有通高速公路或者铁路），还没有能力直接融入区域性经济圈，因此要进一步加强藏区、彝区、乌蒙山區和秦巴山区的高速通道建设，基本做到县县通高速公路（铁路）。
二是延伸断头路，拓宽产业路，形成县内交通环线，给乡村道路配备相应的维护资金和维护人员，延长道路安全使用寿命，切实保障道路畅通。
三是进一步加强乌蒙山区（特别是喀斯特地区）、彝族和藏族高山地区的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切实保障生活用水安全，生产用水便利。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着力解决农业灌溉 “最后一公里”问题。 四、打造新型产业链，在产业发展上衔接
在乡村振兴二十字方针中，产业兴旺排在首位，与产业扶贫高度契合。通过对农业多功能性的有力挖掘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可以极大延伸产业链，为产业脱贫的长久有效提供保障。
一是针对产业扶贫中资金不能整合使用、项目配套资金缺乏、扶贫资金的投放偏重短期回报、插花村产业项目资金短缺、品牌化程度低、集体经济薄弱、可持续发展能力弱等等问题，一个关键之举是打破区域壁垒、产业壁垒，推动形成一批特色优势明显的全链条、高质量、高效益的现代农业产业集群，实现区域产业协同发展。
二是发挥农业基础性作用，用工业化理念谋划农业，充分利用贫困地区的特色农业和独特资源，形成三次产业的良性循环，完善价值链，提升利益链，着力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根据贫困地区的资源特色，积极开展优质粮油、薯类、蔬菜、水果、食用菌、花椒、核桃、蚕桑、竹木、茶叶、油橄榄、油茶、中药材、生猪、肉牛、肉羊、肉兔、淡水鱼、小龙虾等全产业链建设，形成生产基地、旅游目的地、大型超市和高档餐馆的食材来源地以及农产品加工园区的有机融合。
三是在贫困地区做大做强一批农产品公共品牌、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优先创建一批省级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知名品牌示范区。
五、加快提升人居环境，在生态宜居上衔接
提升人居环境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共同内容和共同目的。虽然2018年四川省异地扶贫搬迁入住52.1万人，比搬迁前的人居环境有较大改善，但是不少贫困人口仍然集中在人居环境比较差的地区。乡村振兴要建设 “业兴、家富、人和、村美”的幸福美丽新村就必须要解决上述问题。建议各地可以因地制宜创新“生态保护+”模式，分类推进彝家新寨、藏区新居、巴山新居和乌蒙新村建设，努力建设生态宜居型村庄。
一是积极推行“生态保护+污染治理”模式，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厕所革命”为重点，贯彻落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积极探索适合贫困地区生活垃圾治理方式，建立 “因地制宜、分类收集、村民自治、市场运作”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机制，持续推进生产生活方式清洁化。
二是探索实行“生态保护+农业旅养”模式，发挥贫困村远离工业污染地的地理优势，发展有机生态农业。开发生态旅游观光、生态康养、休闲度假、特色餐饮、民族风情等，以生态保护辐射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三是探索实行“生态保护+公益岗位”模式，通过生态补偿、山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等环境保护工程，为贫困户提供环保、治理等方面的公益岗位。
六、强化内生动力，在乡村文明上衔接
解决群众的内生动力既是精神扶贫的问题，更是乡村振兴面临的现实问题。在调研中发现，不少地方的扶贫工作主要以扶贫干部和扶贫单位帮扶为主，一些贫困户最关心的问题是“政府能给我多少”，而不是“我该怎么做才能早日脱贫”;有的地方急于求成，直接送钱给物，群众的参与度不高，这将持续影响到乡村振兴中群众内生动力的激发问题。反贫困涉及到底线公平问题，有一定的输血是不可避免的;乡村振兴是小康基础上的发展，只能是造血式的，对内生动力的要求更高。我们认为强化内生动力的关键之举是纯正乡风，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继续实施教育扶贫，重塑耕读文化，提高群众的整体素质，特别是瞄准贫困家庭的子女，控辍保学，资助职业教育，扶持高等教育，提高就业本领，阻隔贫困代际传递。
二是广泛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主题活动，倡导科学文明生活，巩固和加强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加快推进文明村镇创建和乡风文明建设主题活动，特别是深入推进移风易俗，遏制婚丧嫁娶大操大办、厚葬薄养、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积极打造村落博物馆（档案馆），创建良好家风，涵育文明乡风。
三是通过普法教育和道德建设，强化集体意识和团队精神，对好吃懒做、违法乱纪的贫困户采取“歇帮”，取消福利待遇，张榜公示等惩戒手段，同时树立勤劳脱贫致富的典型，坚决遏制和避免奖懒罚勤现象。
七、加强党建引领，在组织振兴上衔接
党建引领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组织保障。贫困村存在一个共同的特征：基层党建水平较低，集体经济力量薄弱，村民致富难。在实地调研中，有48%的受访村干部“不清楚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21%的受访村干部在谈及“如何衔接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问题时表示“按照上面要求办即可”。面对巩固脱贫成效和乡村振兴的历史使命，要求贫困地区在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工作实施过程中进一步加强党建的引领作用，实现组织振兴。
一是健全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组织体系，坚持乡村振兴重大事项、重要问题、重要工作由党组织讨论决定的机制。试行村党组织书记在本乡镇内统一异地选派，阻断优亲厚友和沾亲带故的可能性，提高村书记的公信力。大力推行村 “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职，有序推进党组织按产业、区域联建共建。纠正重表格、重数据、重材料的形式主义倾向，减少各种考评、各种报表，给村干部减负，让他们更多地深入群众，在实干兴村中提高威信、提升影响。
二是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队伍建设。注重从本村致富能手、外出务工经商人员、本乡本土大学毕业生、复员退伍军人党员中培养选拔，选优配强村党组织领导班子，彻底改变村干部“年龄大、学历低、能力弱”的现状。在当前的脱贫攻坚中，村干部由半脱产完全变为全职工作，因此与派驻工作组相比较，当前最重要的是尊重村干部的劳动，建立和完善村干部报酬保障机制、教育培训培养机制，尽快落实从优秀村党组织书记中选拔乡镇领导干部、考录乡镇机关公务员、招聘乡镇事业编制人员制度。
三是借鉴扶贫攻坚中选派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组的经验，建立选派第一书记工作长效机制，全面向贫困村、软弱涣散村和集体经济薄弱村党组织派出第一书记，对党组织特别软弱的村派驻工作组。
脱贫攻坚由扶贫开发部门牵头，而乡村振兴由农业农村部门牵头，组织体系、行为目标、任务重点各不相同，但是，从县域发展的高度看，两者之间本质上是一种共生共存共促的关系。对于未脱贫县，在2020年以前，要坚定以脱贫为目标，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的突出问题，逐渐把乡村振兴战略的新要求充实到脱贫攻坚的任务目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體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从生产、生活、生态、社会、政治五个方面整体推进，实现贫困人口的持续增收，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庄天慧、孙锦杨、杨洁：《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及有机衔接路径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2期。
作者简介：罗华兰（1972年——），女，苗族，四川成都市人，助理研究员，法学硕士，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方向：法理学、法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