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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玉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源远流长。纵观玉文化的发展史可分为三个阶段：神玉阶段、王玉阶段、民玉阶段。玉石从最初神秘的宗教功能发展到体现社会阶层等级的葬玉制度，经历了漫长的时光，最终玉文化的王玉阶段在汉代达到高潮，其中在以玉衣为代表的敛葬制度中最能体现。西汉南越王墓的发掘为岭南玉文化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它虽然沿袭了中原地区的葬玉制度，但同样因其历史原因与中原地区葬玉制度的差别而具有其独特的历史面貌。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是我国唯一一件使用丝缕连接的玉衣，因其独特性而备受世人关注，但至今学术界仍未能明确地阐述其具体成因。本文就丝缕玉衣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经过大量的资料研究与调查展开论述。
【关键词】 南越王墓;丝缕玉衣;敛葬制度
【中图分类号】K8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8-0121-02
一、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岭南玉文化最早可追溯于新石器晚期的飞鹅岭人类遗址，其中青山岗第一号探沟出土了直径为9.2厘米的完整玉环一件及残缺玉玦两件。在西村石头岗发现的秦代墓葬中，出土了大玉璧、玉印、玉带钩、玉具铜剑等器物，表明這一时期的玉文化已经初具规模。南越王墓出土的诸多精美玉器文物也从侧面印证了史书的记载：汉代广州已设有官办玉雕作坊，直接由少府或工官掌管，主要服务于南越宫廷帝王。南越王墓出土的玉器雕刻精美，工艺水平极高，其中丝缕玉衣的发现是岭南玉文化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
广州玉雕作为优秀传统手工艺门类在2008年入选中国非物质遗产名录，但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近些年行业发展日渐凋敝，玉雕技艺传承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完善岭南玉文化的历史线索，理清其历史发展脉络也有助于广州玉雕的传承与保护。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岭南文化底蕴，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发展增添助力。
二、汉代玉衣敛葬制度的形成
玉衣的敛葬制度最早可追溯于西周中期出现的玉覆面。玉覆面是指人死后在其脸上掩盖丝麻织物上缀以玉石片形成的人脸型面罩。玉覆面作为玉敛葬制度在两周、春秋战国、秦直至西汉晚期均有发现，后逐渐被更为完善的玉衣敛葬制度所取代。同时，关于玉衣与玉覆面的使用在西汉中后期也是用以区分诸侯等级的重要体现。
玉衣，也被称作是“玉匣”“玉柙”或“玉甲”，是指用金属或者其他材料串联而成用以包裹尸体的敛服，外观与人体轮廓相同。玉衣丧葬文化兴起于西汉文景时期，直至三国时期魏文帝因其劳民伤财下令禁止使用玉衣而止，迄今为止相继出土有玉衣（包含汉琉璃片、或汉白玉片等材质的玉衣）和玉衣套的汉代墓葬数量达七十九座。玉衣的形制在西汉早期还较为简陋，只有头套、手套、鞋套三个部分组成被称为“玉衣套”，至西汉中期发展为头套、上衣、裤筒、手套、鞋套五个部件。玉衣形成较为成熟的等级制度主要体现在连接玉片的金属材料上，以金缕、银缕、铜缕为主。据卫宏《汉旧仪》载，不仅皇帝的“玉襦”“玉柙”（按即“玉衣”）缝以黄金缕，而且王侯的“玉匣”（按即“玉衣”）也是“缀以黄金缕为之”。由此可见，西汉早期玉衣的使用形制并未有严格的规定。而东汉时期玉衣所体现出的敛葬制度有了更为详细的规范，在《后汉书：礼仪志下》中有明确记载，皇帝使用金缕玉衣，诸侯王、列侯始封、长公主、贵人皆使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使用铜缕玉衣，而据现有的考古资料中发现在东汉时期出土的各种类玉衣中均未发现金缕玉衣亦可证明这点。南越王墓玉衣的头套、手套、足套部位以丝缕连接，其余身体部分则以窄丝带交叉粘贴，内为麻布衬里，仍有早期特征。玉衣敛葬制度的形成是玉文化走向贵族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南越王墓丝缕玉衣的发现更是为玉衣敛葬制度的地域化和多样性提供了历史性的证据。
三、丝缕玉衣基本概述
南越王墓丝缕玉衣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件用丝线连接的玉衣，玉衣整件全长1.73米，共出土2291片玉片。南越王墓出土的玉片在玉质上，头、手、足部的材料较为单一，躯干部位则玉质较杂，由多种玉料组成。在制作工艺上，其中头部、手部、足部位置的玉片边角均有钻孔，使用丝线进行串联，玉片厚薄均匀，表面进行了抛光制作工艺精良;上衣和裤筒部位的玉片则做工较为粗糙，厚薄不一，材料上选用废旧玉器或者玉石边角，玉片的排布规律性较随意，玉片上无孔，组合方法为正面以丝带纵横和斜向交叉的黏联，背后以麻布贴衬。
四、丝缕玉衣的成因分析
（一）丝缕玉衣的连接材料
在使用玉片连接材料方面，南越王墓缘何使用丝线作为玉片的连接材料，部分学者推断因其乃异姓诸侯王，故区别于其他刘姓诸侯王使用丝缕玉衣。但根据目前全国出土的西汉早期玉衣出土多为金缕玉衣的情况来看，当时的玉衣敛葬制度有诸多“僭越”，亦可证明：西汉早期尚未形成完善的玉衣敛葬制度。
而考究丝缕玉衣的真正成因，亦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解释：其一，南越国盛产丝绸，君主及社会习俗偏好丝绸织物。南越国与东南亚、南亚及地中海沿岸各国往来密切，从其出土的玻璃珠饰等舶来品可证明这点，岭南地区在西汉时期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同时，从南越王墓出土了八大类、二十多个品种的丝织物，其中成匹出土的锦、绢、罗等织物，墓中各种用绢包裹的玉、铜、铁、陶器，铜熏炉上还有绣花绢、绒圈锦等高级织物，均可以表明南越国盛产丝绸，丝织业极为发达而且制作水平极高，故此选择丝线作为玉衣连接材料亦是有所偏好。
其二，丝缕玉衣的制作工期要短于金缕玉衣。南越王赵昧在位仅16年，且其在位期间长期患病，最终病故。一套玉衣的制作工艺短则需要十几年长则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时间周期较长。而丝绸的获取要比金丝的制作更为简单，为了节省工期而使用金缕玉衣，这也能够解释躯干部位与其他部位玉片材料与组合方式相差甚多，躯干部位的玉衣组合方式使用将玉片交叉粘贴在麻布内衬的现象。 其三，丝缕玉衣是玉覆面向玉衣的过渡时期的产物。从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的玉覆面及云南滇王墓玉覆面均使用丝织物作为玉片连接材料，再到西汉早期河北满城窦绾中出土的金缕玉衣的上衣部分前胸和后背的玉片使用丝织物连接，可以大致推测：窦绾墓出土金缕玉衣和南越王墓出土的絲缕玉衣的形式均是玉衣敛葬制度在尚未发展完善期间的过渡产物。而南越王赵昧与窦绾的死亡时间皆早于刘胜，处于上、下衣出现之初，仍延用在织物上覆盖玉片的原始方法，只是由缝缀变为粘贴，后来才改进为用丝缕编缀。这是解释两套金缕玉衣在躯干部位制作工艺略有不同的主要原因。
（二）丝缕玉衣的玉质组成
南越王墓中出土玉衣玉片大部分为真玉，颜色呈现半透明的灰色，同时还发现了非玉质的“假玉”玉片，材质为石英岩。真玉部分的玉质较杂，有新疆和田玉、岫玉老玉，广绿玉等，玉衣头套、手套、脚套同躯干玉片存在明显差异，头、手、脚部位的玉片制作较为完整，躯干裤筒玉片中发现大量玄璧改制玉片等现象。至于其原因，这就需要了解玉衣的形成过程，周健认为先秦两汉时期丧葬礼仪中的小敛仪式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于死者的头部、手部及足部的敛葬重视程度远高于躯干部位。因此在头套、手套、足套部位玉片的材质上要比躯干部位的玉片较为单一，连接方式也采用穿孔连缀的方式更加复杂。同时由于所处地理位置原因，新疆和田玉这类高档玉料较为难得，主要用于头套、手套、脚套的玉片制作。通过南越王墓西耳室出土未成形玉璧以及丝缕玉衣上身存在类似“广绿玉”玉片等实物证据，可推测南越国拥有自己的琢玉工坊。上述证据说明，诸侯国拥有具有本地特色的琢玉工坊，但汉代玉作具有不同的体系，工艺水平参差不齐，上衣和裤筒部位可推测为仓促后补之物，因而才会在材质上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情况。
（三）丝缕玉衣的制作产地
丝缕玉衣头、手、足部位与躯干部位的玉片出现加工及组合方式差异，目前学术界就丝缕玉衣的制作地做出了三个推测：其一，玉衣全部在西汉都城制作，作为南越王的丧葬规格赐其敛服，但其躯干与其他部分的玉石材料差距过大，这种说法明显不成立。其二，玉衣的头、手、足部位在长安制作，其余部位在南越国都城番禺制作，但躯干部分亦发现个别头、手部的穿孔残片杂配其间，故可能性也不大。其三，全套玉衣都在南越国都番禺制作。南越王墓玉衣的躯干部分玉片厚薄不一，这与河北满城二号窦绾墓中出土的玉衣上衣部分的组合方式极为相似，都采用了玉衣早期的组合方式即在织物上覆盖玉片，再用丝带在每片玉片的正面交叉粘贴，并在玉片四周黏以丝带的早期连接方法。而这也与由于玉片中的残次品部分由玉璧改制，边角材料与陪葬的玉璧和其他陪葬品材料类同。另外，“从南越王墓以及徐州北洞山所处的玉衣片形状来看， 当时方国确有自己的玉器作坊”，故此全套丝缕玉衣均在南越国制作的可能性最大。
五、结语
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是玉衣敛葬制度早期发展的阶段性产物。它是由两周时期的玉覆面敛葬制度发展而来，丝缕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是岭南地方特色的体现，在制作工艺、玉石材料上都与中原地区的玉衣有很大程度的区别，但同样符合玉衣的发展规律。关于丝缕玉衣成因的推测都仅限于目前现有资料上的推测，这些都尚需留待将来出土更多的南越国文物来印证。但毫无疑问，丝缕玉衣是岭南玉文化的璀璨明珠，为玉衣敛葬制度的发展多样化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参考文献：
[1]李始文.广州东郊飞鹅岭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探掘报告[J].中山大学学报，1959，（04）：147-165.
[2]刘尊志.西汉诸侯王墓敛葬玉衣及相关问题[J].中原文物，2011，（04）：39-45.
[3]王静.汉代玉衣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 2008：8-10.
[4]卢兆萌.试论两汉的玉衣[J].考古，1981，（01）：51-58.
[5]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17-20.
[6]刘松，吕良波，李青会，熊昭明.岭南汉墓出土玻璃珠饰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中外交流[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9，（04）：18-29.
【关键词】 南越王墓;丝缕玉衣;敛葬制度
【中图分类号】K8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8-0121-02
一、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岭南玉文化最早可追溯于新石器晚期的飞鹅岭人类遗址，其中青山岗第一号探沟出土了直径为9.2厘米的完整玉环一件及残缺玉玦两件。在西村石头岗发现的秦代墓葬中，出土了大玉璧、玉印、玉带钩、玉具铜剑等器物，表明這一时期的玉文化已经初具规模。南越王墓出土的诸多精美玉器文物也从侧面印证了史书的记载：汉代广州已设有官办玉雕作坊，直接由少府或工官掌管，主要服务于南越宫廷帝王。南越王墓出土的玉器雕刻精美，工艺水平极高，其中丝缕玉衣的发现是岭南玉文化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
广州玉雕作为优秀传统手工艺门类在2008年入选中国非物质遗产名录，但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近些年行业发展日渐凋敝，玉雕技艺传承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完善岭南玉文化的历史线索，理清其历史发展脉络也有助于广州玉雕的传承与保护。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岭南文化底蕴，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发展增添助力。
二、汉代玉衣敛葬制度的形成
玉衣的敛葬制度最早可追溯于西周中期出现的玉覆面。玉覆面是指人死后在其脸上掩盖丝麻织物上缀以玉石片形成的人脸型面罩。玉覆面作为玉敛葬制度在两周、春秋战国、秦直至西汉晚期均有发现，后逐渐被更为完善的玉衣敛葬制度所取代。同时，关于玉衣与玉覆面的使用在西汉中后期也是用以区分诸侯等级的重要体现。
玉衣，也被称作是“玉匣”“玉柙”或“玉甲”，是指用金属或者其他材料串联而成用以包裹尸体的敛服，外观与人体轮廓相同。玉衣丧葬文化兴起于西汉文景时期，直至三国时期魏文帝因其劳民伤财下令禁止使用玉衣而止，迄今为止相继出土有玉衣（包含汉琉璃片、或汉白玉片等材质的玉衣）和玉衣套的汉代墓葬数量达七十九座。玉衣的形制在西汉早期还较为简陋，只有头套、手套、鞋套三个部分组成被称为“玉衣套”，至西汉中期发展为头套、上衣、裤筒、手套、鞋套五个部件。玉衣形成较为成熟的等级制度主要体现在连接玉片的金属材料上，以金缕、银缕、铜缕为主。据卫宏《汉旧仪》载，不仅皇帝的“玉襦”“玉柙”（按即“玉衣”）缝以黄金缕，而且王侯的“玉匣”（按即“玉衣”）也是“缀以黄金缕为之”。由此可见，西汉早期玉衣的使用形制并未有严格的规定。而东汉时期玉衣所体现出的敛葬制度有了更为详细的规范，在《后汉书：礼仪志下》中有明确记载，皇帝使用金缕玉衣，诸侯王、列侯始封、长公主、贵人皆使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使用铜缕玉衣，而据现有的考古资料中发现在东汉时期出土的各种类玉衣中均未发现金缕玉衣亦可证明这点。南越王墓玉衣的头套、手套、足套部位以丝缕连接，其余身体部分则以窄丝带交叉粘贴，内为麻布衬里，仍有早期特征。玉衣敛葬制度的形成是玉文化走向贵族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南越王墓丝缕玉衣的发现更是为玉衣敛葬制度的地域化和多样性提供了历史性的证据。
三、丝缕玉衣基本概述
南越王墓丝缕玉衣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件用丝线连接的玉衣，玉衣整件全长1.73米，共出土2291片玉片。南越王墓出土的玉片在玉质上，头、手、足部的材料较为单一，躯干部位则玉质较杂，由多种玉料组成。在制作工艺上，其中头部、手部、足部位置的玉片边角均有钻孔，使用丝线进行串联，玉片厚薄均匀，表面进行了抛光制作工艺精良;上衣和裤筒部位的玉片则做工较为粗糙，厚薄不一，材料上选用废旧玉器或者玉石边角，玉片的排布规律性较随意，玉片上无孔，组合方法为正面以丝带纵横和斜向交叉的黏联，背后以麻布贴衬。
四、丝缕玉衣的成因分析
（一）丝缕玉衣的连接材料
在使用玉片连接材料方面，南越王墓缘何使用丝线作为玉片的连接材料，部分学者推断因其乃异姓诸侯王，故区别于其他刘姓诸侯王使用丝缕玉衣。但根据目前全国出土的西汉早期玉衣出土多为金缕玉衣的情况来看，当时的玉衣敛葬制度有诸多“僭越”，亦可证明：西汉早期尚未形成完善的玉衣敛葬制度。
而考究丝缕玉衣的真正成因，亦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解释：其一，南越国盛产丝绸，君主及社会习俗偏好丝绸织物。南越国与东南亚、南亚及地中海沿岸各国往来密切，从其出土的玻璃珠饰等舶来品可证明这点，岭南地区在西汉时期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同时，从南越王墓出土了八大类、二十多个品种的丝织物，其中成匹出土的锦、绢、罗等织物，墓中各种用绢包裹的玉、铜、铁、陶器，铜熏炉上还有绣花绢、绒圈锦等高级织物，均可以表明南越国盛产丝绸，丝织业极为发达而且制作水平极高，故此选择丝线作为玉衣连接材料亦是有所偏好。
其二，丝缕玉衣的制作工期要短于金缕玉衣。南越王赵昧在位仅16年，且其在位期间长期患病，最终病故。一套玉衣的制作工艺短则需要十几年长则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时间周期较长。而丝绸的获取要比金丝的制作更为简单，为了节省工期而使用金缕玉衣，这也能够解释躯干部位与其他部位玉片材料与组合方式相差甚多，躯干部位的玉衣组合方式使用将玉片交叉粘贴在麻布内衬的现象。 其三，丝缕玉衣是玉覆面向玉衣的过渡时期的产物。从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的玉覆面及云南滇王墓玉覆面均使用丝织物作为玉片连接材料，再到西汉早期河北满城窦绾中出土的金缕玉衣的上衣部分前胸和后背的玉片使用丝织物连接，可以大致推测：窦绾墓出土金缕玉衣和南越王墓出土的絲缕玉衣的形式均是玉衣敛葬制度在尚未发展完善期间的过渡产物。而南越王赵昧与窦绾的死亡时间皆早于刘胜，处于上、下衣出现之初，仍延用在织物上覆盖玉片的原始方法，只是由缝缀变为粘贴，后来才改进为用丝缕编缀。这是解释两套金缕玉衣在躯干部位制作工艺略有不同的主要原因。
（二）丝缕玉衣的玉质组成
南越王墓中出土玉衣玉片大部分为真玉，颜色呈现半透明的灰色，同时还发现了非玉质的“假玉”玉片，材质为石英岩。真玉部分的玉质较杂，有新疆和田玉、岫玉老玉，广绿玉等，玉衣头套、手套、脚套同躯干玉片存在明显差异，头、手、脚部位的玉片制作较为完整，躯干裤筒玉片中发现大量玄璧改制玉片等现象。至于其原因，这就需要了解玉衣的形成过程，周健认为先秦两汉时期丧葬礼仪中的小敛仪式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于死者的头部、手部及足部的敛葬重视程度远高于躯干部位。因此在头套、手套、足套部位玉片的材质上要比躯干部位的玉片较为单一，连接方式也采用穿孔连缀的方式更加复杂。同时由于所处地理位置原因，新疆和田玉这类高档玉料较为难得，主要用于头套、手套、脚套的玉片制作。通过南越王墓西耳室出土未成形玉璧以及丝缕玉衣上身存在类似“广绿玉”玉片等实物证据，可推测南越国拥有自己的琢玉工坊。上述证据说明，诸侯国拥有具有本地特色的琢玉工坊，但汉代玉作具有不同的体系，工艺水平参差不齐，上衣和裤筒部位可推测为仓促后补之物，因而才会在材质上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情况。
（三）丝缕玉衣的制作产地
丝缕玉衣头、手、足部位与躯干部位的玉片出现加工及组合方式差异，目前学术界就丝缕玉衣的制作地做出了三个推测：其一，玉衣全部在西汉都城制作，作为南越王的丧葬规格赐其敛服，但其躯干与其他部分的玉石材料差距过大，这种说法明显不成立。其二，玉衣的头、手、足部位在长安制作，其余部位在南越国都城番禺制作，但躯干部分亦发现个别头、手部的穿孔残片杂配其间，故可能性也不大。其三，全套玉衣都在南越国都番禺制作。南越王墓玉衣的躯干部分玉片厚薄不一，这与河北满城二号窦绾墓中出土的玉衣上衣部分的组合方式极为相似，都采用了玉衣早期的组合方式即在织物上覆盖玉片，再用丝带在每片玉片的正面交叉粘贴，并在玉片四周黏以丝带的早期连接方法。而这也与由于玉片中的残次品部分由玉璧改制，边角材料与陪葬的玉璧和其他陪葬品材料类同。另外，“从南越王墓以及徐州北洞山所处的玉衣片形状来看， 当时方国确有自己的玉器作坊”，故此全套丝缕玉衣均在南越国制作的可能性最大。
五、结语
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是玉衣敛葬制度早期发展的阶段性产物。它是由两周时期的玉覆面敛葬制度发展而来，丝缕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是岭南地方特色的体现，在制作工艺、玉石材料上都与中原地区的玉衣有很大程度的区别，但同样符合玉衣的发展规律。关于丝缕玉衣成因的推测都仅限于目前现有资料上的推测，这些都尚需留待将来出土更多的南越国文物来印证。但毫无疑问，丝缕玉衣是岭南玉文化的璀璨明珠，为玉衣敛葬制度的发展多样化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参考文献：
[1]李始文.广州东郊飞鹅岭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探掘报告[J].中山大学学报，1959，（04）：147-165.
[2]刘尊志.西汉诸侯王墓敛葬玉衣及相关问题[J].中原文物，2011，（04）：39-45.
[3]王静.汉代玉衣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 2008：8-10.
[4]卢兆萌.试论两汉的玉衣[J].考古，1981，（01）：51-58.
[5]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17-20.
[6]刘松，吕良波，李青会，熊昭明.岭南汉墓出土玻璃珠饰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中外交流[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9，（04）：1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