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形象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光辉完整的反封建的妇女形象之一，对封建礼教誓死不屈是她性格中最宝贵的部分，具有经久不衰的美学和伦理学价值。
　　周作人先生说过，中国妇女在生活上的病苦很多，这要她们自己来举发，来争取解放。在作品中，刘兰芝是个美丽、勤劳、聪慧、自尊、知书达理、忠于爱情的女子，在她身上几乎集中了中国古代妇女所有的优秀品质。但是，她的婆婆焦母却不喜欢她，兰芝遭到了被遣的厄运。兰芝与焦母共同生活了两三年，但婆媳关系长期不合。有人说，寡妇的独养儿子不可嫁。焦母守寡多年，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焦仲卿成了焦母一生的情感寄托。在兰芝嫁入焦家前，我们可以猜想焦母与仲卿相处得非常好。兰芝嫁进来后，仲卿的生活中有了另外一个女人，而且是那么出色的一个女人。他们相敬如宾、举案齐眉。按理，做母亲的应该高兴呀。可是，感情也讲究收支平衡：母亲的情感全倾注在儿子身上，儿子却将情感的天平倾向了妻子，焦母的感情入不敷出，天平失重。但儿子毕竟是亲骨肉，媳妇是外人，有气也要撒在媳妇身上。无辜的兰芝受到了焦母的无理指责。封建礼教中有“七出”，第一条就是“不顺父母者，去”。像兰芝这样有个性的女子，不可能在婆婆面前唯唯诺诺，低声下气，婆婆不是说“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吗？在尊卑观念极为严重的封建时代，绝大多数的女子碰到兰芝这种情况肯定选择了忍气吞声，选择了屈服。但这样，势必走上一条自我戕害的不归路。在强大的封建礼教面前，“臣服”于它脚下的女子的命运可以用一个“悲”字来概括，更可悲的是女人们往往还把这种“悲”当做一种宿命。可是，令人叹服的是兰芝却选择了自遣！她对自己的未来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她在婆婆的故意挑剔中，预感到“被遣”已经不可逆转，诗中也有印证：“堂上拜阿母，阿母怒不止。”与其被遣，不如自己不卑不亢地提出来，保持了一个女人的自尊。同时，兰芝又是个善解人意的女人，这样对峙下去，婆媳矛盾总有一天会像火山一样喷发，到时候最为难的是仲卿，为了仲卿，自遣也是明智的。兰芝选择自遣，实际上是无声的反抗；离开焦家，实际上是主动地离开了来自生活的束缚和压制。虽然兰芝无法预见以后还会承受多少来自社会环境的压力，但她毕竟迈出了第一步，走上了自我赎救之路，而且，这一步走得勇敢、坚决、义无反顾。强烈的反抗意识，成了兰芝完美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反抗意识原来是潜在的，焦母的举动诱发了兰芝潜意识中的反抗因素，使之成为了自觉自愿的行动。或许有人认为刘兰芝以“死”作为抗争的手段，不免令人遗憾，但在那个时代，如果不选择死，他们还能做些什么？是远走高飞还是自立门户？在封建礼教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封建家长制牢固钳制人们正常的群体交往关系的时代，独立平等、人格尊严轻如鸿毛。诚然，兰芝和仲卿的反抗在当时看来已经是大为“出格”“大逆不道”了，但我们用现代人的目光反思过去时，觉得那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抗争，还不成熟，只是人们质疑封建礼教对自由爱情的束缚罢了。它不但没有实现现世社会的爱情圆满，而且留给后人的不是对于这种抗争的拍手称快，而是发自内心的惺惺相惜的惋叹：两个年轻而美丽的生命陨落了，礼教的堡垒依旧牢固。但这，毕竟是我们对兰芝的苛求了，“在世人皆醉唯我独醒”的社会氛围中，能用“死”作为反抗的武器来砸碎那吃人的玩意儿，依旧是可歌可泣的，让那些也向往自由爱情的人们在凄丽的抗争中拾起一些值得嘉许的勇气。
　　回看作品的结尾，同样是浪漫主义的结尾，主人公的反抗意识还是有强弱之分的。现将《梁山伯与祝英台》与《孔雀东南飞》的结尾作个比较。前者结尾化蝶非常凄美，蝶儿在空中双飞的舞姿，表达了劳动人民美好的生活理想，而主人公的抗争意识却被弱化了。后者结尾夫妻化为鸳鸯，“抬头相向鸣”，鸣的更多的是不平：化鸟之后的兰芝虽然实现了相伴相依的爱情理想，但心中还是有着怨愤的，两情相悦本是普通人的情怀，为什么非要把人逼为鸟了，才能实现？在礼教、家长制被异化成社会权力的时候，人到底还能不能选择自我的归宿？化了鸟的兰芝夫妇依然不忘他们在人间所受的不公待遇，这样的抗争到底是被赋予了丰富的现实主义的内涵。
　　 中国女性的反抗意识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是有着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的：关汉卿的名剧《窦娥冤》中的窦娥形象早就成为文学长廊中的经典人物。有着不幸遭遇的窦娥并没有在不公的命运之前选择忍气吞声、自怨自艾，在被解赴刑场问斩的时候，表现了一个弱女子的凛然之气，尤其是临刑时，她指天发誓，痛斥官府，勇敢地揭露了黑暗势力。最具有文学性和戏剧性的是，她发出的三桩誓愿都被应验，使读者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撼动：窦娥蒙受的确是千古奇冤呀！在当时的社会，有多少窦娥这样被损害的女子，她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成了封建社会黑暗制度的殉葬品，唯有窦娥，在拿出赴死的决心的同时，也深深地拷问了那些为官者肮脏的灵魂。窦娥那不屈的魂魄，还跨过悠悠的时空隧道，警示着当代的人们：我没有选择生的权利，但我有选择悲壮地死的自由！鲁迅的小说《祝福》塑造了一个受侮辱、受迫害的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展示了当时的世态风情，探求了造成旧社会劳动妇女悲惨命运的社会根源。屡遭命运打击的孱弱的祥林嫂，在精神世界因绝望而几近崩溃的时候，仍固执地背负上那个无法解答的疑惑：灵魂的有无。在她空洞无物的眼睛里，还燃烧着被嘲弄被摧毁以后渺茫的倔强的希望，也许她的反抗意识细如游丝，一闪而过，但她毕竟为生存作过努力的抗争，她还带着生之疑惑，尽管她被毁灭、被吞噬了。怎么也忘不了曹禺先生的名剧《雷雨》中鲁侍萍那双饱含悲情的眼睛。当周朴园拿出一张支票，想以此来了断彼此之间几十年的恩恩怨怨时，鲁侍萍积聚了几十年的悲苦、心酸、怨恨终于爆发了出来：她“接过支票，把它撕了”。这一撕，撕碎了周朴园温情脉脉的嘴脸，撕碎了周朴园情感交易的铜钱臭，撕碎了周朴园封建家长的威严；这一撕，撕出了鲁侍萍清高矜持的个性，撕出了鲁侍萍经历磨难之后的大彻大悟，撕出了鲁侍萍对金钱与权贵的蔑视，更撕出了鲁侍萍发自心底的矛头直指周朴园的勇敢反抗。面前的侍萍已是一个被苦难人生蚀尽风情与红颜的老年女子，但她却比年轻时要来得可爱和美丽，因为她终于明白了：命运的枷锁要靠自己的双手砸烂。再来看看叶圣陶先生《夜》中烈士的母亲吧。她经历了一个由悲痛到愤怒，由怯弱到勇敢的心理变化过程。痛失女儿女婿的残酷事实犹如当头的一盆冷水，浇醒了母亲的灵魂，她以“决定勇敢地担负一回母亲的责任”来诠释对革命意义的理解，实现了具有现实意义的反抗。母亲仅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她不可能对革命要义有完全的了悟。她的反抗意识亦是被亲情点燃、激活的，但革命的需要、对革命的理解与尊重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她所生活的土壤。所以说，人民群众最容易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接受教育，也最容易在残酷与灾难面前表现出凛然之气……
　　 这些妇女都为摆脱精神枷锁作出了抗争命运的努力。在当时的社会，她们跳的是刀尖上的舞蹈，随时都有被刺得鲜血淋漓的可能，社会给予她们的也必然是毁谤和否定，她们甚至会成为正统道德的反面典型，却实实在在能唤醒自由企望的意识、道德平等的观念。在她们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妇女解放的曙光。兰芝，在遥远的东汉建安年末，为后世力求保全自我、追求完美爱情的妇女作出了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