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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科学理性精神为中心的自然主义文学，在日本传播的过程中与日本本土文学相结合，成为了日本文学史上的一个主体化存在；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则成为了一个纠正现实主义偏颇的工具化存在。同样面对西方文学思潮的冲击，却形成了巨大的接受分野。其背后原因是：中日两国当时科学技术的普及程度以及对科学理性精神的认同程度，影响了中日两国文学接受者对自然主义文学的态度。
关键词：自然主义文学；日本；中国；传播；科学技术
中图分类号：I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1)02－0108－05
作为产生于法国的文学思潮，自然主义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日本，很快就被日本文坛的众多作家和理论家所接受，出现了大量带有自然主义特色的作品，与此同时，理论的阐发也相伴而生。这股文学思潮，在20世纪20年代也传人了中国。在其传播过程中，日本起到了联系中国与西方的桥梁作用。中国系统地译介法国自然主义的文学及其理论，主要是通过日本这个渠道。但在中国，并未形成如日本那样的自然主义文学思潮，甚至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自然主义作家和作品，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究。
一、自然主义文学的原发性特征——以科学理性为中心
自然主义文学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这一时期。法国的经济迅速发展，但社会动荡不安。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两次科技革命使科学理性精神空前高涨，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开始更多地思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并试图将二者加以融合。第二帝国的暴力统治，普法战争的失利，以及巴黎公社对社会的冲击，使法国社会的各种矛盾空前激化。这些成为自然主义文学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自然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孔德的实证主义。实证主义哲学只研究事物的表象与事实，并不去探求事物内部的本质与规律。孔德强调艺术(包括文学)应该努力去探索人，但在孔德看来，人的生理条件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它决定了人的社会性，因此主张以人的病理状态作为道德研究的基础。接受了实证主义哲学观点的泰纳提出了“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的论点，但在这三要素中，他更强调种族因素，即先天的生理遗传因素及特定的民族因素。遗传学家吕卡斯的《自然遗传论》把人的一切病况都归结到遗传问题，认为一个人的过失通过遗传可以危害整个家庭，并可能波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贝尔纳的《实验医学研究导论》更是将实验论提到了空前的高度，他强调精确地研究现象发生的条件，认为在研究任何事物时都必须探求其特性和环境。另外，贝尔纳承认自然界的客观因果性、必然性和规律性。这些理论都深刻地影响了自然主义文学，并成为自然主义文学得以产生的思想基础。
最早具有自然主义特征并取得创作实绩的是龚古尔兄弟。而左拉则是法国自然主义文学无可争辩的创建者。自然主义文学在19世纪80年代进入兴盛期，其基本特征也在这时期充分地体现出来：
1、科学理性精神观照下的真实观
自然主义十分强调文学的真实性，可以说。真实性是自然主义的最高原则。龚古尔兄弟力图描绘“真实的生活”，将目睹过的故事写入文学作品。左拉更强调说：“小说家最高的品格就是真实感”，而“真实感就是如实地感受自然，如实地表现自然”。虽然自然主义推崇现实主义大师，也深受现实主义的影响，但自然主义毕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新的文学思潮，所以自然主义所倡导的真实性与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有着本质的不同：现实主义执著于典型意义上的真实，执着于社会生活本质意义上的真实；而自然主义的独特诉求在于追求科学意义上的真实。也就是真理性的认识。19世纪科学的迅猛发展使得科学理性精神在整个法国社会得到张扬。现实主义文学已经与科学有了初步的结合，出现了司汤达数学式的精确而清晰的叙述，福楼拜解剖式的人物心理分析。自然主义文学家则将科学更多地引入了文学中，并将其推向极致，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理论。埃德蒙·德·龚古尔说：“今日，小说强制自己去进行科学研究，完成科学任务。”左拉则认为文学家“应当像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研究非生物及生理学家研究生物那样，去研究性格、感情、人类和社会现实”。正是在科学精神的关照下，自然主义追求一种科学式的周全而繁琐的描写。在自然主义作品中，具体场景精确细致的描写随处可见。为达到这一目的，自然主义作家强调作家的记录员身份，要求作家只陈述事实，把自然整体还原出来，毫无剔除，以期达到“科学精确性”的目的。这种记录式的创作方法，使自然主义作家很自然地进人了一些以往的文学禁区或文学没有观照过的角落：龚古尔兄弟使“下等阶级”进入了文学的殿堂；在左拉等作家的作品中，出现了许多对丑的描写，如《金钱》中贫民窟中男女杂居的情景、《娜娜》中主人公染病身亡后丑陋的尸体，等等。他们在对文学禁区的突破和对文学领域的拓展方面所作的探索，不但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对后世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可以说，自然主义文学的这一特征是其所有特征的基础。并决定着其它的特征。
2、以科学实验为指导的创作观
要达到这种自然科学式的真实，需要作家冷静地调查研究，观察、分析事物的特征和本质。不仅如此，在左拉看来，这只是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阶段，还有更为重要的第二个阶段，即实验阶段。左拉在《实验小说论》中对小说家的身份与任务进行了规定：“小说家既是观察者又是实验者。作为观察者，他照观察到的那样提供事件，确定出发点。建立使人物活动和展开现象的坚实场地。然后，他作为实验者出现并进行实验。我的意思是说，使人物在具体的情节中行动，通过情节指出，事件连续的发展过程完全如研究对象的决定因素所要求的那样。”并明确指出：“我将努力证明，既然实验方法引导人们认识了肉体现象，它也可以引导人们认识情感感受和精神现象。这不过是同一条道路上的不同阶段，由化学发展为生理学，然后由生理学发展为人类学和社会学，实验小说即为其终点。”由此可见。左拉提出的实验小说理论，只是借鉴了医学实验的方法，并非是将文学中的实验方法与自然科学或医学中的实验方法等同起来。用来研究的对象也只是人的情感与精神现象，而非人的肉体，最终是为了“发展为人类学和社会学”。这种实验手法在自然主义小说中随处可见，如《戴蕾斯·拉甘》是为了“研究几个人物的气质而不是性格”，用实验的方法剖析人物的内在本质——兽性，并证明其危害；《土地》证明人的私欲可以左右人的行动，使被控制者置亲情于不顾，甚至谋杀亲人，等等。
这种科学实验方法指导下的创作方法，要求作家如同实验者一样在自然界面前不带有任何先入之见，而以客观冷静的态度观察生活、分析生活、描写生活，注重实验的客观结果，并且要求作家不要过分依赖想象和虚构。
3、以遗传学观照下的生物人为基础的人物观
毋庸置疑，人有社会性的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人 也有生物性的一面，人既是社会的人又是生物的人。以往的文学，无论是现实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的。更多地强调了人的社会性一面而忽略了人的生物性一面。19世纪生物学、生理学、遗传学的快速发展为人们从生物性的角度去观察人、认识人、描写人奠定了基础。自然主义正是适应了这一形势，用遗传学理论来观照人，强调人的本能、情欲、遗传因素、生理机能在人的生命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左拉认为，自然主义小说应该从“人的真源”去观察人、认识人和描写人。左拉所指的“人的真源”即人的自然属性的一面，具体来说也就是人的动物性的一面。确实，我们读自然主义的作品时会发现。其中的主要人物大多是具有动物性一面的人。他们的生物本能更多地被凸显出来，并左右着他们的行动，甚至命运。卢贡一马卡尔家族五代人受遗传的毒害，都难逃倾向于疾病、丑恶和犯罪的命运；莫泊桑的《莫兰那只公猪》中，莫兰的行为带有动物本能的性质；左拉的《戴蕾斯·拉甘》中，罗朗和戴蕾斯的一切行为都是“情欲、本能的冲动、神经性发作给大脑造成的损害等因素”在他们身上发生作用的结果。因此可以说，自然主义在以往文学发现的人物社会悲剧和性格悲剧之外又发现了人的生理悲剧。
自然主义并没有因为强调人的生物性而将人完全还原为动物，而是以生物的人作为立足点来刻画人物。自然主义在强调人的生物性的同时也强调人的社会性，特别重视环境对人的生存的影响。自然主义小说家认为制约人的环境有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之分，内部环境指心理和生理等因素，外部环境即是指社会、时代等因素，小说家应该努力去研究这些环境。左拉认为：“人不是孤立的，他们生活在社会中，社会环境中”，“社会环境同样具有首要的重要性”。《卢贡一马卡尔家族》即在写出了遗传给人物的影响的同时，也写出了特殊的社会环境对人物的影响，“人毕竟是人，是动物，或善或恶由环境而定”：娜娜为生存而受引诱，最终走向堕落和毁灭(《娜娜》)；古波夫妇受恶劣的生活境况以及工人普遍酗酒的影响也开始与酒为伴(《小酒店》)。左拉就是要在《卢贡一马卡尔家族》中表现出生理和环境这两个方面对人的影响：“这部作品里就有两种成分，一种是纯人类的成分，生理学的成分，即对一个家族血缘遗传与命定性的科学研究；另一种是这个时代在这个家族身上所引起的作用，时代的狂热使它毁损，即环境的社会作用与物理作用。”
从自然主义文学的发生、发展以及其表现出的基本特征，我们可以发现，它的出现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自然主义文学是自然科学与文学第一次大规模地融合，而自然主义作家的创作的基本特征及其理论诉求则充分证明，自然主义文学的核心是“科学精神”。
二、自然主义文学在日本与中国——主体化与工具化
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梅塘集团”的解散，自然主义作为一个流派在法国消失了。但与此同时，自然主义传到了欧洲其它国家，产生了较大影响。20世纪初。自然主义开始影响到欧洲以外的国家。20世纪初的日本，形成了自然主义的文学思潮，产生了像岛崎藤村的《破戒》和田山花袋的《棉被》等优秀的自然主义文学作品与岛村抱月、长谷川天溪等自然主义文学的理论家。
自然主义文学是日本近代第一个成熟的，并对日本文坛形成决定性影响的文学思潮。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被有的日本学者看作是日本近代文学的确立的同义语。1902年以小杉天外《初姿》和《流行歌曲》的发表，以及永井荷风《地狱之花》的出版为标志，自然主义文学正式登上了日本文坛。这些作品的序或跋，都对自然主义文学进行了阐述，可视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宣言书。但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成熟却开始于1906年。这一年，岛崎藤村发表了他的自然主义小说《破戒》；第二年，田山花袋发表了《棉被》。此后，一大批自然主义文学作品相继问世，一批自然主义作家登上了文坛，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德田秋声、正宗白鸟等。与此同时，自然主义文学理论也相伴而生，如田山花袋的《露骨的描写》、《描写论》；长谷川天溪的《幻灭时代的艺术》、《排除逻辑的游戏》、《暴露现实的悲哀》；岛村抱月的《文艺上的自然主义》等。这些自然主义理论文章，在介绍西方，特别是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同时，也阐明了他们对自然主义的看法。
与法国自然主义文学一样，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同样强调文学的真实性原则。长谷川天溪在《幻灭时代的艺术》一文中，提到文学创作的真实诉求时指出：现在是科学的时代，科学所揭示的赤裸裸的真理打破了人类对宇宙、对自身以及对各种权威偶像的神圣的“幻象”：在科学的眼里，那些美丽的花朵无非是些水分、色素而已。这样，人们对花朵的“幻象”就破灭了。他认为现在的时代就是“幻象破灭的时代”，与之相适应的也应是“破理显实”的艺术，即要求作家排斥一切理想，也排斥文学技巧和游戏雕琢的因素，客观地、原样不动地描写现实。王向远先生就此认为：“在长谷川天溪那里，这种真实观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论，更是一种世界观。”更为关键的是，日本自然主义理论家在强调文学真实性的同时，看到了真实性背后作为其世界观支撑的“科学时代”的“科学精神”。
与其真实观相适应的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在创作上强调“大胆而露骨的描写”。同法国自然主义在创作上的诉求相一致，日本自然主义在创作上同样要求作家不带有任何先入之见地对生活(自然)进行描写，以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观察生活、分析生活、描写生活。田山花袋在《露骨的描写》一文中宣称：“我认为现今文坛在崇尚西方革新派的‘露骨的描写’方面，是大有所得的。”从而大力宣扬一种大胆的、露骨的描写。这样描写的最终目的，就是达到长谷川天溪所提倡的“破理显实”的效果。
另外，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同样强调书写生物人，如长谷川天溪说：“人类确实有动物性的一面，也许是人类自身的肉体的、生活的诱发结果，也许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祖先的遗传……要创造完美、理性的人生，就必须向这种阴暗面进行特殊的研究……因此我无所顾忌地专门描写由于祖先遗传和环境带来许多阴暗的情欲、斗殴和暴力等现象。”
西方，特别是法国的自然主义文学对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形成，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自然主义只是法国自然主义的简单翻版。相反，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其中最为鲜明，也最为根本的特征就是其对书写主观情感、私人世界的强调。这与日本文学的“主情性”传统是分不开的。日本文学如所有东方文学一样，即便是叙事性文学，也并不将事件本身作为其叙述的重点。而是更强调对其中蕴含的情感精神的表现，特别是其中的“物哀”精神。自然主义文学思潮后期“私小说”的出现，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在这一特征上最明显的体现。田山花袋作为自然主义文学的主将，其代表作《棉被》“为私小说在确立作者个性方面树立了一个楷模”。而岛崎藤村、德田秋声等人同田山花袋一样，既是 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同时又为私小说的发展拓开路径。
由此观之，自然主义文学在日本不仅形成了文学思潮，出现了一批自然主义作家和理论家。并且与日本本国的文学传统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自然主义文学，使其不只是西方，特别不只是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简单移植或翻版。
自然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介绍，最早可以追溯到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第1卷第3期上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1915)一文，之后，胡愈之、胡天啸等人的文章都曾涉及过自然主义文学，但真正系统地介绍自然主义的文章主要集中于20世纪20年代之后，这与《小说月报》的主编茅盾对自然主义文学的提倡是分不开的。这一时期有关自然主义的译介文章大都发表于《小说月报》。晓风翻译的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家岛村抱月的《文艺上的自然主义》(1921)、谢六逸根据日本教授中村的讲义写成的《西洋小说发达史》(1922)、汪馥泉的主要根据日本的材料和观点写作的《法国的自然主义文艺》(1924)等文章相继刊出。这些文章的材料主要来自日本。由此可见自然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发生和传播与日本自然主义的发展关系密切。
茅盾等人之所以大力提倡自然主义文学，甚至为此专门在《小说月报》上开辟了讨论自然主义的专栏，主要是因为在茅盾等人看来，自然主义的诉求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不无益处，甚至寄希望于其能够纠正中国写实主义文学发展的偏颇。
20世纪前半叶，西方文学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巨大影响。“中国在短短的时间之内重复了西方文学思潮一百多年的演变过程——个不完全的、未能充分实现各种内在可能性的重复，一个带着中国现代的历史特点的对西方文学思潮的接受”。但这种接受却并非没有任何选择，相反任何选择都意味着与接受和舍弃并行。事实上，在中国现代文学形成之初，中国知识者面对西方众多的文学思潮时，没有选择更具现代感的现代主义，而是选择了在西欧已经“过时”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在他们看来，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更适用于当时中国的启蒙现状要求。其中“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尤其受到当时启蒙者们的重视，但很快这种“为人生”的文学出现了偏离，那就是“问题小说”潮的出现。“问题小说”创作的热潮出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是五四觉醒的‘思考的一代’的产品，直接推动力则来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具体来论是来自易卜生、肖伯纳等现实主义作家创作的影响”。“问题小说”虽然与启蒙精神并不相悖，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对当时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都不无思考，但其弊病也显而易见：“‘问题小说’‘太热心于提出问题’，思想的探求往往代替艺术的表现，理性的渗透排挤了客观的描写，结果又造成脱离生活、向壁虚构的不良创作风气，不利于现实主义发展。”因此，从长久来看。必须纠正“问题小说”给现实主义文学带来的脱离生活实际、不重客观书写的偏颇。此时自然主义文学进入了一些先觉者的视野。这就是为何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一个介绍自然主义文学高峰的历史原因。那么，茅盾等人为何认为自然主义文学可以解决当时现实主义文学的问题呢?
在茅盾等人看来，首先，自然主义主张文学的真实性原则。这与现实主义文学的诉求是一致的：“‘真’是自然主义底生命，把人类外表的遮饰剥去，以极严肃、极真实的态度去描写内部之真，就是人类底丑恶，社会底病状。”其次，自然主义文学主张文学描写的客观性，这与现实主义的诉求也是相吻合的。
与此同时，中国学人对自然主义也不无诟病，在他们看来，自然主义倡导的人性观是绝不可取的。如我们所知，法国左拉等自然主义文学家倡导塑造以遗传学为基础的人物形象。周作人在给茅盾的一封信中说：“专在人间看出兽性来的自然派，中国人看了，容易受病。”而夏丐尊虽然认为自然主义书写人的情欲，只是“将性欲当作人生底一件事实来看，描写的态度，很是严肃，丝毫不掺游戏的分子。令人看了只觉得这是人生底实相，没有功夫再去批评它是善是恶”，但他还是认为“这是宿命的、机械的人生观，人们受了大自然底支配，好比是个傀儡，只依了命运流传着”。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学人对自然主义的接受是颇有选择性的，而不是全盘接受。
由此观之，自然主义文学在中国的被提倡，并非是作为一种文学思潮被提倡的，也并不希图推进自然主义文学在本国的兴盛，如日本那样，而是作为纠正当时现实主义的偏颇而被提倡的。与此相适应，在中国当时的文坛上，并未如日本那样出现自然主义的作家和作品，更没有形成如日本那样的自然主义思潮。
有鉴于此，对自然主义文学在中日两国的传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自然主义文学的中国化，日本自然主义在其间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如此，西方自然主义与中国自然主义的关系，就不再是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放送与接受的关系。相对于西方自然主义，日本自然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更直接，也更深刻，这也是为什么日本的私小说在中国现代的一些作家那里得到呼应的重要原因，虽然这种呼应同样是有限的，并未最终形成中国化的“自然主义”或“私小说”潮流。
第二，日本较全面地接受了西方的，特别是法国的自然主义文学，并进一步使其与本国的文化文学传统相结合，使自然主义文学成为了日本文学史上一个主体化的存在。而在中国，自然主义更多地被看作是现实主义的补充，当时的译介者们并未希图使自然主义作为一种文学观念，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在中国生根、生长。也就是说，相对于日本将自然主义的主体化过程而言，中国更多地是将自然主义工具化了。
第三，中国和日本的自然主义倡导者们，都看到了自然主义与现代科学发展的关系，特别是与现代医学、遗传学的关系，但日本自然主义者更多地持支持、接受态度，而中国的自然主义倡导者、译介者们则更多地持排斥态度，虽然也有少数受其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出现。
三、冲击分野的背后——科学理性环境的殊异
中日两国都曾有闭关锁国的历史，都曾发生过刻意排除西方影响的历史事件，但西方现代科学在中日两国的传播历史却不尽相同，其影响亦有差异。这对后世两国对自然主义的接受是不无影响的。如前所述。自然主义文学的核心精神是科学理性精神，其最基本的特质也是在科学理性精神的观照下形成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从理论上说，自然主义文学是科学时代的产物，它与近现代科学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是科学与文学的正面的、首次的、大规模的联姻。从精神上说，自然主义文学与其说是文学的，不如说是科学的。”
中国最早接触西方现代科技，得益于西方传教士，一些西方现代科技得以被介绍到中国，但伴随而至的是盲目排外者的进攻，明末清初便发生了著名的杨光先事件。随着中国统治者闭关锁国政策的强化，这种科技的东传几近中断。雍正时期更是宣布禁学西方，并下令将客观上肩负着传播西方现代科技任务的传教士驱逐出中国。近代以 来，随着西方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一部分知识分子才真正开眼看世界，看到了西方的先进，特别在科学技术方面，于是开始向西方学习，但也仅限于技术层面的学习，很少谈及西方现代科技背后的科学理性精神。更为重要的是，学习西方只是限定在很小的知识分子范围内，其学习的主要对象也更多地限于军事科技方面。
现代科学在近代中国并未形成深广的影响，科学理性精神并未在广大的范畴内得到认可。加之传统思想中将科学技术看作“奇技淫巧”的偏见，使得科学理性精神在近代中国缺席。梁启超在1922年不无深刻地指出，中国之所以“直到今日还得不着科学的好处”，“直到今日”依然是“非科学的国民”，就在于中国人对科学的态度不对：“其一，把科学看太低了，太粗了。有人以为：科学无论如何高深，总不过属于艺和器那部分，这部分原是学问的粗迹，懂得不算稀奇，不懂得不算耻辱。又以为：我们科学虽不如人。却还有比科学更宝贵的学问——什么超凡人圣的大本领，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件件都足以自豪，对于这些粗浅的科学，顶多拿来当一种补助学问就够了。其二，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那些绝对的鄙厌科学的人且不必责备，就是相对的尊重科学的人，还是十个有九个不了解科学性质。他们只知道科学研究所产结果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他们只有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化学……等等概念，而没有科学的概念。”也就是说。在梁启超看来，最重要的是要具有一种科学的精神，而当时的国人恰恰缺少这一点。
日本与西方的接触始于16世纪。自1543年葡萄牙船只漂至日本，西方文明开始传入日本，之后100多年，西班牙、葡萄牙等所谓“南蛮人”，在与日本通商和在日本传教的过程中，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基督教信仰等传入日本，被称作“南蛮学”。“南蛮学”对日本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枪炮制造技术、航海术、地理等西方科学吸引了日本人，而且有关欧洲日常生活方面的服饰、饮食、娱乐等物质文化也对当时的日本人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许多人以此为动机而信仰天主教。由于传教士大力进行传教活动，使教会势力在日本得到迅速发展，不仅深入民间，还渗入到大名、武士阶层”，但幕府认为基督教所宣扬的“上帝高于一切”的思想会动摇幕府等级制的稳定。而且认为西方国家对日本有领土上的野心，于是在17世纪中叶，幕府实行了锁国政策。“南蛮”文化的传播被阻止，西洋文化的输入几近中断。但兰学却成了例外，所谓兰学就是荷兰学，也就是指在日本锁国时期通过荷兰人传入的西洋学术。幕府之所以会在锁国的背景下允许荷兰人与日本通商。是因为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特别是一些对政权有决定性影响的人物，如新井白石、八代幕府将军德川宗吉等，看到了西洋文化在自然科学、现代科技上的先进性，进而提倡基于西方科学的实学。
兰学在日本的确立，是从医学开始的。1774年衫田玄白翻译了荷兰人的《解剖学图谱》，日译名为《解剖新书》。之后一批医学专著被译成日文，在医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由此作为西医理论的主要分支学科的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全部传入日本。日本医学界不但积极吸收，还大胆创新。1805年华冈青州使用自制的全身麻醉剂施行乳瘤手术取得成功，实现了人类第一次全身麻醉手术。此后眼科、儿科、产科等分科医学均出现日文译本，科目不断细分。医学的发展也推动了药物本草学的发展，《植学启源》等一大批植物学论著出现。近代医学在丑本确立了它的地位。之后，西方的一系列科学学科，如地理、天文学等，都在日本得到了确立，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当中国于1840年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后。日本也受到了同样的威胁，幕府更加大规模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些都为日本近代科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最终日本通过1868年明治维新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并成为亚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近代科学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由此观之，日本在20世纪之前，现代科学技术在全社会得到了普及，而科学理性精神在日本国民，特别是在知识阶层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中日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自然主义文学样式、文学思潮在中日这两个同样是东方的国家产生了分野：在日本形成了自然主义的文学思潮，并取得了理论与创作上的双丰收；在中国则只产生了一些译介性的理论文章，以及一些译介而来的自然主义文学作品，并没有产生严格意义的自然主义作品，更不用说形成所谓的自然主义潮流了。
关键词：自然主义文学；日本；中国；传播；科学技术
中图分类号：I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1)02－0108－05
作为产生于法国的文学思潮，自然主义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日本，很快就被日本文坛的众多作家和理论家所接受，出现了大量带有自然主义特色的作品，与此同时，理论的阐发也相伴而生。这股文学思潮，在20世纪20年代也传人了中国。在其传播过程中，日本起到了联系中国与西方的桥梁作用。中国系统地译介法国自然主义的文学及其理论，主要是通过日本这个渠道。但在中国，并未形成如日本那样的自然主义文学思潮，甚至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自然主义作家和作品，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究。
一、自然主义文学的原发性特征——以科学理性为中心
自然主义文学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这一时期。法国的经济迅速发展，但社会动荡不安。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两次科技革命使科学理性精神空前高涨，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开始更多地思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并试图将二者加以融合。第二帝国的暴力统治，普法战争的失利，以及巴黎公社对社会的冲击，使法国社会的各种矛盾空前激化。这些成为自然主义文学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自然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孔德的实证主义。实证主义哲学只研究事物的表象与事实，并不去探求事物内部的本质与规律。孔德强调艺术(包括文学)应该努力去探索人，但在孔德看来，人的生理条件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它决定了人的社会性，因此主张以人的病理状态作为道德研究的基础。接受了实证主义哲学观点的泰纳提出了“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的论点，但在这三要素中，他更强调种族因素，即先天的生理遗传因素及特定的民族因素。遗传学家吕卡斯的《自然遗传论》把人的一切病况都归结到遗传问题，认为一个人的过失通过遗传可以危害整个家庭，并可能波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贝尔纳的《实验医学研究导论》更是将实验论提到了空前的高度，他强调精确地研究现象发生的条件，认为在研究任何事物时都必须探求其特性和环境。另外，贝尔纳承认自然界的客观因果性、必然性和规律性。这些理论都深刻地影响了自然主义文学，并成为自然主义文学得以产生的思想基础。
最早具有自然主义特征并取得创作实绩的是龚古尔兄弟。而左拉则是法国自然主义文学无可争辩的创建者。自然主义文学在19世纪80年代进入兴盛期，其基本特征也在这时期充分地体现出来：
1、科学理性精神观照下的真实观
自然主义十分强调文学的真实性，可以说。真实性是自然主义的最高原则。龚古尔兄弟力图描绘“真实的生活”，将目睹过的故事写入文学作品。左拉更强调说：“小说家最高的品格就是真实感”，而“真实感就是如实地感受自然，如实地表现自然”。虽然自然主义推崇现实主义大师，也深受现实主义的影响，但自然主义毕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新的文学思潮，所以自然主义所倡导的真实性与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有着本质的不同：现实主义执著于典型意义上的真实，执着于社会生活本质意义上的真实；而自然主义的独特诉求在于追求科学意义上的真实。也就是真理性的认识。19世纪科学的迅猛发展使得科学理性精神在整个法国社会得到张扬。现实主义文学已经与科学有了初步的结合，出现了司汤达数学式的精确而清晰的叙述，福楼拜解剖式的人物心理分析。自然主义文学家则将科学更多地引入了文学中，并将其推向极致，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理论。埃德蒙·德·龚古尔说：“今日，小说强制自己去进行科学研究，完成科学任务。”左拉则认为文学家“应当像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研究非生物及生理学家研究生物那样，去研究性格、感情、人类和社会现实”。正是在科学精神的关照下，自然主义追求一种科学式的周全而繁琐的描写。在自然主义作品中，具体场景精确细致的描写随处可见。为达到这一目的，自然主义作家强调作家的记录员身份，要求作家只陈述事实，把自然整体还原出来，毫无剔除，以期达到“科学精确性”的目的。这种记录式的创作方法，使自然主义作家很自然地进人了一些以往的文学禁区或文学没有观照过的角落：龚古尔兄弟使“下等阶级”进入了文学的殿堂；在左拉等作家的作品中，出现了许多对丑的描写，如《金钱》中贫民窟中男女杂居的情景、《娜娜》中主人公染病身亡后丑陋的尸体，等等。他们在对文学禁区的突破和对文学领域的拓展方面所作的探索，不但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对后世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可以说，自然主义文学的这一特征是其所有特征的基础。并决定着其它的特征。
2、以科学实验为指导的创作观
要达到这种自然科学式的真实，需要作家冷静地调查研究，观察、分析事物的特征和本质。不仅如此，在左拉看来，这只是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阶段，还有更为重要的第二个阶段，即实验阶段。左拉在《实验小说论》中对小说家的身份与任务进行了规定：“小说家既是观察者又是实验者。作为观察者，他照观察到的那样提供事件，确定出发点。建立使人物活动和展开现象的坚实场地。然后，他作为实验者出现并进行实验。我的意思是说，使人物在具体的情节中行动，通过情节指出，事件连续的发展过程完全如研究对象的决定因素所要求的那样。”并明确指出：“我将努力证明，既然实验方法引导人们认识了肉体现象，它也可以引导人们认识情感感受和精神现象。这不过是同一条道路上的不同阶段，由化学发展为生理学，然后由生理学发展为人类学和社会学，实验小说即为其终点。”由此可见。左拉提出的实验小说理论，只是借鉴了医学实验的方法，并非是将文学中的实验方法与自然科学或医学中的实验方法等同起来。用来研究的对象也只是人的情感与精神现象，而非人的肉体，最终是为了“发展为人类学和社会学”。这种实验手法在自然主义小说中随处可见，如《戴蕾斯·拉甘》是为了“研究几个人物的气质而不是性格”，用实验的方法剖析人物的内在本质——兽性，并证明其危害；《土地》证明人的私欲可以左右人的行动，使被控制者置亲情于不顾，甚至谋杀亲人，等等。
这种科学实验方法指导下的创作方法，要求作家如同实验者一样在自然界面前不带有任何先入之见，而以客观冷静的态度观察生活、分析生活、描写生活，注重实验的客观结果，并且要求作家不要过分依赖想象和虚构。
3、以遗传学观照下的生物人为基础的人物观
毋庸置疑，人有社会性的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人 也有生物性的一面，人既是社会的人又是生物的人。以往的文学，无论是现实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的。更多地强调了人的社会性一面而忽略了人的生物性一面。19世纪生物学、生理学、遗传学的快速发展为人们从生物性的角度去观察人、认识人、描写人奠定了基础。自然主义正是适应了这一形势，用遗传学理论来观照人，强调人的本能、情欲、遗传因素、生理机能在人的生命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左拉认为，自然主义小说应该从“人的真源”去观察人、认识人和描写人。左拉所指的“人的真源”即人的自然属性的一面，具体来说也就是人的动物性的一面。确实，我们读自然主义的作品时会发现。其中的主要人物大多是具有动物性一面的人。他们的生物本能更多地被凸显出来，并左右着他们的行动，甚至命运。卢贡一马卡尔家族五代人受遗传的毒害，都难逃倾向于疾病、丑恶和犯罪的命运；莫泊桑的《莫兰那只公猪》中，莫兰的行为带有动物本能的性质；左拉的《戴蕾斯·拉甘》中，罗朗和戴蕾斯的一切行为都是“情欲、本能的冲动、神经性发作给大脑造成的损害等因素”在他们身上发生作用的结果。因此可以说，自然主义在以往文学发现的人物社会悲剧和性格悲剧之外又发现了人的生理悲剧。
自然主义并没有因为强调人的生物性而将人完全还原为动物，而是以生物的人作为立足点来刻画人物。自然主义在强调人的生物性的同时也强调人的社会性，特别重视环境对人的生存的影响。自然主义小说家认为制约人的环境有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之分，内部环境指心理和生理等因素，外部环境即是指社会、时代等因素，小说家应该努力去研究这些环境。左拉认为：“人不是孤立的，他们生活在社会中，社会环境中”，“社会环境同样具有首要的重要性”。《卢贡一马卡尔家族》即在写出了遗传给人物的影响的同时，也写出了特殊的社会环境对人物的影响，“人毕竟是人，是动物，或善或恶由环境而定”：娜娜为生存而受引诱，最终走向堕落和毁灭(《娜娜》)；古波夫妇受恶劣的生活境况以及工人普遍酗酒的影响也开始与酒为伴(《小酒店》)。左拉就是要在《卢贡一马卡尔家族》中表现出生理和环境这两个方面对人的影响：“这部作品里就有两种成分，一种是纯人类的成分，生理学的成分，即对一个家族血缘遗传与命定性的科学研究；另一种是这个时代在这个家族身上所引起的作用，时代的狂热使它毁损，即环境的社会作用与物理作用。”
从自然主义文学的发生、发展以及其表现出的基本特征，我们可以发现，它的出现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自然主义文学是自然科学与文学第一次大规模地融合，而自然主义作家的创作的基本特征及其理论诉求则充分证明，自然主义文学的核心是“科学精神”。
二、自然主义文学在日本与中国——主体化与工具化
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梅塘集团”的解散，自然主义作为一个流派在法国消失了。但与此同时，自然主义传到了欧洲其它国家，产生了较大影响。20世纪初。自然主义开始影响到欧洲以外的国家。20世纪初的日本，形成了自然主义的文学思潮，产生了像岛崎藤村的《破戒》和田山花袋的《棉被》等优秀的自然主义文学作品与岛村抱月、长谷川天溪等自然主义文学的理论家。
自然主义文学是日本近代第一个成熟的，并对日本文坛形成决定性影响的文学思潮。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被有的日本学者看作是日本近代文学的确立的同义语。1902年以小杉天外《初姿》和《流行歌曲》的发表，以及永井荷风《地狱之花》的出版为标志，自然主义文学正式登上了日本文坛。这些作品的序或跋，都对自然主义文学进行了阐述，可视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宣言书。但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成熟却开始于1906年。这一年，岛崎藤村发表了他的自然主义小说《破戒》；第二年，田山花袋发表了《棉被》。此后，一大批自然主义文学作品相继问世，一批自然主义作家登上了文坛，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德田秋声、正宗白鸟等。与此同时，自然主义文学理论也相伴而生，如田山花袋的《露骨的描写》、《描写论》；长谷川天溪的《幻灭时代的艺术》、《排除逻辑的游戏》、《暴露现实的悲哀》；岛村抱月的《文艺上的自然主义》等。这些自然主义理论文章，在介绍西方，特别是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同时，也阐明了他们对自然主义的看法。
与法国自然主义文学一样，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同样强调文学的真实性原则。长谷川天溪在《幻灭时代的艺术》一文中，提到文学创作的真实诉求时指出：现在是科学的时代，科学所揭示的赤裸裸的真理打破了人类对宇宙、对自身以及对各种权威偶像的神圣的“幻象”：在科学的眼里，那些美丽的花朵无非是些水分、色素而已。这样，人们对花朵的“幻象”就破灭了。他认为现在的时代就是“幻象破灭的时代”，与之相适应的也应是“破理显实”的艺术，即要求作家排斥一切理想，也排斥文学技巧和游戏雕琢的因素，客观地、原样不动地描写现实。王向远先生就此认为：“在长谷川天溪那里，这种真实观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论，更是一种世界观。”更为关键的是，日本自然主义理论家在强调文学真实性的同时，看到了真实性背后作为其世界观支撑的“科学时代”的“科学精神”。
与其真实观相适应的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在创作上强调“大胆而露骨的描写”。同法国自然主义在创作上的诉求相一致，日本自然主义在创作上同样要求作家不带有任何先入之见地对生活(自然)进行描写，以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观察生活、分析生活、描写生活。田山花袋在《露骨的描写》一文中宣称：“我认为现今文坛在崇尚西方革新派的‘露骨的描写’方面，是大有所得的。”从而大力宣扬一种大胆的、露骨的描写。这样描写的最终目的，就是达到长谷川天溪所提倡的“破理显实”的效果。
另外，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同样强调书写生物人，如长谷川天溪说：“人类确实有动物性的一面，也许是人类自身的肉体的、生活的诱发结果，也许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祖先的遗传……要创造完美、理性的人生，就必须向这种阴暗面进行特殊的研究……因此我无所顾忌地专门描写由于祖先遗传和环境带来许多阴暗的情欲、斗殴和暴力等现象。”
西方，特别是法国的自然主义文学对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形成，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自然主义只是法国自然主义的简单翻版。相反，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其中最为鲜明，也最为根本的特征就是其对书写主观情感、私人世界的强调。这与日本文学的“主情性”传统是分不开的。日本文学如所有东方文学一样，即便是叙事性文学，也并不将事件本身作为其叙述的重点。而是更强调对其中蕴含的情感精神的表现，特别是其中的“物哀”精神。自然主义文学思潮后期“私小说”的出现，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在这一特征上最明显的体现。田山花袋作为自然主义文学的主将，其代表作《棉被》“为私小说在确立作者个性方面树立了一个楷模”。而岛崎藤村、德田秋声等人同田山花袋一样，既是 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同时又为私小说的发展拓开路径。
由此观之，自然主义文学在日本不仅形成了文学思潮，出现了一批自然主义作家和理论家。并且与日本本国的文学传统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自然主义文学，使其不只是西方，特别不只是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简单移植或翻版。
自然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介绍，最早可以追溯到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第1卷第3期上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1915)一文，之后，胡愈之、胡天啸等人的文章都曾涉及过自然主义文学，但真正系统地介绍自然主义的文章主要集中于20世纪20年代之后，这与《小说月报》的主编茅盾对自然主义文学的提倡是分不开的。这一时期有关自然主义的译介文章大都发表于《小说月报》。晓风翻译的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家岛村抱月的《文艺上的自然主义》(1921)、谢六逸根据日本教授中村的讲义写成的《西洋小说发达史》(1922)、汪馥泉的主要根据日本的材料和观点写作的《法国的自然主义文艺》(1924)等文章相继刊出。这些文章的材料主要来自日本。由此可见自然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发生和传播与日本自然主义的发展关系密切。
茅盾等人之所以大力提倡自然主义文学，甚至为此专门在《小说月报》上开辟了讨论自然主义的专栏，主要是因为在茅盾等人看来，自然主义的诉求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不无益处，甚至寄希望于其能够纠正中国写实主义文学发展的偏颇。
20世纪前半叶，西方文学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巨大影响。“中国在短短的时间之内重复了西方文学思潮一百多年的演变过程——个不完全的、未能充分实现各种内在可能性的重复，一个带着中国现代的历史特点的对西方文学思潮的接受”。但这种接受却并非没有任何选择，相反任何选择都意味着与接受和舍弃并行。事实上，在中国现代文学形成之初，中国知识者面对西方众多的文学思潮时，没有选择更具现代感的现代主义，而是选择了在西欧已经“过时”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在他们看来，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更适用于当时中国的启蒙现状要求。其中“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尤其受到当时启蒙者们的重视，但很快这种“为人生”的文学出现了偏离，那就是“问题小说”潮的出现。“问题小说”创作的热潮出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是五四觉醒的‘思考的一代’的产品，直接推动力则来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具体来论是来自易卜生、肖伯纳等现实主义作家创作的影响”。“问题小说”虽然与启蒙精神并不相悖，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对当时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都不无思考，但其弊病也显而易见：“‘问题小说’‘太热心于提出问题’，思想的探求往往代替艺术的表现，理性的渗透排挤了客观的描写，结果又造成脱离生活、向壁虚构的不良创作风气，不利于现实主义发展。”因此，从长久来看。必须纠正“问题小说”给现实主义文学带来的脱离生活实际、不重客观书写的偏颇。此时自然主义文学进入了一些先觉者的视野。这就是为何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一个介绍自然主义文学高峰的历史原因。那么，茅盾等人为何认为自然主义文学可以解决当时现实主义文学的问题呢?
在茅盾等人看来，首先，自然主义主张文学的真实性原则。这与现实主义文学的诉求是一致的：“‘真’是自然主义底生命，把人类外表的遮饰剥去，以极严肃、极真实的态度去描写内部之真，就是人类底丑恶，社会底病状。”其次，自然主义文学主张文学描写的客观性，这与现实主义的诉求也是相吻合的。
与此同时，中国学人对自然主义也不无诟病，在他们看来，自然主义倡导的人性观是绝不可取的。如我们所知，法国左拉等自然主义文学家倡导塑造以遗传学为基础的人物形象。周作人在给茅盾的一封信中说：“专在人间看出兽性来的自然派，中国人看了，容易受病。”而夏丐尊虽然认为自然主义书写人的情欲，只是“将性欲当作人生底一件事实来看，描写的态度，很是严肃，丝毫不掺游戏的分子。令人看了只觉得这是人生底实相，没有功夫再去批评它是善是恶”，但他还是认为“这是宿命的、机械的人生观，人们受了大自然底支配，好比是个傀儡，只依了命运流传着”。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学人对自然主义的接受是颇有选择性的，而不是全盘接受。
由此观之，自然主义文学在中国的被提倡，并非是作为一种文学思潮被提倡的，也并不希图推进自然主义文学在本国的兴盛，如日本那样，而是作为纠正当时现实主义的偏颇而被提倡的。与此相适应，在中国当时的文坛上，并未如日本那样出现自然主义的作家和作品，更没有形成如日本那样的自然主义思潮。
有鉴于此，对自然主义文学在中日两国的传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自然主义文学的中国化，日本自然主义在其间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如此，西方自然主义与中国自然主义的关系，就不再是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放送与接受的关系。相对于西方自然主义，日本自然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更直接，也更深刻，这也是为什么日本的私小说在中国现代的一些作家那里得到呼应的重要原因，虽然这种呼应同样是有限的，并未最终形成中国化的“自然主义”或“私小说”潮流。
第二，日本较全面地接受了西方的，特别是法国的自然主义文学，并进一步使其与本国的文化文学传统相结合，使自然主义文学成为了日本文学史上一个主体化的存在。而在中国，自然主义更多地被看作是现实主义的补充，当时的译介者们并未希图使自然主义作为一种文学观念，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在中国生根、生长。也就是说，相对于日本将自然主义的主体化过程而言，中国更多地是将自然主义工具化了。
第三，中国和日本的自然主义倡导者们，都看到了自然主义与现代科学发展的关系，特别是与现代医学、遗传学的关系，但日本自然主义者更多地持支持、接受态度，而中国的自然主义倡导者、译介者们则更多地持排斥态度，虽然也有少数受其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出现。
三、冲击分野的背后——科学理性环境的殊异
中日两国都曾有闭关锁国的历史，都曾发生过刻意排除西方影响的历史事件，但西方现代科学在中日两国的传播历史却不尽相同，其影响亦有差异。这对后世两国对自然主义的接受是不无影响的。如前所述。自然主义文学的核心精神是科学理性精神，其最基本的特质也是在科学理性精神的观照下形成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从理论上说，自然主义文学是科学时代的产物，它与近现代科学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是科学与文学的正面的、首次的、大规模的联姻。从精神上说，自然主义文学与其说是文学的，不如说是科学的。”
中国最早接触西方现代科技，得益于西方传教士，一些西方现代科技得以被介绍到中国，但伴随而至的是盲目排外者的进攻，明末清初便发生了著名的杨光先事件。随着中国统治者闭关锁国政策的强化，这种科技的东传几近中断。雍正时期更是宣布禁学西方，并下令将客观上肩负着传播西方现代科技任务的传教士驱逐出中国。近代以 来，随着西方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一部分知识分子才真正开眼看世界，看到了西方的先进，特别在科学技术方面，于是开始向西方学习，但也仅限于技术层面的学习，很少谈及西方现代科技背后的科学理性精神。更为重要的是，学习西方只是限定在很小的知识分子范围内，其学习的主要对象也更多地限于军事科技方面。
现代科学在近代中国并未形成深广的影响，科学理性精神并未在广大的范畴内得到认可。加之传统思想中将科学技术看作“奇技淫巧”的偏见，使得科学理性精神在近代中国缺席。梁启超在1922年不无深刻地指出，中国之所以“直到今日还得不着科学的好处”，“直到今日”依然是“非科学的国民”，就在于中国人对科学的态度不对：“其一，把科学看太低了，太粗了。有人以为：科学无论如何高深，总不过属于艺和器那部分，这部分原是学问的粗迹，懂得不算稀奇，不懂得不算耻辱。又以为：我们科学虽不如人。却还有比科学更宝贵的学问——什么超凡人圣的大本领，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件件都足以自豪，对于这些粗浅的科学，顶多拿来当一种补助学问就够了。其二，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那些绝对的鄙厌科学的人且不必责备，就是相对的尊重科学的人，还是十个有九个不了解科学性质。他们只知道科学研究所产结果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他们只有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化学……等等概念，而没有科学的概念。”也就是说。在梁启超看来，最重要的是要具有一种科学的精神，而当时的国人恰恰缺少这一点。
日本与西方的接触始于16世纪。自1543年葡萄牙船只漂至日本，西方文明开始传入日本，之后100多年，西班牙、葡萄牙等所谓“南蛮人”，在与日本通商和在日本传教的过程中，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基督教信仰等传入日本，被称作“南蛮学”。“南蛮学”对日本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枪炮制造技术、航海术、地理等西方科学吸引了日本人，而且有关欧洲日常生活方面的服饰、饮食、娱乐等物质文化也对当时的日本人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许多人以此为动机而信仰天主教。由于传教士大力进行传教活动，使教会势力在日本得到迅速发展，不仅深入民间，还渗入到大名、武士阶层”，但幕府认为基督教所宣扬的“上帝高于一切”的思想会动摇幕府等级制的稳定。而且认为西方国家对日本有领土上的野心，于是在17世纪中叶，幕府实行了锁国政策。“南蛮”文化的传播被阻止，西洋文化的输入几近中断。但兰学却成了例外，所谓兰学就是荷兰学，也就是指在日本锁国时期通过荷兰人传入的西洋学术。幕府之所以会在锁国的背景下允许荷兰人与日本通商。是因为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特别是一些对政权有决定性影响的人物，如新井白石、八代幕府将军德川宗吉等，看到了西洋文化在自然科学、现代科技上的先进性，进而提倡基于西方科学的实学。
兰学在日本的确立，是从医学开始的。1774年衫田玄白翻译了荷兰人的《解剖学图谱》，日译名为《解剖新书》。之后一批医学专著被译成日文，在医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由此作为西医理论的主要分支学科的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全部传入日本。日本医学界不但积极吸收，还大胆创新。1805年华冈青州使用自制的全身麻醉剂施行乳瘤手术取得成功，实现了人类第一次全身麻醉手术。此后眼科、儿科、产科等分科医学均出现日文译本，科目不断细分。医学的发展也推动了药物本草学的发展，《植学启源》等一大批植物学论著出现。近代医学在丑本确立了它的地位。之后，西方的一系列科学学科，如地理、天文学等，都在日本得到了确立，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当中国于1840年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后。日本也受到了同样的威胁，幕府更加大规模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些都为日本近代科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最终日本通过1868年明治维新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并成为亚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近代科学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由此观之，日本在20世纪之前，现代科学技术在全社会得到了普及，而科学理性精神在日本国民，特别是在知识阶层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中日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自然主义文学样式、文学思潮在中日这两个同样是东方的国家产生了分野：在日本形成了自然主义的文学思潮，并取得了理论与创作上的双丰收；在中国则只产生了一些译介性的理论文章，以及一些译介而来的自然主义文学作品，并没有产生严格意义的自然主义作品，更不用说形成所谓的自然主义潮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