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在撰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的过程中,曾专程来中国收集资料,访问当事人和专家学者。1984年6月15日,他访问了李先念。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笔者整理了这篇谈话稿。
红四方面军的诞生
懋 功 会 师
索尔兹伯里问:你们和党中央有联系吗?
李先念答:有联系,但不多。有电台和密码本。总部和各军联系没有电台。
嘉陵江是四方面军向西发展的障碍,过嘉陵江是对的,可以向西进到岷江流域,发展扩大根据地。过嘉陵江两个多月后的一天,接到徐向前命令要我去接迎一方面军。我们翻了一座雪山(红桥雪山)攻占了懋功城。这时还不知一方面军到什么地方了,何时能来到。先头部队的韩东山师长打电话给我,说一方面军来到了,我还不相信,叫他们不要上敌人的当。过了几天我在懋功城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叶剑英等。毛主席问我多大岁数,部队还有多少人。两军见面,部队干部战士情绪非常高涨,难以用语言形容的。 索尔兹伯里问:有没有准备什么东西送给他们。
李先念说:我们尽量支援他们,为他们准备了粮食。那时我们还是人强马壮,拨了几千人给他们。
过了几天毛主席到两河口和张国焘会合了。
两河口会议就发生了分歧。当时我还在懋功。分歧点是,中央主张向北发展回到岷江以东;张国焘主张向西,先到康定,然后去青海。这是一条死路。根据中央决定部队向毛儿盖进发,而后中央在沙窝和毛儿盖召开会议,确定向甘南发展的方针。毛儿盖会议我参加了。军队分左、右两路。右路军由中央军委,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左路军由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和一方面军的五军团组成,由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率领。右路军到了巴西,胡宗南的四十九师追上来了,我们在包座把他们消灭了,师长被打死。缴获很多物资。缴获的纸烟有哈达门牌、万国牌的。还给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送去一些,还送去饼干、罐头等。这时张国焘不想北进,说噶曲河涨水,过不去。徐向前、陈昌浩打电报叫他率部过河,可以派一个团接迎。现在有人说噶曲河可以过去,有人说过不去。就是河涨水也是一时的,等几天就可以过去了。分歧的本质是张国焘要夺权,要代替毛主席。他要分裂党和红军。陈昌浩动摇,也不愿北上了。于是又南下,回到懋功。
红四方面军第二次北上
索尔兹伯里问两个问题:一、张国焘是不是武力威胁毛主席?二、朱德的活动是不是不自由?
李先念回答说,第二个问题肯定没有,但朱德的意见,张国焘没有采纳,个别人对朱老总可能做得过分。
第一个问题,还不能答复你。我看到毛主席讲过张国焘的电报中有一句话:“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句话是毛主席在延安召开的批判张国焘的政治局会议上讲的。
当时北上还是南下成了很敏感的问题。我看毛主席对张国焘要篡党夺权有察觉。
索尔兹伯里说,这种回答,很合乎逻辑。
李先念说,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徐向前、陈昌浩我们都有责任。徐向前是我们领导,又是我的最好朋友,他对张国焘是不满意的。有一天他和我说,一个要南下,一个要北上,不知怎么搞的。但还是执行了张国焘南下的命令。
南下到百丈关,打了一仗,这仗没有打赢,就跑到西康了。那个地方大多没有人烟,有人烟的地方都是藏族,语言不通,又只吃牛羊肉。
那时做了一件大事,等到了二、六军团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他们,又一起北上过草地。因雨季过去了,不像前次那样艰难,没有死那么多人。藏民骑兵打我们,我们不纠缠。到了巴西,准备过腊子口。当时敌人也不少,打了几炮就跑了,随后占领了岷县。
这时发生了一场争论,张国焘和陈昌浩的争论。这个争论很多人不理解。张主张过洮河,到甘西去,陈昌浩主张北上先和中央会合。此次争论徐向前等都没有参与。张国焘跑到前线,哭哭啼啼说陈昌浩反对他,主席不能当了。陈昌浩赶到前线,也很激动,说要部队往西去,他就辞职不干了。我们劝和,也犯了错误。部队向洮河方向走了一段,走不通,才向北走。这时张国焘心虚,不想同中央会合,因为他分裂红军、分裂党。想离中央远一点,搞成一个局面,继续和中央分庭抗礼。这次他的企图未能得逞。1936年10月初,四方面军总部到了会宁,实现了红军主力三个方面军的会师。
西 路 军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期间,中央制订了新的战略方针和新的作战计划。一天在漳县突然接到总部电报,而且是指人译的电报,要我立即赶到会宁去。我带着骑兵赶到总部。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李特、朱德都在。他们给我一份电报看,就是同意西渡黄河的电报。我反复看了几遍,签名的是毛泽东、张闻天。看完电报就向徐向前、张国焘、陈昌浩提出怎么解决渡船问题,没有船无法西渡黄河。总部的几个参谋在场,他们告诉我,黄河岸边有一片森林,可以造船。我连夜赶到黄河岸边。我是木匠出身,知道什么树可以造船。我发电报给总部,说树木够了,但没有铁钉,没有麻,要想办法帮助搞到,同时要集中水手、木匠。如果一方面军有这方面人才可以借调帮助造船。我带的七个团,都到了黄河边,准备好了就渡河。
由于我们的侦察员没有侦察清楚,第一次渡河渡到沙洲岸边了。沙洲的另一边河水更宽。我们决定回来,把船拖到山沟里用土埋起来,敌人也没有发现。第二天我和程世才化装成牧羊人去侦察,发现一个渡口,叫虎豹口。从这里渡过去了。随后同敌人争夺滩头阵地,伤亡几十人,把敌人打垮了。
渡河是中央的命令,还是张国焘的命令呢?有两种看法。我看西渡黄河同张国焘南下性质不同。西渡黄河,中央意图是要占领宁夏,打通苏联,取得援助。至于张国焘想利用中央指示搞别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本来是红军主力都要渡河的,为什么没有渡过去呢?是敌人飞机把船都给炸坏了。
过河后就在一条山打了一仗,一条街一条街的争夺,伤亡很大。敌军很快占领了黄河东岸,把已渡河的部队和未渡河的部队隔断了,宁夏战役计划实现不了。11月中央批准成立西路军,陈昌浩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到了凉州(今武威)、肃州(今张掖)、甘州(今酒泉)情况就复杂了。不前进,也不返回,不东不西,在这里徘徊。如果一直向西,打到新疆,就不是后来的结果。
我一生最苦恼的一是张国焘分裂党中央;一是在西路军。河西是不可能建立根据地的。那里是少数民族地区,河西走廊又很窄,军队三过草地很疲劳,子弹很少,每人只有五发;部队在零下20度,甚至零下30度还穿着单衣。敌人可以休息,可以睡觉,而我们要在夜间行军,一夜走60里路,敌人骑兵两个小时就追上了。九军古浪一战,损失很大;高台一战五军被敌人基本消灭,董振堂军长牺牲。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牺牲。陈海松比我还年轻。我们副军长熊厚发被敌人杀害。这支部队在河西打了近半年,到1937年3月失败。军队被打散了,不成建制了,只有一个团成建制,二三百人。军队整个剩下来的人也就2000多点。我们分三个支队,王树声、张荣各率一个支队,主力是我这个支队。徐向前不愿意离开部队,我很希望他留下。陈昌浩拿出中央的电报给我看,说是中央叫他走的。知识分子都走了,我把李卓然留下了,他是留苏的,一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
徐、陈走后,李卓然、王树声我们开会,我提议,要活命就要过祁连山。王树声带的支队很快被敌人消灭了。我们翻过祁连山后摆脱了敌人。没有敌人追了,我们每天走30里,多了走不动,会有人掉队。开始时和中央、援西军总部失去了联系,行军方向靠指南针和分省地图。走到安西我做了一件错事,打安西,想发点“洋财”,结果没有捞到,已经修复的电台也打坏了。这时我们还有900多人。过了安西就是沙漠,再往前走就是星星峡。这时陈云、滕代远同志带几十辆卡车来接我们,苏联也帮忙了,皮靴、枪支等都送来了。几天后,西路军余部400多人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1937年底我回到延安。(编辑 黄 艳)
(作者曾任李先念秘书)
红四方面军的诞生
![](/img/pic.php?url=http://img1.qikan.com/qkimages/banc/banc201610/banc20161002-2-l.jpg)
懋 功 会 师
索尔兹伯里问:你们和党中央有联系吗?
李先念答:有联系,但不多。有电台和密码本。总部和各军联系没有电台。
嘉陵江是四方面军向西发展的障碍,过嘉陵江是对的,可以向西进到岷江流域,发展扩大根据地。过嘉陵江两个多月后的一天,接到徐向前命令要我去接迎一方面军。我们翻了一座雪山(红桥雪山)攻占了懋功城。这时还不知一方面军到什么地方了,何时能来到。先头部队的韩东山师长打电话给我,说一方面军来到了,我还不相信,叫他们不要上敌人的当。过了几天我在懋功城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叶剑英等。毛主席问我多大岁数,部队还有多少人。两军见面,部队干部战士情绪非常高涨,难以用语言形容的。 索尔兹伯里问:有没有准备什么东西送给他们。
李先念说:我们尽量支援他们,为他们准备了粮食。那时我们还是人强马壮,拨了几千人给他们。
过了几天毛主席到两河口和张国焘会合了。
两河口会议就发生了分歧。当时我还在懋功。分歧点是,中央主张向北发展回到岷江以东;张国焘主张向西,先到康定,然后去青海。这是一条死路。根据中央决定部队向毛儿盖进发,而后中央在沙窝和毛儿盖召开会议,确定向甘南发展的方针。毛儿盖会议我参加了。军队分左、右两路。右路军由中央军委,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左路军由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和一方面军的五军团组成,由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率领。右路军到了巴西,胡宗南的四十九师追上来了,我们在包座把他们消灭了,师长被打死。缴获很多物资。缴获的纸烟有哈达门牌、万国牌的。还给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送去一些,还送去饼干、罐头等。这时张国焘不想北进,说噶曲河涨水,过不去。徐向前、陈昌浩打电报叫他率部过河,可以派一个团接迎。现在有人说噶曲河可以过去,有人说过不去。就是河涨水也是一时的,等几天就可以过去了。分歧的本质是张国焘要夺权,要代替毛主席。他要分裂党和红军。陈昌浩动摇,也不愿北上了。于是又南下,回到懋功。
红四方面军第二次北上
索尔兹伯里问两个问题:一、张国焘是不是武力威胁毛主席?二、朱德的活动是不是不自由?
李先念回答说,第二个问题肯定没有,但朱德的意见,张国焘没有采纳,个别人对朱老总可能做得过分。
第一个问题,还不能答复你。我看到毛主席讲过张国焘的电报中有一句话:“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句话是毛主席在延安召开的批判张国焘的政治局会议上讲的。
当时北上还是南下成了很敏感的问题。我看毛主席对张国焘要篡党夺权有察觉。
索尔兹伯里说,这种回答,很合乎逻辑。
李先念说,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徐向前、陈昌浩我们都有责任。徐向前是我们领导,又是我的最好朋友,他对张国焘是不满意的。有一天他和我说,一个要南下,一个要北上,不知怎么搞的。但还是执行了张国焘南下的命令。
南下到百丈关,打了一仗,这仗没有打赢,就跑到西康了。那个地方大多没有人烟,有人烟的地方都是藏族,语言不通,又只吃牛羊肉。
那时做了一件大事,等到了二、六军团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他们,又一起北上过草地。因雨季过去了,不像前次那样艰难,没有死那么多人。藏民骑兵打我们,我们不纠缠。到了巴西,准备过腊子口。当时敌人也不少,打了几炮就跑了,随后占领了岷县。
这时发生了一场争论,张国焘和陈昌浩的争论。这个争论很多人不理解。张主张过洮河,到甘西去,陈昌浩主张北上先和中央会合。此次争论徐向前等都没有参与。张国焘跑到前线,哭哭啼啼说陈昌浩反对他,主席不能当了。陈昌浩赶到前线,也很激动,说要部队往西去,他就辞职不干了。我们劝和,也犯了错误。部队向洮河方向走了一段,走不通,才向北走。这时张国焘心虚,不想同中央会合,因为他分裂红军、分裂党。想离中央远一点,搞成一个局面,继续和中央分庭抗礼。这次他的企图未能得逞。1936年10月初,四方面军总部到了会宁,实现了红军主力三个方面军的会师。
西 路 军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期间,中央制订了新的战略方针和新的作战计划。一天在漳县突然接到总部电报,而且是指人译的电报,要我立即赶到会宁去。我带着骑兵赶到总部。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李特、朱德都在。他们给我一份电报看,就是同意西渡黄河的电报。我反复看了几遍,签名的是毛泽东、张闻天。看完电报就向徐向前、张国焘、陈昌浩提出怎么解决渡船问题,没有船无法西渡黄河。总部的几个参谋在场,他们告诉我,黄河岸边有一片森林,可以造船。我连夜赶到黄河岸边。我是木匠出身,知道什么树可以造船。我发电报给总部,说树木够了,但没有铁钉,没有麻,要想办法帮助搞到,同时要集中水手、木匠。如果一方面军有这方面人才可以借调帮助造船。我带的七个团,都到了黄河边,准备好了就渡河。
由于我们的侦察员没有侦察清楚,第一次渡河渡到沙洲岸边了。沙洲的另一边河水更宽。我们决定回来,把船拖到山沟里用土埋起来,敌人也没有发现。第二天我和程世才化装成牧羊人去侦察,发现一个渡口,叫虎豹口。从这里渡过去了。随后同敌人争夺滩头阵地,伤亡几十人,把敌人打垮了。
渡河是中央的命令,还是张国焘的命令呢?有两种看法。我看西渡黄河同张国焘南下性质不同。西渡黄河,中央意图是要占领宁夏,打通苏联,取得援助。至于张国焘想利用中央指示搞别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本来是红军主力都要渡河的,为什么没有渡过去呢?是敌人飞机把船都给炸坏了。
过河后就在一条山打了一仗,一条街一条街的争夺,伤亡很大。敌军很快占领了黄河东岸,把已渡河的部队和未渡河的部队隔断了,宁夏战役计划实现不了。11月中央批准成立西路军,陈昌浩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到了凉州(今武威)、肃州(今张掖)、甘州(今酒泉)情况就复杂了。不前进,也不返回,不东不西,在这里徘徊。如果一直向西,打到新疆,就不是后来的结果。
我一生最苦恼的一是张国焘分裂党中央;一是在西路军。河西是不可能建立根据地的。那里是少数民族地区,河西走廊又很窄,军队三过草地很疲劳,子弹很少,每人只有五发;部队在零下20度,甚至零下30度还穿着单衣。敌人可以休息,可以睡觉,而我们要在夜间行军,一夜走60里路,敌人骑兵两个小时就追上了。九军古浪一战,损失很大;高台一战五军被敌人基本消灭,董振堂军长牺牲。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牺牲。陈海松比我还年轻。我们副军长熊厚发被敌人杀害。这支部队在河西打了近半年,到1937年3月失败。军队被打散了,不成建制了,只有一个团成建制,二三百人。军队整个剩下来的人也就2000多点。我们分三个支队,王树声、张荣各率一个支队,主力是我这个支队。徐向前不愿意离开部队,我很希望他留下。陈昌浩拿出中央的电报给我看,说是中央叫他走的。知识分子都走了,我把李卓然留下了,他是留苏的,一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
徐、陈走后,李卓然、王树声我们开会,我提议,要活命就要过祁连山。王树声带的支队很快被敌人消灭了。我们翻过祁连山后摆脱了敌人。没有敌人追了,我们每天走30里,多了走不动,会有人掉队。开始时和中央、援西军总部失去了联系,行军方向靠指南针和分省地图。走到安西我做了一件错事,打安西,想发点“洋财”,结果没有捞到,已经修复的电台也打坏了。这时我们还有900多人。过了安西就是沙漠,再往前走就是星星峡。这时陈云、滕代远同志带几十辆卡车来接我们,苏联也帮忙了,皮靴、枪支等都送来了。几天后,西路军余部400多人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1937年底我回到延安。(编辑 黄 艳)
(作者曾任李先念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