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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孙中山从辛亥革命和两次护法运动的失败以及五四运动和十月革命的胜利中逐渐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革命的真正敌人，工农革命力量才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因此，孙中山实现了工农观的转变：从轻视脱离工农到重视依靠工农。这一转变进而推动了中国革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孙中山工农观的转变是不彻底的，具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关键词: 孙中山；工农观；五四运动；工农运动
中图分类号：D69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1）05-0035-05
从辛亥革命的失败到两次护法运动的失败，是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幻想帝国主义对其的援助及其对封建势力妥协造成的。在革命的困境中，孙中山对革命失败的反思，列宁及苏俄和中国共产党对他的帮助，工农运动的力量，使他对工农革命力量有了新认识，实现了工农观的转变。笔者试图从工农运动角度去考察这一转变，从而说明只有认识到工农革命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真正代表工农群众的利益，“唤起民众”，才能推动革命向前发展。
一、困境中的转机
五四运动以前，孙中山依靠会党、绿林、新军和军阀革命最终都失败了。1918年第一次护法运动的失败虽使孙中山认识到军阀“南与北如一丘之貉”，但他还没有认识到：军阀、武人是近代中国最反动的势力，是他历次革命失败的真正根源，是革命的主要对象。而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是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列强分赃会议，再次陷中国于列强共同宰割的境地。革命的失败和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勾结祸乱中国的事实教育了孙中山：依靠一个军阀打倒另一个军阀的革命和对其妥协是不能有中国革命的任何胜利的；幻想帝国主义支持和同情中国革命是没有可能的。这不能不使孙中山反思中国革命的真正依靠力量在哪里。
（一）一战期间及战后斗争汇入反帝反军阀新潮流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孙中山于1917年春夏间就出版了《中国存亡问题》一书。在书中，“孙中山精辟地分析了英、德、日、俄四国关系与远东形势，从而得出中国不过是当时英、日、美等国角逐和利用的一个场所，是他们日夜梦想独吞的一块肥肉，只不过谁也没办法一口吞下罢了。”[1]中国的封建军阀企图利用列强对中国的争夺，出卖国家利益，达到其延续、巩固封建统治，扩张势力的目的。孙中山坚决反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后，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反对1919年帝国主义操纵下的中国南北议和的斗争，实际上已汇入这一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争取永久和平的新潮流”中[2]。
（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孙中山看到了新希望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处于革命绝境中的孙中山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新希望。他说“一次战争，无意中发生了一个人类中的大希望。这个希望就是俄国革命。”[3]224孙中山敏锐地观察到了世界革命新时代的到来，尽管他还没有深刻认识这个革命新时代。 1918年夏，孙中山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 [3]500。不久后的8月1日契切林致信孙中山热切表示：“当各帝国主义政府从东、西、南、北伸出贪婪的魔掌，想一手击破俄国革命并剥夺工农用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革命而获得的东西的时候，当外国银行家所扶植的北京政府准备同这伙强盗勾结的时候，——在这个艰辛的时刻，俄国劳动阶级就向他们的中国兄弟呼吁，号召他们共同进行斗争，因为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如果我们遭受毁灭，你们也要遭受毁灭。”[4]163这封饱含真诚革命友谊的信件无疑对困境中的孙中山坚定继续探求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和动力是极有意义的。
（三）五四运动促使孙中山对革命力量认识的新转向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工人阶级在运动中作为一支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对运动的胜利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五四运动斗争的胜利使孙中山感受到了工人阶级和其他各界群众的反帝反封建的觉悟和力量。在其指导下，《星期评论》着重对世界和中国的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介绍与研究。1919年，他在《救国急务》演讲中指出：“试观今次学生运动，……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如使诸君即时以正当方法结合，要求在国会政治之下回复诸君之权，吾敢断言诸君之必成功也。”[4]1751920年11月，孙中山在上海机器工会讲演中号召工人起来斗争，他说：“欲贯彻民生主义，非在官僚手中夺取民权不可。”[4]185
五四运动中的民众力量给孙中山的印象是深刻的，可他要真正认识这种力量还有待于革命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孙中山在五四运动后号召学生和工人参加斗争与其脱离群众依靠军阀的斗争相比仍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四）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推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在孙中山革命的困境中，尤其是1922年陈炯明的叛变——第二次护法运动的失败使孙中山感到是其革命30年最惨重的失败，“中国共产党立即声讨陈炯明的叛逆罪行，支持孙中山的正义斗争，使处于危难中的孙中山深为感动。”[5]247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祸乱的根源；提出了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口号；对国民党积极地评价，倡导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反对封建军阀；7月，中国共产党二大在中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6]。中国共产党这些主张和对孙中山的真诚支持，使孙中山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口号是正确的 [5]249。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虽然孙中山发动的一次次救国救民于水深火热中的对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斗争总是失败，但是，孙中山为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新中国的革命理想始终不渝。也正是由于孙中山对革命理想的执着，他总能够从失败中站起来，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推动他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不断前进。
二、新认识与新实践
（一）放弃妥协与幻想，打倒封建势力与列强
在很长的时间里，孙中山一直对封建势力妥协，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封建势力、帝国主义总是相互勾结在一起侵害中华民族的利益，戕害中国革命力量。五四运动较为深刻地揭露了这一点。孙中山逐步深刻地认识到：封建势力是一个反动的整体；而且中国革命要把这两种反动势力一并反对和打倒。
五四运动后，孙中山多次演讲和谈话指明封建势力是一个整体，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去反对和打倒。如他所说：救国的根本解决的方法就是“南北新旧国会一概不要他，同时把那些腐败官僚、跋扈武人、作恶政客完完全全扫干净他”[4]175。他的这种认识无疑是对妥协的放弃。而对帝国主义，孙中山没有立即认识到其是中国苦难的总根源；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他往往局限于具体的事件，具体的帝国主义国家。但随着斗争深入，他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真正的敌人，最终放弃了对帝国主义的幻想。
1920年11月，孙中山在批驳“民族主义可以不要”的谬论时指出：帝国主义还在“压制”我们[4]184。他多次揭露和谴责帝国主义侵华政策，警告其不得干涉中国内政。尤其是在“关余”与废约上的斗争，孙中山严正指出：截留“关余”“乃完全中国内政问题，无与列强之事”。表示：截留关余，不畏列强炮舰恫吓 [4]218，“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为今日中国民族求独立解放之唯一途径。”[4]248 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一大上，他彻底放弃了妥协与幻想。他说：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以后应把妥协调和的手段一概打消”[4]224。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孙中山才逐步找到中国革命的新希望——工农为主体的人民大众。
（二）苏俄劳农阶级是中国革命的真正朋友
列宁及苏俄对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一贯同情和赞助的。辛亥革命不久，列宁发表文章赞扬和高度评价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苏俄多次宣言称:废除沙皇时代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帝俄在华攫取的一切特权，希望与中国政府谈判建交；还提议在完全平等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缔结中俄友谊条约。这不能不使孙中山对苏俄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这种了解和认识的深入使他要以俄为师，学习“俄国的好榜样”，欢迎俄国劳农政府的帮助。1921年8月，孙中山复函契切林热切表示：“我希望与你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4]1911923年1月孙中山和苏俄代表签署了《孙文越飞宣言》。它是列宁及其苏俄对中国革命的关怀和友谊及孙中山以俄为师的见证。
孙中山对苏俄的友谊及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23年11月，孙中山指出：“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受屈之人民耳。”[4]217孙中山在对比中深刻认识到苏俄劳农阶级及其政府是中国革命的真正朋友。
孙中山这个结论更是基于对苏俄革命的性质和成就及其革命力量的深刻认识。孙中山较早在1921年就十分赞同马林的建议：在中国“组织一个能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政党”[4]194。1924年的“国民党一大”确立了包括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不久后的演讲中孙中山指出：“推究俄国革命的发起人，是由于三种人，叫做农工兵。故俄国现实政府，又叫做农工兵政府，是由农工兵三界人民，派代表所组成的。”俄国革命“不但是皇帝的压迫要反对，就是列强的压迫也要反对，和全世界资本制度的压迫都一齐反对”[3]504-505。孙中山深刻认识到工农兵是苏俄革命的根本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反对封建主义的压迫，而且反对帝国主义和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的压迫。苏俄劳农阶级及其政府是中国革命的真正朋友。这是孙中山的结论。他从中看到中国革命的新希望在于工农革命力量。
（三）工农群众是中国革命胜利的真正动力
尽管孙中山曾提出了“国民革命”、“平民革命”的口号，但他没有真正认识工农群众革命力量，更没有动员民众。如在革命的困境中，他曾表示“对于时局问题，实无具体办法”[4]164。但是，工农长期斗争还是对孙中山产生了一定影响。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孙中山受工农长期斗争的影响,逐步地意识到中国没有被外国侵略势力瓜分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及其广大下层社会群众的英勇反侵斗争。但这种革命经验，孙中山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使之上升到理性来指导中国革命。
中国革命没有农民的最广泛的发动和参与，没有工人阶级的正确领导，是不能够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焕然一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工人阶级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国各地有30多万工人进行了100多次罢工。1921年以浙江萧山为起点的农民运动也风起云涌地发展起来。许多地方建立起农会和农民武装。组织起来的以工农为主体的广大民众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并给以沉重的打击，也给了孙中山的革命以有力的支持。尤其是1922年，工农民众直接参加对陈炯明的斗争给孙中山以直接有力的支援，这成为了孙中山依靠工农革命力量的转折点。
向为孙中山不重视的工农掀起的声势浩大的直接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深刻教育了他：工农群众是有力的，是中国革命的依靠。中共真诚的帮助和坦率的批评更有力地促使在苦闷中思索的孙中山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祸乱的根源；工农是中国革命的真正动力。1923年1月，他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指出：革命事业是“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4]205-206。这时的孙中山已经认识到中国革命是民众的事，并且看到了深藏于民众中的巨大力量。“人民表面上似无能力，然要知对于某问题，既得一种直觉之了解，则实力异常伟大；不使枪炮，而其力大于枪炮十倍而未已。”[4]208“只要人民万众一心，与他们奋斗”，就能打倒国内军阀[4]207。
中国国民党一大确立了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而后，孙中山指出：中国“大多数的人是农民”[3]555，如果农民不参加国民革命，我们的革命就没有基础，我们的革命就会失败。 “工人既有了团体，……便可以作为全国的指导，作国民的先锋”[3]149。中国民族解放，“其所以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3]119农民是革命的基础，工人是革命的先锋，国民是革命的后盾。工农群众是中国革命的真正动力。
孙中山工农观的转变，正如其在革命遗书中所说：“积四十年之经验，……必须唤起民众……共同奋斗。”[3]639这是对这一转变的最好的注解。
三、进步与局限
孙中山新的工农观既是其对革命实践深入认识的客观结果，也曾深受苏俄和五四运动的影响，更是中共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力量直接推动的结果。毛泽东指出：“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7]700孙中山新的工农观不仅提升了他本人的思想境界，更推动了中国革命的新发展。
（一）提升了孙中山的革命境界
在40年的革命生涯中，孙中山最终认识到工农大众是中国革命的先锋和基础，是中国革命的后盾。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主张，同时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6月提出的‘国民会议’口号，改变了他在《建国大纲》中关于建设程序——‘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的划分，要求“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此时，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达到新的水平。
孙中山的新工农观对当时的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南昌领导举行了武装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第一枪。同日发表的《中央委员宣言》指出：“拥护总理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社会的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一切曲解或背叛主义政策之主张。”[8]以此号召革命同志继续革命，反抗国民党的屠杀。中国共产党在以后革命的不同时期，扛起扶助农工和“唤起民众”的大旗，动员了人民大众和团结了各个革命阶级共同革命。
（二）推进了三民主义的发展
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革命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而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旧三民主义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都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中国革命需要新的革命理论的指导。孙中山在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革命的困境中，通过自己艰辛的探索，在1923年1月1日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宣言》中指出，中国“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这是因为中国革命“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他认识到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最主要的敌人，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提出“耕者有其田”的革命口号，以发动工农为主体的人民大众。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其后的演讲中重释了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这样，包括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三）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国共合作是孙中山工农观转变的直接的成果和最重要的标志。1918年护法运动失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陷入困境。而五四运动中体现出的民众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下风起云涌的工农运动、陈炯明叛变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力量给孙中山以无私的援助，使孙中山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威力。1923年《孙文越飞宣言》的发表，表明孙中山放弃了对帝国主义的幻想，以后他多次决心要扫除国内军阀。1924年1月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完全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主张，把工农大众力量作为中国革命的动力。孙中山接受了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实现了国共合作。国共合作的实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大发展。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凡40 年未能完成的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7]364。
（四）掀起了工农运动的高潮
孙中山为扶助农工采取了许多切实的措施。1924年，国民党中央设立了工人部和农民部，负责领导工农运动。同年广东成立农民、工人运动讲习所以推动工农运动的发展。孙中山还亲自对工农民众演讲，鼓励他们组织起来斗争。在孙中山关注和支持下，武装工农的工团军与农民自卫军也组织了起来。据统计，到1924年4月，全国有17个省开展了农民运动。到1927 年6 月,全国有工会会员290 万左右,农民协会会员900 余万人 [9]。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这时期也得以壮大。动员和组织起来的工农力量直接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发展，为新的革命阶段的到来准备了群众基础。
孙中山新的工农观推动中国革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是却具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然而，孙中山毕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杰出的代表，他没有，也不可能有彻底的工农观。这给中国革命带来消极的影响。在政治思想上，孙中山没有完全放弃他本人的训政思想；在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上，孙中山没能真正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在贫富观念上，孙中山认为中国只有大贫与小贫，不存在大富；在社会史观上，孙中山否认阶级斗争，主张阶级调和。因此，在革命的实践中，他不可能正确处理新的革命时代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问题；不可能采取彻底的革命政策解决工农的根本问题，从根本上“唤起民众”。必然的，当国民党右派利用这些消极的思想向革命力量突然发起进攻时，国共合作难以为继，革命便遭到失败。
参考文献：
[1] 茅家琦.孙中山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516.
[2] 段云章.孙中山与第一次世界大战[J].近代史研究,1991（1）：128.
[3]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九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4]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等.孙中山年谱：上 [M] . 北京：中华书局，1976.
[5] 尚明轩.孙中山传[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
[6] 张予一.中国共产党大事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3-34.
[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 江西省图书馆.中央委员宣言[DB/OL].[2011-03-10].http://www.jxlib.gov.cn/ts/81/lszl/02.htm.
[9]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编委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责任编辑 余 青
The Change of Notion of Workers and Farmers by Sun yat-sen
——based on the study of workers-farmers campaign around May 4 Movement in 1919
YANG Yong ZHANG Zheng-k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241000)
Abstract : From the failure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nd protection campaign of interim trea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s well as the success of May 4 Movement in 1919 and October Revolution in 1917 , Sun yat-sen has realized that the real enemy of Chinese revolution is imperialism and feudal warlords and the workers and farmers are the source of revolution . Therefore, the change of notion of workers and farmers by Sun yat-sen has came into being, which is a big progres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Unfortunately, this change is not a complete one because of its limitations of the times and classes.
Key Words: Sun yat-sen, notion of workers and farmers, May 4 Movement in 1919, workers and farmers campaign
关键词: 孙中山；工农观；五四运动；工农运动
中图分类号：D69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1）05-0035-05
从辛亥革命的失败到两次护法运动的失败，是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幻想帝国主义对其的援助及其对封建势力妥协造成的。在革命的困境中，孙中山对革命失败的反思，列宁及苏俄和中国共产党对他的帮助，工农运动的力量，使他对工农革命力量有了新认识，实现了工农观的转变。笔者试图从工农运动角度去考察这一转变，从而说明只有认识到工农革命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真正代表工农群众的利益，“唤起民众”，才能推动革命向前发展。
一、困境中的转机
五四运动以前，孙中山依靠会党、绿林、新军和军阀革命最终都失败了。1918年第一次护法运动的失败虽使孙中山认识到军阀“南与北如一丘之貉”，但他还没有认识到：军阀、武人是近代中国最反动的势力，是他历次革命失败的真正根源，是革命的主要对象。而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是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列强分赃会议，再次陷中国于列强共同宰割的境地。革命的失败和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勾结祸乱中国的事实教育了孙中山：依靠一个军阀打倒另一个军阀的革命和对其妥协是不能有中国革命的任何胜利的；幻想帝国主义支持和同情中国革命是没有可能的。这不能不使孙中山反思中国革命的真正依靠力量在哪里。
（一）一战期间及战后斗争汇入反帝反军阀新潮流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孙中山于1917年春夏间就出版了《中国存亡问题》一书。在书中，“孙中山精辟地分析了英、德、日、俄四国关系与远东形势，从而得出中国不过是当时英、日、美等国角逐和利用的一个场所，是他们日夜梦想独吞的一块肥肉，只不过谁也没办法一口吞下罢了。”[1]中国的封建军阀企图利用列强对中国的争夺，出卖国家利益，达到其延续、巩固封建统治，扩张势力的目的。孙中山坚决反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后，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反对1919年帝国主义操纵下的中国南北议和的斗争，实际上已汇入这一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争取永久和平的新潮流”中[2]。
（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孙中山看到了新希望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处于革命绝境中的孙中山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新希望。他说“一次战争，无意中发生了一个人类中的大希望。这个希望就是俄国革命。”[3]224孙中山敏锐地观察到了世界革命新时代的到来，尽管他还没有深刻认识这个革命新时代。 1918年夏，孙中山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 [3]500。不久后的8月1日契切林致信孙中山热切表示：“当各帝国主义政府从东、西、南、北伸出贪婪的魔掌，想一手击破俄国革命并剥夺工农用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革命而获得的东西的时候，当外国银行家所扶植的北京政府准备同这伙强盗勾结的时候，——在这个艰辛的时刻，俄国劳动阶级就向他们的中国兄弟呼吁，号召他们共同进行斗争，因为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如果我们遭受毁灭，你们也要遭受毁灭。”[4]163这封饱含真诚革命友谊的信件无疑对困境中的孙中山坚定继续探求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和动力是极有意义的。
（三）五四运动促使孙中山对革命力量认识的新转向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工人阶级在运动中作为一支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对运动的胜利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五四运动斗争的胜利使孙中山感受到了工人阶级和其他各界群众的反帝反封建的觉悟和力量。在其指导下，《星期评论》着重对世界和中国的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介绍与研究。1919年，他在《救国急务》演讲中指出：“试观今次学生运动，……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如使诸君即时以正当方法结合，要求在国会政治之下回复诸君之权，吾敢断言诸君之必成功也。”[4]1751920年11月，孙中山在上海机器工会讲演中号召工人起来斗争，他说：“欲贯彻民生主义，非在官僚手中夺取民权不可。”[4]185
五四运动中的民众力量给孙中山的印象是深刻的，可他要真正认识这种力量还有待于革命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孙中山在五四运动后号召学生和工人参加斗争与其脱离群众依靠军阀的斗争相比仍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四）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推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在孙中山革命的困境中，尤其是1922年陈炯明的叛变——第二次护法运动的失败使孙中山感到是其革命30年最惨重的失败，“中国共产党立即声讨陈炯明的叛逆罪行，支持孙中山的正义斗争，使处于危难中的孙中山深为感动。”[5]247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祸乱的根源；提出了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口号；对国民党积极地评价，倡导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反对封建军阀；7月，中国共产党二大在中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6]。中国共产党这些主张和对孙中山的真诚支持，使孙中山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口号是正确的 [5]249。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虽然孙中山发动的一次次救国救民于水深火热中的对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斗争总是失败，但是，孙中山为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新中国的革命理想始终不渝。也正是由于孙中山对革命理想的执着，他总能够从失败中站起来，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推动他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不断前进。
二、新认识与新实践
（一）放弃妥协与幻想，打倒封建势力与列强
在很长的时间里，孙中山一直对封建势力妥协，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封建势力、帝国主义总是相互勾结在一起侵害中华民族的利益，戕害中国革命力量。五四运动较为深刻地揭露了这一点。孙中山逐步深刻地认识到：封建势力是一个反动的整体；而且中国革命要把这两种反动势力一并反对和打倒。
五四运动后，孙中山多次演讲和谈话指明封建势力是一个整体，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去反对和打倒。如他所说：救国的根本解决的方法就是“南北新旧国会一概不要他，同时把那些腐败官僚、跋扈武人、作恶政客完完全全扫干净他”[4]175。他的这种认识无疑是对妥协的放弃。而对帝国主义，孙中山没有立即认识到其是中国苦难的总根源；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他往往局限于具体的事件，具体的帝国主义国家。但随着斗争深入，他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真正的敌人，最终放弃了对帝国主义的幻想。
1920年11月，孙中山在批驳“民族主义可以不要”的谬论时指出：帝国主义还在“压制”我们[4]184。他多次揭露和谴责帝国主义侵华政策，警告其不得干涉中国内政。尤其是在“关余”与废约上的斗争，孙中山严正指出：截留“关余”“乃完全中国内政问题，无与列强之事”。表示：截留关余，不畏列强炮舰恫吓 [4]218，“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为今日中国民族求独立解放之唯一途径。”[4]248 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一大上，他彻底放弃了妥协与幻想。他说：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以后应把妥协调和的手段一概打消”[4]224。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孙中山才逐步找到中国革命的新希望——工农为主体的人民大众。
（二）苏俄劳农阶级是中国革命的真正朋友
列宁及苏俄对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一贯同情和赞助的。辛亥革命不久，列宁发表文章赞扬和高度评价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苏俄多次宣言称:废除沙皇时代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帝俄在华攫取的一切特权，希望与中国政府谈判建交；还提议在完全平等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缔结中俄友谊条约。这不能不使孙中山对苏俄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这种了解和认识的深入使他要以俄为师，学习“俄国的好榜样”，欢迎俄国劳农政府的帮助。1921年8月，孙中山复函契切林热切表示：“我希望与你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4]1911923年1月孙中山和苏俄代表签署了《孙文越飞宣言》。它是列宁及其苏俄对中国革命的关怀和友谊及孙中山以俄为师的见证。
孙中山对苏俄的友谊及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23年11月，孙中山指出：“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受屈之人民耳。”[4]217孙中山在对比中深刻认识到苏俄劳农阶级及其政府是中国革命的真正朋友。
孙中山这个结论更是基于对苏俄革命的性质和成就及其革命力量的深刻认识。孙中山较早在1921年就十分赞同马林的建议：在中国“组织一个能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政党”[4]194。1924年的“国民党一大”确立了包括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不久后的演讲中孙中山指出：“推究俄国革命的发起人，是由于三种人，叫做农工兵。故俄国现实政府，又叫做农工兵政府，是由农工兵三界人民，派代表所组成的。”俄国革命“不但是皇帝的压迫要反对，就是列强的压迫也要反对，和全世界资本制度的压迫都一齐反对”[3]504-505。孙中山深刻认识到工农兵是苏俄革命的根本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反对封建主义的压迫，而且反对帝国主义和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的压迫。苏俄劳农阶级及其政府是中国革命的真正朋友。这是孙中山的结论。他从中看到中国革命的新希望在于工农革命力量。
（三）工农群众是中国革命胜利的真正动力
尽管孙中山曾提出了“国民革命”、“平民革命”的口号，但他没有真正认识工农群众革命力量，更没有动员民众。如在革命的困境中，他曾表示“对于时局问题，实无具体办法”[4]164。但是，工农长期斗争还是对孙中山产生了一定影响。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孙中山受工农长期斗争的影响,逐步地意识到中国没有被外国侵略势力瓜分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及其广大下层社会群众的英勇反侵斗争。但这种革命经验，孙中山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使之上升到理性来指导中国革命。
中国革命没有农民的最广泛的发动和参与，没有工人阶级的正确领导，是不能够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焕然一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工人阶级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国各地有30多万工人进行了100多次罢工。1921年以浙江萧山为起点的农民运动也风起云涌地发展起来。许多地方建立起农会和农民武装。组织起来的以工农为主体的广大民众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并给以沉重的打击，也给了孙中山的革命以有力的支持。尤其是1922年，工农民众直接参加对陈炯明的斗争给孙中山以直接有力的支援，这成为了孙中山依靠工农革命力量的转折点。
向为孙中山不重视的工农掀起的声势浩大的直接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深刻教育了他：工农群众是有力的，是中国革命的依靠。中共真诚的帮助和坦率的批评更有力地促使在苦闷中思索的孙中山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祸乱的根源；工农是中国革命的真正动力。1923年1月，他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指出：革命事业是“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4]205-206。这时的孙中山已经认识到中国革命是民众的事，并且看到了深藏于民众中的巨大力量。“人民表面上似无能力，然要知对于某问题，既得一种直觉之了解，则实力异常伟大；不使枪炮，而其力大于枪炮十倍而未已。”[4]208“只要人民万众一心，与他们奋斗”，就能打倒国内军阀[4]207。
中国国民党一大确立了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而后，孙中山指出：中国“大多数的人是农民”[3]555，如果农民不参加国民革命，我们的革命就没有基础，我们的革命就会失败。 “工人既有了团体，……便可以作为全国的指导，作国民的先锋”[3]149。中国民族解放，“其所以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3]119农民是革命的基础，工人是革命的先锋，国民是革命的后盾。工农群众是中国革命的真正动力。
孙中山工农观的转变，正如其在革命遗书中所说：“积四十年之经验，……必须唤起民众……共同奋斗。”[3]639这是对这一转变的最好的注解。
三、进步与局限
孙中山新的工农观既是其对革命实践深入认识的客观结果，也曾深受苏俄和五四运动的影响，更是中共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力量直接推动的结果。毛泽东指出：“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7]700孙中山新的工农观不仅提升了他本人的思想境界，更推动了中国革命的新发展。
（一）提升了孙中山的革命境界
在40年的革命生涯中，孙中山最终认识到工农大众是中国革命的先锋和基础，是中国革命的后盾。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主张，同时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6月提出的‘国民会议’口号，改变了他在《建国大纲》中关于建设程序——‘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的划分，要求“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此时，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达到新的水平。
孙中山的新工农观对当时的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南昌领导举行了武装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第一枪。同日发表的《中央委员宣言》指出：“拥护总理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社会的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一切曲解或背叛主义政策之主张。”[8]以此号召革命同志继续革命，反抗国民党的屠杀。中国共产党在以后革命的不同时期，扛起扶助农工和“唤起民众”的大旗，动员了人民大众和团结了各个革命阶级共同革命。
（二）推进了三民主义的发展
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革命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而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旧三民主义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都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中国革命需要新的革命理论的指导。孙中山在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革命的困境中，通过自己艰辛的探索，在1923年1月1日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宣言》中指出，中国“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这是因为中国革命“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他认识到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最主要的敌人，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提出“耕者有其田”的革命口号，以发动工农为主体的人民大众。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其后的演讲中重释了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这样，包括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三）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国共合作是孙中山工农观转变的直接的成果和最重要的标志。1918年护法运动失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陷入困境。而五四运动中体现出的民众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下风起云涌的工农运动、陈炯明叛变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力量给孙中山以无私的援助，使孙中山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威力。1923年《孙文越飞宣言》的发表，表明孙中山放弃了对帝国主义的幻想，以后他多次决心要扫除国内军阀。1924年1月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完全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主张，把工农大众力量作为中国革命的动力。孙中山接受了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实现了国共合作。国共合作的实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大发展。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凡40 年未能完成的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7]364。
（四）掀起了工农运动的高潮
孙中山为扶助农工采取了许多切实的措施。1924年，国民党中央设立了工人部和农民部，负责领导工农运动。同年广东成立农民、工人运动讲习所以推动工农运动的发展。孙中山还亲自对工农民众演讲，鼓励他们组织起来斗争。在孙中山关注和支持下，武装工农的工团军与农民自卫军也组织了起来。据统计，到1924年4月，全国有17个省开展了农民运动。到1927 年6 月,全国有工会会员290 万左右,农民协会会员900 余万人 [9]。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这时期也得以壮大。动员和组织起来的工农力量直接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发展，为新的革命阶段的到来准备了群众基础。
孙中山新的工农观推动中国革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是却具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然而，孙中山毕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杰出的代表，他没有，也不可能有彻底的工农观。这给中国革命带来消极的影响。在政治思想上，孙中山没有完全放弃他本人的训政思想；在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上，孙中山没能真正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在贫富观念上，孙中山认为中国只有大贫与小贫，不存在大富；在社会史观上，孙中山否认阶级斗争，主张阶级调和。因此，在革命的实践中，他不可能正确处理新的革命时代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问题；不可能采取彻底的革命政策解决工农的根本问题，从根本上“唤起民众”。必然的，当国民党右派利用这些消极的思想向革命力量突然发起进攻时，国共合作难以为继，革命便遭到失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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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段云章.孙中山与第一次世界大战[J].近代史研究,1991（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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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 江西省图书馆.中央委员宣言[DB/OL].[2011-03-10].http://www.jxlib.gov.cn/ts/81/lszl/02.htm.
[9]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编委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责任编辑 余 青
The Change of Notion of Workers and Farmers by Sun yat-sen
——based on the study of workers-farmers campaign around May 4 Movement in 1919
YANG Yong ZHANG Zheng-k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241000)
Abstract : From the failure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nd protection campaign of interim trea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s well as the success of May 4 Movement in 1919 and October Revolution in 1917 , Sun yat-sen has realized that the real enemy of Chinese revolution is imperialism and feudal warlords and the workers and farmers are the source of revolution . Therefore, the change of notion of workers and farmers by Sun yat-sen has came into being, which is a big progres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Unfortunately, this change is not a complete one because of its limitations of the times and classes.
Key Words: Sun yat-sen, notion of workers and farmers, May 4 Movement in 1919, workers and farmers campa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