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话

余云

　　张爱玲辞世已近二十四年，她母亲黄逸梵有一位闺蜜邢广生，尚在人间。老人一直努力地发声，十多年前找过一位美籍华裔学者并写下长信，几年前又向马来西亚资深媒体人叙述与黄逸梵的忘年情谊。但这些声音一次次如抛入大海的小石片，没激起几圈涟漪就消失无影。
　　1990年代，我由上海移居新加坡，得知张爱玲母亲黄逸梵曾三次出入于此，十多年“查无实据”，却在年前有一线奇光闪露，线引由张爱玲抛出：母亲在马来亚侨校教过半年书。
　　凡走过必有痕迹，尤其网络时代。我与前同事兼“张迷”林方伟，以被忽略的“马来亚侨校”为线索，终于从网上片言只语里，捕捉到邢广生的踪影。几番周折，经《亚洲周刊》搭上最后一道桥，今年1月底，当我们踏进槟城安达曼海边邢家高层公寓，真有“于千万人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之感。邢广生健在，九十四岁仍思路清晰叙述细致，仿佛就是为了在终点——其实是起点，等待我们。
　　由“黄逸梵在南洋”的第一“人证”邢广生提供、新加坡记者林方伟整理的黄邢之间五封信件，首次在本专栏全文披露。从来都以第三人称出现的“她”，瞬间变为了第一人称：黄逸梵走出张爱玲私语，忽然自己开口说话。这是一种陌生温暖的复调，还是话语换位的有趣反拨？
　　从“奋发昂扬”直到“急景凋年烟花冷”，在黄逸梵1957年琐碎絮叨的最后话语里，埋藏大量珍贵信息，甚至与闺蜜谈论已在美国再婚的女儿张爱玲……机缘巧合下，成为黄逸梵书信的第一位解读者，林方伟以《黄逸梵私语：五封信里的生命晚景》，彰显了超越一般“张迷”的功力。
　　《娜拉的第三种结局——黄逸梵在伦敦最后的日子》，则是一封短讯牵出的意外收获。
　　采访了邢广生，我请伦敦友人石曙萍帮忙拍摄与黄逸梵有关的几个地址，不料由此引发一场追踪。石曙萍化身“文学侦探”，引领我们回到了黄逸梵晚年最后的生活现场，她走过的街道、住过的房子、交过的朋友、投过信的邮筒……在英国档案馆里躺了那么多年无人问津的入籍证书、死亡证书、去世前十天所立遗嘱，也被一一挖掘研究。
　　这趟发现之旅，迷雾重重，惊奇与困惑交织，却也因此引人入胜。石曙萍博士细致敏锐，将黄逸梵的经历视为“娜拉出走”的第三种结局（鲁迅说：要么“回家”要么“堕落”），慧眼独具。
　　联系着“新马沪港英”五地的连环寻觅，这场填补了空白的“不可能任务”，今天感觉依然如梦。

黄逸梵私语：五封信里的生命晚景

◎林方伟

　　今年1月26日，笔者找到张爱玲母亲黄逸梵生前的闺蜜，邢广生。1948年，她们曾在吉隆坡坤成女中一同教书，从同事变成了一辈子的深交。九十四岁的邢广生老师，在马来西亚槟城面海的家忆述两人近十年的友情，填补黄逸梵最后一次在南洋的空白，并提供五封两人的书信，首次让神秘的黄逸梵发声，亲笔道出她1957年在伦敦，也是她人生最后一年的秘辛。
　　说到黄逸梵和张爱玲纠结一生的母女关系，话语权之前一直握在张爱玲手上，从黄逸梵的信件，我们也首次听到她怎么说张爱玲。
　　黄逸梵至少来过南洋三次，1948年从上海重返新加坡是最后一次。新加坡南洋女中的刘韵仙校长，黄逸梵的湖南老乡将她引荐给吉隆坡坤成女中的陈玉华。由于她没学历资格，只能教手工。之前的1947年，邢广生也从中国随马来亚华侨丈夫南来坤成执教。两女结识时，邢二十三岁，黄五十一岁。二战的苦难消磨了黄逸梵的芳华，邢广生记得黄看起来消瘦、憔悴、苍老，吉隆坡的邻居叫她“老太婆”（old lady），气死爱美的黄逸梵。她虽比实际年龄苍老，但邢认为她仍有种迷人的优雅气质，被她深深吸引：“逸梵说话时
　　轻声细语，斯文秀气。但她是外柔内刚，内心很坚强。”两人发现彼此都认识清朝名媛容龄公主后开始接近，成了忘年闺蜜。两人时常一起逛街、看好莱坞电影。黄逸梵体弱多病，热心的邢广
　　生常带蔬果登门拜访。黄逸梵租下旧巴生路小洋房内的一间“劏猪房”（分间单位），屋建在山坡上，的士和三轮车都不愿上去，邢得爬上高坡找她。邢记得她的家居陈设气派，展现超凡品味：墙挂有水准的油画，地铺高贵地毯，连梳妆台都由她亲手设计。黄从不对邢说家世，因此有关张爱玲、黄二战死去的男友，以及她的印度经历等，邢当时一概不知。唯有一次，两人看完约翰·施特劳斯的传记电影《翠堤春晓》后勾起黄留洋的回忆，首次对邢忆述在巴黎的法国律师情人。“她本来财产是一生够用，吃不完的，但在巴黎的财产在二战被炸光了。她害怕情人也在二战阵亡，不敢写信找他，宁愿让他活在她心里。”
　　不到一年，黄逸梵看上英国良好的福利制度，再次出走。邢试图挽留，请她搬来同住，有饭吃饭、有粥吃粥，然而黄去意已决。相隔两地，两人鱼雁往来，1953年，邢产下女儿辛婉华，黄主动要求当她干妈。邢说：“她在英国生活苦得不得了，租了间寒冷的地下室住。”尽管经济拮据，黄仍托人从英国送来洋娃娃给干女儿，还从首饰上拆下米粒般大小的翡翠给她留念。邢也会寄钱和在英国找不到的中国罐头给黄。
　　这五封1957年写的信，邢广生珍藏了六十二年，今次首度全文披露，配合笔者今年1月26日在槟城与她访谈的第一手资料，以及引述张爱玲的著作，为黄逸梵传奇的晚年做一次深度解读。
　　第一封信
　　黄逸梵致邢广生，1957年3月6日
　　寄自黄伦敦住家：11A，Upper Addison Gardens， London W.14
　　（注：信中别字系原文照录。下信皆同）
　　广生，
　　谢谢你廿一号的信，昨天收到了。我仔仔细细的读了两次，想像你写信时感想，所以我决定Lunch time赶快先给你写几个字。①你们图书馆最重要的人物温先生已经见着了。他的信是上星期四收到的。我当晚给他打电话约了第二天拜五散工后就去拜访他。他问我有没有收到你的信，我说还没有，他告訴我你很惦念我在这的生活，如果我愿意回马的话，住处是没有问题，不但有朋友，同时教员的待遇也增高了很多。我说有这样□□的朋友处处为我作想，真是使我说不出的感激，只□□□（注：信一角撕去，此处遗失一行）现在想到□□□（注：遗失一行）了，同时工作□□□（注：遗失一行）在就更不能□□□（遗失一行）得不成话了，不但在家起居饮食一概的任性，就连做工多是一点不对立刻就不做，另换一家。如果回到马来亚，那工作的范围，就不能任性的换了。犹其是如果不当心得罪了上师，恐怕另找事都不是容易的事，那只有惟一的方法是忍耐着自己，同时得应酬一切与工作有关的大人物，不然前途是不堪设想的，犹其我是真正的一文都没有的人，到那时起不是要累坏了我的朋友了。虽然我认识人不少，但是只有你和陈玉华两个人，你们都是自己辛苦教读节省下一点钱。我明知道我自己的坏皮气，怎能够忍心来累你们。并且陈有沙先生同住，我要是回马，只是惟一的累你了。你现在虽然钱宽一点，但是你的孩子小，一天比一天的长，你的钱也一天比一天的花得多了。这是人生做父母的责任，你想我决不能来添你的麻烦。你要知道这不是一天一时的事，不能和五二年同日而语，我找你帮忙，把你的几天假期都白白的为我忙过了。并且我最希望的是你碰到一位志同道合的人，如果有我这样一个朋友住在一起，那多难死人。我无钱走不了，你又决不肯丢开我，那时真要急死我了。现在我得速短了写不长这信决寄不出了。王太太说我说要你眼界不要太高，你不用问我，只要闭上眼睛想想这口气是谁的就得了。你记得我给你写过一封信，劝你别想着为婉华着想就抱独身主意，如果有合试的人和你同志，爱你的才，不是爱财，那就千万别怕人言，还是结婚的好，不要像我太自傲了。那时我是不愁经济的，决没想到今天来做工。但是王太太他们觉得做工是狠失面子的。我自己可一点不是这样想，完全相反的和已前的自傲性是一无分□。我新年时和容芬说王太太一定把我的生氏说得像故事一样了。我告诉她我没和朋友说过这些事，为着怕人谈，所以自己都骗自己的不去想牠了。有一天她问我有没有你的信，我说有。我就告诉她，我希望你别像我，只要志同道合的人，我劝你决不要怕人言，还是结婚的好。那也许对婉华的将来是有益的。意义是没多大分别，不过到另一个人的口里，口气就不同了。记得去年你最后的一封信叫我见着王先生时问问他是听谁说的，说你和人开店了。我问了他，是说听一个客人还是一个潮州人说的。我现在记不清了。可是一两个月后我又见着他们，不知王太太说了甚么，王先生说不要说了，不要又给广生写信又出是非来。我听了真有些不痛快。我说王先生上次问你听谁说广生开店，那是广生写信来要我问的，并且我到今天多还没给她写回信替她问的话，都还没答覆她呢。□时我是和别人两样的，爱朋友从来不写信告诉她是非，是怕更使她生气，因为写信不能像说话，常常不当心用字就会把意义失之千里去了。后来我就接二连三的事烦得要死，又是做工处出麻烦，我就决定不去了。容芬来了又为她忙了好多天，同时另一个老朋友她的儿子来英读书，写信要我put him up for weekend（周末接待他）。已后就忙着找工作，一直换事，到今年一月中才又找到工作。中国新年才匆匆的写了容坤姐妹的信和你的信，陈先生的信到今天还没写，你一定觉得荒唐吧。实在就是每天只赶着做必等着的事，别的一概都是一天天的推下去。这信已经写了一个星期。有两天工作太赶忙，中午没得闲，只写了两晚，所以温先生的电话我没打。那天他来吃便饭，他说你要他写信告诉你我的情形。想必他的信你早收到了，我就不再写了。你说我已前留下的一些乱杂的东西请关先生代卖。我记得多是不值钱的东西。我是说送给她阿姨，如果她有用的话。虽然你帮朋友的深情，全部的代图书馆买下了，但是那里值得那多钱？我是问心不能收那多钱的。我这几晚连想到我有一部《故宫周刊》。四七年回上海时，在故宫做事的老朋友告诉我可以卖出很多钱，因为战事时板烧了。我要留着牠不愿卖。如果你图书馆没有的话，将来我割爱卖给你，免得将来送给英国。等几天请温先生先看看。你大概听他告诉你我想将来开中国cafe。慢慢将来再谈。我只知道你在大会堂做事。王先生题过一句图书馆，后来容芬说邢先生的图书馆里有张爱玲的书，但是别的一点都不知道。这次听温先生详细的说给我听，才明白详情，但是容志给我的长信一字没题。容坤已快一年没通信了。将来再谈，话太长。现在再说你布置房子的事。那是非常容易的事，只要颜色相合，如果你还没买好一切的话，先你得说你墙的颜色。我猜想一定是淡色，那你把窗帘也多半不相冲相合的色;三就是灯要好点。4买那种竹子的大（2）椅子三张、小桌子，如果房大的话，再加一两张小椅子和花架子或是一张同样竹子的书柜，大概矮矮长长的椅子要做麻布的垫子，最好一色。5地上□当买那种马来亚做的草毡子，然后墙上挂上点东西，那客堂就成了。吃饭房不用太华丽，只要颜色爽越简单清净为上。如果你还没搬的话，写信我立刻答你。我要劝你一句话，自己的房子是值得花点钱，但是不要因为怕币值跌价就把钱都用掉了，你可以买英磅存在汇丰银行里，作婉华将来的教育费。现在先慢慢的代她存起来，她的钱也同时和她一块慢慢的长起来。你心里也觉得安定点。她一定聪明，就是你要有空在家时多多的和她说话，不要完全由老妈子带她，早一点送她去幼□园。 　　容芬不住在London，不常见，听说吴的事，我非常可怜她，不敢想她的结局。
　　至于说爱玲的话，我是狠喜欢她结了婚，又免了我一件心歉。如果说希望她负责我的生活，不要说她一时无力，就是将来我也决不要。你要知道现在是廿世纪，做父母只有责任，没有别的。将来再谈。先谢谢你。廿六号拜二寄给我年糕还没到。
　　祝你母女好。梵上。
　　人生最后飞扬的一面
　　这封长信洋洋洒洒两千多字，让我想起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信比《我的天才梦》足足多了一千字，饱含黄逸梵传奇人生的密码。
　　《我的天才梦》是张爱玲十八岁，大学一年级在上海《西风》杂志征文比赛中获第三名的“自传体”散文。那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为她叩开文学大门，让世人首次听到张爱玲独特的声音。黄逸梵这封等了六十二年才出土的信虽写于六十一岁，她人生的最后一年，但却也是千万读者首次听到她的声音。多年在张爱玲的《流言》《对照记》《小团圆》里追看这对母女长寿剧的读者首次读到黄逸梵亲筆自述人生，尤其是说起女儿张爱玲，难免震撼。
　　邢广生1955年开始管理吉隆坡兼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里的民众图书馆，是当年吉隆坡首家中文图书馆。邢负责购书，开始只有三百七十多本，直到她离开后，已建立超过六万本藏书。黄在信里提起女儿，跟馆内藏书有关：“容芬说邢先生的图书馆里有张爱玲的书。”
　　母女间相互伤害的复杂关系，是张爱玲写作的一大主题。张爱玲在首篇问世作早已揭露和母亲之间复杂和纠结的矛盾：“我母亲给我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我的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黄逸梵写给闺蜜的话，或许可视为她的自我辩护，以及对女儿的回应。她从不指望张爱玲负责她的生活，不要说现在张爱玲经济能力有限，即使将来张的经济状况变好了（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香港一些娱乐新闻都声称张以才女的身份为电懋写电影剧本，编剧费影坛数她最高），她也绝对不愿投靠女儿，因为“做父母只有责任，没有别的”。
　　不少张迷会把黄逸梵对女儿的调教简单化、标语化为“淑女养成班”。可是重看《我的天才梦》，除了有矫揉造作之嫌的“行路的姿势”、“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研究面部神态”显然是淑女的教育之外，“我母亲给我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她教我煮饭;用肥皂粉洗衣……待人接物的常识”其实都是自力更生的生活技能，和黄逸梵一辈子崇尚的独立自主毫无违和。文里提到黄逸梵这句训话听来狠心、刺耳：“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但从黄的观点来看，女儿从旧式家庭逃了出来，现在跟她一样已是出走的娜拉，一个人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必须自食其力，这些女人基本的生存术不得不懂。
　　“如果说希望她负责我的生活，不要说她一时无力，就是将来我也决不要。你要知道现在是廿世纪，做父母只有责任，没有别的。”短短的五十字，强而有力地道出黄逸梵从千疮百孔的旧式婚姻出走之后，一辈子坚持的人生座右铭：自食其力，不靠别人。这是五封信里，黄唯一说到女儿张爱玲。在张爱玲“自传体”的小说《小团圆》里，“张爱玲”和“黄逸梵”最后一次的“对峙”也是“黄”1947年最后一次回沪。“张”将感情债化为金钱债，坚持要偿还母亲时，“黄”泣责女儿：“就算我不过是个待你好过的人，你也不必对我这样。‘虎毒不食儿’嗳！”十年后，看到黄这句“做父母只有责任，没有别的”，不就是“虎毒不食儿”的新派说法吗？但这次语气显然释怀了许多。这段话，看了几次，每次都有不同的理解：有时我仿佛听出黄逸梵语气里的自傲，有时我却又看到她对女儿的谅解——因为从未有孝道的期望，所以最终对张爱玲并无怪罪之意。
　　黄逸梵特立独行，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中国娜拉。她在张爱玲四岁时，踩着小脚，毅然走出千疮百孔的旧式婚姻，成为第一代出走到法国追求自由生活的现代女性。她在巴黎学过油画，造诣甚高，并熟识徐悲鸿、蒋碧薇，三人在花都曾同住一栋楼里，黄住四楼，徐蒋夫妇住二楼。她至少来过南洋三次，还到过爪哇，并在印度当过尼赫鲁两个姐姐的秘书。无数次的出走、闯荡成了黄逸梵的人生模式，有人将她比作《阿飞正传》里的张国荣，是一只没有脚的小鸟。1948年，这只缠了脚的小鸟从吉隆坡启航，终于在英国伦敦落脚，度过余生。
　　这么一位有着现代意识的独立女子，却在信里三次强调“还是结婚的好”。不管是对自己的闺蜜还是说到女儿，她还是认为女人嫁了人才是好事，屡劝离了婚的邢广生别为女儿着想而抱独身主义：“如果有合试（适）的人和你同志，爱你的才，不是爱财，那就千万别怕人言，还是结婚的好，不要像我太自傲了。”之后聊开别的话题，说着说着，黄又不甘心地兜了回来：“我希望你别像我，只要志同道合的人，我劝你决不要怕人言，还是结婚的好。那也许对婉华的将来是有益的。”说起女儿在美国嫁了作家赖雅，即使是比她大近三十岁，黄也是一派心满意足：“我是狠（很）喜欢她结了婚。”
　　邢忆起当年在马来亚的黄逸梵，认为她的一大遗憾是缠过脚：“虽然放了脚，但走起路来还真不好看，我猜这是她拒绝别人追求的原因之一。”邢补充：“她在吉隆坡的朋友也很少。她有自尊，大概也有点自卑，那时她很落魄了，不想结交太多人。”
　　这矛盾性一直存在于黄逸梵的人生和个性中，以致她在女儿成长时也不自觉地释放出自相矛盾的混乱信息，这或许就是张爱玲《我的天才梦》里所指的“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纠缠出母女一生解不开的心结。如果《小团圆》里这段描述母亲“要她自立，又要她靠块处女膜找个好人家”的对话确实发生过，那张爱玲所感到的创伤是可以理解的——
　　蕊秋说：“想想真冤——回来了困在这儿一动都不能动。其实我可以嫁掉你，年纪青的女孩子不会没人要。反正我们中国人就知道‘少女’。只要是个处女……”九莉感到诧异到极点。从小教她自立，这时候倒又以为可以嫁掉她？少女处女的话也使她感到污秽。虽然刚说过“嫁掉你”，她以为是旧式的逼婚，再也没想到她母亲做媒做得顺手，也考虑到给她介绍一个。 　　这几口古董箱子，传奇又神秘。到底有多少口箱子？里头装了什么？连黄逸梵最亲的人都说不准。
　　1947年，黄逸梵从南洋返沪，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里记得“母亲带回数十个箱子，大多是皮件”。张爱玲在《小团圆》写的（若可信的话）则有十七件行李。到底有十七口箱子吗？邢广生在槟城受访时说这些箱子她都没见过，黄逸梵1948年从吉隆坡动身到伦敦时，她在学校教书，没去送行，也不知后来跟她到伦敦的有几口箱子。但邢广生的忆述却让箱里装载的古董更为清晰。她见过黄吉隆坡的家里有一百零八件官窑瓷器和宫缎。黄虽有贵重古董，却苦无门路，变卖不出。邢说，黄想将官窑瓷器卖给影业钜子邵氏老板，但对方“不识货，嫌它们粗糙”，出价太低而未成交。由此可见，一身祖传的珍物没给黄带来荣华富贵。没人懂得欣赏，它们就只是累赘和垃圾。根据石曙萍挖掘出黄逸梵的遗嘱披露，她在伦敦也曾将古董作为借贷的抵押，死后用来还债的还有一大两小木雕盒子、中国木柜和白釉瓷花瓶共五件。
　　黄逸梵在第一封和这封信里提到的还有一批极有价值的书籍，包括绝版的《故宫周刊》《鸠衣图》和用“中国纸印的”弹词小说《梦影缘》等。《故宫周刊》由参与创建故宫博物院的吴瀛主编，图文并茂地介绍宫内珍品，在1929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四周年时创刊，1936年停刊，共出了五百十期。上网略查，完整全套在旧书网叫价最贵三万至五万人民币。
　　黄逸梵临死前，仍试图卖掉这批旧书。我很好奇这些年靠变卖维生的黄逸梵怎样“兜售”她的古董，她在這封信里做了生动的演绎。她一而再地表示，这批书“不是古董也不是新书”，“没有了不得的价值”，但却矜贵在“二次大战版都烧了”，“可以卖得很高的价钱”。她请邢广生代她到香港打听价钱之余，也表示愿意卖给邢所管理的中文图书馆。话是说“钱多少都不要紧，只要够付邮费就成了”，但一而再地强调其价值，加上又是闺蜜的关系，钱是不会少给的吧？
　　黄逸梵两封信里都提到卖书，显然这批书是她心目中极为重要的事。解读得更深入一点：这些旧书固然有变卖的价格，但从黄逸梵的字里行间还看得出情感和文化的价值。她“想死后这些东西就贱价卖给英国的博物院，但此地能欣赏这种东西的人非常少……别说卖就是送给你们也比留在英国有价值”。
　　对于这批旧书，她这次写得比第一封信还要深入，其中还提到对“已被虫咬了”的19世纪旧弹词小说《梦影缘》一生不离不弃，是因为书是她“儿时看的，还是用中国纸印的，我很喜欢书中的插画，所以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虽然故事很荒唐”。探讨黄逸梵还有她那个时代的姐妹们是怎么成为第一代出走的娜拉，信里的这段话乍现曙光。
　　《梦影缘》由清代弹词女作家郑澹若所著，她还著有诗集《绿饮楼集》。弹词小说创作者有一大部分是女作家，受众群也集中在女性读者群，研究弹词小说的学者将它列为女性写给女性的古典文体。弹词小说热的崛起跟明清时代江南的才女文化有关，《悦容编·博古》曰：“女人识字，便有一种儒风。”把知书达理当成女性美的一个条件。黄逸梵若从小就涉猎弹词小说，必受里头的女性意识影响。我大胆假设，黄逸梵一生特立独行固然是受新思想的影响，但新思想能在这片土壤上盛放，使得黄逸梵变成民国第一代出走留洋的娜拉，会不会是弹词小说的女性文体所埋下的女性意识的基础？这一点很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
　　黄逸梵对古典插画的钟爱，自然让人联想到张爱玲和插画的华丽缘。张爱玲自小也爱插画，在《流言》里的《道路以目》就特别点名民初小说《歇浦潮》里的插画。她也亲笔为自己许多早期的短篇小说和散文集《流言》画插画。两母女在这部分的相似之处无可否认。
　　黄逸梵这位民国新女性和旧中国的脐带相连是复杂和耐人寻味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她凭着自己是旧中国贵族的身份，靠着这几箱古董才能以独立现代中国女性的身份在异乡存活，因此这条脐带或许是她不愿也不能断然切割的。但换上女性主义的滤镜来看，黄逸梵踮着小脚，踩在这些旧社会的遗物上，才能高举双手触摸到她想要过的新生活，也不失为一种对旧社会大快人心的复仇——她尽用古物，努力地生存下来，就是最漂亮的复仇。想到黄逸梵颠沛流离的晚年，我不禁联想到张爱玲在《〈传奇〉再版自序》里写的“蹦蹦戏”女伶。在“荒原下，断瓦颓垣里……她能够夷然地活下去，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到处都是她的家”，不就是她母亲的人生写照——一位勇敢、独立、自由和干练的湖南女子吗？在哪里都能生存，连在印度也不知怎么当上了尼赫鲁两个姐姐的社交秘书，黄逸梵的生存之道肯定比她女儿强许多。
　　第五封信
　　邢广生致黄逸梵，1957年9月1日。
　　（不知何故，这封信未从吉隆坡寄出。）
　　亲爱的逸梵：
　　（寄上罐头每样一个共七个，喜欢吃那种，请来信告知。）
　　八月廿九日的信收到。你说的话太使人伤心，我虽在办公室，仍然是克制不住的流起眼泪来。你的那些画，那些书等等，请用挂号寄来。前几年我们曾派人到香港专门搜集绝版线装书。你的这些东西应该是我们用得着的。价钱方面，数目大的，我不能作主，不过，我会尽我的力量。要是我们不能全部买下，我会设法找人介绍给马来亚大学或南洋大学。如果还有剩下卖不去的，我会寄回给你。你的东西寄到了，我权力范围内做得到的，必先买下一两样，而且尽快请管钱的人赶快把钱寄给你。
　　一个病人往往心理方面软弱，比较消极。你现在是病人，所以不能例外。你这一生，都是不断的在激励自己，鼓舞自己。这一次的病，不要气馁，希望你如以往一样的振作。病痛是人生免不了的，尤其你在医学这样发达的英国，只要好好休息，必定会康复如昔。假如你厌倦工作，要退休的话，请你想起我。我的门永远为你开着。我们可以苦在一起。
　　前两天我已与蓝太太会过面，那些东西都收到，带的话也带到。你在病中，还有这样的深情，我永铭不忘，只是以后千万再别为这些事劳神了。
　　容芬写信回家说她打电话给你，你的朋友接电话问她是不是爱玲。这样说来，爱玲是已动身来看你了。她是个很有天分的人，想来也应该感情很丰富。她写了不少的书，又编电影剧本，经济情形应该过得去。我还是从前的老想法，希望你跟她们在一起。照我们中国人的习惯，这是很应当的。她的美国先生做了中国人的女婿，应能多少迁就一些中国人的习俗。再说，现在大家无家可归，情形与平常不同，尤其你现在又有病。父母子女之爱是天性，你不要对自己的骨肉矜持，骄傲要强。你去体贴她，请给机会她尽一点孝道。你的许多事情，我都没机会知道，只是胡乱猜，胡乱想，现在也是胡乱说，说错了请千万原谅。 　　听容芬说你很想吃中国罐头，今天我回家及到街上找，明天寄出。但这不一定是你要吃的。你想吃什么，来信告知。如不然，寄的是你不要吃的，岂不冤枉。我们浮萍似的飘泊在外，彼此不要拘礼客气。
　　陈玉华先生很关心你。她叫我问候你。
　　我想请问贵省湖南叫干娘叫什么。上次寄婉华照片不知如何写法。婉华长得很高，说话比她年龄大。资质不致于顶愚蠢。所苦的是，我整天工作，没什么时间和她在一起。
　　八月卅一日独立大典我有入场券。三四点爬起来，五点多去到会场。大雨不停，典礼延迟了一小时，弄得个个精疲力尽。晚上公园放烟花，街上灯火如昼，比英女王加冕还要热闹。我住得远，连的士也叫不到。婉华眼巴巴的看着邻家的孩子出去看灯，小孩子那种失望的情形，使我大有感触。以后怎么穷，也要想法买辆车。
　　容龄公主最近在南洋商报上载有她的清宫琐记，还有她的照片，穿的是人民装，不伦不类的。当年，她那里会料到有今天呢？
　　你好生保重。我希望我有一天来英国看你。祝
　　康乐 请代候
　　容芬好
　　广生上
　　九月四日
　　南洋烟花冷——下接淡出
　　信为何没寄出，邢广生自己也不记得了。也因为这封未寄出的信，让五封信构成一种奇妙的叙事性，留下一条惘然的尾巴。这封信让我们听到黄逸梵掏心掏肺倾诉的另一端也有着同样热情、真挚的回应，证明她晚年虽身在异乡却不尽然是完全孤独的。1948年，当黄逸梵计划动身赴英时，邢广生苦劝她留下，请她搬来同住，“有粥吃粥，有饭吃饭”。九年后，邢离了婚，带着独生女，但在信里仍不放弃照顾挚友，再次请她考虑回来马来亚：“何时你厌倦了工作，要退休的话，请你想起我。我的门永远为你开着。”
　　我问邢广生，得知黄逸梵和张爱玲的母女关系之后，从张爱玲的著作看到两人疏离淡漠的复杂母女情有何感想？邢广生感叹：“我觉得可惜。如果我知道，我一定会把她们调合起来。”
　　黄在吉隆坡时没对邢提起有个大名鼎鼎的作家女儿张爱玲。邢透露她是透过学者王赓武的父母王宓文夫妇才得知的。邢说：“我是靠他们的转述，和从张爱玲在报纸杂志的文章东一点、西一点凑起来知道她的情形。”张爱玲的书，邢广生大部分都看过，她希望收齐她所有的著作：“我觉得她们母女性格不大像。但不管像不像，因为她是张爱玲的母亲，我就对张爱玲有感情。”
　　黄逸梵的第一封信解释了她未对任何人，甚至闺蜜说起身世的原因：“我没和朋友说过这些事，为着怕人谈，所以自己都骗自己的不去想它了。”
　　六十二年前这封未寄出的信里，邢广生确实试图劝黄逸梵搬去美国与张爱玲同住。这段未对黄逸梵说出的话也带出黄临终前和张爱玲的最后一次互动。据知，黄确实放下了“矜持”，发了电报对女儿说：“现在就只想再见你一面。”张爱玲没去，只寄去了一张一百美元的支票。对于这样的反应，基本有两派看法，一是张爱玲性情凉薄，以为母亲要跟她借钱医病，立马用钱把她打发掉了;另一说法是张爱玲刚嫁给了穷老作家赖雅，新婚两个月后赖雅便中风，小两口捉襟见肘，张爱玲实在买不起飞伦敦的机票。不知情的邢广生不知哪里听说黄逸梵给女儿发电报，还以为张爱玲已动身，准备上演母女大团圆。
　　黄逸梵第一封信里说过：“如果说希望（爱玲）负责我的生活，不要说她一时无力，就是将来我也决不要。”由此可见，她想见女儿最后一面与钱无关，纯粹发自一位母亲最后的牵挂和爱。然而她引以为傲的20世纪养育观也是一把双刃刀，切断了母女间原有的感情。黄的自立独行让她在张爱玲的成长岁月中不断地缺席，母女相见时又为钱财，还有彼此为对方的牺牲值不值得而互相伤害，最终造成两人关系的淡漠和疏离。
　　邢比张爱玲小五岁，但她不认为黄把对女儿的情感转移到她身上，声称两人只是忘年之交：“我想我是逸梵晚年最后的一位好友。”
　　无数次读了这五封既让人扼腕又使人捂心的信后，我也认为确实如此。
　　当然，黄逸梵在英国还有不少好友，比如带她回家照顾她饮食的巴登太太、估计在巴登太太之后让她寄住家里的泰勒太太（第四封信回邮地址属于泰勒太太），以及为她执行遗嘱的朋友。可以说，黄逸梵人生最后的时刻，用行动扶持她的都是英国人，能做到他们所做的，友情必然匪浅。可当你读到黄逸梵信里与邢广生热情、真挚、温暖的互动后，你能感受到邢虽不在她身边，但的确是黄最能倾诉心底话的对象。
　　人生难得有知己。张爱玲在美国有香港的邝文美，在英国的黄逸梵也有马来亚的邢广生，这能鱼雁往来的闺蜜让两母女在晚年都各自有着自己能够敞开心房、无所不谈的真心知己。
　　邢广生寄钱接济黄;寄罐头给她解味蕾对家乡的思念;帮她在新马香港找寻古董买家，还介绍朋友给她。五封信里登场的几位华人——有到伦敦短住，常和黄逸梵往来的王宓文和王夫人丁俨;邢广生工作的图书馆副主席温典光和学生容芬、黄兼博——让我们看到邢虽不在黄身边，但她总会发动自己的关系网，让他们变成黄逸梵在异乡的支持网，在天涯的另一端给黄逸梵送暖。
　　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成功争取独立，邢广生信末用日常的笔触描述她的历史见证，对身居南洋的读者有着一份独特的意义和情感。英国人撤了，马来亚掀开了历史新的一章。信里马来亚的举国欢腾像电影里对比、反差的空镜——南洋的烟花清冷地映照着远在英国病床上的黄逸梵。一個半月后，她独自走完她的人生。黄逸梵的死亡通告记录：她在1957年10月11日死于伦敦St. Lukes医院，享寿六十一岁，遗留财产估值一千零八十五英镑十二先令六便士，遗嘱由一名叫Cecilia Hodgkinson的已婚英国女子执行。跟了黄逸梵后半生、没卖完的古董在1958年2月运到美国给了张爱玲。赖雅在日记里形容箱子打开后，悲伤充满整个房子，挥之不去。
　　遗物里有一张张爱玲模糊的肖像。她低着头，仿佛在想着温柔、梦幻的心事。黄逸梵最后一次回沪选了这张照片，一直带在身边。张爱玲在《对照记》里写道：“大概这一张比较像她心目中的女儿。50末叶她在英国逝世，我也拿回遗物中的这张照片。”她始终认为她是让母亲失望的女儿。 　　黄逸梵对住处的布置一向讲究，曾在信里教邢广生如何布置房子，虽然是租住的房子，但遗嘱上说明房间的窗户、墙壁、天花板、床上都有装饰，应该是黄逸梵投入金钱及心思购置装扮的，所以不舍得丢弃或留给房东，而是郑重地作为遗产留给了一位朋友。
　　这个居所在她心里是“家”。在1957年8月29日致邢广生的最后一封信里，黄逸梵这样说：“我希望能回到自己的房子去……能回家，我就安心了，就是死了也痛快。”无奈寄居在泰勒夫人处的黄逸梵，又时时进出医院，身边没有至亲，内心凄凉。能回到自己住惯了的居处，看着那些熟悉的布置，即使在异国他乡，也算有个归处了。
　　 黄逸梵自知不久于人世，希望能见女儿一面。司马新《张爱玲与美国——婚姻与晚年》这样写道：“（1957年）八月中旬，张爱玲从伦敦得到消息，说她的母亲病得很重，必须做手术。张写了一封信去并附上了一百美元的支票。”很多人认为，彼时张爱玲依然对母亲有猜疑，以为是借口要钱。其实不然。母亲病重，张爱玲显然知情。宋以朗在《张爱玲私语录》的序言中引用了张爱玲于1957年10月24日致邝文美的一段信件原文：“她（张爱玲母亲）进医院后曾经叫我到英国去一趟，我没法去，只能多写信，寄了点钱去，把你与《文学杂志》上的关于我的文章都寄了去，希望她看了或者得到一星星安慰。后来她有个朋友来信说她看了很快乐”。
　　当时的张爱玲，刚到美国不久，正设法尝试用英文写作打开新局面，却几经挫折，陷入困顿。司马新书中说：“5月张爱玲从司克利卜纳获悉，公司不准备选用她的第二部小说，即《粉泪》。这个消息对她当然是个不小的打击。她觉得沮丧，终于病倒而卧床数天。后来她注射了几针维生素B，到6月初才康复。”幸好有香港的宋淇帮忙，张爱玲开始为电懋写电影剧本，以维持生计。而新婚不久的夫婿赖雅，那时也才从再次中风里渐渐好转。应是凡此种种，绑住了张爱玲动身前往伦敦的脚步吧。
　　《小团圆》里有一段描写，九莉编剧的电影正式上演，楚娣九莉陪着蕊秋一同去看，蕊秋竟很满意。九莉心里纳罕：“她也变得跟一般父母一样，对子女的成就很容易满足。”母亲病重，张爱玲能够做的，是“只能多写信”，并且寄了别人评论自己及作品的文章给母亲阅读。尽管张不一定情愿承认，这份带着许多苦涩的“炫耀”里，其实有着她给已走到生命终点的母亲，难得的一份深情。
　　如果当年张爱玲来了伦敦，应该就会住在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照顾母亲。黄逸梵也不用寄居友人处。母女俩说不定可以冰释前嫌，不仅《小团圆》会写得很不相同，连张爱玲的整个后半生都可能会有别样的故事了。只是，无论如何，在张爱玲内心最深处，母亲带给她的创伤，从未消褪。她在给邝文美的信里曾尖锐地写道：“朋友是自己要的，母亲是不由自己拣的。从前人即使这样想也不肯承认，这一代的人才敢说出来。”母亲似乎从来也不是她人生里第一要紧的事。母女之间的感情，也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令她抛下一切，甚至设法借钱买机票，飞赴伦敦。
　　多年后的1995年，张爱玲在洛杉矶的寓所悄然离世，同样孑然一身。相较于母亲临终前曾希望再见她一面，张爱玲是真正的孤零零，没有人可以见，或根本不想见人。她或许在最后的日子里，和当初狠心不去伦敦一样，早就凛然地准备面对绝世孤独。“……我只要你答應我一件事，不要把你自己关起来。”这是《小团圆》里，蕊秋对遭遇情伤后的九莉说的话。如果这不是黄逸梵因太了解女儿而提出的劝诫，那就是张爱玲借蕊秋之口对自己后半生的预言。无论如何，张爱玲一生的自我禁锢，都成了一场对抗母亲的自我放逐。
　　1957年7月29日黄逸梵托人代笔写给邢广生的信里，提到出院后会住到朋友家，由朋友巴登夫人（Mrs. Margret Barton）照料， 地址是8 Eliot Park， London， SE13。
　　出院后，她是否去了巴登夫人家，我们不能确定。1957年8月29日的信上，黄逸梵的联络地址改为34 Dorville Crescent。照这样推算，如果她去巴登夫人家休养，时间最多不超过三个礼拜。
　　从谷歌地图上查看地址8 Eliot Park， London， SE13，显示的是格林威治区一幢普通三层楼房，看起来像是二战后建造的风格。与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 相比，显得寒酸。从汉默史密斯站Hammersmith坐地铁District line到Cannon Street， 再换乘火车，需要一个多小时才到Lewisham车站。我碰巧下错车到了伦敦桥站London Bridge，从这里有向东的高速火车，总共四十来分钟就到了 Lewisham车站。从这里步行，上一个小山坡，走五六分钟就到8 Eliot Park。格林威治乡村比肯辛顿区要幽静许多，沿路的房子大都是独立的house，不是伦敦市中心比如肯辛顿区或汉默史密斯区连栋而造的terrace房子。转入Eliot Park，右手边就是和谷歌地图显示的一样的房子，门上有号码8， 却没有路名。没人应门，我在门口拍了张照，转身打算走了，却蓦然发现马路对面房子墙上有 Barton House 的字样。
　　Barton House？我脑中马上跳出了黄逸梵信中提到的友人名字：Margaret Barton 。如此巧合，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经过再三确认，房子门牌号，甚至房子前的垃圾桶上，都清清楚楚地写着“8 Eliot Park”，这才恍然，原来，这才是我要找的8 Eliot Park。
　　和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的排屋不同，这是一幢豪华的独立小洋房。房子是典型的维多利亚风格：棕色砖墙、上下开的框格大玻璃窗，外墙上还有简洁的希腊风格装饰。房子主楼三层，加一层地下室。左右各有侧翼。房后有宽敞的花园，地面层和地下层都是落地长窗，看起来很是气派。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我按响了门铃。四五分钟后都没人来应门。我就四处拍了几张照片，正打算走，门却开了，是一位儒雅的中年男士。我开口就问他是否是巴登家的后人，他笑着告诉我他们去年才刚买了这幢楼。在得知我的来意后，他补充说，这栋房子是国家保护级建筑，任何外观上的改动都须事先申请才可进行，而一般来说很难得到批准。也就是说，如果1957年9月初黄逸梵出院后曾来此小住，那么当时房子的情形和现在我所见的，几乎一样。 　　当然，里面的装修随着屋主更换而各异了，但外观及基本结构，自1860年至今都不曾变过。透过新屋主半开的门，能看见里面富丽堂皇的大厅、白色水晶吊灯，以及厅中盘旋而上的楼梯。这里显然比之前黄逸梵住的两个住处都要豪华舒适得多。六十多年前的巴登夫人，家道殷实，应是当时上流社会的贵妇人。
　　我对巴登夫人充满了好奇，不知道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又如何与黄逸梵相识相交的。难道是黄逸梵在教堂或者画廊认识的朋友？我也曾搜索到一些文件，但最终才发现只是同名同姓，终究不是这一位巴登夫人。
　　家境如此优渥的贵妇人，会跟一个社会底层的女工做朋友，这已很匪夷所思了。而巴登夫人甚至能亲自去医院照顾病重的黄逸梵;等黄出院，她也能慷慨地带黄回自己家加以照料，真算得上肝胆相照了。当时的黄逸梵，虽是一代名媛，但落魄已久。只是，非常难得，她并未妄自菲薄，也并不封闭自己。而她也必有着非凡的人格魅力，才会在落难时，依然拥有并坦然接受许多友人的真情，包括这位豪门夫人。就这一点而言，黄逸梵比张爱玲活得温暖多了。
　　1957年8月29日，黄逸梵再次住院，托前来探望的友人代笔，写给邢广生的信，留下的回信地址是：Miss Y， Whang ， c/o Mrs Tayl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