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50年来，由于大量高科技成果引入临床医学领域，给医院带来了各种先进的诊疗设备。这些进展当然为诊治疾病提供了很多有利条件，但也不能就此对现有医学水平估价过高。
　　几年前，德国有位医生将所在医院从1959年至1989年的病理诊断和临床诊断做了一次比较研究，发现尽管30年来已经发展了许多新的诊疗设备，但是临床误诊率和漏诊率并无明显降低。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总起来说，到目前为止，医学的总体水平与人们的期望值之间仍旧存在很大的差距。
　　临床诊疗是一项非常艰难、复杂的工作。一方面是疾病本身的多种变化，另一方面是病人的个体差异性，对此，我国著名的医学前辈张孝骞教授曾有过精辟的见解:病情和人的面孔一样，没有两个是相同的。的确，医生可能看过很多患同种疾病的病人，他们之间会有某些相似的基本情况，但更重要的，是每个病例又各有特点，因而在疾病的诊治、病情的发展和预后等方面都不尽相同。一个医生即使对某种疾病已有丰富的知识，并亲自治好过若干这样的病人，但他永远也不敢说他对诊治这种病有绝对把握。因为，知识和经验对医生只有辅助作用，面对每个新来的病人，医生只能“从零做起”。在治疗没有结束之前，医生不能断言对这个病人的治疗一定能成功。
　　病人可能在疾病发生、发展的任何时期前来就医。一般地说，就医越晚，病征表现越明显，诊断越容易些，但治疗效果可能很差。反之，就医越早，对治疗而言效果较好，但因病征表现不完整，医生在诊断上就很困难。对于大多数病例，医生必须在初步掌握情况后及时做出诊断，并给予适当的处理，随后密切观察监测，根据病情发展和治疗反应，适时修正诊治措施。因此，临床医疗实际上是一种不断探索的过程。
　　探索，意味着有可能走弯路、走错路。不少杰出的医学家都认为:误诊、误治是临床诊疗工作中的客观存在，永远不会消失。客观世界的规律决定了消灭误诊、误治只能是人类的一个美好愿望。作为病人，应该从这一客观现实中了解并理解医生的工作性质;作为医生，绝不能因为这一客观现实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或者为自己的失职作解脱。
　　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希望一出手就成功是很自然的事。比如刑事侦察人员希望一出手就抓住罪犯，但实际上他们也难免在工作过程中抓错人。医疗工作要冒很大的风险，医务人员即使仅仅是爱惜自己的名声，也不希望发生误诊、误治的情况。无论对刑侦人员或医务人员，人们都有理由要求他们提高觉悟，加强责任心，兢兢业业、全心全意地做好工作，尽可能地不犯错误。但如果要求他们一点差错都不能出，那就很可能难以工作了。
　　临床医疗需要高科技和爱心的高度结合。医务人员对病人漠不关心，当然做不好工作。但如果他们总是担心害怕，就有可能在这种客观上高风险的工作中避难就易，避重就轻。回避风险其实是另一种失职。
　　几十年前，我听一位曾在清宫太医院工作过的中医老大夫谈过当年工作的情况。太医们终日诚惶诚恐，无论皇帝病情多重，只要服你的药后死了，太医就会被砍头。于是，太医只好尽量使用无效药，结果皇帝得到的往往是无效治疗。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示。
　　医患关系融洽，医务人员对病人关心爱护，病人和家属对医务人员信任尊重，有利于医务人员技术发挥，取得更好的疗效。因此，医务人员与病人和家属并不是矛盾的对立面，在诊治疾病的过程中，他们实际上是站在同一条线上:愿望相同，成败共享，事事休戚相关。如果医患关系紧张，使医务人员顾虑重重，难免对治疗产生不利影响。反之，缓和医患矛盾的真正受益者，也将是病人。
　　所以，医生和病人之间，应该永远是“理解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