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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在不同阶段取得了骄人成绩，当前中国正在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奋斗。2016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面和经济结构调整、金融改革、资本市场改革以及国企改革等层面取得了改革与发展成就。
在中国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就成为既定目标。在日渐融入国际经济大家庭后，世界经济走势看中国也成为一种现象。现在，中国经济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世界经济的神经。
“十二五”时期，我国在需求侧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辕马”，经济增速也基本完成换挡，由高速增长进入了中高速增长。2016年以来，在继续巩固需求侧改革成效的同时，我国开始着手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下一时期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牛鼻子”。
2016年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这是决策层对中国经济发展发出的“最强音”。
经济中高速增长进入夯实阶段
对于中国经济现阶段的特征，决策层有着深刻理解，并在各种场合阐释其现状。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致辞时指出，“在调整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短期难免有波动起伏，但不会出现‘硬着陆’，我们能够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事实上，我国经济正在既定轨道上行驶。比如，在“十二五”时期我国就基本完成了对经济增速的换挡。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特殊时期，期间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同比增长7.8%。分年度看，2011年GDP增长9.5%，2012年和2013年均为7.7%，2014年为7.3%，2015年为6.9%。
与“十一五”时期GDP年均增长10.5%相比，“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确保了换挡不失势，即由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转为一位数的中高速增长。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要保持中高速增长。而实现到2020年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GDP年均增速应在6.5%以上。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今年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之一是GDP增长6.5%～7%。2016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7%，保持在合理区间。这一增速不仅高于世界2.5%左右的年均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也名列前茅。
从以上分析就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增速已经进入到中高速增长模式，目前正通过调整方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使其进入匀速行驶状态，也就是需要进一步夯实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基础。
但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也不容低估，尤其是国际经济、政治局势的变动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了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
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从内部来讲，现在正处在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三期叠加”的阵痛还在持续。目前经济往上走确实有压力，但是往下是有支撑的，仍然具有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潜力和条件。
专家认为，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度将成为影响经济增速的一个重要因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接棒驱动
“十二五”时期，我国进一步统筹推动稳增长、调结构和促改革，通过稳增长为调结构创造了有效空间和条件，通过调结构为经济发展增添了后劲，两者相辅相成；而通过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则为稳增长和调结构注入新的动力。这些在“十二五”时期取得了显著成效。2015年11月份，决策层在需求侧改革取得成效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调结构为例，2012年，我国服务业现价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上升到45.5%，首次超过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2014年，服务业比重上升到48.1%，比2010年提高3.9个百分点，到“十二五”期末的2015年，服务业进一步上升到50.5%。根据“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服务业要占到GDP的56%。
此外，属于需求侧的投资、出口和消费（即“三驾马车”）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十二五”时期也出现了明显变化。2015年“三驾马车”中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是60.9%，比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高19.2个百分点。2016年一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是84.7%，比资本形成总额35.8%左右的贡献率高出了48.9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与消费的贡献率差距进一步拉大。
这组数据表明，通过近几年的调结构，我国经济结构和动力结构发生了明显改变。
但随着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国面临的供给侧矛盾愈加突出，逐渐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于是，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明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属于需求侧的三大需求，与之对应的是供给侧，也就是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简单地说，现在正在进行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部分手段，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激活微观活力，在减税、金融改革等方面，努力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这有利于提高企业发展能力，增加有效供给。这种供、求两侧相结合的调控方式，是符合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正确选择。
化解供给侧矛盾的办法就是以改革推进结构性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这对经济转型和稳增长都有利。现在国家提倡的创新、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改造传统动能等发展理念，则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接棒驱动中国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
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加速“落地”，现在已有多个省市出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综合性方案和专项方案。
进一步提高地区和全球互联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都面临着较为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寻找新动能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任务之一。作为一项涵盖欧亚非大陆、面向世界的开放性战略，包含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战略体现了中国走向世界的勇气和期许。
“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紧密相连，他们的一个共同目标，便是进一步提高地区和全球的互联，以便进一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在论坛上表示，2016年下半年有20个国家将成为亚投行的新成员，届时亚投行基本上会有90个成员，将覆盖更多的国家和地区。
在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李稻葵看来，20、30年以后，“一带一路”倡议可能促成相关地区与中国形成一个比欧盟更加高效的经济共同体。李稻葵表示，“一带一路”的愿景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希望通过中国的发展带动相关地区的基础建设，能够达到互联互通；第二个层次是未来“一带一路”相关地区能够与中国经常在一起协调关税、货币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的政策，通过沟通来有效解决彼此的问题，进而形成一个比欧盟更高效的经济共同体，“这可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最高境界。”
在“一带一路”的推进与实施过程中，资金是重要保障。据统计，2015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直接投资达148亿美元，同比增长18.2%，新签对外承包合同额926亿美元，同比增长7.4%。匈塞铁路、中国东线天然气管道、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中国哈萨克斯坦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等一大批示范项目已经建成或正在积极推进。
在谈及亚投行融资项目的要求时，金立群表示，所有可能做的项目，必须在金融上具有可持续性，在环保、在社会上得到广泛接受，这是三个最基本的要求。金立群认为，亚投行投资的所有项目都应该首先具有持续性，要进行可持续性的投资。“我们希望通过努力来大幅度提高欧美、拉美和非洲国家以及中国的连接性，在提高世界人民的生活质量上作出更好的贡献。”
经济不景气恰是创新活跃期
在“中国智造”分论坛上，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讨论吸引了来自国内外与会者的目光。
“从全球历史来看，创新周期基本上与经济发展周期逆向分布，也就是说，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恰恰是创新比较活跃的时期。”工信部副部长冯飞在解释第四次工业革命出现的缘由时表示，在2008年这场“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机之后，经过几年的探索，人们正在形成共识，也就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将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出现全球性的产业革命。
对于中国制造而言，冯飞认为，中国制造业现在正处在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一方面一些行业出现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有效供给不足，许多消费者仍需到海外扫货。“要解决这两大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冯飞表示。
这也得到了其他与会嘉宾的赞同。创新工场合伙人兼首席运营官陶宁表示，日本的投资初创时期比我们差很多，我们是有优势的。“实际上每一次的产业升级都会造成某一个行业，或者某一个工种的消失，但是同时会创造很多新的工种，并不是一个新的行业出现了就对传统行业会是一个灾难。”
国际标准化组织主席张晓刚表示，在中国的经济转型当中，中国制造业到底走什么样的路，我们提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现在我们确实需要面对的问题。“对于中国制造，特别是产能过剩行业，眼前唯一的出路只有转型升级。”张晓刚说。
在中国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就成为既定目标。在日渐融入国际经济大家庭后，世界经济走势看中国也成为一种现象。现在，中国经济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世界经济的神经。
“十二五”时期，我国在需求侧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辕马”，经济增速也基本完成换挡，由高速增长进入了中高速增长。2016年以来，在继续巩固需求侧改革成效的同时，我国开始着手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下一时期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牛鼻子”。
2016年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这是决策层对中国经济发展发出的“最强音”。
经济中高速增长进入夯实阶段
对于中国经济现阶段的特征，决策层有着深刻理解，并在各种场合阐释其现状。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致辞时指出，“在调整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短期难免有波动起伏，但不会出现‘硬着陆’，我们能够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事实上，我国经济正在既定轨道上行驶。比如，在“十二五”时期我国就基本完成了对经济增速的换挡。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特殊时期，期间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同比增长7.8%。分年度看，2011年GDP增长9.5%，2012年和2013年均为7.7%，2014年为7.3%，2015年为6.9%。
与“十一五”时期GDP年均增长10.5%相比，“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确保了换挡不失势，即由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转为一位数的中高速增长。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要保持中高速增长。而实现到2020年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GDP年均增速应在6.5%以上。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今年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之一是GDP增长6.5%～7%。2016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7%，保持在合理区间。这一增速不仅高于世界2.5%左右的年均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也名列前茅。
从以上分析就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增速已经进入到中高速增长模式，目前正通过调整方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使其进入匀速行驶状态，也就是需要进一步夯实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基础。
但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也不容低估，尤其是国际经济、政治局势的变动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了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
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从内部来讲，现在正处在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三期叠加”的阵痛还在持续。目前经济往上走确实有压力，但是往下是有支撑的，仍然具有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潜力和条件。
专家认为，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度将成为影响经济增速的一个重要因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接棒驱动
“十二五”时期，我国进一步统筹推动稳增长、调结构和促改革，通过稳增长为调结构创造了有效空间和条件，通过调结构为经济发展增添了后劲，两者相辅相成；而通过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则为稳增长和调结构注入新的动力。这些在“十二五”时期取得了显著成效。2015年11月份，决策层在需求侧改革取得成效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调结构为例，2012年，我国服务业现价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上升到45.5%，首次超过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2014年，服务业比重上升到48.1%，比2010年提高3.9个百分点，到“十二五”期末的2015年，服务业进一步上升到50.5%。根据“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服务业要占到GDP的56%。
此外，属于需求侧的投资、出口和消费（即“三驾马车”）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十二五”时期也出现了明显变化。2015年“三驾马车”中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是60.9%，比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高19.2个百分点。2016年一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是84.7%，比资本形成总额35.8%左右的贡献率高出了48.9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与消费的贡献率差距进一步拉大。
这组数据表明，通过近几年的调结构，我国经济结构和动力结构发生了明显改变。
但随着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国面临的供给侧矛盾愈加突出，逐渐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于是，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明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属于需求侧的三大需求，与之对应的是供给侧，也就是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简单地说，现在正在进行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部分手段，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激活微观活力，在减税、金融改革等方面，努力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这有利于提高企业发展能力，增加有效供给。这种供、求两侧相结合的调控方式，是符合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正确选择。
化解供给侧矛盾的办法就是以改革推进结构性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这对经济转型和稳增长都有利。现在国家提倡的创新、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改造传统动能等发展理念，则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接棒驱动中国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
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加速“落地”，现在已有多个省市出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综合性方案和专项方案。
进一步提高地区和全球互联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都面临着较为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寻找新动能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任务之一。作为一项涵盖欧亚非大陆、面向世界的开放性战略，包含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战略体现了中国走向世界的勇气和期许。
“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紧密相连，他们的一个共同目标，便是进一步提高地区和全球的互联，以便进一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在论坛上表示，2016年下半年有20个国家将成为亚投行的新成员，届时亚投行基本上会有90个成员，将覆盖更多的国家和地区。
在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李稻葵看来，20、30年以后，“一带一路”倡议可能促成相关地区与中国形成一个比欧盟更加高效的经济共同体。李稻葵表示，“一带一路”的愿景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希望通过中国的发展带动相关地区的基础建设，能够达到互联互通；第二个层次是未来“一带一路”相关地区能够与中国经常在一起协调关税、货币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的政策，通过沟通来有效解决彼此的问题，进而形成一个比欧盟更高效的经济共同体，“这可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最高境界。”
在“一带一路”的推进与实施过程中，资金是重要保障。据统计，2015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直接投资达148亿美元，同比增长18.2%，新签对外承包合同额926亿美元，同比增长7.4%。匈塞铁路、中国东线天然气管道、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中国哈萨克斯坦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等一大批示范项目已经建成或正在积极推进。
在谈及亚投行融资项目的要求时，金立群表示，所有可能做的项目，必须在金融上具有可持续性，在环保、在社会上得到广泛接受，这是三个最基本的要求。金立群认为，亚投行投资的所有项目都应该首先具有持续性，要进行可持续性的投资。“我们希望通过努力来大幅度提高欧美、拉美和非洲国家以及中国的连接性，在提高世界人民的生活质量上作出更好的贡献。”
经济不景气恰是创新活跃期
在“中国智造”分论坛上，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讨论吸引了来自国内外与会者的目光。
“从全球历史来看，创新周期基本上与经济发展周期逆向分布，也就是说，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恰恰是创新比较活跃的时期。”工信部副部长冯飞在解释第四次工业革命出现的缘由时表示，在2008年这场“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机之后，经过几年的探索，人们正在形成共识，也就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将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出现全球性的产业革命。
对于中国制造而言，冯飞认为，中国制造业现在正处在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一方面一些行业出现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有效供给不足，许多消费者仍需到海外扫货。“要解决这两大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冯飞表示。
这也得到了其他与会嘉宾的赞同。创新工场合伙人兼首席运营官陶宁表示，日本的投资初创时期比我们差很多，我们是有优势的。“实际上每一次的产业升级都会造成某一个行业，或者某一个工种的消失，但是同时会创造很多新的工种，并不是一个新的行业出现了就对传统行业会是一个灾难。”
国际标准化组织主席张晓刚表示，在中国的经济转型当中，中国制造业到底走什么样的路，我们提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现在我们确实需要面对的问题。“对于中国制造，特别是产能过剩行业，眼前唯一的出路只有转型升级。”张晓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