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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沃克是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cis)主席,于1981年创建牛津经济研究院。从1973至1977年的四年间,约翰任英国财政部短期预测部门经济顾问。其后加入《经济学家》(Economist)咨询团队。1980年到布鲁塞尔任欧洲经济共同体特别顾问,协调欧共体全部成员国及美国、日本预测。1983年,约翰·沃克回到英国牛津经济研究院全职工作。
牛津经济研究院由牛津大学商学院投资,主要为国际机构、政府以及上市公司提供经济咨询、预测以及分析等服务。
本刊就全球经济走势采访了约翰·沃克。
管理学家:经济学家经常会因为他们的预测而遭受嘲笑。而牛津经济研究院则特别强调其经济预测。沃克先生,你们如何看待自己的预测准确率?
约翰·沃克:确实,有些人嘲笑经济预测,但是这似乎并不能以我们去年的经历为依据。我们从未见过这么多的机构,包括政府机构与企业,在经济前景与如今的经济发展中寻找信息。此外,我们现有客户中没有一家因我们没能预测出经济全面卷入信贷紧缩而指责我们。这是因为他们对经济预测的价值采取老练的态度,也就是说经济预测旨在提供一种对未来的了解,而不是对未来事件的精确预测。所有的经济预测都是有条件的预测,取决于对不可预见的事情而非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假设。我认为,美国当局允许雷曼兄弟破产的意愿只是这样一个事件。这引爆了企业对整个体系的金融与消费信心,导致了保护资产负债表的大规模去杠杆化及其他措施。尽管我们曾设想经济的下滑—我们总是提供给客户风险及影响的图景—全面的响应我们并没有充分地预测到。我们不会因此受到指责。
管理学家:有一种观点认为,因为缺少穷人的经济学家,所以才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穷人经济学家的缺位导致贪欲未能得到有效遏制。这种观点是不是有点情绪化,它有道理吗?
约翰·沃克:关于这个复杂的问题,有很多头绪:
◎政府及政策的制定应代表选民,包括全体人民。
◎政府与企业也像普通人一样在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
◎危机的根源并不纯粹是贪婪银行家的过错,尽管毫无疑问有些人使事情变得恶化。根本问题在于前些年全球经济的不平衡与总体政策立场的问题。同时体制也存在问题,这不是制度框架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的问题。
◎决策者从过去的危机中吸取教训,这就避免了1929~1930年的经济大崩溃,而此次危机与1929~1930年的经济衰退初期非常相似。决策者这样做有效帮助了普通民众,保证了人民的存款,提供了很多直接或间接的支持,来帮助人民度过此次危机。
◎普通民众因不负责任的借贷与过度消费(尽管部分是由于宽松的信贷)也成为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
◎经济学家一直努力提醒所有政党、政府、企业及消费者他们应继续承担的职责。
管理学家: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中国和美国,中国和欧洲之间在钢材、轮胎等产业方面的龃龉白热化。这是否会影响全球经济的复苏?甚至,不仅在经济层面,在大国政治和信任方面都会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约翰·沃克:幸运的是,全球经济的复苏会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广泛压力泼冷水。假如日本式通货紧缩的预测确实发生了,这会导致对保护主义的压力上升。不过,这种可能性一直在减小。尽管我们仍不认为保护主义的压力会完全消失,但是随着经济出现了复苏迹象,这种可能性确实在减少。也就是说,在个别觉得竞争并不公平的市场,保护主义的压力仍旧会存在,但这不是普遍的问题。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就非常不幸了。世界联系正变得越来越紧密—全球化现在成为了意味深长的概念—所以,保护主义不断上涨的趋势对世界贸易与GDP都会带来危害。
管理学家:澳大利亚央行开始加息,退出经济刺激计划。这会对全球经济起到何种示范效应?澳大利亚会“一枝独秀”还是退出大军的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各国央行在何种时候以何种方式退出会实现最佳?
约翰·沃克:很明显,世界财政与货币管理当局都开始扭转他们大规模的刺激计划。然而,一般来说,由于经济衰退中的减产,目前为止产量仍低于生产潜力,因此并没有短期的通货膨胀威胁。此外,要使生产水平重新对生产能力施加压力还需要几年。我们的分析显示,经济衰退的后遗症—政府巨额负债、银行放贷意愿不强、消费者负债累累和资产缩水导致的负财富效应,以及坚挺的大宗商品和能源价格使得经济复苏变得缓慢。因此,总的来说,一段时间内不会有普遍的通货膨胀压力,没有必要进行仓促的政策转变。澳大利亚是一个个例,它的GDP没有下跌,中国持续快速增长的基础设施建议使得澳大利亚的经济严重依赖于此类商品。因此,也许应该更早采取行动。总体来看,开始收紧政策的呼声很可能先发生在亚洲,因为亚洲经济增长前景最强。
管理学家:许多企业家都希望自己在谷底的时候扩大投资,不管是并购还是新建工厂或者分支机构,他们应该相信谁的话?他们应该听统计机构的数据,还是应该聆听诸如牛津经济研究院这样的机构的预测,或者听从凯恩斯所说的“动物性”冲动?
约翰·沃克:我没有看到数据与信息提供者以及像我们这样的预测机构之间的任何竞争。这些应该是全面的互补行为。我也相信,如果企业采纳专业的意见而不是相信本能,他们会获得更多财富。当未来与现在发展完全不同时,情况尤其如此。我认为,企业总是被现在发生的情况过分影响,需要重视未来的发展。近期事件的一个后果是所有政策制定者都清楚了解他们经营环境的必要性,因此,他们能够比通常更容易接受专业建议。
管理学家:牛津经济研究院最近的研究报告称,经济已经到了触底回升的阶段。而在中国,其三季度的GDP达8.9%。是不是好时代真的又要回来了?
约翰·沃克:要正确的看待经济复苏。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政策诱导与生产活动中存货周期的反弹。随着其一次性性质的消失,这些现象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尽管我们不相信“双下降”会发生,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缓慢是很有可能的,尽管还会是正增长。中国情况不是如此,但适用于其他地方。另外,如上所述,经济危机的一些影响会限制中期经济增长。因此,人们不应过分地自认为经济危机已经结束,不应认为经济已开始恢复到以前的样子。这会是愚蠢的自欺欺人。杯子是半满,而绝不是溢出。
牛津经济研究院由牛津大学商学院投资,主要为国际机构、政府以及上市公司提供经济咨询、预测以及分析等服务。
本刊就全球经济走势采访了约翰·沃克。
管理学家:经济学家经常会因为他们的预测而遭受嘲笑。而牛津经济研究院则特别强调其经济预测。沃克先生,你们如何看待自己的预测准确率?
约翰·沃克:确实,有些人嘲笑经济预测,但是这似乎并不能以我们去年的经历为依据。我们从未见过这么多的机构,包括政府机构与企业,在经济前景与如今的经济发展中寻找信息。此外,我们现有客户中没有一家因我们没能预测出经济全面卷入信贷紧缩而指责我们。这是因为他们对经济预测的价值采取老练的态度,也就是说经济预测旨在提供一种对未来的了解,而不是对未来事件的精确预测。所有的经济预测都是有条件的预测,取决于对不可预见的事情而非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假设。我认为,美国当局允许雷曼兄弟破产的意愿只是这样一个事件。这引爆了企业对整个体系的金融与消费信心,导致了保护资产负债表的大规模去杠杆化及其他措施。尽管我们曾设想经济的下滑—我们总是提供给客户风险及影响的图景—全面的响应我们并没有充分地预测到。我们不会因此受到指责。
管理学家:有一种观点认为,因为缺少穷人的经济学家,所以才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穷人经济学家的缺位导致贪欲未能得到有效遏制。这种观点是不是有点情绪化,它有道理吗?
约翰·沃克:关于这个复杂的问题,有很多头绪:
◎政府及政策的制定应代表选民,包括全体人民。
◎政府与企业也像普通人一样在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
◎危机的根源并不纯粹是贪婪银行家的过错,尽管毫无疑问有些人使事情变得恶化。根本问题在于前些年全球经济的不平衡与总体政策立场的问题。同时体制也存在问题,这不是制度框架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的问题。
◎决策者从过去的危机中吸取教训,这就避免了1929~1930年的经济大崩溃,而此次危机与1929~1930年的经济衰退初期非常相似。决策者这样做有效帮助了普通民众,保证了人民的存款,提供了很多直接或间接的支持,来帮助人民度过此次危机。
◎普通民众因不负责任的借贷与过度消费(尽管部分是由于宽松的信贷)也成为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
◎经济学家一直努力提醒所有政党、政府、企业及消费者他们应继续承担的职责。
管理学家: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中国和美国,中国和欧洲之间在钢材、轮胎等产业方面的龃龉白热化。这是否会影响全球经济的复苏?甚至,不仅在经济层面,在大国政治和信任方面都会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约翰·沃克:幸运的是,全球经济的复苏会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广泛压力泼冷水。假如日本式通货紧缩的预测确实发生了,这会导致对保护主义的压力上升。不过,这种可能性一直在减小。尽管我们仍不认为保护主义的压力会完全消失,但是随着经济出现了复苏迹象,这种可能性确实在减少。也就是说,在个别觉得竞争并不公平的市场,保护主义的压力仍旧会存在,但这不是普遍的问题。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就非常不幸了。世界联系正变得越来越紧密—全球化现在成为了意味深长的概念—所以,保护主义不断上涨的趋势对世界贸易与GDP都会带来危害。
管理学家:澳大利亚央行开始加息,退出经济刺激计划。这会对全球经济起到何种示范效应?澳大利亚会“一枝独秀”还是退出大军的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各国央行在何种时候以何种方式退出会实现最佳?
约翰·沃克:很明显,世界财政与货币管理当局都开始扭转他们大规模的刺激计划。然而,一般来说,由于经济衰退中的减产,目前为止产量仍低于生产潜力,因此并没有短期的通货膨胀威胁。此外,要使生产水平重新对生产能力施加压力还需要几年。我们的分析显示,经济衰退的后遗症—政府巨额负债、银行放贷意愿不强、消费者负债累累和资产缩水导致的负财富效应,以及坚挺的大宗商品和能源价格使得经济复苏变得缓慢。因此,总的来说,一段时间内不会有普遍的通货膨胀压力,没有必要进行仓促的政策转变。澳大利亚是一个个例,它的GDP没有下跌,中国持续快速增长的基础设施建议使得澳大利亚的经济严重依赖于此类商品。因此,也许应该更早采取行动。总体来看,开始收紧政策的呼声很可能先发生在亚洲,因为亚洲经济增长前景最强。
管理学家:许多企业家都希望自己在谷底的时候扩大投资,不管是并购还是新建工厂或者分支机构,他们应该相信谁的话?他们应该听统计机构的数据,还是应该聆听诸如牛津经济研究院这样的机构的预测,或者听从凯恩斯所说的“动物性”冲动?
约翰·沃克:我没有看到数据与信息提供者以及像我们这样的预测机构之间的任何竞争。这些应该是全面的互补行为。我也相信,如果企业采纳专业的意见而不是相信本能,他们会获得更多财富。当未来与现在发展完全不同时,情况尤其如此。我认为,企业总是被现在发生的情况过分影响,需要重视未来的发展。近期事件的一个后果是所有政策制定者都清楚了解他们经营环境的必要性,因此,他们能够比通常更容易接受专业建议。
管理学家:牛津经济研究院最近的研究报告称,经济已经到了触底回升的阶段。而在中国,其三季度的GDP达8.9%。是不是好时代真的又要回来了?
约翰·沃克:要正确的看待经济复苏。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政策诱导与生产活动中存货周期的反弹。随着其一次性性质的消失,这些现象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尽管我们不相信“双下降”会发生,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缓慢是很有可能的,尽管还会是正增长。中国情况不是如此,但适用于其他地方。另外,如上所述,经济危机的一些影响会限制中期经济增长。因此,人们不应过分地自认为经济危机已经结束,不应认为经济已开始恢复到以前的样子。这会是愚蠢的自欺欺人。杯子是半满,而绝不是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