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晓敏，37岁，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合索乡党委书记。他说，乡镇作为中国最基层一级政权，是党和国家政策在农村的最终实现者，是农民利益的最直接维护者，乡镇干部的表现和形象，关乎民生和党的威信，却被许多人不理解甚至歪曲。参加工作十几年来，他亲眼目睹了乡镇工作性质和职能的演化嬗变过程。为此，他想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乡政府。
　　
　　（一）
　　
　　乡级建制在中国历史上，至少封建社会的大段时间是存在的。刘邦做过的那个亭长应该就是吧，还有“去时里正与裹头”中的里正也是吧。说起来，就是在县级政权以下的农村中的直接管理者。在古代，“皇权止于县政”，乡一级办事人员一直是村中的乡绅担任，或由众人推选，也就是说，它是被县级政权领导的、非正式政权性质的机构。新中国成立后，它经历了由乡到人民公社、再到乡镇的一个过程。它的组成人员由国家正式干部担任，而且机构越来越庞大，不再是敲个破锣沿街吆喝的单个人，而是得到《宪法》明确规定的一级地方政府了。
　　乡政府与县级以上政府不同，没有职能局，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上级各职能部门在这里都有对应的部门或人员，一个乡政府就有五六十个人员了。这些人不但有自己的本职部门工作，更重要的是执行乡政府的中心工作——包点（村）下乡。包村干什么呢？上传下达，执行任务，保稳定，抓发展，都是实实际际的工作。我所在的合索乡，行政村有36个，按每村一个下乡包点人员，机关留三五个人守摊，最少也得40个人。这人员怎么能精简下来？
　　合索乡的党政机构是这样设置的：副职以上领导11名——书记、乡长、人大主席各1名，副书记2名（其中一名兼纪检书记），党委委员3名（武装部长、组宣员、专职），副乡长3名。在乡里，党政是不分的。一是乡里工作比较具体，意识形态方面搞得不多，你跟老百姓谈理论，不被骂回来才怪；二是乡里工作季节性较强，该做啥了，大家一起上，也就分不开了。
　　合索乡其他工作人员80多人，这里面有个特殊原因，因为本乡是2001年由两个乡各40多人合并成的，其他未经合并的乡也没有这么多人。在人员构成中，一部分是学校毕业生分配的（即所谓的正式人员，公务员多数）；一部分是农村招聘来的（叫农民合同制聘用人员，分干部、工人，待遇同上）；一部分是原来的临时人员转成的（叫农民合同制人员，待遇稍差）；还有小部分是优秀村干部提拔（根据临时性政策，很少）；还有就是临时人员（人数视乡镇而不同）。人多了，花销也大，许多乡镇就采取部分人员回家休息、工资照领的办法解决，只为少一份开销。相比之下，上班的人员有什么好处呢？多个下乡补助（每月二三十元）、领个年终奖（年均五六百元）、混个客饭，更多的还是一份责任心在里边。
　　乡政府的大部分人员是不需要自己养的，因为现行的乡级体制没有自己的财政。所有的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都由上级拨付，需要开支的主要是临时人员的工资、上班人员的补助奖金、机构运转的经费等，自由支配额度很小。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乡政府不向农民收一分钱，也就没有任何收入了。要靠自身拿出钱来搞建设、上项目，肯定是不可能的。除有限的固定拨付外，全靠跑上级有关部门争取资金，而如今资金争取越来越难，所以乡政府的日子也就越过越穷，运转维艰。
　　现在的乡里领导干部住在城中居多。一是因为大中专学校毕业，找的家属多在城里上班，有的干部则是从县（区）机关下调的；二是对生活质量、孩子教育的重视，家在农村的也须进城；三是乡镇干部经常调动，家居农村太不方便；四是交通条件发展，使“朝村暮城”成为可能；五是农村夜间工作渐少，也不需要每晚留宿。于是，有的傍亲属单位集资，有的花大价买商品房，纷纷进城了。离农村远了，自然沉不下去，脱离了群众——这是个普遍现象。尽管如此，由于农村工作的不确定性，值班时住宿乡镇是必须的，遇上工作所需连续多天不回家也是常有的事。乡干部常见病有：胃疼（吃饭不规律）、肝不好（酒过量）、老寒腿（骑摩托风吹的），一般在40多岁就显老态了。由于最近十几年基本控制了人员进入，所以年龄老化严重（也就三五个比我年龄小的吧）。另外干部出路不多，故情绪并不太好。
　　现在的乡干部许多是从学校毕业出来的，属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边缘型人物。他们熟悉农村工作，组织能力强，自身业务熟，工作多面手，讲话万金油，同时又能接触到现代社会的新鲜事物，乡土味大减，家有电脑会上网的不在少数。
　　
　　 （二）
　　
　　乡政府同县级以上各级政府不同，它的工作依据是“上级的决定和命令”，而非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那样“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相比之下，乡政府所受限制就较大，自主性较小，可以说是先天不足的政府。
　　首先在工作方面，凡是有行政执法权的几乎一律为外设部门。土管所是向其上级国土局负责的，治安属公安派出所管理，民间纠纷调解也由县（区）司法局收回，矿产有矿管局，连畜牧站也由县级收回设中心站，教育、卫生不再管辖，工商、税务早已独立……这些外设部门，有些是事业单位，要靠罚款收入来养活人员，因此在对待一些违法行为上以罚为主，致使矛盾得不到根本解决，把隐患留在村里和乡里。乡政府与这些单位只能搞协调，工作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彼此间关系的好坏。
　　其次，在财的问题上，乡政府仅仅能算上级的一个核算单位而已。随着“三提五统”和农业诸税的取消，乡级财政也随之取消。乡政府要花的钱，除工资及规定的公务费外，几乎全是从上级财政或部门讨要。于是千方百计引进资金，为政绩，也为有个零花钱。而一些重点工程，如修高速路、输电、输气等项目，征地收入不菲，那是机遇性收入。如果能有一个还运转的企业，兄弟乡镇会很羡慕的——那总是自己的钱啊。乡政府的开支可概括为几项：临时人员工资、工作人员的奖金福利补助、政府日常公务及招待费用、上级摊派，以及一些意想不到的支出。如果哪里有了亏空，不是惹了上级，就是惹了下级，那乡官就比较难当了。
　　再次，用人的问题，乡政府可以用一部分临时工，但由于经费原因，只限于通讯员、伙夫、门房、司机等人。其他则没有用人自主权，从副职到一般工作人员，全由上级决定。也就是说，不管他们中的人多么能干或多么无能，要想提拔或贬用只能由上级决定。时下的乡领导年轻化趋势，使一些年纪大点的同志失去了晋升的机会，积极性自然会受到影响，这种现象在公务员及领导层有所体现。倒是一些普通业务人员如林业员、水利员等，能够兢兢业业、恪尽职守。近些年，随着条管单位的分离，乡镇干部的调动走向渐少，许多人只能终老乡镇，也是比较无奈的事实。
　　以上是乡政府在权、财、人方面的局限。然而，乡政府的责任却很广泛。有人形容是：有限的职能，无限的责任。
　　责任主要是领导责任。在上级的重要工作中，乡镇作为一级政府，自然是各项工作的首要负责者，但受以上所述权财人诸方面局限，总显得力不从心。夏季来了，防汛工作首当其冲，出了事乡政府要负责任，但平时的筑坝、清河等工程却是由县级水利局管辖；秋冬春季，防火工作是重中之重，但防的主要是县级林业局管理的林场林地；私采滥挖严重了，乡政府有推不开的责任，但打击与处罚开矿者却是县级矿管局的职责；另外，治安案件、土地纠纷分属派出所、土地所管理，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违法占地问题出了事却必须由乡政府负责……负什么责？当然是领导责任。最难处理的是稳定工作，群众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上访告状，但乡政府的责任只有一样：必须处理，不管是不是本地的职责范围。
　　还有一种责任是无法负的责任。在基层，最了解乡下疾苦的莫过于乡村干部了，但无论各种富民政策还是利民措施，上级对乡村干部却常常是一种不太信任的态度，有的机械命令，有的不切实际。比如，对农村建设最早推行实惠措施的是交通部门，村村通油（水泥）路。但对于一些小山村，要拿出二三十万元来修路，而受益者不过十几个人，实际上对国家资源是一种浪费。群众说，给我们修条砖路就可以了，剩下的钱帮我们修修水井可不可以？不行，把修路钱用来修井，是违反上级规定的。那么，把几十万元支持群众移民行不行？不行，移民得有政策，挪用了是要受处分的。再比如，国家给农民的玉米直补款，规定必须由农民直接到乡财政所领款，一个乡几千户农民排队，得排到何时？每人不过领几十块钱，这是为民还是扰民？
　　其实，这种权责分离的情况体现的是部门利益的扩大化。对中国这样一个大的国家来说，条块权益分配自古以来一直是很难处理的矛盾。现行的国家体制，要制止太多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弱化太多的地方利益，因此部门的权益就得到了加强。我认为，对于省级政权，要通过“弱藩”来体现中央的集权，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县级及以下政府，没必要过分地强调条条利益，动不动就垂直管理，搞得底下无所适从，就不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