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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民，怎么会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个诗人，怎么会成为租书店的老板和给孩子辅导作文的家教?一次“危险的旅行”，会给一个人带来多大的变化?
知道张联，是因为很早以前看到过一篇关于他的专访：一个宁夏盐池县的农民，十几年里没有停止过写诗，其中以“傍晚”命名的诗有几百首，2001年自己负债印了《傍晚集》……
前不久，记者在盐池采访时，听当地人说张联在县城开了个书店。记者在县城里到处寻找，最后终于在一排门面房的中间找到了一个招牌——“张联书社”。
与想象不同的是，张联是个善于言谈的人，带着浓重乡村口音的话语轻轻流淌，就像他笔下的诗一样。
小阳沟的日子
在盐池县王乐井乡，有一个叫小阳沟的村子，30多户人家中，有一个农民叫张联。他拥有三间平房，几只鸡，一头猪，一个简陋的车库，一辆农用双力车，种着几十亩土地。
这是2005年8月以前张联生活的背景。
在小阳沟，张联的生活是单调、空旷而宁静的。“下午妻子回来，提了一个小猪，已是满院的雪。于是，在下雪的日子里，我和妻，做着晚饭照顾着小猪。”
在小阳沟，张联是一个真正的农民，为一家四口衣食，他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劳动之余，他坚持诗歌写作，独守着家人，土地，诗歌。20多年，他写下了几千首诗。
张联显然是一个不称职的农民，他的贫困和大多数小阳沟的村民没有什么区别。那些年，张联的生活总是超支，每年的收入，多数还了账。大多数村里人也是这样，甚至从他记事起，村里人就是这样生活着。
可是，因为写诗，导致了张联比别人还要贫困。在那个村子，张联家的生活是最差的，也是名声最不好的。村民不理解：一个大男人，不好好种地，写那些让人看不懂的玩意作甚!村里人的指指点点，让张联形成了一种孤僻的生活方式，除了邻居偶尔来借用农具，张联几乎很少再与村人来往。
在这个小村子里，还生活着张联的哥哥。相比之下，哥哥要比张联“日能”(宁夏土话，能干的意思)得多，做生意，赚了一些钱，还跟上了潮流，拿着手机。这一切，对张联而言，是不可想象的。
2005年8月以前的张联，每年对生活最大的期望就是：春天下几场好雨，能够好好种上一年庄稼。
恋上傍晚
对文学的敏感，来自张联的童年。
“我的老屋在村子的西边，也离落日最近。老屋后是一片榆林，这便是我诞生的摇篮。这个摇篮里，我的祖母，经常坐在傍晚的院子里，看着阴凉的生长，给我和弟弟讲故事，一些善良的故事，一些恶意的故事，一些天真的故事。”
小时候的张联是在多病孱弱中度过的，因得肝炎和关节炎，在半瘫中停了学。10岁时，父亲为了给他看病，赶着骡车，走了20多公里的土路，去了一个公社医院，听说有军医，却扑了空。返回时，到了村外，张联平蒙着被子躺在胶车板上，半睡半醒中掀开了一线光的被角，目睹了一个血红血红的傍晚。天与地在时空转换的那一瞬间，重新蕴育了一个新的生命。那个傍晚的印象，一直秘密地埋藏在少年张联的心中。
从1988年起，张联当了5年小学代课老师，他用每月8元钱的班主任费订了《诗刊》、《名作欣赏》，《中篇小说选刊》，同时，在新华书店买了几本文学工具书，开始诗歌写作。1993年，张联放弃教学，毅然决然地回到村间，踏踏实实做一个农民，和一个诗人。“这一刻，我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孩子。在这种精神意义上，我走向了傍晚。走向我精神意义上的母体。”
当一天的劳作进入尾声时，张联才有时间思考生活，思考生命，思考自然。天地间一片绚烂，宁静温和。薄薄的暮色从西天里走来，时间在这一刻清晰可见，他的心灵一片静寂。对张联来说，每一个傍晚的色彩，包括天空都是一种博爱。这种博爱他看到了，其他人却看不到。在劳作之余，张联无数次用诗歌记录下一个又一个神性的傍晚。他的傍晚世界并非空幻，而是全部与土地有关，与村庄有关，与灶火有关。
关于诗歌与家庭，在张联的现实里是矛盾的。现实生活的窘迫不停地提醒着他，“放弃诗歌吧，写诗并不能当饭吃。”但是乡村还是成为他的诗歌之地。张联认为农村就是诗的土地，如库柏所说，“乡村是神造的”。
诗人的名字叫“痛苦”
“2000年开始天不下雨，地也不养人，面对如何养家糊口，诗和生活产生了矛盾……我害怕为了生存，我的脑子里就此没有了诗。我在痛苦中麻木……我走向集市，在生命街能站多久就站多久，很无奈……”张联说。
那年，因为歉收，张联家的年收入还不到2000元。为了生活，他不得不到处借贷，一向支持他的妻子开始对他不满了，“你一天到头写来写去，也不知道图个啥?”有时，张联和妻子会为了一块钱的邮票和信封对骂起来。
除了生存，张联的诗歌创作也陷入绝境，因为自己辛苦多年写的诗，只能放在那里，无人问津。他开始怀疑自己：“这到底是不是诗?”为了证明自己，这一年，张联举债出版了他的诗集《傍晚集》，里面有96首写傍晚的诗。随后，张联拿着他的诗作，在社会上艰难推销。
也许是绝处逢生，张联遇到了盐池的文学青年何武东。2001年，何武东读了张联的《傍晚集》，几天晚上没睡着觉。在日后的随笔集中，张联真实地记录了那一刻：
“第一个走进小阳沟的城里人，是何武东了，和县城里一个叫杨迎春的写诗青年。两人骑着自行车，沿着古五公路，一口气，骑到了高沙窝。”
就这样，张联与何武东相识了。接着，何武东有了一个想法，他想把张联等一批热爱诗歌及文学创作的人集合起来，办一本能体现盐池特色的诗刊。经过艰难筹办，2001年6月，宁夏最早的民间诗刊之一《方向》(后改名为《北方向》)在盐池出版。
2001年，《诗前沿》的主编孙文涛自费开展了一项历时两年多的底层现状诗歌调查，名为“大地访诗人”。张联和他的现代意义上的乡村诗进入孙文涛的视线，引起他的极大兴趣。孙文涛把他对张联的调查和访谈贴在了网上，很快引起关注。
有更多的人知道了宁夏有一个农民在写诗，有更多的人走进了小阳沟去探访张联。张联原本平静的乡村生活很快被改变。各种各样的声音开始在他耳边响起，各种各样的目光向他投来。张联没想到，自己很快又走进了“一个深深的不被理解的季节。”
张联觉得颇为可笑的是，很多人把“诗人”当作一个漂亮的名字；他们不知道，诗人真正的名字叫“痛苦”。一首诗的形成，那是爱与恨，血与肉、身与心分离后的重新结合，或者说，那是一个弃儿在大地上的奔跑。他喜欢自己原有的丑陋，笨拙和胎气。
一次“危险的旅行”
2005年8月，张联离开他一直生活的小阳沟村，在盐池县城开了这家“张联书社”，做起租书的生意。后来，又开始做家教，给附近的孩子办了个作文辅导班。“当初我打算只要能维持生存，把孩子供上大学。现在看来，最起码每月的收入还能存几个。”
2005年9月18日，张联在盐池书店为他的随笔集《村间集》写下了《跋》，他描述了自己刚刚离乡进城的心情：“当我的灵魂在每个晨日之初里，从小阳沟赶来，在书店里呼唤我的时候，我的肉体正让无数噪音渐渐包围融化。进城离乡，最是母亲那低头的一瞬，我便又一次断脐，或永远地断脐……”
“现在我自身的身份就是一个诗人，一个作家。我社会的身份就是一个个体户，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家教老师。很冷静，很沉静地去做。生存还是第一吧。”张联说。
下午5点钟，张联的学生下课回家了，书社里很快就没了人。张联的妻子招呼我们进屋喝点水，张联麻利地把两排桌凳并拢，腾出了地方。两面墙的书架上，摆满了出租的书。书桌上，是一本广州诗友寄给张联的《诗歌与人》，上面用旧报纸包了皮儿。厚厚的书里随处可见张联阅读过程中划的小心翼翼的线。
今年7月，经中国作家协会批准，张联正式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诗歌评论家徐敬亚的推荐理由是：“读着张联的诗，使我再次感到了诗歌生生不灭的原生性。”
“我现在很平静。”经历内心的波澜壮阔之后，张联重新找到了内心的平衡。“包括现在，你们问我怎么样写诗歌，我现在的主题是梦回故乡。我经常在梦境中回到村子，一个梦就是一首诗。”张联说，“常常在梦境中，我坐在村子里头，聆听着村中歌唱丰收的歌。”张联的讲述中，隐隐有一种中国村庄正在失去的痛感。梦境和现实究竟哪个更真实?只有张联自己知道。
“一个农民从事诗歌写作，当个诗人或写诗者，也固然好。可这是一次危险的旅行，冥顽的思想，在生活中是不协调的，甚至是古怪的，不可思议的。”尽管如此，张联仍然以诗人的命运，认真地活着。
知道张联，是因为很早以前看到过一篇关于他的专访：一个宁夏盐池县的农民，十几年里没有停止过写诗，其中以“傍晚”命名的诗有几百首，2001年自己负债印了《傍晚集》……
前不久，记者在盐池采访时，听当地人说张联在县城开了个书店。记者在县城里到处寻找，最后终于在一排门面房的中间找到了一个招牌——“张联书社”。
与想象不同的是，张联是个善于言谈的人，带着浓重乡村口音的话语轻轻流淌，就像他笔下的诗一样。
小阳沟的日子
在盐池县王乐井乡，有一个叫小阳沟的村子，30多户人家中，有一个农民叫张联。他拥有三间平房，几只鸡，一头猪，一个简陋的车库，一辆农用双力车，种着几十亩土地。
这是2005年8月以前张联生活的背景。
在小阳沟，张联的生活是单调、空旷而宁静的。“下午妻子回来，提了一个小猪，已是满院的雪。于是，在下雪的日子里，我和妻，做着晚饭照顾着小猪。”
在小阳沟，张联是一个真正的农民，为一家四口衣食，他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劳动之余，他坚持诗歌写作，独守着家人，土地，诗歌。20多年，他写下了几千首诗。
张联显然是一个不称职的农民，他的贫困和大多数小阳沟的村民没有什么区别。那些年，张联的生活总是超支，每年的收入，多数还了账。大多数村里人也是这样，甚至从他记事起，村里人就是这样生活着。
可是，因为写诗，导致了张联比别人还要贫困。在那个村子，张联家的生活是最差的，也是名声最不好的。村民不理解：一个大男人，不好好种地，写那些让人看不懂的玩意作甚!村里人的指指点点，让张联形成了一种孤僻的生活方式，除了邻居偶尔来借用农具，张联几乎很少再与村人来往。
在这个小村子里，还生活着张联的哥哥。相比之下，哥哥要比张联“日能”(宁夏土话，能干的意思)得多，做生意，赚了一些钱，还跟上了潮流，拿着手机。这一切，对张联而言，是不可想象的。
2005年8月以前的张联，每年对生活最大的期望就是：春天下几场好雨，能够好好种上一年庄稼。
恋上傍晚
对文学的敏感，来自张联的童年。
“我的老屋在村子的西边，也离落日最近。老屋后是一片榆林，这便是我诞生的摇篮。这个摇篮里，我的祖母，经常坐在傍晚的院子里，看着阴凉的生长，给我和弟弟讲故事，一些善良的故事，一些恶意的故事，一些天真的故事。”
小时候的张联是在多病孱弱中度过的，因得肝炎和关节炎，在半瘫中停了学。10岁时，父亲为了给他看病，赶着骡车，走了20多公里的土路，去了一个公社医院，听说有军医，却扑了空。返回时，到了村外，张联平蒙着被子躺在胶车板上，半睡半醒中掀开了一线光的被角，目睹了一个血红血红的傍晚。天与地在时空转换的那一瞬间，重新蕴育了一个新的生命。那个傍晚的印象，一直秘密地埋藏在少年张联的心中。
从1988年起，张联当了5年小学代课老师，他用每月8元钱的班主任费订了《诗刊》、《名作欣赏》，《中篇小说选刊》，同时，在新华书店买了几本文学工具书，开始诗歌写作。1993年，张联放弃教学，毅然决然地回到村间，踏踏实实做一个农民，和一个诗人。“这一刻，我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孩子。在这种精神意义上，我走向了傍晚。走向我精神意义上的母体。”
当一天的劳作进入尾声时，张联才有时间思考生活，思考生命，思考自然。天地间一片绚烂，宁静温和。薄薄的暮色从西天里走来，时间在这一刻清晰可见，他的心灵一片静寂。对张联来说，每一个傍晚的色彩，包括天空都是一种博爱。这种博爱他看到了，其他人却看不到。在劳作之余，张联无数次用诗歌记录下一个又一个神性的傍晚。他的傍晚世界并非空幻，而是全部与土地有关，与村庄有关，与灶火有关。
关于诗歌与家庭，在张联的现实里是矛盾的。现实生活的窘迫不停地提醒着他，“放弃诗歌吧，写诗并不能当饭吃。”但是乡村还是成为他的诗歌之地。张联认为农村就是诗的土地，如库柏所说，“乡村是神造的”。
诗人的名字叫“痛苦”
“2000年开始天不下雨，地也不养人，面对如何养家糊口，诗和生活产生了矛盾……我害怕为了生存，我的脑子里就此没有了诗。我在痛苦中麻木……我走向集市，在生命街能站多久就站多久，很无奈……”张联说。
那年，因为歉收，张联家的年收入还不到2000元。为了生活，他不得不到处借贷，一向支持他的妻子开始对他不满了，“你一天到头写来写去，也不知道图个啥?”有时，张联和妻子会为了一块钱的邮票和信封对骂起来。
除了生存，张联的诗歌创作也陷入绝境，因为自己辛苦多年写的诗，只能放在那里，无人问津。他开始怀疑自己：“这到底是不是诗?”为了证明自己，这一年，张联举债出版了他的诗集《傍晚集》，里面有96首写傍晚的诗。随后，张联拿着他的诗作，在社会上艰难推销。
也许是绝处逢生，张联遇到了盐池的文学青年何武东。2001年，何武东读了张联的《傍晚集》，几天晚上没睡着觉。在日后的随笔集中，张联真实地记录了那一刻：
“第一个走进小阳沟的城里人，是何武东了，和县城里一个叫杨迎春的写诗青年。两人骑着自行车，沿着古五公路，一口气，骑到了高沙窝。”
就这样，张联与何武东相识了。接着，何武东有了一个想法，他想把张联等一批热爱诗歌及文学创作的人集合起来，办一本能体现盐池特色的诗刊。经过艰难筹办，2001年6月，宁夏最早的民间诗刊之一《方向》(后改名为《北方向》)在盐池出版。
2001年，《诗前沿》的主编孙文涛自费开展了一项历时两年多的底层现状诗歌调查，名为“大地访诗人”。张联和他的现代意义上的乡村诗进入孙文涛的视线，引起他的极大兴趣。孙文涛把他对张联的调查和访谈贴在了网上，很快引起关注。
有更多的人知道了宁夏有一个农民在写诗，有更多的人走进了小阳沟去探访张联。张联原本平静的乡村生活很快被改变。各种各样的声音开始在他耳边响起，各种各样的目光向他投来。张联没想到，自己很快又走进了“一个深深的不被理解的季节。”
张联觉得颇为可笑的是，很多人把“诗人”当作一个漂亮的名字；他们不知道，诗人真正的名字叫“痛苦”。一首诗的形成，那是爱与恨，血与肉、身与心分离后的重新结合，或者说，那是一个弃儿在大地上的奔跑。他喜欢自己原有的丑陋，笨拙和胎气。
一次“危险的旅行”
2005年8月，张联离开他一直生活的小阳沟村，在盐池县城开了这家“张联书社”，做起租书的生意。后来，又开始做家教，给附近的孩子办了个作文辅导班。“当初我打算只要能维持生存，把孩子供上大学。现在看来，最起码每月的收入还能存几个。”
2005年9月18日，张联在盐池书店为他的随笔集《村间集》写下了《跋》，他描述了自己刚刚离乡进城的心情：“当我的灵魂在每个晨日之初里，从小阳沟赶来，在书店里呼唤我的时候，我的肉体正让无数噪音渐渐包围融化。进城离乡，最是母亲那低头的一瞬，我便又一次断脐，或永远地断脐……”
“现在我自身的身份就是一个诗人，一个作家。我社会的身份就是一个个体户，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家教老师。很冷静，很沉静地去做。生存还是第一吧。”张联说。
下午5点钟，张联的学生下课回家了，书社里很快就没了人。张联的妻子招呼我们进屋喝点水，张联麻利地把两排桌凳并拢，腾出了地方。两面墙的书架上，摆满了出租的书。书桌上，是一本广州诗友寄给张联的《诗歌与人》，上面用旧报纸包了皮儿。厚厚的书里随处可见张联阅读过程中划的小心翼翼的线。
今年7月，经中国作家协会批准，张联正式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诗歌评论家徐敬亚的推荐理由是：“读着张联的诗，使我再次感到了诗歌生生不灭的原生性。”
“我现在很平静。”经历内心的波澜壮阔之后，张联重新找到了内心的平衡。“包括现在，你们问我怎么样写诗歌，我现在的主题是梦回故乡。我经常在梦境中回到村子，一个梦就是一首诗。”张联说，“常常在梦境中，我坐在村子里头，聆听着村中歌唱丰收的歌。”张联的讲述中，隐隐有一种中国村庄正在失去的痛感。梦境和现实究竟哪个更真实?只有张联自己知道。
“一个农民从事诗歌写作，当个诗人或写诗者，也固然好。可这是一次危险的旅行，冥顽的思想，在生活中是不协调的，甚至是古怪的，不可思议的。”尽管如此，张联仍然以诗人的命运，认真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