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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江户时代杰出汉诗人服部南郭（Hattori Nankaku，1683—1759），自幼接受和歌、连歌、绘画等日本文艺熏陶，同时研习汉籍“四书”及宋代周弼编选的《三体诗》，培育了扎实的汉文学素养。13岁时，因父亲去世而离开京都来到江户，17岁时以和歌与绘画才能得到府藩主柳泽侯的赏识。柳泽的周围当时聚集了一批出色的汉学者，其中包括古文辞大家荻生徂徕。南郭24岁时拜荻生徂徕为师，研读汉学并继续锤炼汉诗，终成在日本汉诗史上独辟蹊径的汉诗大家。他视中国为文化上的“故土”，并对汉诗报以极大的学习热情与创作兴趣，他不仅熟谙中国古代典籍，也能理解典故隐含的深层意蕴。因此，可以说南郭既是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文学样式的继承者，也是中国诗歌的仰慕者与接受者。本文从南郭汉诗中反复吟咏的“黄鸟”意象入手，揭示在中日文化交流中诗人自己独特的审美取向与价值判断，厘清南郭汉诗中“黄鸟”意象的独特内涵。
一、 中日诗歌中的“黄鸟”意象之异
黄莺又称黄鸟，感春阳而鸣，声音清脆圆润、婉转动听，其鸣声是向世人宣告春天到来的信号。黄莺标识季节的特性早在《诗经》中便有表现，如《七月》中的“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借莺表达对明媚春光的赞美，也表明了古人依据莺的鸣叫来安排春耕生产。
黄鸟是据季节而迁徙的候鸟，《诗经》中的黄鸟意象就含有乔迁求友的寓意，如《诗·小雅·伐木》云：“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于幽谷，迁于乔木。”借描写黄鸟飞出幽谷呼朋唤友起兴，喻寻求志同道合的朋友。乔迁与求友这两层含义也融入后世文学描写的“黄鸟”意象之中。
《诗经》中出现的“黄鸟”并非单纯起兴之物象，而是多与辗转流离者的生活状态、思想情感相关联的复杂意象，其中往往寄托着文人忧时伤世的愤慨之情。如《小雅·黄鸟》《秦风·黄鸟》，飞来飞去的黄鸟是美丽活泼的，但其鸣声在诗人听来却是悲哀的，“美丽”的外形与“哀愁”的内心的结合，构成了《诗经》中黄鸟意象的感伤基调。
“黄莺”这一意象经过历代诗人的反复选用，被赋予更多的内涵。古代诗歌中咏莺的篇目众多，描写内容丰富，或以酣畅淋漓的笔墨对莺的生活习性、叫声进行细致描摹，抒发赞春惜春之情;或借莺意象来反观自身，表达孤身天涯、飘荡无定的忧愁苦闷;或以莺“双飞”的生活习性为喻，表达思妇独处深闺的哀婉思绪;或借莺来抒发羁旅游子的乡关之思等。总之，黄莺意象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使之成为中国诗人寄托情志、抒发感慨最常见的物象。
和歌是日本民族细腻敏锐的情感与审美特征的集中体现，反映出以恋情和季感为表征的唯情主义的审美情趣。正如《古今和歌集》真名序中提到的：“若夫春莺之啭花中，秋蝉之吟树上，虽无曲折，各发歌谣，物皆有之，自然之理矣。”（纪贯之撰，杨烈译《古今和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在纪贯之看来，春莺鸣于花间，秋蝉唱于树枝，世间万物，皆可歌咏。在《古今和歌集》中歌人们对目之所及、耳之所闻的动植物都给予关注歌唱，其中毛羽艳丽、嘤嘤和鸣的“黄鸟”最早成为日本和歌的观照审美对象。与汉诗相比，和歌中“黄鸟”意象较为鲜明，成为引发歌人赞春、惜春的自然物象。如《二条后初春作》中写道：“白雪尚飞空，阳春已来崇，莺鸣冰冻泪，此日应消融。”写初春时节，歌人所看到的莺啼枝上，冰雪消融之景，是在“静观”“感动”中与观照对象融为一体的审美活动。又如《典侍洽子朝臣》：“凄苦莺啼意，焉能止花落。落花如可止，我不视莺差。”《三月莺声不闻》：“莺啼虽急切，花落亦难流。何必空垂泪，莺啼早便休。”上述两首和歌中，歌人从听觉的角度写莺声凄苦，传递花落春去的无奈与惋惜。这样的歌咏中蕴含着对自然物性与人性的包容、理解与同情，但没有显示出直接的功利目的。
那么，中国诗歌传统与日本和歌中的“黄莺”意象，究竟如何被服部南郭的汉诗创作所传承与改造的呢？
二、 南郭汉诗对《古今和歌集》中“黄鸟”意象的接受改造
《南郭先生文集》中至少有25篇汉诗写到了“黄鸟”，有的诗篇题目中即有“春”字和“莺”字，明确地交代了时间背景。有的诗篇则通过内容反映春天莺啼之景，如《旧园》：“吹台娱乐地，春到旧山川。黄鸟窥人语，白鷗避害眠。”其中无一篇涉及表现“流寓者”者生活境遇，也没有写黄莺鸣声“常哀悲愁”的诗作，这样的描写与南郭的生活处境有很大的关系。南郭前半生是在京都和江户的柳泽侯家度过，没有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其致仕闲居后，仍然以汉诗文才华和诗坛盛名得到藩主与友人的长期资助。因此，南郭汉诗中“莺啼邸树报芳辰”的喜庆祥和氛围颇多，这与《诗经》及中国诗歌中多写莺的悲哀情调异趣。自幼熟悉和歌的南郭，把和歌的意象移植到汉诗创作中是很自然的，比如其汉诗中“黄鸟”的意象内涵，就与成书于延喜五年（905）的《古今和歌集》一脉相承。
《古今和歌集》共20卷，内容主要是吟咏自然与爱情。第一卷与第二卷为《春歌》，在对春光的赞美与留恋中，“黄莺”这一意象尤为重要。在129首春歌中，涉及“黄莺”“莺啼”的意象共有19首，可以说“黄莺”是和歌中描写春天最具代表性的动物意象。而南郭汉诗中“黄鸟”意象就与《古今和歌集》有着天然的关系。
在《古今和歌集》中，“黄莺”是“报春鸟”，是传递春天讯息的使者。如无名氏的《无题》：“飞下小黄莺，梅花枝上啼。迎春虽有意，飘雪尚纵横。”这首和歌写冬春交替时节，黄莺在梅花枝上啼叫，寒梅绽放，白雪飘扬，俨然寒冬景象，但在人们尚未意识到春天临近时，对季节敏感的黄莺已在枝头唱起春的赞歌。还有壬生仲岑的《初春》：“都道春天来，春天真到否。黄莺既未鸣，春意复何有。”大江千里的《宽平帝时后宫歌会时作》：“黄莺藏谷里，不作一声鸣。春日虽来到，有谁知此情。”“黄鸟”是春天的象征物，没有莺啼的春天是没有生机的，即使已是桃红柳绿，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春天。南郭在汉诗中借鉴和歌中的意象与意境，将“黄莺”看作是春天“花信”的传递者。如《赋得春寒花较迟韵莺字》中写道：“园林迎气入春情，冰雪才消试步行。何处风光幽谷树，欲将花信问迁莺。”诗人在冰雪初融时在园林里漫步，一个“才”字生动刻画出诗人寻春探胜迫不及待的心态，春寒料峭，不见林树着花，便向“黄莺”询问花期。诗人浪漫地将“黄莺”人格化，赋予它亲近可爱的感性形象。这一点与《古今和歌集》中歌人情怀颇为一致，诗人对春天的挚爱之情跃然纸上。又如《春雪鸾啸阁集得春字》中的“莺啼邸树报芳辰，鸾啸台筵赏更新”，《春台望》中的“云物三阳月，楼台万里春……谷鸟乔林啭，墙花上苑新”。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今和歌集》中有“黄莺藏谷里”这样的句子，“黄莺”藏于幽谷与《诗·小雅·伐木》中“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表达的乔迁意思相近。 三、 南郭诗歌中“黄鸟”意象与《诗经·伐木》主题的融合
如上所述，《诗经》中“黄鸟”这一意象所象征着流寓者忧伤不安命运等反映社会现实的含义，被南郭有意识地剔除。熟谙中国古典诗歌，多次化用《诗经》典故的南郭，在其汉诗创作中赋予“黄鸟”意象怎样的含义？从《诗经·小雅·伐木》的主题辨析入手，可以厘清南郭诗歌中“黄鸟”意象的特殊含义。关于《伐木》主旨的解释有二：一是《毛诗序》：“《伐木》，燕朋友故旧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二是《诗三家义集疏》：“韩诗曰：‘《伐木》废，朋友之道缺。劳者歌其事。诗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为文。’”（周振甫《诗经译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韩诗与《毛诗序》的解释不同，对于这首诗的理解，南郭认同《毛诗序》的观点。南郭在汉诗创作中多次化用甚至直接袭用《诗经》语句，如：“伐木丁丁，鸟鸣嘤嘤。以歌以和，同声同情。”（服部南郭著，富士川英朗等编《南郭先生文集》，汲古书院刊，以下未作注的诗句均出自《南郭先生文集》）以表达“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的呼唤朋友知己的主题。南郭所咏，多数为春日文友集会时的酬唱之作，因目之所见之景而抒发友朋相交之欢，因而“黄鸟”也被烙上诗人自我体验、审美情志的印记。如“聊过友人居，良会偶相依。伐木赋黄鸟，友生同翻飞。坐有弦歌曲，谁谓知音希。”（《杂诗三首其二》）在这首诗中，一反《古诗十九首》中“但伤知音稀”的凄凉哀痛，意在表现嘉会常有，知音常在，其乐无穷。“黄鸟”所代表的报春与知音情意相投的双重寓意，在南郭的汉诗作品中实现了融合，其描写对象有：
（1） 表达宴会之欢，知交之乐。如：“歌吹迁莺啭，瑟琴归雁回。诗新春藻发，花早午筵催。卓尔君王雅，多哉宾客才。”（《首春东睿王宫应教》）写春日王宫集会，意气相投的诗友相互切磋的闲情雅致。“淑气晴光赤水滨，草堂人日信阳春。初年好引探春客，此日还从避世人。过雁前山随目送，啼莺幽谷与心亲。浊醪且助梅花发，何似朱门剪彩新。”（《人日草堂集》）草堂虽简陋，但晴光潋滟，赤水扬波，行藏自适，这生机勃勃的春日里，诗人与友人抛却尘世的纷扰，感受生命的跃动，知己集会于此岂不快哉？在南郭笔下，“黄鸟”常与“柳”构成组合意象来提示季节的转化，从色感、视觉、听觉等角度构造和谐统一的意境，展现诗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如：“酒爱交情杯不冷，歌怜和者雪相看。春风记取门前柳，黄鸟求时更罄欢。”（《岁晚草堂集》）
（2） 表达对友人的怀念之情。如：“一年一度椒花杯，城北城南自上台。处处春风催日夜，生憎黄鸟近人来。”（《早春怀子和》）诗人因友人平野金华移居北里，两人数月没有见面，因而作此寄托思念之情。“生憎”一句，化用杜甫的“生憎柳絮白于綿”和金昌绪的“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的意境，因“黄莺”的啼叫会勾起作者内心的缠绵情思，故而偏恨它靠近自己。此外还有“忆昨登庐对罄欢，春风忽隔雨花坛。芙蓉白雪还君倚，江海苍烟入梦看。幽谷为怜黄鸟侣，新诗更坠碧云端”（《向与诸子游芙蓉轩，至今恋雅兴，忽得万尊者见示，亦眷前遇，因和却寄》）、“兴来移午枕，病起试春衣，明日出幽谷，还求黄鸟飞”（《新霁寄人》）等，都是借“黄鸟”意象表达对友人的款款深情，这些都是对《诗经》及中国诗歌中黄莺意象的传承活用。
四、 结论
“黄鸟”作为一种常见的传统文学意象，在中日诗歌创作中都有着长期的观照描写。本文从南郭汉诗中反复吟咏的“黄鸟”意象入手，分析其对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古今和歌集》中的“黄鸟”意象的继承，同时分析其对中国古代诗歌尤其是《诗经》中黄莺意象的接受，以揭示在中日文化交流中诗人自己独特的审美取向与价值判断，厘清南郭汉诗中“黄鸟”意象的独特内涵。
南郭汉诗是在日本文化氛围熏陶与中国文化双重影响下的产物，对中国文化的内在憧憬向往与对汉诗技艺的不懈探索，使得“黄鸟”意象在南郭汉诗中呈现出独特的风貌。南郭根据自己的审美选择对诗歌意象进行改造与重组，在对大陆文化的移植中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的背后，是日本汉诗由追慕模仿到萌生本土意识而趋向独立的过程。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东亚汉诗史初稿”（14AZW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一、 中日诗歌中的“黄鸟”意象之异
黄莺又称黄鸟，感春阳而鸣，声音清脆圆润、婉转动听，其鸣声是向世人宣告春天到来的信号。黄莺标识季节的特性早在《诗经》中便有表现，如《七月》中的“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借莺表达对明媚春光的赞美，也表明了古人依据莺的鸣叫来安排春耕生产。
黄鸟是据季节而迁徙的候鸟，《诗经》中的黄鸟意象就含有乔迁求友的寓意，如《诗·小雅·伐木》云：“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于幽谷，迁于乔木。”借描写黄鸟飞出幽谷呼朋唤友起兴，喻寻求志同道合的朋友。乔迁与求友这两层含义也融入后世文学描写的“黄鸟”意象之中。
《诗经》中出现的“黄鸟”并非单纯起兴之物象，而是多与辗转流离者的生活状态、思想情感相关联的复杂意象，其中往往寄托着文人忧时伤世的愤慨之情。如《小雅·黄鸟》《秦风·黄鸟》，飞来飞去的黄鸟是美丽活泼的，但其鸣声在诗人听来却是悲哀的，“美丽”的外形与“哀愁”的内心的结合，构成了《诗经》中黄鸟意象的感伤基调。
“黄莺”这一意象经过历代诗人的反复选用，被赋予更多的内涵。古代诗歌中咏莺的篇目众多，描写内容丰富，或以酣畅淋漓的笔墨对莺的生活习性、叫声进行细致描摹，抒发赞春惜春之情;或借莺意象来反观自身，表达孤身天涯、飘荡无定的忧愁苦闷;或以莺“双飞”的生活习性为喻，表达思妇独处深闺的哀婉思绪;或借莺来抒发羁旅游子的乡关之思等。总之，黄莺意象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使之成为中国诗人寄托情志、抒发感慨最常见的物象。
和歌是日本民族细腻敏锐的情感与审美特征的集中体现，反映出以恋情和季感为表征的唯情主义的审美情趣。正如《古今和歌集》真名序中提到的：“若夫春莺之啭花中，秋蝉之吟树上，虽无曲折，各发歌谣，物皆有之，自然之理矣。”（纪贯之撰，杨烈译《古今和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在纪贯之看来，春莺鸣于花间，秋蝉唱于树枝，世间万物，皆可歌咏。在《古今和歌集》中歌人们对目之所及、耳之所闻的动植物都给予关注歌唱，其中毛羽艳丽、嘤嘤和鸣的“黄鸟”最早成为日本和歌的观照审美对象。与汉诗相比，和歌中“黄鸟”意象较为鲜明，成为引发歌人赞春、惜春的自然物象。如《二条后初春作》中写道：“白雪尚飞空，阳春已来崇，莺鸣冰冻泪，此日应消融。”写初春时节，歌人所看到的莺啼枝上，冰雪消融之景，是在“静观”“感动”中与观照对象融为一体的审美活动。又如《典侍洽子朝臣》：“凄苦莺啼意，焉能止花落。落花如可止，我不视莺差。”《三月莺声不闻》：“莺啼虽急切，花落亦难流。何必空垂泪，莺啼早便休。”上述两首和歌中，歌人从听觉的角度写莺声凄苦，传递花落春去的无奈与惋惜。这样的歌咏中蕴含着对自然物性与人性的包容、理解与同情，但没有显示出直接的功利目的。
那么，中国诗歌传统与日本和歌中的“黄莺”意象，究竟如何被服部南郭的汉诗创作所传承与改造的呢？
二、 南郭汉诗对《古今和歌集》中“黄鸟”意象的接受改造
《南郭先生文集》中至少有25篇汉诗写到了“黄鸟”，有的诗篇题目中即有“春”字和“莺”字，明确地交代了时间背景。有的诗篇则通过内容反映春天莺啼之景，如《旧园》：“吹台娱乐地，春到旧山川。黄鸟窥人语，白鷗避害眠。”其中无一篇涉及表现“流寓者”者生活境遇，也没有写黄莺鸣声“常哀悲愁”的诗作，这样的描写与南郭的生活处境有很大的关系。南郭前半生是在京都和江户的柳泽侯家度过，没有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其致仕闲居后，仍然以汉诗文才华和诗坛盛名得到藩主与友人的长期资助。因此，南郭汉诗中“莺啼邸树报芳辰”的喜庆祥和氛围颇多，这与《诗经》及中国诗歌中多写莺的悲哀情调异趣。自幼熟悉和歌的南郭，把和歌的意象移植到汉诗创作中是很自然的，比如其汉诗中“黄鸟”的意象内涵，就与成书于延喜五年（905）的《古今和歌集》一脉相承。
《古今和歌集》共20卷，内容主要是吟咏自然与爱情。第一卷与第二卷为《春歌》，在对春光的赞美与留恋中，“黄莺”这一意象尤为重要。在129首春歌中，涉及“黄莺”“莺啼”的意象共有19首，可以说“黄莺”是和歌中描写春天最具代表性的动物意象。而南郭汉诗中“黄鸟”意象就与《古今和歌集》有着天然的关系。
在《古今和歌集》中，“黄莺”是“报春鸟”，是传递春天讯息的使者。如无名氏的《无题》：“飞下小黄莺，梅花枝上啼。迎春虽有意，飘雪尚纵横。”这首和歌写冬春交替时节，黄莺在梅花枝上啼叫，寒梅绽放，白雪飘扬，俨然寒冬景象，但在人们尚未意识到春天临近时，对季节敏感的黄莺已在枝头唱起春的赞歌。还有壬生仲岑的《初春》：“都道春天来，春天真到否。黄莺既未鸣，春意复何有。”大江千里的《宽平帝时后宫歌会时作》：“黄莺藏谷里，不作一声鸣。春日虽来到，有谁知此情。”“黄鸟”是春天的象征物，没有莺啼的春天是没有生机的，即使已是桃红柳绿，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春天。南郭在汉诗中借鉴和歌中的意象与意境，将“黄莺”看作是春天“花信”的传递者。如《赋得春寒花较迟韵莺字》中写道：“园林迎气入春情，冰雪才消试步行。何处风光幽谷树，欲将花信问迁莺。”诗人在冰雪初融时在园林里漫步，一个“才”字生动刻画出诗人寻春探胜迫不及待的心态，春寒料峭，不见林树着花，便向“黄莺”询问花期。诗人浪漫地将“黄莺”人格化，赋予它亲近可爱的感性形象。这一点与《古今和歌集》中歌人情怀颇为一致，诗人对春天的挚爱之情跃然纸上。又如《春雪鸾啸阁集得春字》中的“莺啼邸树报芳辰，鸾啸台筵赏更新”，《春台望》中的“云物三阳月，楼台万里春……谷鸟乔林啭，墙花上苑新”。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今和歌集》中有“黄莺藏谷里”这样的句子，“黄莺”藏于幽谷与《诗·小雅·伐木》中“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表达的乔迁意思相近。 三、 南郭诗歌中“黄鸟”意象与《诗经·伐木》主题的融合
如上所述，《诗经》中“黄鸟”这一意象所象征着流寓者忧伤不安命运等反映社会现实的含义，被南郭有意识地剔除。熟谙中国古典诗歌，多次化用《诗经》典故的南郭，在其汉诗创作中赋予“黄鸟”意象怎样的含义？从《诗经·小雅·伐木》的主题辨析入手，可以厘清南郭诗歌中“黄鸟”意象的特殊含义。关于《伐木》主旨的解释有二：一是《毛诗序》：“《伐木》，燕朋友故旧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二是《诗三家义集疏》：“韩诗曰：‘《伐木》废，朋友之道缺。劳者歌其事。诗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为文。’”（周振甫《诗经译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韩诗与《毛诗序》的解释不同，对于这首诗的理解，南郭认同《毛诗序》的观点。南郭在汉诗创作中多次化用甚至直接袭用《诗经》语句，如：“伐木丁丁，鸟鸣嘤嘤。以歌以和，同声同情。”（服部南郭著，富士川英朗等编《南郭先生文集》，汲古书院刊，以下未作注的诗句均出自《南郭先生文集》）以表达“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的呼唤朋友知己的主题。南郭所咏，多数为春日文友集会时的酬唱之作，因目之所见之景而抒发友朋相交之欢，因而“黄鸟”也被烙上诗人自我体验、审美情志的印记。如“聊过友人居，良会偶相依。伐木赋黄鸟，友生同翻飞。坐有弦歌曲，谁谓知音希。”（《杂诗三首其二》）在这首诗中，一反《古诗十九首》中“但伤知音稀”的凄凉哀痛，意在表现嘉会常有，知音常在，其乐无穷。“黄鸟”所代表的报春与知音情意相投的双重寓意，在南郭的汉诗作品中实现了融合，其描写对象有：
（1） 表达宴会之欢，知交之乐。如：“歌吹迁莺啭，瑟琴归雁回。诗新春藻发，花早午筵催。卓尔君王雅，多哉宾客才。”（《首春东睿王宫应教》）写春日王宫集会，意气相投的诗友相互切磋的闲情雅致。“淑气晴光赤水滨，草堂人日信阳春。初年好引探春客，此日还从避世人。过雁前山随目送，啼莺幽谷与心亲。浊醪且助梅花发，何似朱门剪彩新。”（《人日草堂集》）草堂虽简陋，但晴光潋滟，赤水扬波，行藏自适，这生机勃勃的春日里，诗人与友人抛却尘世的纷扰，感受生命的跃动，知己集会于此岂不快哉？在南郭笔下，“黄鸟”常与“柳”构成组合意象来提示季节的转化，从色感、视觉、听觉等角度构造和谐统一的意境，展现诗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如：“酒爱交情杯不冷，歌怜和者雪相看。春风记取门前柳，黄鸟求时更罄欢。”（《岁晚草堂集》）
（2） 表达对友人的怀念之情。如：“一年一度椒花杯，城北城南自上台。处处春风催日夜，生憎黄鸟近人来。”（《早春怀子和》）诗人因友人平野金华移居北里，两人数月没有见面，因而作此寄托思念之情。“生憎”一句，化用杜甫的“生憎柳絮白于綿”和金昌绪的“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的意境，因“黄莺”的啼叫会勾起作者内心的缠绵情思，故而偏恨它靠近自己。此外还有“忆昨登庐对罄欢，春风忽隔雨花坛。芙蓉白雪还君倚，江海苍烟入梦看。幽谷为怜黄鸟侣，新诗更坠碧云端”（《向与诸子游芙蓉轩，至今恋雅兴，忽得万尊者见示，亦眷前遇，因和却寄》）、“兴来移午枕，病起试春衣，明日出幽谷，还求黄鸟飞”（《新霁寄人》）等，都是借“黄鸟”意象表达对友人的款款深情，这些都是对《诗经》及中国诗歌中黄莺意象的传承活用。
四、 结论
“黄鸟”作为一种常见的传统文学意象，在中日诗歌创作中都有着长期的观照描写。本文从南郭汉诗中反复吟咏的“黄鸟”意象入手，分析其对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古今和歌集》中的“黄鸟”意象的继承，同时分析其对中国古代诗歌尤其是《诗经》中黄莺意象的接受，以揭示在中日文化交流中诗人自己独特的审美取向与价值判断，厘清南郭汉诗中“黄鸟”意象的独特内涵。
南郭汉诗是在日本文化氛围熏陶与中国文化双重影响下的产物，对中国文化的内在憧憬向往与对汉诗技艺的不懈探索，使得“黄鸟”意象在南郭汉诗中呈现出独特的风貌。南郭根据自己的审美选择对诗歌意象进行改造与重组，在对大陆文化的移植中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的背后，是日本汉诗由追慕模仿到萌生本土意识而趋向独立的过程。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东亚汉诗史初稿”（14AZW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