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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江户时代杰出汉诗人服部南郭(Hattori Nankaku,1683—1759),自幼接受和歌、连歌、绘画等日本文艺熏陶,同时研习汉籍“四书”及宋代周弼编选的《三体诗》,培育了扎实的汉文学素养。13岁时,因父亲去世而离开京都来到江户,17岁时以和歌与绘画才能得到府藩主柳泽侯的赏识。柳泽的周围当时聚集了一批出色的汉学者,其中包括古文辞大家荻生徂徕。南郭24岁时拜荻生徂徕为师,研读汉学并继续锤炼汉诗,终成在日本汉诗史上独辟蹊径的汉诗大家。他视中国为文化上的“故土”,并对汉诗报以极大的学习热情与创作兴趣,他不仅熟谙中国古代典籍,也能理解典故隐含的深层意蕴。因此,可以说南郭既是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文学样式的继承者,也是中国诗歌的仰慕者与接受者。本文从南郭汉诗中反复吟咏的“黄鸟”意象入手,揭示在中日文化交流中诗人自己独特的审美取向与价值判断,厘清南郭汉诗中“黄鸟”意象的独特内涵。
一、 中日诗歌中的“黄鸟”意象之异
黄莺又称黄鸟,感春阳而鸣,声音清脆圆润、婉转动听,其鸣声是向世人宣告春天到来的信号。黄莺标识季节的特性早在《诗经》中便有表现,如《七月》中的“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借莺表达对明媚春光的赞美,也表明了古人依据莺的鸣叫来安排春耕生产。
黄鸟是据季节而迁徙的候鸟,《诗经》中的黄鸟意象就含有乔迁求友的寓意,如《诗·小雅·伐木》云:“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于幽谷,迁于乔木。”借描写黄鸟飞出幽谷呼朋唤友起兴,喻寻求志同道合的朋友。乔迁与求友这两层含义也融入后世文学描写的“黄鸟”意象之中。
《诗经》中出现的“黄鸟”并非单纯起兴之物象,而是多与辗转流离者的生活状态、思想情感相关联的复杂意象,其中往往寄托着文人忧时伤世的愤慨之情。如《小雅·黄鸟》《秦风·黄鸟》,飞来飞去的黄鸟是美丽活泼的,但其鸣声在诗人听来却是悲哀的,“美丽”的外形与“哀愁”的内心的结合,构成了《诗经》中黄鸟意象的感伤基调。
“黄莺”这一意象经过历代诗人的反复选用,被赋予更多的内涵。古代诗歌中咏莺的篇目众多,描写内容丰富,或以酣畅淋漓的笔墨对莺的生活习性、叫声进行细致描摹,抒发赞春惜春之情;或借莺意象来反观自身,表达孤身天涯、飘荡无定的忧愁苦闷;或以莺“双飞”的生活习性为喻,表达思妇独处深闺的哀婉思绪;或借莺来抒发羁旅游子的乡关之思等。总之,黄莺意象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使之成为中国诗人寄托情志、抒发感慨最常见的物象。
和歌是日本民族细腻敏锐的情感与审美特征的集中体现,反映出以恋情和季感为表征的唯情主义的审美情趣。正如《古今和歌集》真名序中提到的:“若夫春莺之啭花中,秋蝉之吟树上,虽无曲折,各发歌谣,物皆有之,自然之理矣。”(纪贯之撰,杨烈译《古今和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在纪贯之看来,春莺鸣于花间,秋蝉唱于树枝,世间万物,皆可歌咏。在《古今和歌集》中歌人们对目之所及、耳之所闻的动植物都给予关注歌唱,其中毛羽艳丽、嘤嘤和鸣的“黄鸟”最早成为日本和歌的观照审美对象。与汉诗相比,和歌中“黄鸟”意象较为鲜明,成为引发歌人赞春、惜春的自然物象。如《二条后初春作》中写道:“白雪尚飞空,阳春已来崇,莺鸣冰冻泪,此日应消融。”写初春时节,歌人所看到的莺啼枝上,冰雪消融之景,是在“静观”“感动”中与观照对象融为一体的审美活动。又如《典侍洽子朝臣》:“凄苦莺啼意,焉能止花落。落花如可止,我不视莺差。”《三月莺声不闻》:“莺啼虽急切,花落亦难流。何必空垂泪,莺啼早便休。”上述两首和歌中,歌人从听觉的角度写莺声凄苦,传递花落春去的无奈与惋惜。这样的歌咏中蕴含着对自然物性与人性的包容、理解与同情,但没有显示出直接的功利目的。
那么,中国诗歌传统与日本和歌中的“黄莺”意象,究竟如何被服部南郭的汉诗创作所传承与改造的呢?
二、 南郭汉诗对《古今和歌集》中“黄鸟”意象的接受改造
《南郭先生文集》中至少有25篇汉诗写到了“黄鸟”,有的诗篇题目中即有“春”字和“莺”字,明确地交代了时间背景。有的诗篇则通过内容反映春天莺啼之景,如《旧园》:“吹台娱乐地,春到旧山川。黄鸟窥人语,白鷗避害眠。”其中无一篇涉及表现“流寓者”者生活境遇,也没有写黄莺鸣声“常哀悲愁”的诗作,这样的描写与南郭的生活处境有很大的关系。南郭前半生是在京都和江户的柳泽侯家度过,没有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其致仕闲居后,仍然以汉诗文才华和诗坛盛名得到藩主与友人的长期资助。因此,南郭汉诗中“莺啼邸树报芳辰”的喜庆祥和氛围颇多,这与《诗经》及中国诗歌中多写莺的悲哀情调异趣。自幼熟悉和歌的南郭,把和歌的意象移植到汉诗创作中是很自然的,比如其汉诗中“黄鸟”的意象内涵,就与成书于延喜五年(905)的《古今和歌集》一脉相承。
《古今和歌集》共20卷,内容主要是吟咏自然与爱情。第一卷与第二卷为《春歌》,在对春光的赞美与留恋中,“黄莺”这一意象尤为重要。在129首春歌中,涉及“黄莺”“莺啼”的意象共有19首,可以说“黄莺”是和歌中描写春天最具代表性的动物意象。而南郭汉诗中“黄鸟”意象就与《古今和歌集》有着天然的关系。
在《古今和歌集》中,“黄莺”是“报春鸟”,是传递春天讯息的使者。如无名氏的《无题》:“飞下小黄莺,梅花枝上啼。迎春虽有意,飘雪尚纵横。”这首和歌写冬春交替时节,黄莺在梅花枝上啼叫,寒梅绽放,白雪飘扬,俨然寒冬景象,但在人们尚未意识到春天临近时,对季节敏感的黄莺已在枝头唱起春的赞歌。还有壬生仲岑的《初春》:“都道春天来,春天真到否。黄莺既未鸣,春意复何有。”大江千里的《宽平帝时后宫歌会时作》:“黄莺藏谷里,不作一声鸣。春日虽来到,有谁知此情。”“黄鸟”是春天的象征物,没有莺啼的春天是没有生机的,即使已是桃红柳绿,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春天。南郭在汉诗中借鉴和歌中的意象与意境,将“黄莺”看作是春天“花信”的传递者。如《赋得春寒花较迟韵莺字》中写道:“园林迎气入春情,冰雪才消试步行。何处风光幽谷树,欲将花信问迁莺。”诗人在冰雪初融时在园林里漫步,一个“才”字生动刻画出诗人寻春探胜迫不及待的心态,春寒料峭,不见林树着花,便向“黄莺”询问花期。诗人浪漫地将“黄莺”人格化,赋予它亲近可爱的感性形象。这一点与《古今和歌集》中歌人情怀颇为一致,诗人对春天的挚爱之情跃然纸上。又如《春雪鸾啸阁集得春字》中的“莺啼邸树报芳辰,鸾啸台筵赏更新”,《春台望》中的“云物三阳月,楼台万里春……谷鸟乔林啭,墙花上苑新”。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今和歌集》中有“黄莺藏谷里”这样的句子,“黄莺”藏于幽谷与《诗·小雅·伐木》中“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表达的乔迁意思相近。 三、 南郭诗歌中“黄鸟”意象与《诗经·伐木》主题的融合
如上所述,《诗经》中“黄鸟”这一意象所象征着流寓者忧伤不安命运等反映社会现实的含义,被南郭有意识地剔除。熟谙中国古典诗歌,多次化用《诗经》典故的南郭,在其汉诗创作中赋予“黄鸟”意象怎样的含义?从《诗经·小雅·伐木》的主题辨析入手,可以厘清南郭诗歌中“黄鸟”意象的特殊含义。关于《伐木》主旨的解释有二:一是《毛诗序》:“《伐木》,燕朋友故旧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二是《诗三家义集疏》:“韩诗曰:‘《伐木》废,朋友之道缺。劳者歌其事。诗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为文。’”(周振甫《诗经译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韩诗与《毛诗序》的解释不同,对于这首诗的理解,南郭认同《毛诗序》的观点。南郭在汉诗创作中多次化用甚至直接袭用《诗经》语句,如:“伐木丁丁,鸟鸣嘤嘤。以歌以和,同声同情。”(服部南郭著,富士川英朗等编《南郭先生文集》,汲古书院刊,以下未作注的诗句均出自《南郭先生文集》)以表达“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的呼唤朋友知己的主题。南郭所咏,多数为春日文友集会时的酬唱之作,因目之所见之景而抒发友朋相交之欢,因而“黄鸟”也被烙上诗人自我体验、审美情志的印记。如“聊过友人居,良会偶相依。伐木赋黄鸟,友生同翻飞。坐有弦歌曲,谁谓知音希。”(《杂诗三首其二》)在这首诗中,一反《古诗十九首》中“但伤知音稀”的凄凉哀痛,意在表现嘉会常有,知音常在,其乐无穷。“黄鸟”所代表的报春与知音情意相投的双重寓意,在南郭的汉诗作品中实现了融合,其描写对象有:
(1) 表达宴会之欢,知交之乐。如:“歌吹迁莺啭,瑟琴归雁回。诗新春藻发,花早午筵催。卓尔君王雅,多哉宾客才。”(《首春东睿王宫应教》)写春日王宫集会,意气相投的诗友相互切磋的闲情雅致。“淑气晴光赤水滨,草堂人日信阳春。初年好引探春客,此日还从避世人。过雁前山随目送,啼莺幽谷与心亲。浊醪且助梅花发,何似朱门剪彩新。”(《人日草堂集》)草堂虽简陋,但晴光潋滟,赤水扬波,行藏自适,这生机勃勃的春日里,诗人与友人抛却尘世的纷扰,感受生命的跃动,知己集会于此岂不快哉?在南郭笔下,“黄鸟”常与“柳”构成组合意象来提示季节的转化,从色感、视觉、听觉等角度构造和谐统一的意境,展现诗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如:“酒爱交情杯不冷,歌怜和者雪相看。春风记取门前柳,黄鸟求时更罄欢。”(《岁晚草堂集》)
(2) 表达对友人的怀念之情。如:“一年一度椒花杯,城北城南自上台。处处春风催日夜,生憎黄鸟近人来。”(《早春怀子和》)诗人因友人平野金华移居北里,两人数月没有见面,因而作此寄托思念之情。“生憎”一句,化用杜甫的“生憎柳絮白于綿”和金昌绪的“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的意境,因“黄莺”的啼叫会勾起作者内心的缠绵情思,故而偏恨它靠近自己。此外还有“忆昨登庐对罄欢,春风忽隔雨花坛。芙蓉白雪还君倚,江海苍烟入梦看。幽谷为怜黄鸟侣,新诗更坠碧云端”(《向与诸子游芙蓉轩,至今恋雅兴,忽得万尊者见示,亦眷前遇,因和却寄》)、“兴来移午枕,病起试春衣,明日出幽谷,还求黄鸟飞”(《新霁寄人》)等,都是借“黄鸟”意象表达对友人的款款深情,这些都是对《诗经》及中国诗歌中黄莺意象的传承活用。
四、 结论
“黄鸟”作为一种常见的传统文学意象,在中日诗歌创作中都有着长期的观照描写。本文从南郭汉诗中反复吟咏的“黄鸟”意象入手,分析其对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古今和歌集》中的“黄鸟”意象的继承,同时分析其对中国古代诗歌尤其是《诗经》中黄莺意象的接受,以揭示在中日文化交流中诗人自己独特的审美取向与价值判断,厘清南郭汉诗中“黄鸟”意象的独特内涵。
南郭汉诗是在日本文化氛围熏陶与中国文化双重影响下的产物,对中国文化的内在憧憬向往与对汉诗技艺的不懈探索,使得“黄鸟”意象在南郭汉诗中呈现出独特的风貌。南郭根据自己的审美选择对诗歌意象进行改造与重组,在对大陆文化的移植中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的背后,是日本汉诗由追慕模仿到萌生本土意识而趋向独立的过程。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东亚汉诗史初稿”(14AZW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一、 中日诗歌中的“黄鸟”意象之异
黄莺又称黄鸟,感春阳而鸣,声音清脆圆润、婉转动听,其鸣声是向世人宣告春天到来的信号。黄莺标识季节的特性早在《诗经》中便有表现,如《七月》中的“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借莺表达对明媚春光的赞美,也表明了古人依据莺的鸣叫来安排春耕生产。
黄鸟是据季节而迁徙的候鸟,《诗经》中的黄鸟意象就含有乔迁求友的寓意,如《诗·小雅·伐木》云:“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于幽谷,迁于乔木。”借描写黄鸟飞出幽谷呼朋唤友起兴,喻寻求志同道合的朋友。乔迁与求友这两层含义也融入后世文学描写的“黄鸟”意象之中。
《诗经》中出现的“黄鸟”并非单纯起兴之物象,而是多与辗转流离者的生活状态、思想情感相关联的复杂意象,其中往往寄托着文人忧时伤世的愤慨之情。如《小雅·黄鸟》《秦风·黄鸟》,飞来飞去的黄鸟是美丽活泼的,但其鸣声在诗人听来却是悲哀的,“美丽”的外形与“哀愁”的内心的结合,构成了《诗经》中黄鸟意象的感伤基调。
“黄莺”这一意象经过历代诗人的反复选用,被赋予更多的内涵。古代诗歌中咏莺的篇目众多,描写内容丰富,或以酣畅淋漓的笔墨对莺的生活习性、叫声进行细致描摹,抒发赞春惜春之情;或借莺意象来反观自身,表达孤身天涯、飘荡无定的忧愁苦闷;或以莺“双飞”的生活习性为喻,表达思妇独处深闺的哀婉思绪;或借莺来抒发羁旅游子的乡关之思等。总之,黄莺意象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使之成为中国诗人寄托情志、抒发感慨最常见的物象。
和歌是日本民族细腻敏锐的情感与审美特征的集中体现,反映出以恋情和季感为表征的唯情主义的审美情趣。正如《古今和歌集》真名序中提到的:“若夫春莺之啭花中,秋蝉之吟树上,虽无曲折,各发歌谣,物皆有之,自然之理矣。”(纪贯之撰,杨烈译《古今和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在纪贯之看来,春莺鸣于花间,秋蝉唱于树枝,世间万物,皆可歌咏。在《古今和歌集》中歌人们对目之所及、耳之所闻的动植物都给予关注歌唱,其中毛羽艳丽、嘤嘤和鸣的“黄鸟”最早成为日本和歌的观照审美对象。与汉诗相比,和歌中“黄鸟”意象较为鲜明,成为引发歌人赞春、惜春的自然物象。如《二条后初春作》中写道:“白雪尚飞空,阳春已来崇,莺鸣冰冻泪,此日应消融。”写初春时节,歌人所看到的莺啼枝上,冰雪消融之景,是在“静观”“感动”中与观照对象融为一体的审美活动。又如《典侍洽子朝臣》:“凄苦莺啼意,焉能止花落。落花如可止,我不视莺差。”《三月莺声不闻》:“莺啼虽急切,花落亦难流。何必空垂泪,莺啼早便休。”上述两首和歌中,歌人从听觉的角度写莺声凄苦,传递花落春去的无奈与惋惜。这样的歌咏中蕴含着对自然物性与人性的包容、理解与同情,但没有显示出直接的功利目的。
那么,中国诗歌传统与日本和歌中的“黄莺”意象,究竟如何被服部南郭的汉诗创作所传承与改造的呢?
二、 南郭汉诗对《古今和歌集》中“黄鸟”意象的接受改造
《南郭先生文集》中至少有25篇汉诗写到了“黄鸟”,有的诗篇题目中即有“春”字和“莺”字,明确地交代了时间背景。有的诗篇则通过内容反映春天莺啼之景,如《旧园》:“吹台娱乐地,春到旧山川。黄鸟窥人语,白鷗避害眠。”其中无一篇涉及表现“流寓者”者生活境遇,也没有写黄莺鸣声“常哀悲愁”的诗作,这样的描写与南郭的生活处境有很大的关系。南郭前半生是在京都和江户的柳泽侯家度过,没有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其致仕闲居后,仍然以汉诗文才华和诗坛盛名得到藩主与友人的长期资助。因此,南郭汉诗中“莺啼邸树报芳辰”的喜庆祥和氛围颇多,这与《诗经》及中国诗歌中多写莺的悲哀情调异趣。自幼熟悉和歌的南郭,把和歌的意象移植到汉诗创作中是很自然的,比如其汉诗中“黄鸟”的意象内涵,就与成书于延喜五年(905)的《古今和歌集》一脉相承。
《古今和歌集》共20卷,内容主要是吟咏自然与爱情。第一卷与第二卷为《春歌》,在对春光的赞美与留恋中,“黄莺”这一意象尤为重要。在129首春歌中,涉及“黄莺”“莺啼”的意象共有19首,可以说“黄莺”是和歌中描写春天最具代表性的动物意象。而南郭汉诗中“黄鸟”意象就与《古今和歌集》有着天然的关系。
在《古今和歌集》中,“黄莺”是“报春鸟”,是传递春天讯息的使者。如无名氏的《无题》:“飞下小黄莺,梅花枝上啼。迎春虽有意,飘雪尚纵横。”这首和歌写冬春交替时节,黄莺在梅花枝上啼叫,寒梅绽放,白雪飘扬,俨然寒冬景象,但在人们尚未意识到春天临近时,对季节敏感的黄莺已在枝头唱起春的赞歌。还有壬生仲岑的《初春》:“都道春天来,春天真到否。黄莺既未鸣,春意复何有。”大江千里的《宽平帝时后宫歌会时作》:“黄莺藏谷里,不作一声鸣。春日虽来到,有谁知此情。”“黄鸟”是春天的象征物,没有莺啼的春天是没有生机的,即使已是桃红柳绿,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春天。南郭在汉诗中借鉴和歌中的意象与意境,将“黄莺”看作是春天“花信”的传递者。如《赋得春寒花较迟韵莺字》中写道:“园林迎气入春情,冰雪才消试步行。何处风光幽谷树,欲将花信问迁莺。”诗人在冰雪初融时在园林里漫步,一个“才”字生动刻画出诗人寻春探胜迫不及待的心态,春寒料峭,不见林树着花,便向“黄莺”询问花期。诗人浪漫地将“黄莺”人格化,赋予它亲近可爱的感性形象。这一点与《古今和歌集》中歌人情怀颇为一致,诗人对春天的挚爱之情跃然纸上。又如《春雪鸾啸阁集得春字》中的“莺啼邸树报芳辰,鸾啸台筵赏更新”,《春台望》中的“云物三阳月,楼台万里春……谷鸟乔林啭,墙花上苑新”。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今和歌集》中有“黄莺藏谷里”这样的句子,“黄莺”藏于幽谷与《诗·小雅·伐木》中“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表达的乔迁意思相近。 三、 南郭诗歌中“黄鸟”意象与《诗经·伐木》主题的融合
如上所述,《诗经》中“黄鸟”这一意象所象征着流寓者忧伤不安命运等反映社会现实的含义,被南郭有意识地剔除。熟谙中国古典诗歌,多次化用《诗经》典故的南郭,在其汉诗创作中赋予“黄鸟”意象怎样的含义?从《诗经·小雅·伐木》的主题辨析入手,可以厘清南郭诗歌中“黄鸟”意象的特殊含义。关于《伐木》主旨的解释有二:一是《毛诗序》:“《伐木》,燕朋友故旧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二是《诗三家义集疏》:“韩诗曰:‘《伐木》废,朋友之道缺。劳者歌其事。诗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为文。’”(周振甫《诗经译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韩诗与《毛诗序》的解释不同,对于这首诗的理解,南郭认同《毛诗序》的观点。南郭在汉诗创作中多次化用甚至直接袭用《诗经》语句,如:“伐木丁丁,鸟鸣嘤嘤。以歌以和,同声同情。”(服部南郭著,富士川英朗等编《南郭先生文集》,汲古书院刊,以下未作注的诗句均出自《南郭先生文集》)以表达“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的呼唤朋友知己的主题。南郭所咏,多数为春日文友集会时的酬唱之作,因目之所见之景而抒发友朋相交之欢,因而“黄鸟”也被烙上诗人自我体验、审美情志的印记。如“聊过友人居,良会偶相依。伐木赋黄鸟,友生同翻飞。坐有弦歌曲,谁谓知音希。”(《杂诗三首其二》)在这首诗中,一反《古诗十九首》中“但伤知音稀”的凄凉哀痛,意在表现嘉会常有,知音常在,其乐无穷。“黄鸟”所代表的报春与知音情意相投的双重寓意,在南郭的汉诗作品中实现了融合,其描写对象有:
(1) 表达宴会之欢,知交之乐。如:“歌吹迁莺啭,瑟琴归雁回。诗新春藻发,花早午筵催。卓尔君王雅,多哉宾客才。”(《首春东睿王宫应教》)写春日王宫集会,意气相投的诗友相互切磋的闲情雅致。“淑气晴光赤水滨,草堂人日信阳春。初年好引探春客,此日还从避世人。过雁前山随目送,啼莺幽谷与心亲。浊醪且助梅花发,何似朱门剪彩新。”(《人日草堂集》)草堂虽简陋,但晴光潋滟,赤水扬波,行藏自适,这生机勃勃的春日里,诗人与友人抛却尘世的纷扰,感受生命的跃动,知己集会于此岂不快哉?在南郭笔下,“黄鸟”常与“柳”构成组合意象来提示季节的转化,从色感、视觉、听觉等角度构造和谐统一的意境,展现诗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如:“酒爱交情杯不冷,歌怜和者雪相看。春风记取门前柳,黄鸟求时更罄欢。”(《岁晚草堂集》)
(2) 表达对友人的怀念之情。如:“一年一度椒花杯,城北城南自上台。处处春风催日夜,生憎黄鸟近人来。”(《早春怀子和》)诗人因友人平野金华移居北里,两人数月没有见面,因而作此寄托思念之情。“生憎”一句,化用杜甫的“生憎柳絮白于綿”和金昌绪的“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的意境,因“黄莺”的啼叫会勾起作者内心的缠绵情思,故而偏恨它靠近自己。此外还有“忆昨登庐对罄欢,春风忽隔雨花坛。芙蓉白雪还君倚,江海苍烟入梦看。幽谷为怜黄鸟侣,新诗更坠碧云端”(《向与诸子游芙蓉轩,至今恋雅兴,忽得万尊者见示,亦眷前遇,因和却寄》)、“兴来移午枕,病起试春衣,明日出幽谷,还求黄鸟飞”(《新霁寄人》)等,都是借“黄鸟”意象表达对友人的款款深情,这些都是对《诗经》及中国诗歌中黄莺意象的传承活用。
四、 结论
“黄鸟”作为一种常见的传统文学意象,在中日诗歌创作中都有着长期的观照描写。本文从南郭汉诗中反复吟咏的“黄鸟”意象入手,分析其对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古今和歌集》中的“黄鸟”意象的继承,同时分析其对中国古代诗歌尤其是《诗经》中黄莺意象的接受,以揭示在中日文化交流中诗人自己独特的审美取向与价值判断,厘清南郭汉诗中“黄鸟”意象的独特内涵。
南郭汉诗是在日本文化氛围熏陶与中国文化双重影响下的产物,对中国文化的内在憧憬向往与对汉诗技艺的不懈探索,使得“黄鸟”意象在南郭汉诗中呈现出独特的风貌。南郭根据自己的审美选择对诗歌意象进行改造与重组,在对大陆文化的移植中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的背后,是日本汉诗由追慕模仿到萌生本土意识而趋向独立的过程。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东亚汉诗史初稿”(14AZW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