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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的“非典”令全国上下史无前例地重视起传染病防治体系的建立，但十年来我国建立的传染病防治体系却不断面临新的考验
“2003年的‘非典’和后来的禽流感，提示我们必须对‘人畜共患病’问题给予高度重视。”
“综合医院的传染性疾病科和感染性疾病科，大多是2003年‘非典’时突击建立的，多数机构处于萎缩阶段，放一两个人在‘守摊’。”
……
8月底，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对《国务院关于传染病防治工作和传染病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下称《报告》）进行分组审议、专题询问时，与会人员这样表示。
抗击“非典”十年后，委员们“会诊”出了传染病防治工作中的哪些问题？
防治体系“薄弱”，如何破解
“‘非典’的突发，给了我们一个警示，近年来国务院在传染病防治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对传染病的防控力度、科研立项的支持力度都加大了。我们医疗卫生战线的同志对此深有体会。”丛斌委员在分组审议时这样表示。
2003年以来，我国的传染病防治已经形成了一个政府领导、多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参与的初步工作格局，逐步建立起各级各类传染病预防体系。
“但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环境变化、人口流动，病种、病原的复杂关系，给传染病预防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朱静芝表示，基层疾控人员不足、任务重、待遇差，不能适应现实要求。
这一问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调研也有新发现。今年4月至5月，该委员会调研了北京、海南、云南等5个省、市及所辖16个市（县、区），问卷调查了上海、黑龙江等12个省（区、市）。调研发现，我国传染病防治体系还比较薄弱，突出表现在：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缺乏稳定长效的投入机制，还存在“财神跟着瘟神走”现象；防治人员数量和能力达不到工作要求；实验室检测能力需提升；基层动物疫病防治机构基础设施和队伍力量薄弱等。
“在加强传染病防控队伍建设方面，国家有什么解决思路和改革措施？”朱静芝在专题询问会上问道。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传染病防控人员的队伍建设高度重视，在人员培训、待遇等方面，都有一些专门政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晓初回答说，我国对传染病防控人员建立了卫生防疫津贴，2004年将专职从事传染病、寄生虫病防治人员也纳入津贴范围，并大幅提升津贴标准。目前，全国近20万人获该津贴。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徐科表示，已加大对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力度，重点开展对重点疾病防控、新发传染病应对、实验室检验检测等知识和技能培训；同时强化人员绩效考核评估。
避免“小道消息满天飞”
“明天市内医院转移‘非典’病人，千万不要上街”、“某某学校出现疫情”……2003年非典时期，全国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谣言。
此类“小道消息”，近年来也出现在小儿手足口病、禽流感等传染病防治过程中。今年4月，浙江省慈溪市警方对3名散布甲型H7N9禽流感疫情者予以行政拘留。
谣言止于公开，疫情的科学发布是消除社会恐慌的良药。分组审议期间，多位委员、代表为健全疫情发布制度“支招”。
“传染病疫情的发布，贵在及时、准确。‘非典’以后，疫情发布制度和发布工作已有很大进步，但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制度、完善机制。”韩晓武委员表示，疫情发布不及时、不准确，会耽误疫情防控，且会导致“小道消息会满天飞”，造成社会恐慌甚至混乱。要强化重大疫情只能由中央主要媒体和国家行政主管部门官方网站发布制度。
许振超委员建议，地方政府将传染病定为“公共卫生事件”后，应迅速查明发病原由，并尽快向社会公众通报，以平息猜疑和恐慌情绪。“这几年好多地方出现了小儿手足口病，但是发病后，一些地方信息披露显得非常迟缓，从而造成当地家长惶惶不安，不利于传染病防治。”许振超说。
全国人大代表马文芳认为，公众对传染病疫情享有知情权，各级政府和疾控中心应真实、准确、及时对公众公布疫情信息。全国人大代表杨林花则建议，对甲类、乙类传染病，每年或每季度应在全国医疗系统予以公布，以引起各级政府、医疗部门、医疗机构甚至每一个医生的关注。
禽流感等新发病，怎样应对
如果说“非典”是传染病防治法的一次大考，如何防治禽流感等新发传染病则成为新的关注点。
“大规模集约化畜、禽养殖场或者养殖地区，可能成为人与动物共患传染病的新的发源地……对传染病可能出现新的发源地和传播途径，是否建立了相应的监测、预警机制？”专题询问时，谢小军委员如是说。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表示，通过坚持日常检测、加强风险评估、建立多部门合作预警机制，目前还没有此类重大传染病发生。如在三峡工程建成后，开展对三峡库区人群的健康检测，17年来，没有发现传染病疫情方面的异常情况。
“禽流感是近十年来我们国家畜牧业面临的重大挑战。2003年年底爆发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一直持续到现在。”农业部副部长于康震表示，禽流感不仅危害养禽业，也是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农业部门一直抓源头治理，防控禽类的禽流感；加强监测，全国基层建立了400多个农业部直属的疫情监测点；制定了严密的应急预案，一旦发现疫情，按照预案迅速扑灭。
于康震表示，为了做好今冬明春H7N9的防控，农业部已于7月份印发今年下半年和2014年H7N9病毒监测方案；9月初将召开2013年秋季动物防疫秋防大会，全力避免今冬明春发生大的家禽疫情。
“针对新发传染病的变异规律，有什么科学预测手段？在科研立项上有什么支持？”丛斌问。
徐科表示，从国内外传染病防控实践看，现在大多数传染病的发生规律是难以预见的，主要的应对策略和措施还是设立敏感的、广泛的疾病检测或者症状检测系统。我国已建立覆盖多部门的病原体检测网络实验室体系，加强病原体的检测、识别和溯源能力，加强诊断试剂和疫苗研发等。“十一五”以来，中央财政投入19.1亿元，立项支持146项课题。 跨境传染病，如何防控
“全球化趋势导致传染病的跨边境传播，很多疾病现在已经实行无国界传播，‘非典’就是最典型的案例。”专题询问时，赵白鸽委员对边境地区传染病防控表示关注。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今年调研发现，我国陆地边境线长，地理条件和人员往来方式复杂，特别是云南、广西等西南地区，与越南、老挝、缅甸等国接壤，边境无天然隔离屏障，边民往来频繁，疾病跨境传播风险高。近年来，输入性霍乱、艾滋病、登革热等传染病时有发生，边境地区传染病防控任务繁重。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地方财力薄弱，难以独立支撑传染病防治体系和应对严峻的传染病防控形势。
“目前传染病跨境传播的特征在我国有些什么表现？在我国边境口岸和边境地区如何进行防控？如何形成有效的协调机制？”赵白鸽问。
质检总局局长支树平表示，现在全球传染病跨境传播的风险日益严峻，鼠疫、霍乱等古老的传染病频发；肺结核、疟疾等传染病死灰复燃；H1N1、中东呼吸综合征、H7N9禽流感等新发传染病也不断出现。据有关专家表示，现在全世界新发现的传染病病原体有将近40种，其中一半在我国有发现。而我国边境线比较长，特别是陆路边境比较长，像云南、广西、新疆与周边疫情复杂的国家接壤，但医疗基础薄弱，边民往来频繁，监管难度大，疾病跨境传播的风险比较高。
该如何防控？支树平介绍，从口岸卫生防疫来讲，主要是依靠卫生检疫；同时加强日常监测。他坦承，我国口岸总体比较重视卫生防疫，但是发展不平衡。一些大的口岸、机场、海岸口岸，一些大的陆路口岸卫生防疫能力比较强，但是一些临时口岸、季节性口岸的基础比较差，也缺乏设备和人员，还存在比较大的隐患。
支树平表示，目前主要有6方面的防控机制：建立国际传染病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口岸传染病监测机制，口岸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机制，口岸输入性医学媒介生物的监测控制机制，出国人员健康服务体制，联防联控机制（和卫生计生部门及有关部门，和境外卫生组织联防联控，和省、市、县各级组织的联防联控机制等）。其中，在口岸检测方面，我国2008年到2012年口岸排查处置有传染病症状者是11.7万余人，确认各种传染病6349例；今年上半年，在口岸发现有传染病症状12300多人。
“国境卫生检疫依照的《国境卫生检疫法》已实施26年了，现在确实需要修订，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够给予关注和支持。”支树平如是建议。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在调研中建议，中央财政应加大对边境地区的传染病防治投入，设立专项经费予以支持，加强防治体系建设，保障工作经费，从而巩固防止输入性传染病的第一道防线。
困难传染病患者，如何救助
“患有特定新发传染病的困难人群，政府有哪些具体的医疗救助政策？”专题询问会上，丛斌这样提问。
“对于困难传染病患者的医疗救助，国家有一个有效的政策体系。” 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首先回答这一问题。他表示，该体系分两个层次：其一，通过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解决，也就是通过新农合、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职工医疗保险三项基金的报销进行解决；其二，通过第一个层次仍然解决不了的，再通过医疗救助渠道解决，去年全国财政共安排医疗救助补助资金198亿元。
第二位回答问题的是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按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困难人群特定传染病医疗救助工作，是由民政部门负责。”李立国表示，对新发传染病，民政部会同原卫生部2010年出台《关于做好甲型H1N1流感重症患者医疗救助工作的通知》，要求在切实将低保、五保对象纳入甲型H1N1流感医疗救助的基础上，对家庭经济困难的重症患者及当地政府规定的其他困难人员实施救助。2013年，民政部会同财政部、卫生计生委等四部委下发了《关于切实做好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防控资金保障工作的通知》时，要求通过城乡医疗救助渠道帮助解决人感染H7N9禽流感贫困患者的医疗费用。这些政策都得到了贯彻落实。2012年，全国共给予困难人群医疗救助9134万人次，支出资金221亿元，其中包括新发传染病等。
“国家对西部贫困地区的传染病防控工作有哪些特殊的扶持政策？有无专项的资金支持？如何加强这方面的支持？” 刘德培委员继续提问。
“近几年国家财政对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尤其是对中西部地区工作的支持力度是不断加强的。”王保安表示，这种“加强”有两方面表现：一是，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重大传染病防治项目，以及专业防控机构的能力建设方面，构建了比较完善的政策体系和运作机制；二是，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对传染病防治的投入呈现倍增的态势。比如说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支持，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补助80%，中部地区补助60%，东部地区补助从10%到50%不等，体现了向中西部的倾斜。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表示，2012年，发改委和原卫生部一起组织编制并启动实施了《重大疾病防治设施建设方案》。中央对西部地区给予了重点支持，去年以来已经安排中央投资20亿元，支持西部地区300多个重大疾病防治设施项目建设。下一步，在中央资金和建设项目安排上都将优先支持西部地区，同时积极推进广西、四川、云南等地艾滋病重点医院，以及青海、云南国家鼠疫菌种库等的建设。
宣传教育预防，切勿“走过场”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报告显示：仍无全国统一的传染病防控教材；一些学校挤占健康教育课时，或对健康教材“一发了之”；一些媒体对“无偿开展传染病防治和公共卫生教育的公益宣传”责任落实不到位；除北京、上海外，多数省份有卫生保健人员的学校比例不超过50%，有的省在10%以下……
“控制传染源需要民众的理解支持，阻断传播途径需要民众积极参与配合，而保护易感人群更需要广大群众有自我保护意识。”专题询问时，姒健敏委员提出，全社会参与对于传染病防治宣传、教育、系统防治知识的普及非常重要。
在姒健敏看来，当前传染病防治的宣传、教育作用十分薄弱。“在鼓励全社会参与防治传染病、传染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普及和教育上，政府部门有没有规划、目标？学校怎么能保证‘不走过场’？”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聂辰席表示，下一步，将强调媒体的法律责任，扩大公益宣传；提高传染病防治宣传的质量，提倡通俗化、大众化；突出对重点环节、薄弱环节的宣传等。“要进一步创新理念、创新手段和方式方法，做好传染病防治工作的宣传。”
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坦承，目前学校在传染病防治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教育部关于开展学校传染病预防教育工作、学校校医和保健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均采取了一些措施，下一步将加大对学校传染病防控教育工作的检查力度，督促学校切实落实防控措施和要求；进一步加强健康教师培训和教学资源开发等。
分组审议中，罗亮权委员建议加大对传染病防治法的宣传力度，特别是对学生、农村和流动人口、重点人群的宣传。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帆认为，要重视发挥“微时代”媒体的作用。
“2003年的‘非典’和后来的禽流感，提示我们必须对‘人畜共患病’问题给予高度重视。”
“综合医院的传染性疾病科和感染性疾病科，大多是2003年‘非典’时突击建立的，多数机构处于萎缩阶段，放一两个人在‘守摊’。”
……
8月底，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对《国务院关于传染病防治工作和传染病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下称《报告》）进行分组审议、专题询问时，与会人员这样表示。
抗击“非典”十年后，委员们“会诊”出了传染病防治工作中的哪些问题？
防治体系“薄弱”，如何破解
“‘非典’的突发，给了我们一个警示，近年来国务院在传染病防治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对传染病的防控力度、科研立项的支持力度都加大了。我们医疗卫生战线的同志对此深有体会。”丛斌委员在分组审议时这样表示。
2003年以来，我国的传染病防治已经形成了一个政府领导、多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参与的初步工作格局，逐步建立起各级各类传染病预防体系。
“但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环境变化、人口流动，病种、病原的复杂关系，给传染病预防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朱静芝表示，基层疾控人员不足、任务重、待遇差，不能适应现实要求。
这一问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调研也有新发现。今年4月至5月，该委员会调研了北京、海南、云南等5个省、市及所辖16个市（县、区），问卷调查了上海、黑龙江等12个省（区、市）。调研发现，我国传染病防治体系还比较薄弱，突出表现在：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缺乏稳定长效的投入机制，还存在“财神跟着瘟神走”现象；防治人员数量和能力达不到工作要求；实验室检测能力需提升；基层动物疫病防治机构基础设施和队伍力量薄弱等。
“在加强传染病防控队伍建设方面，国家有什么解决思路和改革措施？”朱静芝在专题询问会上问道。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传染病防控人员的队伍建设高度重视，在人员培训、待遇等方面，都有一些专门政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晓初回答说，我国对传染病防控人员建立了卫生防疫津贴，2004年将专职从事传染病、寄生虫病防治人员也纳入津贴范围，并大幅提升津贴标准。目前，全国近20万人获该津贴。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徐科表示，已加大对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力度，重点开展对重点疾病防控、新发传染病应对、实验室检验检测等知识和技能培训；同时强化人员绩效考核评估。
避免“小道消息满天飞”
“明天市内医院转移‘非典’病人，千万不要上街”、“某某学校出现疫情”……2003年非典时期，全国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谣言。
此类“小道消息”，近年来也出现在小儿手足口病、禽流感等传染病防治过程中。今年4月，浙江省慈溪市警方对3名散布甲型H7N9禽流感疫情者予以行政拘留。
谣言止于公开，疫情的科学发布是消除社会恐慌的良药。分组审议期间，多位委员、代表为健全疫情发布制度“支招”。
“传染病疫情的发布，贵在及时、准确。‘非典’以后，疫情发布制度和发布工作已有很大进步，但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制度、完善机制。”韩晓武委员表示，疫情发布不及时、不准确，会耽误疫情防控，且会导致“小道消息会满天飞”，造成社会恐慌甚至混乱。要强化重大疫情只能由中央主要媒体和国家行政主管部门官方网站发布制度。
许振超委员建议，地方政府将传染病定为“公共卫生事件”后，应迅速查明发病原由，并尽快向社会公众通报，以平息猜疑和恐慌情绪。“这几年好多地方出现了小儿手足口病，但是发病后，一些地方信息披露显得非常迟缓，从而造成当地家长惶惶不安，不利于传染病防治。”许振超说。
全国人大代表马文芳认为，公众对传染病疫情享有知情权，各级政府和疾控中心应真实、准确、及时对公众公布疫情信息。全国人大代表杨林花则建议，对甲类、乙类传染病，每年或每季度应在全国医疗系统予以公布，以引起各级政府、医疗部门、医疗机构甚至每一个医生的关注。
禽流感等新发病，怎样应对
如果说“非典”是传染病防治法的一次大考，如何防治禽流感等新发传染病则成为新的关注点。
“大规模集约化畜、禽养殖场或者养殖地区，可能成为人与动物共患传染病的新的发源地……对传染病可能出现新的发源地和传播途径，是否建立了相应的监测、预警机制？”专题询问时，谢小军委员如是说。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表示，通过坚持日常检测、加强风险评估、建立多部门合作预警机制，目前还没有此类重大传染病发生。如在三峡工程建成后，开展对三峡库区人群的健康检测，17年来，没有发现传染病疫情方面的异常情况。
“禽流感是近十年来我们国家畜牧业面临的重大挑战。2003年年底爆发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一直持续到现在。”农业部副部长于康震表示，禽流感不仅危害养禽业，也是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农业部门一直抓源头治理，防控禽类的禽流感；加强监测，全国基层建立了400多个农业部直属的疫情监测点；制定了严密的应急预案，一旦发现疫情，按照预案迅速扑灭。
于康震表示，为了做好今冬明春H7N9的防控，农业部已于7月份印发今年下半年和2014年H7N9病毒监测方案；9月初将召开2013年秋季动物防疫秋防大会，全力避免今冬明春发生大的家禽疫情。
“针对新发传染病的变异规律，有什么科学预测手段？在科研立项上有什么支持？”丛斌问。
徐科表示，从国内外传染病防控实践看，现在大多数传染病的发生规律是难以预见的，主要的应对策略和措施还是设立敏感的、广泛的疾病检测或者症状检测系统。我国已建立覆盖多部门的病原体检测网络实验室体系，加强病原体的检测、识别和溯源能力，加强诊断试剂和疫苗研发等。“十一五”以来，中央财政投入19.1亿元，立项支持146项课题。 跨境传染病，如何防控
“全球化趋势导致传染病的跨边境传播，很多疾病现在已经实行无国界传播，‘非典’就是最典型的案例。”专题询问时，赵白鸽委员对边境地区传染病防控表示关注。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今年调研发现，我国陆地边境线长，地理条件和人员往来方式复杂，特别是云南、广西等西南地区，与越南、老挝、缅甸等国接壤，边境无天然隔离屏障，边民往来频繁，疾病跨境传播风险高。近年来，输入性霍乱、艾滋病、登革热等传染病时有发生，边境地区传染病防控任务繁重。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地方财力薄弱，难以独立支撑传染病防治体系和应对严峻的传染病防控形势。
“目前传染病跨境传播的特征在我国有些什么表现？在我国边境口岸和边境地区如何进行防控？如何形成有效的协调机制？”赵白鸽问。
质检总局局长支树平表示，现在全球传染病跨境传播的风险日益严峻，鼠疫、霍乱等古老的传染病频发；肺结核、疟疾等传染病死灰复燃；H1N1、中东呼吸综合征、H7N9禽流感等新发传染病也不断出现。据有关专家表示，现在全世界新发现的传染病病原体有将近40种，其中一半在我国有发现。而我国边境线比较长，特别是陆路边境比较长，像云南、广西、新疆与周边疫情复杂的国家接壤，但医疗基础薄弱，边民往来频繁，监管难度大，疾病跨境传播的风险比较高。
该如何防控？支树平介绍，从口岸卫生防疫来讲，主要是依靠卫生检疫；同时加强日常监测。他坦承，我国口岸总体比较重视卫生防疫，但是发展不平衡。一些大的口岸、机场、海岸口岸，一些大的陆路口岸卫生防疫能力比较强，但是一些临时口岸、季节性口岸的基础比较差，也缺乏设备和人员，还存在比较大的隐患。
支树平表示，目前主要有6方面的防控机制：建立国际传染病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口岸传染病监测机制，口岸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机制，口岸输入性医学媒介生物的监测控制机制，出国人员健康服务体制，联防联控机制（和卫生计生部门及有关部门，和境外卫生组织联防联控，和省、市、县各级组织的联防联控机制等）。其中，在口岸检测方面，我国2008年到2012年口岸排查处置有传染病症状者是11.7万余人，确认各种传染病6349例；今年上半年，在口岸发现有传染病症状12300多人。
“国境卫生检疫依照的《国境卫生检疫法》已实施26年了，现在确实需要修订，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够给予关注和支持。”支树平如是建议。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在调研中建议，中央财政应加大对边境地区的传染病防治投入，设立专项经费予以支持，加强防治体系建设，保障工作经费，从而巩固防止输入性传染病的第一道防线。
困难传染病患者，如何救助
“患有特定新发传染病的困难人群，政府有哪些具体的医疗救助政策？”专题询问会上，丛斌这样提问。
“对于困难传染病患者的医疗救助，国家有一个有效的政策体系。” 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首先回答这一问题。他表示，该体系分两个层次：其一，通过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解决，也就是通过新农合、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职工医疗保险三项基金的报销进行解决；其二，通过第一个层次仍然解决不了的，再通过医疗救助渠道解决，去年全国财政共安排医疗救助补助资金198亿元。
第二位回答问题的是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按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困难人群特定传染病医疗救助工作，是由民政部门负责。”李立国表示，对新发传染病，民政部会同原卫生部2010年出台《关于做好甲型H1N1流感重症患者医疗救助工作的通知》，要求在切实将低保、五保对象纳入甲型H1N1流感医疗救助的基础上，对家庭经济困难的重症患者及当地政府规定的其他困难人员实施救助。2013年，民政部会同财政部、卫生计生委等四部委下发了《关于切实做好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防控资金保障工作的通知》时，要求通过城乡医疗救助渠道帮助解决人感染H7N9禽流感贫困患者的医疗费用。这些政策都得到了贯彻落实。2012年，全国共给予困难人群医疗救助9134万人次，支出资金221亿元，其中包括新发传染病等。
“国家对西部贫困地区的传染病防控工作有哪些特殊的扶持政策？有无专项的资金支持？如何加强这方面的支持？” 刘德培委员继续提问。
“近几年国家财政对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尤其是对中西部地区工作的支持力度是不断加强的。”王保安表示，这种“加强”有两方面表现：一是，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重大传染病防治项目，以及专业防控机构的能力建设方面，构建了比较完善的政策体系和运作机制；二是，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对传染病防治的投入呈现倍增的态势。比如说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支持，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补助80%，中部地区补助60%，东部地区补助从10%到50%不等，体现了向中西部的倾斜。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表示，2012年，发改委和原卫生部一起组织编制并启动实施了《重大疾病防治设施建设方案》。中央对西部地区给予了重点支持，去年以来已经安排中央投资20亿元，支持西部地区300多个重大疾病防治设施项目建设。下一步，在中央资金和建设项目安排上都将优先支持西部地区，同时积极推进广西、四川、云南等地艾滋病重点医院，以及青海、云南国家鼠疫菌种库等的建设。
宣传教育预防，切勿“走过场”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报告显示：仍无全国统一的传染病防控教材；一些学校挤占健康教育课时，或对健康教材“一发了之”；一些媒体对“无偿开展传染病防治和公共卫生教育的公益宣传”责任落实不到位；除北京、上海外，多数省份有卫生保健人员的学校比例不超过50%，有的省在10%以下……
“控制传染源需要民众的理解支持，阻断传播途径需要民众积极参与配合，而保护易感人群更需要广大群众有自我保护意识。”专题询问时，姒健敏委员提出，全社会参与对于传染病防治宣传、教育、系统防治知识的普及非常重要。
在姒健敏看来，当前传染病防治的宣传、教育作用十分薄弱。“在鼓励全社会参与防治传染病、传染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普及和教育上，政府部门有没有规划、目标？学校怎么能保证‘不走过场’？”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聂辰席表示，下一步，将强调媒体的法律责任，扩大公益宣传；提高传染病防治宣传的质量，提倡通俗化、大众化；突出对重点环节、薄弱环节的宣传等。“要进一步创新理念、创新手段和方式方法，做好传染病防治工作的宣传。”
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坦承，目前学校在传染病防治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教育部关于开展学校传染病预防教育工作、学校校医和保健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均采取了一些措施，下一步将加大对学校传染病防控教育工作的检查力度，督促学校切实落实防控措施和要求；进一步加强健康教师培训和教学资源开发等。
分组审议中，罗亮权委员建议加大对传染病防治法的宣传力度，特别是对学生、农村和流动人口、重点人群的宣传。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帆认为，要重视发挥“微时代”媒体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