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在一个特别正常的家庭。我爸我妈不干涉我的事，就是在我穿衣服的事儿上比较唠叨。我妈说我穿得太土，让我穿艳色；我爸就跟她吵，说别把小孩打扮得小丑似的，我爸是军人，他说女孩的衣服最好看的颜色就是蓝和白。他们总这样，为特别小、特别奇怪的事吵架。
　　
　　 我喜欢他们，有了想不明白的事，第一时间问他们。我写《失恋33天》里的大老王就是按我爸的性格写的，他宠小孩的态度就是大老王那样的。很多人说我写的老板不真实，确实不真实。我爸对我是一个样子，他工作的时候又是另一个样子。有一次我爸拉着我上街，迎面过来两个女兵，是他的手下，她们还吃着冰棍呢，一见我爸立刻把冰棍甩到一边去了。我当时想，我旁边站的什么人啊，把人家吓成这样。
　　大学毕业时，我爸跟我说，别急着出去找工作，还每天做得不开心。养你这么大，不是为了让你找一个不开心的工作，每天愁眉苦脸地回家。你先在家想想适合干什么，实在不行，我们养你到25岁，25岁以后就找个人嫁了。我听了心里挺踏实的。我真的打算结婚后是要做家庭主妇的，所以我跟滕导（滕华涛，《失恋33天》导演）反复说我写到结婚就不写了。
　　 干编剧这事，我不能尽全力去做。因为尽全力就意味着得用十分的劲去做，摔倒了会特别疼，我是特别怕疼得人，所以我永远只尽七分力。不是说那三分力不想使，或者说我偷懒，是不敢使。这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开始剥的是外层，很轻松地剥开了；但再往里剥就会流眼泪——写第一个、第二个本子可能都是我想写的东西，有表达欲，但是再写下去，就必须不停把自己榨干，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好。我觉得那个过程只有伟人能做到，我不是伟人，我还是想偷懒。
　　 我没化过妆，也没穿过高跟鞋。我当然也想美美地出现在人前，正式场合也想穿得稍微好一点，起码不让人心里添堵。但半个小时是我的底线，要说先去化妆再去挑衣服，弄一个上午，我会尿急。周围有这么一批不重视仪表的朋友，怎么可能去打扮呢？我也挺羡慕人家一群朋友出去，看起来特别淑女、有派的，我的朋友出去一个个都像土豆似的。
　　 我对“朋友”这两个子看得特别重，对我来说没有一面之交的朋友、吃喝玩乐的朋友、深交的朋友这种区分，我就把人划分成朋友和不认识的人。没有深交，在我看来就是不认识这个人。有人说《失恋33天》是写我朋友的故事，怎么可能！我是绝对不会把朋友的故事拿去卖的。我宁可卖自己，也不会卖朋友啊。如果有一天，真的没有编故事的想象力了，那我宁可不做编剧了。
　　 文艺女青年是这个世界一股清新的风。我特别讨厌文艺男青年，就是那种让爹妈养着不干活，天天谈理想谈人生，谈完以后，买单的时候去上厕所的人。我的男性朋友都特别踏实，他们也文艺地谈人生，但并不妨碍他们担负社会责任。正是他们的努力保证了这个社会的正常运转，是值得尊重的。有些文艺男青年这样说他们：那种人很庸俗，一辈子就算完了……我特别特别讨厌这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