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县是历代基层政权，州县官员是亲民之官，民间表述中的七品芝麻官，《清朝通典》对其职责的描述为：“平赋役、听治讼、兴教化、厉风俗，凡养民、祀神、贡士、读法，皆躬亲厥职而勤理之。”可见，州县主官知县的职位之重要、责任之重大非同一般。因此，清代州县主官的选任，绝非易事。一般科甲士子，拟任州县，都要经历漫长的过程。清代咸同时期，长期任职广东地区的州县官员杜凤治，所著为官理政和修身齐家的《望凫行馆宦粤日记》，为此提供了生动素材。
　　清代选官渠道
　　清代州县主官的来源渠道主要是科举取士，并有捐纳、恩荫等各类辅助渠道。在科举取士中，以进士科为选官最优最快途径。按惯例，取得举人身份的士子，可以参加每3年在京师贡院举行的会试。因试期多在3月，所以也称春试（春闱）。会试中额各科多寡不同，一般为百余名或二三百名。会试四月放榜，中试者称贡士，其第一名称会元。此后，又举行复试和殿试，殿试名次的排列分为三甲，一甲共三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殿试后，继续举行进士朝考，选拔翰林院庶吉士，称馆选。馆选庶吉士入馆工作3年后，经选拔考试，部分人员可优先选任州县官，俗称“老虎班”。此外，3次会试未能中进士的举人，也可以直接参加州县官员的选任。
　　据研究估算，清中后期每次全国参加乡试的考生约16万人，从中选拔5000人左右成为举人，然后会试最终选出进士200～300人左右。著名清代才子郑板桥乃康熙秀才、雍正举人，至乾隆年间才中进士。因官职数量有限，历尽辛苦脱颖而出的科甲士子，选官时，仍困难重重，至乾隆年间，就有举人积30年未获选任、进士积10余年未获选任的情况发生。杜风治所在的咸同时期，战乱迭出，捐官泛滥，得官更是难上加难。
　　一年候选之路
　　《望凫行馆宦粤日记》的作者杜风治，并非进士，而是举人出身，其选官比较进士，自然更加困难。据日记记载，杜凤治获得选任州县官的资格后，在京候选竞长达10年之久。清代由举人任知县的選举方式，主要分为常规的“拣选”和“大挑”，因“大挑”属6年才有一次的非常规选拔，杜凤治所走的选官渠道主要是“拣选”。
　　咸丰五年（1855年），杜凤治赴京城吏部办理了拣选相关手续，开始了寓居京城的“候选”生活，入馆教书、代写笔札成为杜凤治的生计来源。这一等，整整7年，候选之路遥遥无期。同治二年（1863年），适逢京城举行“大挑”，杜凤治自然要抓机会参加。然而，“大挑”选任知县也绝非易事。根据时人描述，“大挑”之时，由皇帝委托大臣主持，候选之人20人站立一排，主要“以貌取人”，大挑官一眼望去，选得相貌魁梧者3人，以知县用。6年一次的“大挑”机会，杜凤治未能选中，遗憾之余，杜凤治因充任教习，稍有积蓄，于是下决心推进选官进度，出资托人花钱加捐，进入所谓“不积班”选官行列。在当时的州县官选任过程中，一般有“候选”“积班”“加捐花样”等形式。如果想较快获选，从具有任职资格的群体中脱颖而出，则只有加捐，才可能进入“不积班”的实选序列。
　　然而，选官之路仍不平坦，依惯例，“不积班”选官者一般月选1～2人，而杜风治已经在这一选拔中排到第37轮选任。如此轮选官不中，则又需要重新轮候，再等三五年。本来杜凤治在第37轮选官中排名第3，恰同班选官之人中有父母去世，照例回籍守制。由此，杜凤治以替补身份，终于获得了选任县官的机会。这一年，已经是同治四年（1865年）。
　　此年又逢庶常散馆，新科进士入翰林院实习3年结束，照例先选，也就是进士出身“老虎班”的优先权。为此，杜风治又等一年，直至同治五年（1866年），适逢各省“大计”，各省报京州县官员缺，岗位稍为宽裕，杜风治方选得广东省广宁县知县。至此，杜凤治寓京10年的候选之路正式结束。
　　拜谒京中“室友”
　　选定广宁知县的杜凤治，在10年候选的漫漫长路中，内心已经颇为平静，并将此归为命运，他在日记中写道：“予幸而到班有期，皆命为之，无足忧喜。”同治五年（1866年）三月二十七日，杜凤治领到上任凭照，凭照上书到任时限：“本年八月二十七日到任。”然而，杜凤治并未即时启程，而是在京做准备，其主要内容是筹钱上路和经营关系网络。
　　筹钱的主要渠道在当时称为“拉京债”，也就是通过各种关系寻求借贷，拿到凭照后的四五月间，杜凤治所遇直接、间接、朋友推荐等借债的十余起，多数因折扣太高、人不可靠等原因未能成行。杜凤治在日记中写道：“自选缺后，费用层出，进项毫无，假款宛转无成，贫至无名一钱，家中用度顷刻难缓，一日之间，屡次走索，甚于追呼。不谅至此，殊堪恼恨。”至此困难之时，忽然峰回路转。六月二十九日，杜凤治好友松堂来见，推荐一梁姓仆人跟随杜凤治履任，并且能为杜凤治“拉京债”。此番拉债较为顺利，杜风治顺利借款4000两，对扣实得2000两。借款到手后，还债、买船、打点行装，一应支出，2000两很快告罄。杜凤治在二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左支右绌，思之未得其宜，更觉劳之，月内决意就道，川资尚缺，殊堪焦灼。”为此，杜凤治只好再兴借贷，先后借朋友章京圃及4个仆人近2000两。有了这些钱，杜凤治得以从容置办行装，在京访师拜友等等。
　　在京期间，杜凤治以拜谢“座师”“荐师”之名，先后3次拜访“滇师”太子太保许慎生，5次拜访“伯寅师”督察院左副都御史潘祖荫，恭执弟子礼。此外，杜凤治更是与同辈朋友广泛交往，在京四月，轮番与朋友、同年见面、宴饮，初相识者，字号、籍贯、简历详细记录。杜凤治的努力也颇有效果，临行前，“滇师”许慎生为其书写对联，“伯寅师”潘祖荫赞其为“中流砥柱”，并表示向广东省内要员推荐杜凤治。当然，借债也是开展这些社交活动的保障。杜风治也在日记中写道：“生平何尝如此用银，做官真可危也。”
　　终于，各项准备工作齐备，踌躇满志的杜凤治在众多随从仆役的簇拥之下，在赴任购置的新船正中端坐，沉声下令：“添雇水手，每船两名，本船水手，另加犒赏，催促速行。”
　　毫无疑问，作为科举士子的杜凤治，其心中或许也曾有修齐治平的理念操守和“致君尧舜上”的人生理想，然而，在传统社会“读书”为仕进之途的大背景下，州县主官的任命并不是由基层历练而任用，而是以身资献纳获拣选；不是因谋事兴业而升迁，而是以举债拉仆求赴任。其出发点是为官而不是为民，其落脚点是唯利而不是唯义。有鉴于此，如杜凤治等州县官员，断难做好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