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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个体的财富出现了迅猛的增长。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的是,在改革的进程中,贫富差距也在快速的拉大。这其中当然有转型期间利益分配不均的原因。还不能忽视的就是个体在思想、意识及能力上的差异,在时代的机遇面前,有的人抓住了、有的人失去了。
谁受益、谁遭损?
专家们经常把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做比较,俄罗斯采取“休克疗法”,一夜之间私有化,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倒退,寡头资本家与底层民众的财富水平突然间天壤之别。而中国实行的是“摸着石头过河”,逐步的在某些领域私有化,尽管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相对缓和得多。两种方式的结果不同,而从过程上来看,都是将政府掌握的资源释放到民间,只是一个快一个慢。
在计划经济时代,各种商品、能源、土地都由国家统一划拨调配,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市场开始对其进行配置。显然,靠近核心资源的人,就有可能率先将资源转化成资本。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中,有三次重大的财富转移。一次是80年代后期在价格双轨制下,催生了一批“官倒”;一次是兴起于21世纪初的国企MBO,一部分国有资产流失到个人手中;另一次就是土地的资本化,“土地加贷款、空手套白狼”,富了一大批炒地、囤地的商人和腐败官员。
当然,在这三次财富转移中暴富起来的人毕竟是少数,而且这种不正当的渠道也不会成为社会的主流。更多的人在这三十年里,是抓住了时代的机遇,率先解放思想,靠勤劳致富。他们当中包括改革之初的农民、80年代初的个体户,85年前后的一部分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家,88年左右做内贸、外贸的人,93、94年参与早期炒股炒房的人,98年的资本运营高手以及99年之后出现的网络新贵等等。
这些人是改革开放中的弄潮儿,当然也会有被改革大潮抛弃的:比如90年代中后期的农民群体、老国企的下岗工人、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市贫民部落等等。我们在关注那些成功者的同时,也不应忽视这些弱势人群。
三十年改革路径与个体命运
改革三十年,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个体的财富命运迥异。回首三十年的改革路径,再比照一下身边人的财富命运,不由得感慨造化弄人。
在改革开放之初,全社会财富处在一个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改进”阶段,也就是改革开放几乎让每个人都受益。因为在文化大革命阶段,经济运行几近崩溃,人们手中仅拥有极少的财产,每个人都渴望摆脱自身的命运。所以,当联产承包责任制出现,拉开改革的序幕,几乎得到了所有人的拥护。人们对新事物并非没有担心,但这完全让位于对个人收入增长的期待中。
接下来,中国经济走的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道路。这期间,个体户开始涌现,在商品相对短缺、市场流通不畅的情况下,他们的出现顺应了市场的需求。尽管社会地位有些“边缘”,但他们却最先尝到了市场的甜头。当某些人一不小心成了“万元户”,确实给当时人们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计划与垄断和市场自由之间必然是冲突的,80年代后期价格双轨制的存在导致了“官倒”的出现,这让改革的公正性受到质疑。88年“价格闯关”失败,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改革受到了一定的挫折。
纵观整个80年代,尽管由于制度的原因产生了不公的现象,但真正抓住机遇的依然是敢于解放思想、有开拓精神的人。而且这一阶段的改革开放几乎使各个群体受益,这是不争的事实。
1992年以后,由于苏联东欧体制的相继崩溃,令“计划经济”声誉扫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了一种共识。这时,通过价格并轨基本实现了产品价格的市场化,而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名义下,一大批企业完成了“转制”、“重组”,企业的掌权者无疑成了受益最大的人。不能否认,这一阶段民营企业家成长起来,而有市场意识的国有企业老总也为社会和自己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但另一面,我们也看到一批企业被市场淘汰,下岗失业人员成为最失落的人群。
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改革,出现“财权上收、事责下放”的趋势。“分税制”让中央的财政收入迅速增加,强化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但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基层的公共品供应出现短缺,尤以农村为甚,农民的负担日益加重。另外,“分税制”刺激了地方政府依靠土地来吸引资本、增加财政收入,出现了引资热、开发区热,也为日后的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打下伏笔。
90年代,市场成为主导一切的力量。财富越来越向企业家和商人集中,而且他们的身份也可以登堂入室了。“官商结合”的现象渐渐出现,对于失业的工人和失去土地的农民来说,不公平感在加剧。
2001年“入世”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大踏步的融入全球化进程。这个阶段经济明显加速,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剧增,同时出现经济过热、资产价格泡沫,环境恶化和能源紧张等问题,甚至有学者提出要警惕“拉美化危机”。同时,出于“国家战略安全”的考虑,垄断国企的地位得到了强化;另一方面,在互联网热潮的推动下,一批海归创业者带着技术和资本回来了,他们在一定时期成了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此外,国家对三农问题开始重视,农民的处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但进入2008年,这一切似乎又要发生变化……
新的转型与时代机遇
2008年,中国经济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内部来说,人民币汇率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通货膨胀居高不下、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从外部来看,次贷危机仍在蔓延,美元持续贬值,大宗商品价格高企。当前的这种局面其实是由长期以来内外部经济失衡造成的,于是我们必须面临新的转型,这也为个人发展提供了时代机遇。
未来30年,中国必须在金融战略上冲击美元霸权。美元的霸权地位本质上能对持有或使用美元的经济活动征税和掠夺。这一方面导致美国的经济泡沫化;另一方面中国不得不采取过分出口导向的工业战略,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向美国出口,最终使国民买不起自己生产的商品或进口的商品,导致需求不振,教育科技等长线建设萎缩。这也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情况。
摆脱美元霸权的支配,就是要实现中国经济从出口依赖型向以主权信贷融资来加速国内发展型转变,这样我们不需要那么多外资和外汇。中国正在向世界的经济巨人迈进,但是因为美元霸权,中国还有待要求其合理的金融权。比如中国可以要求所有出口的商品必须以人民币支付。当然,要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必须是金融强国。
打造金融强国首先要求在金融业进一步开放的前提下,我们有出色的银行家能够以主权信贷为国内发展有效配置资金,而且不受通货膨胀惩罚。还要求有一批本土优秀的投资家,可以在虚拟经济环境下集合国内资金为中国争取到大宗商品的定价权。而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应该摆脱过度依赖储蓄的做法,学会在信用经济体系下将资产进行合理配置乃至全球配置,这样才能避免辛苦创造的财富被别人掠夺。以中国人的智慧和勤奋,他们当中未来会出现世界知名的投资大师,就如那些本土优秀的民营企业家一样。
未来几年,中国还必须向内需拉动的经济结构转型,这就要求人民收入增加,社会保障健全。虽然在短期内会给企业增加负担,长期来看却是促使其有更强的竞争力。于是,那些真正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专业技术人员和创意设计人员是企业更加需要的,惟有这些人才,才能让企业在成本提高的情况下增加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经历2008年的这次经济调整后,企业意识到产品仅依赖低廉价格,而缺乏品牌影响是没有市场竞争力的。同时经济发展对环境保护和能源利用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要求我们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只有中国能通过文化出口影响世界,我们的产品才有更高的品牌附加值,才会逐渐摆脱通过对能源和环境无节制索取来维持经济增长的局面。这对文化创意产业的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对于立志于打造服务型政府的当局来说,也需要舆论的监督,只有把本土的媒体做强做大,才能在世界舆论中发出更强有力的声音。
奥运过后,经济转型的步伐必将加快,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启,或许对于个体来说,少了经济转轨时期的暴富机会,也少了商品短缺时期的致富途径,但只要你拿出更大的勇气和智慧,你一定能抓住未来时代赋予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