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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理新闻工作回忆录时，我打开了当年我在《安庆报》担任记者期间的采访本，过往旧事，又活生生地跳到了我的眼前——
那是１９５８年的夏天，早稻正在抽穗，田野充满着生机和希望。但此时，骄阳似火的安庆地区已很长时间没有下雨，河塘干涸，稻田出现了密如蛛网的裂痕，而且旱情在不断扩大，２４０万亩的庄稼受到严重威胁，人们心急如焚。当时的中共桐城县委第一书记张安国接受我采访时说：“今年的大旱，比１９３４年出现的旱灾还要严重。”
炎阳把大地烤得火辣辣的。安庆地区的党政军民冒着酷暑齐上阵，每天有２４０万劳动力投入艰苦卓绝的抗旱斗争，大家到处挖井找水。
当时我终日汗流浃背，奔忙在抗旱第一线采访。那时时兴说“一天等于二十年”，一些夸张的浪漫的口号也一一见诸报端，比如“要使江水向上流，要使湖水上山头”、“端起长江水，泼遍广济圩”、“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干旱哪里浇”。群众的干劲是令人感动的，战胜旱魔的信心是可贵的，但当时我们没有想到，这些夸张的不切实际的口号已呈现出“浮夸”的端倪。
１９５８年安庆地区的大旱，威胁到全区４００多万人口的吃饭问题。日益发展的旱情，震惊了中共安徽省委，引起了党中央的密切关注。
６月２６日黎明，当时的安庆地委主要负责同志打电话给我：“今天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到桐城视察抗旱，你立即到地委来，随我们的小车到桐城采访。”最后，他又补了一句：“有困难吗？”我爽快地回答：“没有，马上出发。”
去桐城的路上到处都是抗旱阵地，路两边红旗招展，巨幅标语赫然醒目：“干旱夺丰收，抗到天低头！”劳动号子冲破云天。
我们到达桐城县委大院一个小时后，上午１０点，几辆轿车鱼贯而入，省委负责同志和中央领导来了。走在前面的是省委农工部部长张世荣和书记处书记王光宇，后面是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和中央农工部副部长刘瑞龙，谭震林走在中间。
休息片刻后，桐城县委书记张安国拿出了一大叠汇报材料和抗旱表格，说：“现在汇报吧。”谭震林手一挥：“不，下去看看，一边看，一边谈。”
大家顶着烈日来到大关乡政府，首先参观了这个乡“远景规划模型”。模型旁边标有：“十年规划，一年实现。１９５８年实现电气化、水利化”的字样。谭震林看后，若有所思地问：“每个乡都有这样的规划吗？”陪同的人回答：“每个乡都有，这是向群众进行远景前途教育。”谭震林很和蔼地说：“前途远景与当前现实要分开嘛，不要把十年要做的事与一年要做的事混淆起来了。”
看过模型，大家来到了田野，参观了抗旱工地上的风力水车，谭震林频频点头，高兴地说：“这办法很好，节省劳力，要大力推广。”现在回想起他的谈话，我真切地体会到尽管当时许多人头脑发热，他却很冷静，对能办到的就鼓励，对一时办不到的则不轻易表态，对出了格的就毫不含糊地指出。
太阳快当顶时分，谭震林一行又乘车向南，来到了石河乡第九、十生产队，参观了桐城县委水稻试验田。这一片试验田，由于水源较好，吃的是“小灶”，又有农技干部亲自指导，禾苗长势超过一般稻田。谭震林站在田埂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问当地干部：“这片水稻，每亩能收多少斤？”搞试验田的干部回答：“亩产３０００斤，争取５０００斤。”
谭震林挪了两步，问一位县里干部：“能收这么多吗？”
那个干部满怀信心地回答：“能搞‘卫星上天’，上天是没有问题的。”
谭震林又问：“全县的情况怎么样呢？”
县里一位干部毫不迟疑地回答：“全县早稻亩产双千斤的有６万多亩，亩产３０００斤的有１１０００亩，亩产５０００斤的也有一些。”
谭震林又端详了一下身旁的稻禾，自言自语地说：“我看亩产能搞到１０００斤，大家也就很满意了。”他又接着问道，“全县实现双千斤，有没有这个条件？有没有把握？”
县里一位干部应声答道：“我代表全县人民回答：我们有条件，决心实现双千斤县！”顿时，一片笑声掠过田野，似乎双千斤已经到手。只听谭震林诙谐地说：“一个农民摊两千斤粮食，吃不掉啦，可以熬糖，可以做糕点吃啰。”
当时，大家听后并不解其中深意。
中央及省委负责同志在大旱之年冒着酷暑，来到桐城视察工作，对桐城县委无疑是个极大的鼓舞。虽然谭震林在谈话中既有否定也有肯定，但县委在传达贯彻谭震林指示时，对其中表扬的方面一丝未漏，对批评的部分却轻描淡写，甚至被“贪污”了。
谭震林离开桐城的当天晚上，桐城县委又一次开会，要求全县人民鼓足冲天干劲，不分昼夜地与旱魔搏斗，并提出了一个新的战斗口号：“块块保丰收，棵棵保丰收。”具体目标是“从６月３０日到７月６日，７天内全县实现提水工具新式化。”次日黎明，全县已有２０多万人吃在工地，睡在工地。工地上又出现了一幅醒目标语：“欲与天公试比高！”
接着，安庆地委主要负责同志主持召开了各县县委书记电话会议，进一步大动员，大鼓劲，推广“桐城抗旱经验”，誓把桐城的红旗插遍全区，用“卫星”上天的辉煌成就，击退“观潮派”、“摇头派”和“秋后算账派”的“进攻”。因而，人们出现了一种心态：一往无前，切莫被戴上右倾的大帽子。
半个月后的７月１４日，全区创造各种新式提水工具７．７５万多种，改制提水工具８．８３万多种，打井７３．３万多眼。各地上报“丘丘有水井，清泉地上流”，“一年不下雨，也可保丰收”。《抗旱进程统计表》刷新了纪录：半月来，全区２４０万人上阵，夺得２４０万亩早稻丰收。在那干旱的日子里，到处都在锣鼓喧天地放“卫星”，最大的一颗“卫星”要算枞阳高丰圩的一片早稻田了，亩产４万多斤（尾数未作记载，可查当年的《安庆报》报道）。
欢声过后，不觉到了１９５９年的春天，出现了春荒，我到怀宁高河、太湖徐桥一带采访，有农民小声地对我说：“我们已经歪歪倒了。”“歪歪倒”是什么意思？原来出现了饿、病、逃、荒、死现象。我不禁忧心忡忡。
回想起来，如果当年对谭震林否定一面的话多讲一点，泼一点冷水，人民吃的苦头也许要少一点；如果当年把毛泽东在《党内通讯》上发表的指示落到实处，真正按照“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的指示去办，也许不会遭受那么大的挫折。
愿历史莫再重复……
那是１９５８年的夏天，早稻正在抽穗，田野充满着生机和希望。但此时，骄阳似火的安庆地区已很长时间没有下雨，河塘干涸，稻田出现了密如蛛网的裂痕，而且旱情在不断扩大，２４０万亩的庄稼受到严重威胁，人们心急如焚。当时的中共桐城县委第一书记张安国接受我采访时说：“今年的大旱，比１９３４年出现的旱灾还要严重。”
炎阳把大地烤得火辣辣的。安庆地区的党政军民冒着酷暑齐上阵，每天有２４０万劳动力投入艰苦卓绝的抗旱斗争，大家到处挖井找水。
当时我终日汗流浃背，奔忙在抗旱第一线采访。那时时兴说“一天等于二十年”，一些夸张的浪漫的口号也一一见诸报端，比如“要使江水向上流，要使湖水上山头”、“端起长江水，泼遍广济圩”、“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干旱哪里浇”。群众的干劲是令人感动的，战胜旱魔的信心是可贵的，但当时我们没有想到，这些夸张的不切实际的口号已呈现出“浮夸”的端倪。
１９５８年安庆地区的大旱，威胁到全区４００多万人口的吃饭问题。日益发展的旱情，震惊了中共安徽省委，引起了党中央的密切关注。
６月２６日黎明，当时的安庆地委主要负责同志打电话给我：“今天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到桐城视察抗旱，你立即到地委来，随我们的小车到桐城采访。”最后，他又补了一句：“有困难吗？”我爽快地回答：“没有，马上出发。”
去桐城的路上到处都是抗旱阵地，路两边红旗招展，巨幅标语赫然醒目：“干旱夺丰收，抗到天低头！”劳动号子冲破云天。
我们到达桐城县委大院一个小时后，上午１０点，几辆轿车鱼贯而入，省委负责同志和中央领导来了。走在前面的是省委农工部部长张世荣和书记处书记王光宇，后面是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和中央农工部副部长刘瑞龙，谭震林走在中间。
休息片刻后，桐城县委书记张安国拿出了一大叠汇报材料和抗旱表格，说：“现在汇报吧。”谭震林手一挥：“不，下去看看，一边看，一边谈。”
大家顶着烈日来到大关乡政府，首先参观了这个乡“远景规划模型”。模型旁边标有：“十年规划，一年实现。１９５８年实现电气化、水利化”的字样。谭震林看后，若有所思地问：“每个乡都有这样的规划吗？”陪同的人回答：“每个乡都有，这是向群众进行远景前途教育。”谭震林很和蔼地说：“前途远景与当前现实要分开嘛，不要把十年要做的事与一年要做的事混淆起来了。”
看过模型，大家来到了田野，参观了抗旱工地上的风力水车，谭震林频频点头，高兴地说：“这办法很好，节省劳力，要大力推广。”现在回想起他的谈话，我真切地体会到尽管当时许多人头脑发热，他却很冷静，对能办到的就鼓励，对一时办不到的则不轻易表态，对出了格的就毫不含糊地指出。
太阳快当顶时分，谭震林一行又乘车向南，来到了石河乡第九、十生产队，参观了桐城县委水稻试验田。这一片试验田，由于水源较好，吃的是“小灶”，又有农技干部亲自指导，禾苗长势超过一般稻田。谭震林站在田埂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问当地干部：“这片水稻，每亩能收多少斤？”搞试验田的干部回答：“亩产３０００斤，争取５０００斤。”
谭震林挪了两步，问一位县里干部：“能收这么多吗？”
那个干部满怀信心地回答：“能搞‘卫星上天’，上天是没有问题的。”
谭震林又问：“全县的情况怎么样呢？”
县里一位干部毫不迟疑地回答：“全县早稻亩产双千斤的有６万多亩，亩产３０００斤的有１１０００亩，亩产５０００斤的也有一些。”
谭震林又端详了一下身旁的稻禾，自言自语地说：“我看亩产能搞到１０００斤，大家也就很满意了。”他又接着问道，“全县实现双千斤，有没有这个条件？有没有把握？”
县里一位干部应声答道：“我代表全县人民回答：我们有条件，决心实现双千斤县！”顿时，一片笑声掠过田野，似乎双千斤已经到手。只听谭震林诙谐地说：“一个农民摊两千斤粮食，吃不掉啦，可以熬糖，可以做糕点吃啰。”
当时，大家听后并不解其中深意。
中央及省委负责同志在大旱之年冒着酷暑，来到桐城视察工作，对桐城县委无疑是个极大的鼓舞。虽然谭震林在谈话中既有否定也有肯定，但县委在传达贯彻谭震林指示时，对其中表扬的方面一丝未漏，对批评的部分却轻描淡写，甚至被“贪污”了。
谭震林离开桐城的当天晚上，桐城县委又一次开会，要求全县人民鼓足冲天干劲，不分昼夜地与旱魔搏斗，并提出了一个新的战斗口号：“块块保丰收，棵棵保丰收。”具体目标是“从６月３０日到７月６日，７天内全县实现提水工具新式化。”次日黎明，全县已有２０多万人吃在工地，睡在工地。工地上又出现了一幅醒目标语：“欲与天公试比高！”
接着，安庆地委主要负责同志主持召开了各县县委书记电话会议，进一步大动员，大鼓劲，推广“桐城抗旱经验”，誓把桐城的红旗插遍全区，用“卫星”上天的辉煌成就，击退“观潮派”、“摇头派”和“秋后算账派”的“进攻”。因而，人们出现了一种心态：一往无前，切莫被戴上右倾的大帽子。
半个月后的７月１４日，全区创造各种新式提水工具７．７５万多种，改制提水工具８．８３万多种，打井７３．３万多眼。各地上报“丘丘有水井，清泉地上流”，“一年不下雨，也可保丰收”。《抗旱进程统计表》刷新了纪录：半月来，全区２４０万人上阵，夺得２４０万亩早稻丰收。在那干旱的日子里，到处都在锣鼓喧天地放“卫星”，最大的一颗“卫星”要算枞阳高丰圩的一片早稻田了，亩产４万多斤（尾数未作记载，可查当年的《安庆报》报道）。
欢声过后，不觉到了１９５９年的春天，出现了春荒，我到怀宁高河、太湖徐桥一带采访，有农民小声地对我说：“我们已经歪歪倒了。”“歪歪倒”是什么意思？原来出现了饿、病、逃、荒、死现象。我不禁忧心忡忡。
回想起来，如果当年对谭震林否定一面的话多讲一点，泼一点冷水，人民吃的苦头也许要少一点；如果当年把毛泽东在《党内通讯》上发表的指示落到实处，真正按照“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的指示去办，也许不会遭受那么大的挫折。
愿历史莫再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