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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初唐诏敕文是初唐时期皇帝于施政过程中发布的“王言政令”，是具有最高权威的下行政治公文，涉及到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律法、外交、教育、文化等多方面的史实，和《大唐创业起居注》、《唐太宗实录》等史籍一道，都属于第一手资料，史料价值很高，可补正史之阙。即便是那些旨在宣扬皇德的诏敕文，如皇帝的即位、改元、祭天、封禅诏书，也为我们考察当时的史实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线索。本文主要从文史结合的角度出发，通过考察唐武德九年六月至九月诏书，来挖掘其中隐藏的李世民弑兄夺权及李渊被迫让位的真相。
〔关键词〕唐代诏敕；文献留存；著录
〔中图分类号〕I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6）02-0086-08
一、 可补正史之阙
考察唐代历史问题，必须先对相关的唐史史籍有一个较为系统全面的了解。
现存最早的唐史史籍，是五代后晋时期刘昫等人编修的《旧唐书》。宋仁宗评价此书为“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并命欧阳修、宋祁等人重修唐史，《新唐书》因而得以问世。
然而，由于欧阳修在编撰《新唐书》时，为了追求“事增”、“文省”而大力删削史料，遂导致《新唐书》本纪十卷较之《旧唐书》本纪，字数大为减少，构成史实的各种要素（如时间、地点、名称、数量等）多有残缺或模糊的现象，事件的记载也失之于笼统省略。
吴缜《新唐书纠谬·原序》记载：
“修纪、志者则专以褒贬笔削自任，修传者则独以文辞华采为先， 不相通知， 各从所好。”[1]
宋祁《宋景文笔记》卷上《释俗》篇云：
“文有属对平侧用事者，供公家一时宣读施行以便快，然久之不可施于史传。发修《唐书》，未尝得唐人一诏一令可载于《传》者，唯舍对偶之文，近高古乃可着于篇。大抵史近古，对偶宜今，以对偶之文入史策，如粉黛饰壮士，笙匏佐鼙鼓，非所施云。”[2]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新唐书》云：
“宋子京不喜对偶之文，其作史，有唐一代，遂无一篇诏令。如德宗兴元之诏，不录于《书》。徐贤妃谏太宗疏，狄仁杰谏武后营大像疏，仅寥寥数语，而韩愈《平淮西碑》则全载之.夫史以记事，诏疏俱国事之大，反不如碑颂乎？”[3]
由以上史料可知，原来收录于《旧唐书》中的很多唐代诏敕文虽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在《新唐书》中却被尽行删削。这些被删削的诏敕文中包括唐高祖李渊于武德年间施政过程中发布的诏敕文，其内容涉及到了唐代的开国史。
原本是隋朝旧臣的李渊虽然号称忠心，但却兴兵反隋，逼迫隋恭帝禅位；李世民号称仁孝，却做出弑兄夺权、逼父让位的事情。唐代开国过程中的这些史实显然都是违背儒家“三纲五常”的丑闻，是“不顾亲”、“不知义”的大逆不道之行。这些史实多不被正史记载，而可见于秘籍故典、野史稗乘之中。但因为野史常常存在杜撰的可能，因此也不能完全做为信史来看。
“唐制起居郎掌起居注（纪事之史）、起居舍人掌修记言之史（制诰），季终授之国史，史官据之撰为实录与国史。这是正史的史源。”[4]由此可见，唐代皇帝的起居注、实录、包括诏敕文，均可助证史。
欧阳修作为一个封建官吏，在修撰《新唐书》时删削诏敕，显然是受到“隐恶扬善”、“为尊者讳”、维护皇家颜面的思想驱动，后人据其撰修的唐史往往难得其详。
因此，根据《大唐创业起居注》[5]、《唐太宗实录》《唐太宗实录》从唐高宗李治时期修撰完成，一直流传到宋代，据赵汝愚的《宋名臣奏议》（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记载，宋真宗咸平六年八月，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田锡上疏称：“臣尝读《唐太宗实录》……。”《唐太宗实录》如今已经亡佚，但其内容散布在各种以其为史源的典籍中。如新、旧《唐书》的史料基本上采自《唐实录》，其中亦包括《唐太宗实录》。等初唐“纪事之史”，同时考察《旧唐书》[6]与《新唐书》[7]中被删削掉的武德年间诏敕文等“记言之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客观深入地了解唐代开国时期的一些历史问题。
由唐武德九年六月诏至九月诏书，我们可以挖掘出李世民弑兄夺权及李渊被迫让位的真相。
二、 冠冕堂皇背后的隐情
《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记载：“（武德九年）六月庚申，秦王以皇太子建成与齐王元吉同谋害己，率兵诛之。诏立秦王为皇太子，继统万机，大赦天下。八月癸亥，诏传位于皇太子。尊帝为太上皇，徙居弘义宫，改名太安宫。”
以上史料包括三方面内容：
一是武德九年六月，秦王李世民弑兄夺权的行为被定性为李世民为应对李建成、李元吉合谋害己恶行的正当防卫。
二是李渊下诏立李世民为皇太子。
参照《立秦王为太子诏》[8]一文：“……秦王世民，器质冲远，风猷昭茂，宏图夙著，美业日隆。孝惟德本，周於百行，仁为重任，以安万物。王迹初基，经营缔构，戡翦多难，征讨不庭，嘉谋特举，长算必克。敷政大邦，宣风区隩，功高四履，道冠二南，任总机衡，庶绩惟允。职兼内外，彝章载叙，遐迩属意，朝野具瞻，宜乘鼎业，允膺守器。可立为皇太子……”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先发制人，杀死了皇太子建成，之后不到两个月的事件，李渊便让位给他，这实际上是形势所迫，但是这篇诏敕文却是另外一种论调。文章不仅对李世民弑兄夺权的行为予以回避，还高调赞誉了他“职兼内外，彝章载叙，遐迩属意，朝野具瞻，宜乘鼎业，允膺守器”的武功才能，将他能够获得太子之位归因于其才堪储贰。
三是“玄武门之变”两个月后， 李渊匆匆让位于李世民。
参照《令皇太子断决机务诏》（《全唐文》卷三《高祖》三）：“朕君临率土，劬劳庶政，昧旦求衣，思宏至道。而万机繁委，成务殷积，当扆日昃，实疲听览。皇太子世民，夙禀生知，识量明允，文德武功，平一宇内。九官惟叙，四门以穆。朕付讬得人，义同释负，遐迩宁泰，嘉慰良深。自今以后，军机兵仗仓粮，凡厥庶政，事无大小，悉委皇太子断决，然后闻奏……” 同时参照《命皇太子即皇帝位册文》（《全唐文》卷三《高祖》三）：“……朕祗膺灵命，肇开宝历，声教所覃，无思不服。然而万几填委，九区辐凑，明发不寐，极夜观书，听政劳神，经谋损虑，深思闲旷，释兹重负。咨尔聪明神武，德实天生，君人之量，爰备夙成。王业初基，云雷伊始，英谋独断，秘策潜申。及拓定关陇，澄清河雒，北通元塞，东静青邱，宏图遐举，元功克茂……朕是用上稽苍昊。俯顺黔黎，推而弗居，就垂显号，致皇帝位於尔躬。今命司空上柱国魏国公寂、尚书左仆射上柱国宋国公瑀赍玺绶授尔，其纂承洪绪，对扬休命，式隆宝祚。以康四海。”
以上两篇诏敕文，描述了李渊虽有思宏至道之心，但在“万机繁委，成务殷积”之际虽竭力“明发不寐，极夜观书”，但却仍然应接不暇。由于“听政劳神，经谋损虑”，他“深思闲旷，释兹重负”，而李世民“聪明神武”、“ 英谋独断”、才堪储贰，昔日已经为大唐的创建立下了赫赫战功，而今又磨拳搽掌、准备为大唐的兴盛一展宏图，因而李渊决定让位给儿子李世民，自己则安享清闲。
这两篇诏敕文虽然展现的是李渊主动让贤的大度及李世民堪涉大统的贤能，但实际上，唐高祖李渊让位于儿子李世民，有一定的被迫成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李世民玄武门弑兄夺权行为的结果。然而李渊的让位诏敕文中并没有明言此事，而是列举了李世民的赫赫战功进行遮掩。
李渊的皇长子李建成在太原兴兵、推翻隋朝、建立大唐的过程中战功显赫，能力绝不亚于秦王，这在《令太子建成统军诏》、《遣太子建成等巡畿甸诏》、《命太子建成讨刘黑闼诏》等诏敕文中均有所反应。但在李渊的传位诏敕文中对此却没有提及，文中只是多处列举李世民的功勋来强调其才堪储贰。
可见，李渊传位于李世民的相关诏敕文，都有回护李世民弑兄夺权行为的现象，并没有真实的反映历史。
李渊让位于李世民是否出于真心，有待进一步推敲。
李渊的《禅位皇太子诏》（《全唐文》卷三《高祖》三）曰：
朕膺期受命，握图阐极，大拯横流，载宁区夏。然而昧旦丕显，日昃坐朝，驭朽兢怀，履冰在念，忧勤庶政，九载於兹。今英华已竭，耄期倦勤，久怀物表，高蹈风云。释累遗尘，有同脱屣，深求闲逸，用保休和。
这篇诏敕文开篇写到李渊在大唐创业之初，勤于政事，但终因“耄期倦勤”，而心生“高蹈风云，释累遗尘，深求闲逸”的想法，似乎李渊已经疲于应付政事，急于脱身出来，安享清福。
文章接着写到：
皇太子世民，久叶祥符，夙彰奇表，天纵神武，智韫机深。自云雷缔构，霸业伊始，义旗之举，首创成规，京邑克平，莫非其力。乃皇极已建，天步犹艰，内发谋猷，外清氛祲。英图冠世，妙算穷神，伐暴除凶，无思不服。薛举负西戎之众，武周引北狄之兵，蝟起蜂飞，假名窃号，元戎所指，折首倾巢。王世充藉府库之资，凭山河之固，信臣精卒，承闲守险；建德因之，同恶相济，金鼓才震，一纵两擒。师不踰时，戎衣大定，夷刘闼於赵魏，覆徐朗於谯兖。功格穹苍，德孚宇宙，雄才宏略，振古莫俦，造我大唐，系其是赖。
以上部分乃盛赞了李世民的军事才能，以及在太原起兵、创建大唐、以及开国之初戡平群凶的丰功伟绩，甚至说“造我大唐，系其是赖。”意思是没有李世民，就没有今日的大唐。李世民被标举为了大唐的缔造者、王朝基业的创始人，文中之辞显然有些过誉。
文章又写道：
既而居中作相，任隆列辟，百揆时总，三阶以平。地属元良，实维固本，万邦咸正，兆庶乐推。晷纬呈象，休徵允集，华夏载伫，讴颂知归。
以上是对李世民政治才能的夸赞。文章乃以此说明李世民并非是一个只会打仗、不能理政的武夫，他在外可领兵，在内可治政，如此出将入相、才能卓越的人才，自然能堪摄大统。
文章最后写到了李渊对皇权交接的安排：
传皇帝位於世民，所司备礼，以时册授。公卿百官，四方岳牧及长吏，下至士民，宜悉祗奉，以称朕意。……昔汉祖拨乱，身定大功，群臣推奉，光宅帝位，而事父资敬，五日一朝，备礼尊崇，号称太上。朕方游心恬淡，安神元默，无为拱揖，宪章往古，称谓之仪，一准汉代。庶宗社之固，申锡无疆；天禄之期，永安勿替。
这篇诏敕文通过对李渊无心于政事的表白，以及对李世民出将入相才能的高调颂扬，使得李渊让位于李世民的史实看起来颇为符合情理，但对于旧太子李建成的功勋以及玄武门事变并没有提及。
实际上，李渊的让位距离李世民玄武门弑杀皇兄李建成及皇弟李元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李渊先是遭遇了儿子们之间的互相残杀，接着是次子李世民在皇长子李建成尸骨未寒之际便顶替了其太子头衔，再接着便是自己自动让位，要给儿子李世民接掌皇权腾路。
联系这些史实可以推测，李渊让位于李世民是玄武门事变之后的客观形势使然，并非完全出于李渊的本心。
《徙居大安宫诰》（《全唐文》卷三《高祖》三）一文首先以李渊的口吻描述了他在隋末“大业道丧，皇极如毁，倾维折柱，天下分离。涂炭纳隍，黔黎殆尽，顾兹九有，锋镝纵横”之际，“勤劳王室，尝以补天在虑，纳揆为心。”然而却“静念持扶，计无所出。”
文章接着盛赞了李世民的雄才大略：“幼怀大度，性合天道，韫经纬之奇文，包汤武之宏略。”
李渊于文中表达了自己幸得李世民的辅佐，才最终完成了大唐基业的创建：“深谋秘策，沃朕拯溺之心；壮思雄图，起予救焚之志。因其感激，许以经纶，纠合义师，投袂而起。车次於平阳之郊，剑及於孟津之会，元戎所指，冰消雾卷。曾未浃旬，廓清京邑，定非常之业，建不世之功，三古以来，未之闻也。朱旗西指，则仁杲丧元；白羽东临，则世充泥首。摧武周如拉朽，收建德若拾遗。至若黑闼逋诛，圆朗小丑，三捷七擒，不可胜计。一人之力，冠今超古，暴之遐迩，岂待昌言。”
文中还强调李渊早在太原起兵时便已经有了立李世民为储君的打算，因而由李世民继承大统似乎是符合情理的。 然而仔细品读这篇诏敕文，我们会发现其描述的并非全是事实。
如皇长子李建成在夺取隋朝政权，创建大唐的过程中，曾经立下了汗马功劳，前面提到的《令太子建成统军诏》、《遣太子建成等巡畿甸诏》、《命太子建成讨刘黑闼诏》皆可作为明证。但是《徙居大安宫诰》一文在评价李建成时，却有意地抹刹了他在太原兴兵反隋过程中建立的功勋，而将李建成贬斥为沉湎酒色、阴险凶残、工于心计之徒：“往以建成嫡长，冀其养德日就，不谓匿怨友于，忌能毁善，谗言屡发，殆至铄金。赖天启朕心，宗社降福，密悟凶邪，指麾歼殄。”
这显然不符合史实。因为按照中国立嫡以长的传统，太子之位本来就应该属于李建成，何来“匿怨友于，忌能毁善，谗言屡发，殆至铄金”而遭到“密悟凶邪，指麾歼殄”。这与《诛建成元吉大赦诏》将李建成说成是“蔑弃君亲，离阻骨肉，密图悖逆，潜为枭獍”相比，可谓“异曲同工”。
《徙居大安宫诰》的文末表达了李渊无心政务，主动让位给李世民，自己徙居大安宫养老的意愿：“……令月吉辰，风调雨顺。朕俯观人事，仰鉴穹旻，当养性别宫，使其正位居极。宜令有司具礼，务在周备，朕得脱屣高蹈，拟迹於轩辕；授历传玺，爰属於启诵。大宝既固，卜年惟永，付托有所，何乐如之。”
由于初唐诏敕文常以隐讳的语言来反映不能明言的政治内幕，冠冕堂皇的表象之下往往掩盖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因此李渊让位于李世民究竟是否出于真心，有待进一步考察。
《答太宗陈让表手诰》（《全唐文》卷三《高祖》三）一文中，暮年的李渊已全无斗志，他为求自保，刻意回避李世民的政治试探，拒绝了李世民对皇位的辞让：
君之於臣，尚须探察，父之审子，岂可同常。汝夙怀忠孝，吾爱汝亦过於诸子，况立功德，具如前诏。所恨吾受谗言，几至投杼。上元降福，神器安宁，此乃宗庙有灵，非独吾之幸也！比察汝布政，听汝德音，洋洋盈耳，副吾所望。昔齐有粃政而致小白，晋有艰难而获重耳，今天下庆赖，在汝一人。顷者寒暑不调。水旱乖节，止是吾之与汝，安处未得其位，乃致承乾所居，非少阳之体。吾今往西宫，方思万代之福，汝何劳捴抑，频此言请。且深思大道，永保社稷，善始令终，无或懈怠。奉行吾诰，勿以小让为怀。至公之言，彼宫此室，势何殊也？异姓贤者，尚欲权之，今汝已克负荷，应兹当璧，极慰吾意，宜绝常辞也。
总而言之，本节引用的以上几篇诏敕文均巧妙地运用了隐讳、美化的方式来陈述不能言明的帝王家事，将李世民弑兄夺权、李渊被迫让位的史实，用优雅的语言包装后出之，改写为了李渊因年老而无心政务、自动让贤，李世民继承大统是合情合理的行为，显得颇为符合“情理”，但史实却并不一定如此。
因此我们在阅读这些诏敕文的过程中，需要对隐藏于其背后的历史真相加以客观地辨析。
刘知己《史通》卷五《内篇·载文》第十六记载：
古者诏命，皆人主所为，故汉光武时，第五伦为督铸钱掾，见诏书而叹曰：‘此圣主也，一见决矣’，至于近古则不然，凡有诏敕皆责成群下，但使朝多文士，国富辞人，肆其笔端，何事不录。于是每发玺诰，下纶言，中恻隐之渥恩，叙忧勤之至意，其君虽有反道败德，惟顽与暴，观其政则辛癸不如，读其诏则勋华再出，此所谓假手也。[9]
根据《史通》的记载可以得知，唐代的诏敕文并非是由皇帝本人亲自撰写的，而是多由文人辞士代笔，他们在草诏时，往往会曲意逢迎皇帝的喜恶，为尊者讳，粉饰美化皇室的丑闻。
李世民在发动玄武门事变、弑杀皇兄李建成及皇弟李元吉之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便接受了父亲李渊立自己为皇太子以及让位的行为，在制诰大臣的富赡之笔下，被粉饰为了李世民功业盖世、才堪储贰，李渊主动让贤、仁厚大度。那么，李渊的让位到底是否是出于本心呢？
三、 有意淡化的记述
参照唐史史籍，虽然《资治通鉴》记载了李渊曾经三度欲立李世民为太子。第一次是：“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上谓世民曰：‘若事成， 则天下皆汝所致， 当以汝为太子。’世民拜且辞。”[10]第二次是“（李世民）及为唐王， 将佐亦请以世民为世子，上将立之，世民固辞而止。”（《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第三次是武德七年（624）李渊命令李世民平定杨文干之乱，出师前云：“还，立汝为太子。”（《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李世民也曾说：“武德六年以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而不之定也，我当此日， 不为兄弟所容， 实有功高不赏之惧。”（《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
《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描述李世民宅心仁孝，登基后厚待李渊，并客观地对李渊在太原起兵、平定天下、建立唐朝过程中的赫赫战功予以肯定：
贞观八年三月甲戌，高祖宴西突厥使者于两仪殿，顾谓长孙无忌曰：‘当今蛮夷率服，古未尝有。’无忌上千万岁寿。高祖大悦，以酒赐太宗。太宗又奉觞上寿，流涕而言曰：“百姓获安，四夷咸附，皆奉遵圣旨，岂臣之力！”……是岁，阅武于城西，高祖亲自临视，劳将士而还。置酒于未央宫……太宗奉觞上寿曰：‘臣早蒙慈训，教以文道；爰从义旗，平定京邑。重以薛举、武周、世充、建德，皆上禀睿算，幸而克定。三数年间，混一区宇。天慈崇宠，遂蒙重任。今上天垂祐，时和岁阜，被发左衽，并为臣妾。此岂臣智力，皆由上禀圣算。’高祖大悦，群臣皆呼万岁，极夜方罢。（《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同时还记载了李渊驾崩前的遗诏，以及皇子皇孙们（唐太宗、唐高宗、唐玄宗）分别于执政之时为他上尊号，俨然一副仁孝的景象：
九年五月庚子，高祖大渐，下诏：“既殡之后，皇帝宜于别所视军国大事。其服轻重，悉从汉制，以日易月。园陵制度，务从俭约。”是日，崩于太安宫之垂拱前殿，年七十。群臣上谥曰大武皇帝，庙号高祖。十月庚寅，葬于献陵。高宗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号曰神尧皇帝。天宝十三载二月，上尊号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也有相关的记载： （武德九年六月）庚申，秦王世民杀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癸亥，立秦王世民为皇太子，听政。……甲子，皇太子即皇帝位……贞观三年，太上皇徙居大安宫。九年五月，崩于垂拱前殿，年七十一。谥曰大武，庙号高祖。上元元年，改谥神尧皇帝。天宝八载，谥神尧大圣皇帝；十三载，增谥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与《旧唐书》相比，《新唐书》对玄武门事变的记载十分简略，对于李世民登基后对待李渊的态度、李渊的驾崩以及身后被上尊号的记述也都是轻描淡写，尤其是对玄武门事变的前因后果并没有作非常详细的描述，似乎是在有意淡化人们对李世民弑兄夺权事件的关注。
四、 记载不实的辨析
客观而言，两唐书与《资治通鉴》对于李世民弑兄夺权以及李渊让位的记载是否属实，我们并不能完全取信之，还应当多方查证文献。
因为“唐制起居郎掌起居注（纪事之史）、起居舍人掌修记言之史（制诰），季终授之国史，史官据之撰为实录与国史。这是正史的史源。”（邓小军《中古文学文献学讲义》）
《旧唐书》、《新唐书》及《资治通鉴》对初唐史实的记载，采用的史料基本上都取自于唐人修撰的国史及实录。
但事实上，初唐时期编撰的国史、实录（如《高祖实录》、《太宗实录》），皆因君主强观，编者阿曲而被篡改过，其中凡涉及到皇室秘闻等重大政治事件的记载， 往往被编撰者以“春秋笔法”，删削褒贬，敷衍成章，有意地回护及歪曲事实，偏离了历史真相，而且这些史籍到了宋朝以后便亡佚了。因此后世学者研究唐史多依凭两《唐书》及《资治通鉴》， 很难摆脱旧史的偏见。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六以及卷一百九十七均记载了李世民强观实录并强迫房玄龄等人篡改记载的史实。原本从东汉明帝以来，皇帝的《起居注》全部要由史官秉笔实录， 直书善恶，皇帝本人是不得观看的。但是贞观十六年（642年）四月， 李世民却向谏议大夫褚遂良强行索看起居注， 虽然遭到了褚遂良的严辞拒绝：“史官书人君言动， 备记善恶， 庶几人君不敢为非， 未闻自取而观之也，”贞观十五年，李世民又对国史监修、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说：“前世史官所记， 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房玄龄说：“史官不虚美， 不隐恶， 若人主见之必怒， 故不敢献也。”（《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纪》十三《太宗皇帝》中之下）但是唐太宗却把自己观览起居注，标榜为“知前日之恶， 为后来之戒”，仍执意要看。房玄龄等人为求自保，无奈之下只好被迫从命，将起居注删略为高祖实录、太宗实录一并呈上，并有意把危及李世民名声的玄武门事变叙述的态度模糊， 但李世民对此仍然不满，要求“改削浮词， 直书其事。”并亲自将玄武门政变定性为“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 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的义举， 是“安社稷， 利万民”的合理行为。
同时，《唐高祖实录》、《唐太宗实录》的实际编撰者许敬宗是一个心地狭窄， 好色贪财，阿谀逢迎之徒，修史时常带有个人的主观好恶。根据《旧唐书》卷八十二《许敬宗传》的记载，许敬宗曾因忌恨封德彝谴责自己于“江都之难”中贪生怕死，在为封德彝立传时“盛加其罪恶”。他又为“为娶尉迟宝琳孙女为妻， 多得赂遗， 及作宝琳父敬德传， 悉为隐诸过咎。”因此，初唐实录中李渊曾三次许立李世民为太子的记载不一定可信，极有可能是许敬宗刻意伪造的。
清代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记载：“五代修唐书， 虽史籍已散失， 然代宗以前尚有纪传， 而唐传美得自蜀中者， 亦尚有九朝实录。今细阅旧书文义， 知此数朝纪传， 多钞实录、国史原文也。凡史修于易代之后， 考覆既确， 未有不据事直书， 若实录、国史， 必多回护。观旧书回护之多，可见其全用实录、国史而不暇订正也。”[11]即指出《旧唐书》对初唐史实的记载不实。
北宋欧阳修等人在修撰《新唐书》时， 虽然极力“补缉阙亡、黜正伪谬”（《新唐书》卷首《进表》），但正如罗香林《唐书源流考》中所云：“新书刊修诸人如宋祁、欧阳修二公， 皆为一代文章钜子， 其修书以褒贬为前提，文章为本位。而不刻意于资料之广集， 所作纪传， 富于史才而拙于史学。”
另外与《旧唐书》相比，欧阳修的《新唐书》为追求“文省”而大力削减诏敕，这更导致了《新唐书》记载之不实。《资治通鉴》亦是如此。
这些都为我们考察唐代开国史增加了难度。
因此，两《唐书》、《资治通鉴》及《高祖实录》、《太宗实录》中有关玄武门事变的史料都有不同程度的造假。《资治通鉴》中所记载的李渊曾三度欲立李世民为太子，两唐书中所记载的李世民登基后对待李渊的仁孝态度，并不一定是事实，李渊让位于李世民也并非出自真心。
我们在考察初唐诏敕文的史料价值时，往往会参考唐史史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辨正地看待正史的记载，这有助于我们更加客观地认识相关历史问题。
五、 迫于形势的让贤
事实上，李世民的弑兄夺权以及李渊让位于李世民，都属于李唐皇室内部争夺皇权的斗争，斗争双方并没有所谓的进步势力或落后势力之分。李渊在整个事件中对待李建成、李世民的态度也并非始终中意于其中一方或者始终保持中立，而是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
李渊最初确实十分中意于李世民的赫赫战功，李世民因为在太原起兵以及李唐开国时期的一系列战争中屡立奇功，被授予了“天策上将”及“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等要职，可见李渊当时确有废长立贤之倾向。（见《全唐文》卷一《高祖》一之《秦王天策上将制》、《秦王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制》及《全唐文》卷三《高祖》三之《册秦王天策上将文》）
李建成在平定了山东以及杨文干举兵之后，李世民亦因“洛阳金宝树私”案被揭露，李渊逐渐放弃了废长立贤的打算，转而倾向于立皇长子李建成为储君。（见《全唐文》卷二《高祖》二之《令太子建成统军诏》、《全唐文》卷三《高祖》三之《加齐王元吉司徒诏》）
李世民最终决定以武力夺嫡，遣张亮之洛事件导致李世民和李渊的父子关系、李世民和李建成及李元吉的兄弟关系皆急剧恶化。李渊因为不忍加害于李世民，始终保持中立的态度，最终导致了诸皇子分权而立，互相残杀，自己也在政变后为求自保，被迫让位。（见《全唐文》卷三《高祖》三之《诛建成元吉大赦诏》、《立秦王为太子诏》） 客观而言，李渊在当时依靠亲情已经不能化解李建成、李世民兄弟对皇权的争端。李渊在位时，李建成治政，李世民治军，三方势力暂时平衡共存。李渊乃以两子作为政权的辅弼者，失去李建成或者李世民任何一方的支持都会令他的政治地位发生动摇。因此，李渊于诸子的争斗中保持中立，实则是为求自保的体现。
玄武门事变后李渊主动让位于李世民，其中虽然包含有一定的被迫成分，但在当时，也是客观情况使然。
首先， 李渊在当时已经年届六十，早年的锐气在称帝后逐渐衰退， 后宫妃嫔众多，导致他晚年的生活日益腐化。他虽然曾于武德元年诏曰“隋氏离宫游幸之所并废之”（《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五）， 但实际上他对游幸、畋猎之事早就习以为常。但是，李渊毕竟亲历过隋朝因失政导致的灭亡，因此虽然他本人已经不愿勤政，但也不想像隋炀帝那样误国误民，因此主动让位给年轻有为、野心勃勃的儿子李世民，自己则可以安居太上皇之位，无后顾之忧。
其次，李世民在玄武门事变之后政治地位已经逐渐巩固， 登基对于他而言只是早晚的事。李世民既然能为夺取皇权而杀害亲兄弟及诸子侄，难保不会为此再弑父。李渊“坐视其孙之以反律伏诛而不能一救， 高祖亦危极矣”（ 赵冀《廿二史札记》卷十九《建成元吉之子被诛》）。因此他为求自保主动让位，总好过被儿子杀死后夺位。
再次，李渊让位于李世民，虽然是迫于当时政治形势的被动之举，但客观上对于巩固新政是十分有利的。李渊晚年已壮心消退，但年轻的李世民则磨拳擦掌， 准备为大唐的繁荣一展雄图。李渊主动让位， 从而使李世民不必等到父亲驾崩便登上了皇位，才情和壮志没有在漫长的等待中被白白消磨掉。李世民在年富力强时便得摄大统，其卓越的政治才干得以及早施展。他于贞观年间大有作为，稳定了政局， 发展了生产，使百姓安居乐业，使得唐朝国力大增，促进了历史的进步。
因此，我们应当客观辩证地看待李世民的弑兄夺权及李渊的被迫主动让位。
〔参考文献〕
[1]（宋）吴缜《新唐书纠谬·原序》，四部丛刊三编六，上海：上海书店，1985.
[2]（宋）宋祁撰《宋景文笔记》卷上《释俗》篇，四库笔记小说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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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清）董诰编《全唐文》卷三《高祖》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
[9]（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五《内篇·采撰》第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0]（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唐纪》六，北京：中华书局，1978.
[11]（清）赵冀著《廿二史札记》卷十六《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条，北京：中国书店，1987.
（责任编辑：马胜利）
Abstract： The imperial edicts in early period of Tang Dynasty were “kings speeches” of emperors at that time， they were released in the governance process， and they were political documents with the highest authority. These imperial edicts related to the historical facts， the politics， economicy， military affairs， law， diplomacy， education， culture， etc. at that time， they belongs to the first-hand information with Datang Venture Life Note， Tang Taizong Record and other historical books， their historical value is very high， and can make up the the palace of history books written in biographical style. Even those imperial edicts which were aimed at promoting a emperors moral conduct， such as the emperors enthronement， changing the title of a reign， worshiping heaven， grand ceremony on mountain top，etc. can provide a lot of valuable clues for us to investigate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the time. This article will seek the truth of Li Shimin killing his brothers to seize power and Li Yuan forced to give up the throne through imperial edicts from June to September in the ninth year of Tang Wude mainl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Key words： the imperial edicts in Tang Dynasty； document retention； record
〔关键词〕唐代诏敕；文献留存；著录
〔中图分类号〕I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6）02-0086-08
一、 可补正史之阙
考察唐代历史问题，必须先对相关的唐史史籍有一个较为系统全面的了解。
现存最早的唐史史籍，是五代后晋时期刘昫等人编修的《旧唐书》。宋仁宗评价此书为“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并命欧阳修、宋祁等人重修唐史，《新唐书》因而得以问世。
然而，由于欧阳修在编撰《新唐书》时，为了追求“事增”、“文省”而大力删削史料，遂导致《新唐书》本纪十卷较之《旧唐书》本纪，字数大为减少，构成史实的各种要素（如时间、地点、名称、数量等）多有残缺或模糊的现象，事件的记载也失之于笼统省略。
吴缜《新唐书纠谬·原序》记载：
“修纪、志者则专以褒贬笔削自任，修传者则独以文辞华采为先， 不相通知， 各从所好。”[1]
宋祁《宋景文笔记》卷上《释俗》篇云：
“文有属对平侧用事者，供公家一时宣读施行以便快，然久之不可施于史传。发修《唐书》，未尝得唐人一诏一令可载于《传》者，唯舍对偶之文，近高古乃可着于篇。大抵史近古，对偶宜今，以对偶之文入史策，如粉黛饰壮士，笙匏佐鼙鼓，非所施云。”[2]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新唐书》云：
“宋子京不喜对偶之文，其作史，有唐一代，遂无一篇诏令。如德宗兴元之诏，不录于《书》。徐贤妃谏太宗疏，狄仁杰谏武后营大像疏，仅寥寥数语，而韩愈《平淮西碑》则全载之.夫史以记事，诏疏俱国事之大，反不如碑颂乎？”[3]
由以上史料可知，原来收录于《旧唐书》中的很多唐代诏敕文虽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在《新唐书》中却被尽行删削。这些被删削的诏敕文中包括唐高祖李渊于武德年间施政过程中发布的诏敕文，其内容涉及到了唐代的开国史。
原本是隋朝旧臣的李渊虽然号称忠心，但却兴兵反隋，逼迫隋恭帝禅位；李世民号称仁孝，却做出弑兄夺权、逼父让位的事情。唐代开国过程中的这些史实显然都是违背儒家“三纲五常”的丑闻，是“不顾亲”、“不知义”的大逆不道之行。这些史实多不被正史记载，而可见于秘籍故典、野史稗乘之中。但因为野史常常存在杜撰的可能，因此也不能完全做为信史来看。
“唐制起居郎掌起居注（纪事之史）、起居舍人掌修记言之史（制诰），季终授之国史，史官据之撰为实录与国史。这是正史的史源。”[4]由此可见，唐代皇帝的起居注、实录、包括诏敕文，均可助证史。
欧阳修作为一个封建官吏，在修撰《新唐书》时删削诏敕，显然是受到“隐恶扬善”、“为尊者讳”、维护皇家颜面的思想驱动，后人据其撰修的唐史往往难得其详。
因此，根据《大唐创业起居注》[5]、《唐太宗实录》《唐太宗实录》从唐高宗李治时期修撰完成，一直流传到宋代，据赵汝愚的《宋名臣奏议》（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记载，宋真宗咸平六年八月，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田锡上疏称：“臣尝读《唐太宗实录》……。”《唐太宗实录》如今已经亡佚，但其内容散布在各种以其为史源的典籍中。如新、旧《唐书》的史料基本上采自《唐实录》，其中亦包括《唐太宗实录》。等初唐“纪事之史”，同时考察《旧唐书》[6]与《新唐书》[7]中被删削掉的武德年间诏敕文等“记言之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客观深入地了解唐代开国时期的一些历史问题。
由唐武德九年六月诏至九月诏书，我们可以挖掘出李世民弑兄夺权及李渊被迫让位的真相。
二、 冠冕堂皇背后的隐情
《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记载：“（武德九年）六月庚申，秦王以皇太子建成与齐王元吉同谋害己，率兵诛之。诏立秦王为皇太子，继统万机，大赦天下。八月癸亥，诏传位于皇太子。尊帝为太上皇，徙居弘义宫，改名太安宫。”
以上史料包括三方面内容：
一是武德九年六月，秦王李世民弑兄夺权的行为被定性为李世民为应对李建成、李元吉合谋害己恶行的正当防卫。
二是李渊下诏立李世民为皇太子。
参照《立秦王为太子诏》[8]一文：“……秦王世民，器质冲远，风猷昭茂，宏图夙著，美业日隆。孝惟德本，周於百行，仁为重任，以安万物。王迹初基，经营缔构，戡翦多难，征讨不庭，嘉谋特举，长算必克。敷政大邦，宣风区隩，功高四履，道冠二南，任总机衡，庶绩惟允。职兼内外，彝章载叙，遐迩属意，朝野具瞻，宜乘鼎业，允膺守器。可立为皇太子……”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先发制人，杀死了皇太子建成，之后不到两个月的事件，李渊便让位给他，这实际上是形势所迫，但是这篇诏敕文却是另外一种论调。文章不仅对李世民弑兄夺权的行为予以回避，还高调赞誉了他“职兼内外，彝章载叙，遐迩属意，朝野具瞻，宜乘鼎业，允膺守器”的武功才能，将他能够获得太子之位归因于其才堪储贰。
三是“玄武门之变”两个月后， 李渊匆匆让位于李世民。
参照《令皇太子断决机务诏》（《全唐文》卷三《高祖》三）：“朕君临率土，劬劳庶政，昧旦求衣，思宏至道。而万机繁委，成务殷积，当扆日昃，实疲听览。皇太子世民，夙禀生知，识量明允，文德武功，平一宇内。九官惟叙，四门以穆。朕付讬得人，义同释负，遐迩宁泰，嘉慰良深。自今以后，军机兵仗仓粮，凡厥庶政，事无大小，悉委皇太子断决，然后闻奏……” 同时参照《命皇太子即皇帝位册文》（《全唐文》卷三《高祖》三）：“……朕祗膺灵命，肇开宝历，声教所覃，无思不服。然而万几填委，九区辐凑，明发不寐，极夜观书，听政劳神，经谋损虑，深思闲旷，释兹重负。咨尔聪明神武，德实天生，君人之量，爰备夙成。王业初基，云雷伊始，英谋独断，秘策潜申。及拓定关陇，澄清河雒，北通元塞，东静青邱，宏图遐举，元功克茂……朕是用上稽苍昊。俯顺黔黎，推而弗居，就垂显号，致皇帝位於尔躬。今命司空上柱国魏国公寂、尚书左仆射上柱国宋国公瑀赍玺绶授尔，其纂承洪绪，对扬休命，式隆宝祚。以康四海。”
以上两篇诏敕文，描述了李渊虽有思宏至道之心，但在“万机繁委，成务殷积”之际虽竭力“明发不寐，极夜观书”，但却仍然应接不暇。由于“听政劳神，经谋损虑”，他“深思闲旷，释兹重负”，而李世民“聪明神武”、“ 英谋独断”、才堪储贰，昔日已经为大唐的创建立下了赫赫战功，而今又磨拳搽掌、准备为大唐的兴盛一展宏图，因而李渊决定让位给儿子李世民，自己则安享清闲。
这两篇诏敕文虽然展现的是李渊主动让贤的大度及李世民堪涉大统的贤能，但实际上，唐高祖李渊让位于儿子李世民，有一定的被迫成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李世民玄武门弑兄夺权行为的结果。然而李渊的让位诏敕文中并没有明言此事，而是列举了李世民的赫赫战功进行遮掩。
李渊的皇长子李建成在太原兴兵、推翻隋朝、建立大唐的过程中战功显赫，能力绝不亚于秦王，这在《令太子建成统军诏》、《遣太子建成等巡畿甸诏》、《命太子建成讨刘黑闼诏》等诏敕文中均有所反应。但在李渊的传位诏敕文中对此却没有提及，文中只是多处列举李世民的功勋来强调其才堪储贰。
可见，李渊传位于李世民的相关诏敕文，都有回护李世民弑兄夺权行为的现象，并没有真实的反映历史。
李渊让位于李世民是否出于真心，有待进一步推敲。
李渊的《禅位皇太子诏》（《全唐文》卷三《高祖》三）曰：
朕膺期受命，握图阐极，大拯横流，载宁区夏。然而昧旦丕显，日昃坐朝，驭朽兢怀，履冰在念，忧勤庶政，九载於兹。今英华已竭，耄期倦勤，久怀物表，高蹈风云。释累遗尘，有同脱屣，深求闲逸，用保休和。
这篇诏敕文开篇写到李渊在大唐创业之初，勤于政事，但终因“耄期倦勤”，而心生“高蹈风云，释累遗尘，深求闲逸”的想法，似乎李渊已经疲于应付政事，急于脱身出来，安享清福。
文章接着写到：
皇太子世民，久叶祥符，夙彰奇表，天纵神武，智韫机深。自云雷缔构，霸业伊始，义旗之举，首创成规，京邑克平，莫非其力。乃皇极已建，天步犹艰，内发谋猷，外清氛祲。英图冠世，妙算穷神，伐暴除凶，无思不服。薛举负西戎之众，武周引北狄之兵，蝟起蜂飞，假名窃号，元戎所指，折首倾巢。王世充藉府库之资，凭山河之固，信臣精卒，承闲守险；建德因之，同恶相济，金鼓才震，一纵两擒。师不踰时，戎衣大定，夷刘闼於赵魏，覆徐朗於谯兖。功格穹苍，德孚宇宙，雄才宏略，振古莫俦，造我大唐，系其是赖。
以上部分乃盛赞了李世民的军事才能，以及在太原起兵、创建大唐、以及开国之初戡平群凶的丰功伟绩，甚至说“造我大唐，系其是赖。”意思是没有李世民，就没有今日的大唐。李世民被标举为了大唐的缔造者、王朝基业的创始人，文中之辞显然有些过誉。
文章又写道：
既而居中作相，任隆列辟，百揆时总，三阶以平。地属元良，实维固本，万邦咸正，兆庶乐推。晷纬呈象，休徵允集，华夏载伫，讴颂知归。
以上是对李世民政治才能的夸赞。文章乃以此说明李世民并非是一个只会打仗、不能理政的武夫，他在外可领兵，在内可治政，如此出将入相、才能卓越的人才，自然能堪摄大统。
文章最后写到了李渊对皇权交接的安排：
传皇帝位於世民，所司备礼，以时册授。公卿百官，四方岳牧及长吏，下至士民，宜悉祗奉，以称朕意。……昔汉祖拨乱，身定大功，群臣推奉，光宅帝位，而事父资敬，五日一朝，备礼尊崇，号称太上。朕方游心恬淡，安神元默，无为拱揖，宪章往古，称谓之仪，一准汉代。庶宗社之固，申锡无疆；天禄之期，永安勿替。
这篇诏敕文通过对李渊无心于政事的表白，以及对李世民出将入相才能的高调颂扬，使得李渊让位于李世民的史实看起来颇为符合情理，但对于旧太子李建成的功勋以及玄武门事变并没有提及。
实际上，李渊的让位距离李世民玄武门弑杀皇兄李建成及皇弟李元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李渊先是遭遇了儿子们之间的互相残杀，接着是次子李世民在皇长子李建成尸骨未寒之际便顶替了其太子头衔，再接着便是自己自动让位，要给儿子李世民接掌皇权腾路。
联系这些史实可以推测，李渊让位于李世民是玄武门事变之后的客观形势使然，并非完全出于李渊的本心。
《徙居大安宫诰》（《全唐文》卷三《高祖》三）一文首先以李渊的口吻描述了他在隋末“大业道丧，皇极如毁，倾维折柱，天下分离。涂炭纳隍，黔黎殆尽，顾兹九有，锋镝纵横”之际，“勤劳王室，尝以补天在虑，纳揆为心。”然而却“静念持扶，计无所出。”
文章接着盛赞了李世民的雄才大略：“幼怀大度，性合天道，韫经纬之奇文，包汤武之宏略。”
李渊于文中表达了自己幸得李世民的辅佐，才最终完成了大唐基业的创建：“深谋秘策，沃朕拯溺之心；壮思雄图，起予救焚之志。因其感激，许以经纶，纠合义师，投袂而起。车次於平阳之郊，剑及於孟津之会，元戎所指，冰消雾卷。曾未浃旬，廓清京邑，定非常之业，建不世之功，三古以来，未之闻也。朱旗西指，则仁杲丧元；白羽东临，则世充泥首。摧武周如拉朽，收建德若拾遗。至若黑闼逋诛，圆朗小丑，三捷七擒，不可胜计。一人之力，冠今超古，暴之遐迩，岂待昌言。”
文中还强调李渊早在太原起兵时便已经有了立李世民为储君的打算，因而由李世民继承大统似乎是符合情理的。 然而仔细品读这篇诏敕文，我们会发现其描述的并非全是事实。
如皇长子李建成在夺取隋朝政权，创建大唐的过程中，曾经立下了汗马功劳，前面提到的《令太子建成统军诏》、《遣太子建成等巡畿甸诏》、《命太子建成讨刘黑闼诏》皆可作为明证。但是《徙居大安宫诰》一文在评价李建成时，却有意地抹刹了他在太原兴兵反隋过程中建立的功勋，而将李建成贬斥为沉湎酒色、阴险凶残、工于心计之徒：“往以建成嫡长，冀其养德日就，不谓匿怨友于，忌能毁善，谗言屡发，殆至铄金。赖天启朕心，宗社降福，密悟凶邪，指麾歼殄。”
这显然不符合史实。因为按照中国立嫡以长的传统，太子之位本来就应该属于李建成，何来“匿怨友于，忌能毁善，谗言屡发，殆至铄金”而遭到“密悟凶邪，指麾歼殄”。这与《诛建成元吉大赦诏》将李建成说成是“蔑弃君亲，离阻骨肉，密图悖逆，潜为枭獍”相比，可谓“异曲同工”。
《徙居大安宫诰》的文末表达了李渊无心政务，主动让位给李世民，自己徙居大安宫养老的意愿：“……令月吉辰，风调雨顺。朕俯观人事，仰鉴穹旻，当养性别宫，使其正位居极。宜令有司具礼，务在周备，朕得脱屣高蹈，拟迹於轩辕；授历传玺，爰属於启诵。大宝既固，卜年惟永，付托有所，何乐如之。”
由于初唐诏敕文常以隐讳的语言来反映不能明言的政治内幕，冠冕堂皇的表象之下往往掩盖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因此李渊让位于李世民究竟是否出于真心，有待进一步考察。
《答太宗陈让表手诰》（《全唐文》卷三《高祖》三）一文中，暮年的李渊已全无斗志，他为求自保，刻意回避李世民的政治试探，拒绝了李世民对皇位的辞让：
君之於臣，尚须探察，父之审子，岂可同常。汝夙怀忠孝，吾爱汝亦过於诸子，况立功德，具如前诏。所恨吾受谗言，几至投杼。上元降福，神器安宁，此乃宗庙有灵，非独吾之幸也！比察汝布政，听汝德音，洋洋盈耳，副吾所望。昔齐有粃政而致小白，晋有艰难而获重耳，今天下庆赖，在汝一人。顷者寒暑不调。水旱乖节，止是吾之与汝，安处未得其位，乃致承乾所居，非少阳之体。吾今往西宫，方思万代之福，汝何劳捴抑，频此言请。且深思大道，永保社稷，善始令终，无或懈怠。奉行吾诰，勿以小让为怀。至公之言，彼宫此室，势何殊也？异姓贤者，尚欲权之，今汝已克负荷，应兹当璧，极慰吾意，宜绝常辞也。
总而言之，本节引用的以上几篇诏敕文均巧妙地运用了隐讳、美化的方式来陈述不能言明的帝王家事，将李世民弑兄夺权、李渊被迫让位的史实，用优雅的语言包装后出之，改写为了李渊因年老而无心政务、自动让贤，李世民继承大统是合情合理的行为，显得颇为符合“情理”，但史实却并不一定如此。
因此我们在阅读这些诏敕文的过程中，需要对隐藏于其背后的历史真相加以客观地辨析。
刘知己《史通》卷五《内篇·载文》第十六记载：
古者诏命，皆人主所为，故汉光武时，第五伦为督铸钱掾，见诏书而叹曰：‘此圣主也，一见决矣’，至于近古则不然，凡有诏敕皆责成群下，但使朝多文士，国富辞人，肆其笔端，何事不录。于是每发玺诰，下纶言，中恻隐之渥恩，叙忧勤之至意，其君虽有反道败德，惟顽与暴，观其政则辛癸不如，读其诏则勋华再出，此所谓假手也。[9]
根据《史通》的记载可以得知，唐代的诏敕文并非是由皇帝本人亲自撰写的，而是多由文人辞士代笔，他们在草诏时，往往会曲意逢迎皇帝的喜恶，为尊者讳，粉饰美化皇室的丑闻。
李世民在发动玄武门事变、弑杀皇兄李建成及皇弟李元吉之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便接受了父亲李渊立自己为皇太子以及让位的行为，在制诰大臣的富赡之笔下，被粉饰为了李世民功业盖世、才堪储贰，李渊主动让贤、仁厚大度。那么，李渊的让位到底是否是出于本心呢？
三、 有意淡化的记述
参照唐史史籍，虽然《资治通鉴》记载了李渊曾经三度欲立李世民为太子。第一次是：“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上谓世民曰：‘若事成， 则天下皆汝所致， 当以汝为太子。’世民拜且辞。”[10]第二次是“（李世民）及为唐王， 将佐亦请以世民为世子，上将立之，世民固辞而止。”（《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第三次是武德七年（624）李渊命令李世民平定杨文干之乱，出师前云：“还，立汝为太子。”（《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李世民也曾说：“武德六年以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而不之定也，我当此日， 不为兄弟所容， 实有功高不赏之惧。”（《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
《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描述李世民宅心仁孝，登基后厚待李渊，并客观地对李渊在太原起兵、平定天下、建立唐朝过程中的赫赫战功予以肯定：
贞观八年三月甲戌，高祖宴西突厥使者于两仪殿，顾谓长孙无忌曰：‘当今蛮夷率服，古未尝有。’无忌上千万岁寿。高祖大悦，以酒赐太宗。太宗又奉觞上寿，流涕而言曰：“百姓获安，四夷咸附，皆奉遵圣旨，岂臣之力！”……是岁，阅武于城西，高祖亲自临视，劳将士而还。置酒于未央宫……太宗奉觞上寿曰：‘臣早蒙慈训，教以文道；爰从义旗，平定京邑。重以薛举、武周、世充、建德，皆上禀睿算，幸而克定。三数年间，混一区宇。天慈崇宠，遂蒙重任。今上天垂祐，时和岁阜，被发左衽，并为臣妾。此岂臣智力，皆由上禀圣算。’高祖大悦，群臣皆呼万岁，极夜方罢。（《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同时还记载了李渊驾崩前的遗诏，以及皇子皇孙们（唐太宗、唐高宗、唐玄宗）分别于执政之时为他上尊号，俨然一副仁孝的景象：
九年五月庚子，高祖大渐，下诏：“既殡之后，皇帝宜于别所视军国大事。其服轻重，悉从汉制，以日易月。园陵制度，务从俭约。”是日，崩于太安宫之垂拱前殿，年七十。群臣上谥曰大武皇帝，庙号高祖。十月庚寅，葬于献陵。高宗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号曰神尧皇帝。天宝十三载二月，上尊号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也有相关的记载： （武德九年六月）庚申，秦王世民杀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癸亥，立秦王世民为皇太子，听政。……甲子，皇太子即皇帝位……贞观三年，太上皇徙居大安宫。九年五月，崩于垂拱前殿，年七十一。谥曰大武，庙号高祖。上元元年，改谥神尧皇帝。天宝八载，谥神尧大圣皇帝；十三载，增谥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与《旧唐书》相比，《新唐书》对玄武门事变的记载十分简略，对于李世民登基后对待李渊的态度、李渊的驾崩以及身后被上尊号的记述也都是轻描淡写，尤其是对玄武门事变的前因后果并没有作非常详细的描述，似乎是在有意淡化人们对李世民弑兄夺权事件的关注。
四、 记载不实的辨析
客观而言，两唐书与《资治通鉴》对于李世民弑兄夺权以及李渊让位的记载是否属实，我们并不能完全取信之，还应当多方查证文献。
因为“唐制起居郎掌起居注（纪事之史）、起居舍人掌修记言之史（制诰），季终授之国史，史官据之撰为实录与国史。这是正史的史源。”（邓小军《中古文学文献学讲义》）
《旧唐书》、《新唐书》及《资治通鉴》对初唐史实的记载，采用的史料基本上都取自于唐人修撰的国史及实录。
但事实上，初唐时期编撰的国史、实录（如《高祖实录》、《太宗实录》），皆因君主强观，编者阿曲而被篡改过，其中凡涉及到皇室秘闻等重大政治事件的记载， 往往被编撰者以“春秋笔法”，删削褒贬，敷衍成章，有意地回护及歪曲事实，偏离了历史真相，而且这些史籍到了宋朝以后便亡佚了。因此后世学者研究唐史多依凭两《唐书》及《资治通鉴》， 很难摆脱旧史的偏见。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六以及卷一百九十七均记载了李世民强观实录并强迫房玄龄等人篡改记载的史实。原本从东汉明帝以来，皇帝的《起居注》全部要由史官秉笔实录， 直书善恶，皇帝本人是不得观看的。但是贞观十六年（642年）四月， 李世民却向谏议大夫褚遂良强行索看起居注， 虽然遭到了褚遂良的严辞拒绝：“史官书人君言动， 备记善恶， 庶几人君不敢为非， 未闻自取而观之也，”贞观十五年，李世民又对国史监修、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说：“前世史官所记， 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房玄龄说：“史官不虚美， 不隐恶， 若人主见之必怒， 故不敢献也。”（《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纪》十三《太宗皇帝》中之下）但是唐太宗却把自己观览起居注，标榜为“知前日之恶， 为后来之戒”，仍执意要看。房玄龄等人为求自保，无奈之下只好被迫从命，将起居注删略为高祖实录、太宗实录一并呈上，并有意把危及李世民名声的玄武门事变叙述的态度模糊， 但李世民对此仍然不满，要求“改削浮词， 直书其事。”并亲自将玄武门政变定性为“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 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的义举， 是“安社稷， 利万民”的合理行为。
同时，《唐高祖实录》、《唐太宗实录》的实际编撰者许敬宗是一个心地狭窄， 好色贪财，阿谀逢迎之徒，修史时常带有个人的主观好恶。根据《旧唐书》卷八十二《许敬宗传》的记载，许敬宗曾因忌恨封德彝谴责自己于“江都之难”中贪生怕死，在为封德彝立传时“盛加其罪恶”。他又为“为娶尉迟宝琳孙女为妻， 多得赂遗， 及作宝琳父敬德传， 悉为隐诸过咎。”因此，初唐实录中李渊曾三次许立李世民为太子的记载不一定可信，极有可能是许敬宗刻意伪造的。
清代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记载：“五代修唐书， 虽史籍已散失， 然代宗以前尚有纪传， 而唐传美得自蜀中者， 亦尚有九朝实录。今细阅旧书文义， 知此数朝纪传， 多钞实录、国史原文也。凡史修于易代之后， 考覆既确， 未有不据事直书， 若实录、国史， 必多回护。观旧书回护之多，可见其全用实录、国史而不暇订正也。”[11]即指出《旧唐书》对初唐史实的记载不实。
北宋欧阳修等人在修撰《新唐书》时， 虽然极力“补缉阙亡、黜正伪谬”（《新唐书》卷首《进表》），但正如罗香林《唐书源流考》中所云：“新书刊修诸人如宋祁、欧阳修二公， 皆为一代文章钜子， 其修书以褒贬为前提，文章为本位。而不刻意于资料之广集， 所作纪传， 富于史才而拙于史学。”
另外与《旧唐书》相比，欧阳修的《新唐书》为追求“文省”而大力削减诏敕，这更导致了《新唐书》记载之不实。《资治通鉴》亦是如此。
这些都为我们考察唐代开国史增加了难度。
因此，两《唐书》、《资治通鉴》及《高祖实录》、《太宗实录》中有关玄武门事变的史料都有不同程度的造假。《资治通鉴》中所记载的李渊曾三度欲立李世民为太子，两唐书中所记载的李世民登基后对待李渊的仁孝态度，并不一定是事实，李渊让位于李世民也并非出自真心。
我们在考察初唐诏敕文的史料价值时，往往会参考唐史史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辨正地看待正史的记载，这有助于我们更加客观地认识相关历史问题。
五、 迫于形势的让贤
事实上，李世民的弑兄夺权以及李渊让位于李世民，都属于李唐皇室内部争夺皇权的斗争，斗争双方并没有所谓的进步势力或落后势力之分。李渊在整个事件中对待李建成、李世民的态度也并非始终中意于其中一方或者始终保持中立，而是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
李渊最初确实十分中意于李世民的赫赫战功，李世民因为在太原起兵以及李唐开国时期的一系列战争中屡立奇功，被授予了“天策上将”及“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等要职，可见李渊当时确有废长立贤之倾向。（见《全唐文》卷一《高祖》一之《秦王天策上将制》、《秦王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制》及《全唐文》卷三《高祖》三之《册秦王天策上将文》）
李建成在平定了山东以及杨文干举兵之后，李世民亦因“洛阳金宝树私”案被揭露，李渊逐渐放弃了废长立贤的打算，转而倾向于立皇长子李建成为储君。（见《全唐文》卷二《高祖》二之《令太子建成统军诏》、《全唐文》卷三《高祖》三之《加齐王元吉司徒诏》）
李世民最终决定以武力夺嫡，遣张亮之洛事件导致李世民和李渊的父子关系、李世民和李建成及李元吉的兄弟关系皆急剧恶化。李渊因为不忍加害于李世民，始终保持中立的态度，最终导致了诸皇子分权而立，互相残杀，自己也在政变后为求自保，被迫让位。（见《全唐文》卷三《高祖》三之《诛建成元吉大赦诏》、《立秦王为太子诏》） 客观而言，李渊在当时依靠亲情已经不能化解李建成、李世民兄弟对皇权的争端。李渊在位时，李建成治政，李世民治军，三方势力暂时平衡共存。李渊乃以两子作为政权的辅弼者，失去李建成或者李世民任何一方的支持都会令他的政治地位发生动摇。因此，李渊于诸子的争斗中保持中立，实则是为求自保的体现。
玄武门事变后李渊主动让位于李世民，其中虽然包含有一定的被迫成分，但在当时，也是客观情况使然。
首先， 李渊在当时已经年届六十，早年的锐气在称帝后逐渐衰退， 后宫妃嫔众多，导致他晚年的生活日益腐化。他虽然曾于武德元年诏曰“隋氏离宫游幸之所并废之”（《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五）， 但实际上他对游幸、畋猎之事早就习以为常。但是，李渊毕竟亲历过隋朝因失政导致的灭亡，因此虽然他本人已经不愿勤政，但也不想像隋炀帝那样误国误民，因此主动让位给年轻有为、野心勃勃的儿子李世民，自己则可以安居太上皇之位，无后顾之忧。
其次，李世民在玄武门事变之后政治地位已经逐渐巩固， 登基对于他而言只是早晚的事。李世民既然能为夺取皇权而杀害亲兄弟及诸子侄，难保不会为此再弑父。李渊“坐视其孙之以反律伏诛而不能一救， 高祖亦危极矣”（ 赵冀《廿二史札记》卷十九《建成元吉之子被诛》）。因此他为求自保主动让位，总好过被儿子杀死后夺位。
再次，李渊让位于李世民，虽然是迫于当时政治形势的被动之举，但客观上对于巩固新政是十分有利的。李渊晚年已壮心消退，但年轻的李世民则磨拳擦掌， 准备为大唐的繁荣一展雄图。李渊主动让位， 从而使李世民不必等到父亲驾崩便登上了皇位，才情和壮志没有在漫长的等待中被白白消磨掉。李世民在年富力强时便得摄大统，其卓越的政治才干得以及早施展。他于贞观年间大有作为，稳定了政局， 发展了生产，使百姓安居乐业，使得唐朝国力大增，促进了历史的进步。
因此，我们应当客观辩证地看待李世民的弑兄夺权及李渊的被迫主动让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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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邓小军《中古文学文献学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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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五《内篇·采撰》第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0]（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唐纪》六，北京：中华书局，1978.
[11]（清）赵冀著《廿二史札记》卷十六《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条，北京：中国书店，1987.
（责任编辑：马胜利）
Abstract： The imperial edicts in early period of Tang Dynasty were “kings speeches” of emperors at that time， they were released in the governance process， and they were political documents with the highest authority. These imperial edicts related to the historical facts， the politics， economicy， military affairs， law， diplomacy， education， culture， etc. at that time， they belongs to the first-hand information with Datang Venture Life Note， Tang Taizong Record and other historical books， their historical value is very high， and can make up the the palace of history books written in biographical style. Even those imperial edicts which were aimed at promoting a emperors moral conduct， such as the emperors enthronement， changing the title of a reign， worshiping heaven， grand ceremony on mountain top，etc. can provide a lot of valuable clues for us to investigate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the time. This article will seek the truth of Li Shimin killing his brothers to seize power and Li Yuan forced to give up the throne through imperial edicts from June to September in the ninth year of Tang Wude mainl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Key words： the imperial edicts in Tang Dynasty； document retention； rec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