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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本文对晚明海上世界进行重新解读，提出以整体中国海上力量的高度来看待晚明中 国海上力量。认为晚明海上场域突出显示了与前此的不同之处：第一，东矿西珍，海上贸易商品结构发生重要变化，东洋凸显，与中国社会经济变化，白银货币化密切相关；第二，环境复杂，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海上贸易以亦商亦盗为基本活动方式，中国海商经历了身份转换，中国海上力量则经历了重新整合，包括官、商、民的通力合作；第三，整合后的中国海上力量重建了海上秩序，并在与西方海上势力的博弈中胜出。指出上述因素构成时代特征，中国社会变迁与世界大变迁紧密相连，无论是在经济层面、社会层面，还是在政治层面，晚明中国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迁，标志着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已经开启，推动中国走向世界，进入与世界同步的趋向性发展历程。
关键词：晚明 海上世界 商品结构 海商集团 秩序重建 胜出西方
一、问题的提出
15—16世纪，海洋成为时代的主题，海上活动成为最令人瞩目的国际现象。这里使用晚明海上世界的概念，主要是考虑到一个整体世界从海上连接了起来，全球化从海上拉开了帷幕。在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动，东西方大规模直接接触的时代到来时，海上活动呈现出亦商亦盗的明显特征，战争与贸易交替进行，风云变幻，事件频发。无论官与民，晚明明朝人感受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是应对海上的变化。
关于晚明的海上世界，中外学界已有诸多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对于晚明私人海上贸易活动与西方的扩张东来，以往学界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极为丰富的成果。 然而, 对于晚明中国海上力量的整体研究，仍有探讨的空间。长期以来，很多研究者认为，郑和下西洋停止后，由于海禁中断了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到西方航海东来时，中国已落后于西方了。这种观点在社会上普遍流行，导致极大地忽视了晚明中国海上力量在17世纪曾称雄海上世界的历史事实。而形成上述观点的基础，就是没有将私人海上贸易置于中国海上力量之中。事实上，明代中国海上力量在历史上拥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前有郑和，后有郑成功，二郑的海上功业，名垂千古。前者是明初官方海上力量的代表，后者则源自民间海上力量海商集团的崛起。海商经历了身份转换，中国海上力量则经历了重新整合，在与西方的海上博弈中胜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在郑成功掌控郑氏海商集团之前业已发生。从世界大变迁的视野来看，海上力量，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国家政府层面，一是民间社会层面。国家与社会不是截然两分的，二者不是只有根本对立的关系，而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质疑以往将国家与社会置于完全对立面的海禁与反海禁的分析模式，我们不应只看到官方和民间对立的一面，而忽视了总体海上力量不可以截然两分，即也要关注官方与民间力量的整合状态。事实上，正是由于这方面研究的缺失，直接导致了上述流行观点的出现。
晚明中国从海上与世界联系在一起，中国社会变迁与世界大变迁密不可分。关注中国与世界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关联，本文以商品、商人和秩序为切入点，聚焦晚明中国发生的重要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了海上世界，以中国本土社会变迁与世界现实变革的历史潮流相融通为主要解释模式，在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晚明社会变迁，包括经济、制度以及政治变迁与世界变迁作一个连动的考察和重新解读，以期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世界大变迁时代的晚明中国。
二、东矿西珍：海上商品结构变化与东洋凸显
在晚明人的观念中，海上世界是划分为东西洋的。应该指出的是，晚明人的东西洋概念与明初已完全不同。《东西洋考》的作者张燮云：“文莱，即婆罗国，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 说明晚明是以文莱为东西洋的界限。明初，郑和下西洋的随行者马欢所著《瀛涯胜览》中明确记载，当时明朝人是以南浡里国为东西洋的分界，它位于今天的印度尼西亚苏门答剌岛西北的帽山，帽山以西被认为是西洋，也就是说今天的印度洋才被称之为西洋，当年它叫做“那没黎洋”，按照明朝人眼里的这样一个划定，当时帽山以东就是东洋。 就此而言，晚明的东西洋划分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成弘之际，是中国白银货币化由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开始全面铺开的时候，同时也是郑和下西洋时代海外物品胡椒、苏木等在皇家府库枯竭之时。 从那时开始，民间私人海上贸易蓬勃发展的大趋势突破制度的障碍, 显现了出来。嘉靖初年，伴随白银在市场流通中成为主币的事实，由于本土矿藏不足，巨大的内需促发了走向海外的寻求，扩大的私人海上贸易引发了日本的银矿大开发，同时，也导致了嘉靖年间海上贸易争夺战以倭寇为形式的爆发。这场危机暴露了明朝官方应对海上危机的乏力，使得朝堂之上关于海上事宜的争议纷纭。
嘉靖末年倭乱的基本平息，为隆庆初海外政策的重大调整准备了条件。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上疏“准贩东、西二洋”，得到了朝廷允准。 实际上，发展到晚明，中国社会内部涌动变革的潜流、国内商品货币经济发展以及白银需求使市场扩大到海外成为必然。有识之士已看到开海是大势所趋，私人海外贸易已是燎原之火，只能因势利导，以保利权在上。
所谓隆庆开海，是指明朝宣布以福建漳州月港作为中国商民出洋贸易港口，当时规定，民间商船可出海贸易，但鉴于与日本的恶劣关系，贸易对象仍不包括日本。开海后，贸易模式的转变使得一种新的东西洋贸易网络正式开创运行。
隆庆开海的具体地点在福建漳州月港。月港是伴随民间海上贸易发展而兴起的港口城镇。六年（1572年）议征商税，以及贾舶。 万历二年（1574年）舶税充饷，岁以六千两为额。 明朝对于海上事宜的管理主要是实行船引制和饷税制，设立专门管理商民出海从事贸易的机构督饷馆，主管官员是漳州府海防同知，主要负责商民往来贸易的饷税征收，即税务。商民出海贸易要到督饷馆登记，缴纳引税，由督饷馆颁给船引，就是出海贸易的执照，由此私人出洋进行海上贸易合法化。万历年间，明朝规定“商引填写限定器械、货物、姓名、年貌、户籍、住址，向往处所、回销限期，俱开载明白，商务务尽数填引，毋得遗漏”，督饷馆海防官员及各州县“仍置循环号薄二扇，照引开器械、货物、姓名、年貌、户藉、住址、向往处所、限期，按日登记，贩番者每岁给引，回还赍送查核，送院复查”。并对出洋贸易时间有所限定：“以故往年给引，听各商自计水程远近，随便开驾，如西洋遥远则就十一、十二月发行，严限次年六月内回销。东洋稍近，多在春初驾往，严限五月内回销。”
当时将东西洋划为两个海上贸易区域。万历十七年（1589年），福建巡抚周寀对东西洋船引的数量、航行港口和船数做了具体规定：其中东洋44只，包括吕宋16只，屋同、沙瑶、玳瑁、宿务、文莱、南旺、大港、呐哔啴各2只；磨荖失，笔架山、密雁、中邦、以宁、麻里吕、米六合、高药、武运、福河仑、岸塘、吕篷各1只。西洋44只，包括下港、暹罗、旧港、交趾各4只；柬埔寨、丁机宜、顺塔、占城各3只；麻六甲、顺化各2只；大呢、乌丁礁林、新洲、哑齐、交留吧、思吉港、方林郎、彭亨、广南、吧哪彭西、陆坤各1只。总共是88只。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福建巡抚许孚远又做了增加：占陂、高趾州、篱木、高堤里邻、吉连单、柔佛、古宁邦、日隶、安丁、义里迟闷、苏禄、班隘各1引。于是“后以私贩者多，增至百一十引矣”。 达到了“引船百余只，货物亿万计”。 此后船引数续有增加，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已是137引。 事实上，明末无船引的出海商船数量激增，远远超出有船引的商船数目。原因是海上贸易的主体是民间海商，走私贸易仍然大量存在。至崇祯初年有万历末“海舶千计”之说。
以上文献记载说明，东洋方向主要是在今天的菲律宾群岛、加里曼丹岛一带，米六合是在马鲁古群岛。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东洋没有包括日本贸易，即日本贸易仍然不合法，但当时中国与日本贸易由于白银需求，实际上大量存在，不少船只在出洋后转向东洋的日本。而当时的西洋方向，主要是在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一带，没有远涉印度洋。
晚明海上贸易以东西洋贸易区域面貌出现，与晚明人的东西洋范围概念发生重大变化相联系，晚明海上贸易的商品结构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从明初到晚明，商品结构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变迁过程。
明初海上贸易的商品，在马欢《瀛涯胜览》一书中有着详细记录。比较起来，商品结构在晚明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突出表现在东洋方面。
《东西洋考》卷首，萧基所作《小引》中，明确提到了晚明东西洋贸易的不同特征：“其指南所至，风艢所屯，西产多珍，东产多矿”。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晚明海上贸易的特征是东矿西珍。这正是贸易商品结构发生的变化。具体而言，就是西洋的商品以胡椒、苏木、珠宝等珍奇为主，东洋则以矿产白银为主。
我们将明初马欢《瀛涯胜览》与晚明张燮《东西洋考》两书中记载的贸易商品进行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海上贸易商品结构的变迁，主要发生在晚明的东洋。
在马欢书中记载郑和下西洋时代的海外交易实例中，海外物产进入交流的主要有以下品种：犀角、象牙、伽蓝香、金子、宝石、红马厮肯的石、苏木、降真香、绵布、乳酪、玳瑁、肉豆蔻、鹤顶、荜拔、黄蜡、胡椒、野犀牛、珊瑚、锡、珍珠、香货、西洋布、花巾、海鱼、宝石与珍珠厢宝带、丝嵌手巾、织金方帕、龙涎香、椰子、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鳖子、骆驼、猫晴石、各色雅姑、金珀、蔷薇露、沉香、檀香、俺八儿香、琥珀、狮子、麒麟、花福鹿、金钱豹、驼鸡、白鸠、金银生活、熟食、彩帛、书籍、金厢宝带、蛇角、荜布、姜黄布、布罗、布纱、沙塌儿、兜罗锦、绢、剌石，祖把碧，祖母喇，金刚钻、金珀珠、神珀、蜡珀、黑珀（番名撒白值）、美玉器皿、水晶器皿、十样锦剪绒花毯、各色棱幅、撒哈剌、氁罗、氁纱。
以上总共是79种。在马欢的记载中，有一些是一类商品的名称，如“金银生活”，故实际进入流通的单项商品还要更多。显然，这里都是西洋各国的特殊产品，以珍奇为主要构成。其中包括了传统西域地区的各种珍奇特产。
在马欢记载的海外交易实例中，中国进入交流的主要有以下品种：中国青磁盘碗、紵丝、绫绡、烧珠、麝香、花绢、铜钱、布帛、色绢、樟脑，锦绮等。其中，以青花瓷器、丝绸、麝香、铜钱最为重要。除了麝香以外，其他都是中国特有的人工产品，深受海外各国人民的喜爱。以中国的制品去换取西洋海外奇珍，这是传统海上贸易的商品结构。
在张燮书中，万历十七年（1589年）漳州月港税收调整时的商品，有以下品种：胡椒、象牙、苏木（分为东洋、西洋）、檀香、奇楠香、犀角、沈香、没药、玳瑁、肉豆蔻、冰片、燕窝、鹤顶、荜拔、黄蜡、鹿皮、子绵、番被、孔雀尾、竹布、嘉文席、番藤席、大风子、阿片、交趾绢、槟榔、水藤、白藤、牛角、牛皮、藤黄、黑铅、番锡、番藤、乌木、紫檀、紫憬、珠母壳、番米、降真、白豆蔻、血竭、孩子茶、束香、乳香、木香、番金、丁香、鹦鹉螺、毕布、锁服、阿魏、芦荟、马钱、椰子、海菜、没石子、虎豹皮、龟筒、苏合油、安息香、鹿角、番纸、暹罗红纱、棕竹、沙鱼皮、螺蚆、獐皮、獭皮、尖尾螺、番泥瓶、丁香枝、明角、马尾、鹿脯、磺土、花草、油麻、黄丝、锦鲂鱼皮、柑庶鸟、排草、钱铜。
以上进口商品货物共84种。还有“先年不见开载”，《东西洋考》作为附记的商品：哆罗嗹、番镜、番铜镜、红铜、烂铜、土丝布、粗丝布、西洋布、东京乌布、八丁荞、青花笔筒、青琉璃笔筒、白琉璃盏、琉璃瓶、莺哥、草席、漆、红花米、犀牛皮、马皮、蛇皮、猿皮、沙鱼翅、翠鸟皮、樟脑、虾米、火炬、棕竹枯、黍仔、胖大子、石花、绿豆，共32种。
以上商品总共是116种。其中有一些是来自欧洲的商品，如哆罗嗹、番镜、番铜镜等，说明此时西方扩张东来，已增添了少量的欧洲商品。但“先年不见开载”的新增商品中也有不少属于一般生活用品。值得注意的是米和铜的进口。
比较的结果，可以得出两点认识：
第一，晚明西洋商品的变化不大。从海上贸易的商品来看，胡椒、象牙、苏木、檀香、犀角、沉香、没药、玳瑁等西洋特产珍奇并没有任何变化，虽然也有如奇楠香、冰片、燕窝等明初没有的一些新种类，但是显然也属于珍奇的范围。由此可知，与明初西洋官方贸易的商品比较，晚明民间私人海上贸易中的商品品种没有太多的改变。明初西洋海上贸易具有的远距离奢侈品贸易性质，在晚明西方商品输入上仍体现得很明显，而一般海外商品的输入，反映了中国市场对海上贸易的需求。
第二，晚明东洋商品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明初海上贸易商品结构相比较，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明初没有白银的大量进口，而大规模的白银输入，是晚明东洋贸易的特征。根据文献记载，晚明海上贸易之利，以东洋最富，就是以银为贵。明末何乔远《开洋海议》云：
佛郎机之地，本在西洋，吕宋不过海岛一浮沤耳，其民皆耕种为业，佛郎机夺其地开市于此，人遂名吕宋，而亦名东洋……此皆据今日吕宋、红夷二夷入我近地而论，此所谓东洋者也。此外尚有暹逻、柬埔寨、广南、顺化以及日本倭，所谓西洋也。暹逻出犀角、象牙、苏木、胡椒如加留巴，又出西国米、燕窝，他番所无。柬埔寨、广南、顺化亦出苏木、胡椒。日本国法所禁，无人敢通，然悉奸阑出物，私往交趾诸处，日本转手贩鬻，实则与中国贸易矣。而其国有银名长锜，别无他物，我人得其长锜银以归，将至中国，则凿沉其舟，负银而趋，而我给引被其混冒，我则不能周知。要之，总有利存焉。而比者日本之人亦杂住台湾之中，以私贸易，我亦不能禁，此东洋之大略也。
这里不仅明确了东西洋在明末的划分，而且详细记述了东西洋特产以及日本除了白银“别无他物”的特征。
何乔远《请开海事疏》中谈及“开洋之利”，细述东西洋贸易商品情形，再次说明东西洋贸易的不同之处：
臣请言开洋之利，盖海外之夷，有大西洋，有东洋。大西洋则暹逻、柬埔寨、顺化、哩摩诸国道，其国产苏木、胡椒、犀角、象齿、沉檀、片脑诸货物，是皆我中国所需。东洋则吕宋，其夷佛郎机也。其国有银山出银，夷人铸作银钱独盛。我中国人若往贩大西洋，则以其所产货物相抵，若贩吕宋，则单是得其银钱而已。是两夷人者皆好服用中国绫段杂缯，其土不蚕，惟藉中国之丝为用。湖丝到彼，亦自能织精好段匹，錾凿如花如鳞，服之以为华好。是以中国湖丝百斤值银百两者，至彼悉得价可二三百两。而江西之磁器，臣福建之糖品、果品诸物，皆所嗜好。
这里突出了与吕宋贸易中可以获得的银钱，实际上，也就是通过吕宋与美洲的丝银贸易。
明代泉州籍内阁大学士李廷机亦云：“而所通乃吕宋诸番,每以贱恶什物贸易其银钱,满载而归,往往致富。而又有以彼为乐土而久留。”
清初人王胜时曾论说：“闻往时闽中巨室，皆擅海舶之利，西至欧罗巴，东至日本之吕宋、长岐，每一舶至，则钱货充牣。先朝禁通日本，然东之利倍蓰于西，海舶出海时，先向西洋行，行既远，乃复折而入东洋。嗜利走死，习以为常，以是富甲天下。”
明朝在漳州月港的加增饷征收，可以印证海上贸易的商品结构发生的变迁。《东西洋考》记载：“加增饷者，东洋吕宋，地无他产，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白银钱外，无他携来，即有货亦无几。故商人回澳，征水陆二饷外，属吕宋船者，每船更征银百五十两，谓之加征。后诸商苦难，万历十八年，量减至百二十两。” 加增饷是福建漳州月港专门为出洋到吕宋的商船所设商税，是一种附加税。征收对象是船主。由于当时西班牙人占据菲律宾群岛，开辟了吕宋到墨西哥的航线，以墨西哥银元购买中国生丝等商货，因此至吕宋贸易的中国海商在归国时几乎不载货物，而都是运回大量墨西哥银元。有鉴于此，明朝特地设置了加增饷。
招抚之初，熊文灿上报郑芝龙的行为，有“督抚檄之不来，惟日夜要挟请饷，又坐拥数十万金钱，不恤其属”之说。 显然，郑芝龙欲借助明朝政府的庇护与支持，不遗余力地扩大自己的势力。与此同时，明朝地方大员也切实给与了支持，熊文灿曾向户部请求存留赋税以供军饷。曹氏记芝龙请饷，“大费商量”，“蒙台台发银二千两，殊有欢欣鼓舞之意矣”。 在官方的支持下，郑芝龙先后平定杨六、杨七和于裕采老，其后曹氏报告巡抚熊文灿：“钟斌已叛李魁奇矣。职已密令郑芝龙收之。” 于是有熊文灿诱钟斌到泉州，令郑芝龙设伏于大洋，钟斌败，“投海死”。
崇祯初年重建海上秩序，包括两个重要方面：内平海盗与外逐“红夷”。晚明中国海上力量经历了主体由官方到民间，又从民间到官方的循环转化过程，重新整合以后，不仅剿灭了海盗，而且在海上挫败了荷兰的侵扰。
《巴达维亚城日志》崇祯六年（1633年）六月，新任荷兰台湾长官布德曼士﹙Hans Putmans﹚企图“使用武力以开始中国贸易”，而猛烈进攻中国沿岸。 先派出7艘战舰，后增派1艘，击毁了“约有二十五到三十艘大的战船……以及二十到二十五艘其他小的战船”， 使明军遭受沉重损失。福建巡抚邹维琏调集舟师，身任“五虎游击将军”的郑芝龙担任指挥官，在漳州海澄誓师出发。10月22日，荷兰船舰“被一官之戎克船一百五十艘所袭，相与交战中，受多数火船所攻击，以致也哈多船布吕格合分号及士罗德台克（Slooterdijck）号与荷兰人约计百人同时失踪”。 在郑芝龙率领下，在金门料罗湾打败荷兰人。经此一役，郑芝龙声势大振，荷兰人被迫放弃了以武力进攻强求贸易的企图。福建巡抚邹维琏在奏捷书中称：“此一举也，生擒夷酋一伪王、夷党数头目，烧沉夷众数千计，生擒夷众一百一十八名，戫斩夷级二十颗，焚夷夹版巨舰五只，夺夷夹版巨舰一只，击破夷贼小舟五十余只……说者皆曰：闽粤自有红夷来，数十年间，此捷创闻。”
在世界最重要也最具竞争性的海上场域之一，明末中国海上力量重新整合，官民合作，迎战了西方强有力的扩张侵扰行为，并取得了胜利。至崇祯八年（1635年），刘香海盗集团被剿灭在田尾洋，海患平息。明末档案有着这样的记述：“主将郑芝龙英风惯日，豪气凌云，阵列风云变幻，胸蟠甲兵纵横，遇香魁于田尾洋，号令奋发，”“香势穷力促，纵火自焚，群鲵半口于燎焰，余孽多溺于洪波，此诚东南血战第一奇捷也。”
从此以后，郑芝龙荡平了海上的各个海盗利益集团，取得了控海权，掌握了东西洋贸易网络，同时迫使荷兰人也不得不与郑氏达成海上航行与贸易的协议。郑芝龙成为东方海上世界的强权人物，以强大的武装力量和雄厚的资本在国际市场上与荷兰、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的竞争中胜出。郑氏海上集团“独有南海之利”，表现在“芝龙幼习海，知海情。凡海盗皆故盟或出门下，自就抚后，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舶例入三干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自筑城于安平，海梢直通卧内，可舶船径达海，其守城兵自给饷，不取于官。旗帜鲜明，戈甲坚利，凡贼遁入海者，檄付芝龙，取之如寄，故八闽以郑氏为长城。”
身份转换后的郑芝龙官运亨通，崇祯十二年（1639年）六月，郑芝龙击败荷兰人于湄洲洋，升为副总兵。“十三年秋八月，加福建参将郑芝龙署总兵。芝龙既俘刘香老，海氛颇息，又以海利交通朝贵，寝以大显。” 在南明弘光时升南安伯，劝进隆武，进平虏侯，后封为平国公。 郑氏家族“一门声势．赫奕东南”。至南明隆武朝，满朝需要倚仗郑芝龙海上集团，乃至“宰相半出门下”，其地位显赫，更非同一般，史载：“时内外文武济济，然兵饷战守机宜，俱郑芝龙为政。鸿逵、芝豹皆其弟也。故八闽以郑氏为长城。芝龙开府于福州，坐见九卿，入不揖、出不送。”
迎合当时政治气候，对于民间海商力量是剿是抚，明末突出了政策议题的主导作用。郑芝龙海商集团在海上能够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借助地方政府官员的支持。地方官员乡绅当中尽管有很多人不满意郑芝龙，但是相比之下，他们更关心的是地方或乡梓的秩序问题。招抚郑芝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会带来海寇的平定，海上的安宁，另一方面海商的政治化，提高了海商群体在明朝政治中的重要地位，也会增强海商利益集团谋取特殊权益。借助财富和武装力量，从对抗走向了合作的郑氏海商集团成功转换了身份，而明末官、商、民的合作，是海上秩序重建，并在与西方海上势力博弈中获胜的关键。总的来说，郑氏海商集团代表跻身于明朝政治，成为统治层中海商集团的政治首领和政治代言人，统一了东南海上，成为一支足以与荷兰相抗衡的力量，这是明末政治变迁的典型范例。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明末郑氏海商集团的崛起，是财富与权力的结盟。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再次印证了经济与政治的密不可分。郑芝龙身份的转换，标志明朝官方对于民间海商的认可与海商国家意识的强化。进一步说，晚明中国沿海出现反映海上贸易发展要求、代表海商利益的地方政治势力，在明末接受朝廷招抚后，这种带有海商利益代表性质的地方政治势力，参与到国家政治之中，从此海商集团在明末政治中占有了一席之地，特别是在南明政治中显示出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沿海私人海上力量作为政治力量的出现，是明后期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带来的政治新变化。换言之，这种政治现象的出现，说明晚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的变迁，到明末已经引发了政治结构的变化。如此看来，郑氏海商集团的崛起，不仅是经济贸易变迁的产物，而且也是政治变迁的内容之一，是政治史的重要事件。
重要的是，中国海上力量的重新整合完成于晚明，国家与社会的海上博弈在明末解决，政治变迁并非是民间对官方的替代，而是二者新的合作关系的形成。在国家的支持下，海商集团获取了合法性政治权力，在后来的国际交往中成为代表中国海上力量的势力。从明朝天启年间算起, 到清军攻下台湾终止, 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郑氏海商集团雄据海上。毫无疑问，在全球化开端的时候，这具有重要意义。广泛发展的、超出国家界限的海上贸易发展趋势, 是当时世界潮流发展的大势所趋。郑氏海商集团在世界大潮中与西方人博弈，乃至胜出，成为中国海上力量的代表。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中，都发挥过重要作用和影响，不容低估。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对晚明海上世界进行重新解读，晚明海上场域突出显示了与前此的不同之处：第一，东矿西珍，海上贸易商品结构发生重要变化，东洋凸显，与中国社会经济变化，白银货币化密切相关；第二，环境复杂，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海上贸易以亦商亦盗为基本活动方式，中国海商经历了身份转换，中国海上力量则经历了重新整合，包括官、商、民的通力合作；第四，整合后的中国海上力量重建了海上秩序，并在与西方海上势力的博弈中胜出。
明代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历经曲折。晚明社会变迁，包括经济变迁、制度变迁与政治变迁纠葛在一起，更与世界大变迁紧密联系，无论是明代白银货币化，还是月港开海、澳门开埠，乃至形成海上秩序的重建，组成的是一条连续的变迁之链，构成了晚明中国海上力量的重新整合。具体而言，从经济层面来看，明代白银货币化，社会经济变迁引发了海上贸易商品结构的改变，在东西洋贸易中东洋贸易凸显和台湾地位凸显；从政治层面来看，晚明社会经济变迁和制度变迁，海上贸易模式的转变，为晚明中国海商崛起与身份转换、进入统治层的政治变迁作了铺垫。郑氏海商集团崛起，经历了从亦商亦盗到明朝官员的身份转换过程，而晚明海上秩序则经历了由乱到治的曲折历程。郑氏海商集团登上政治舞台，在明末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在国际政治中名扬遐迩，是社会政治变迁的产物。更重要的是，明末出现的海商集团与官方的合作，是基于共同利益，重建海上秩序的需要，在这一基础上造就了中国海上力量的重新整合，实现了中国海上力量的合流。历史事实证明，经济变迁是基础，制度变迁为契机，政治变迁随之发生，晚明海上力量的变化最终并非是民间对官方的替代，而是官民合作关系的形成，构成晚明中国海上力量官方与民间的整合形态。明末官与民、商与盗、贼与官的身份转换与官、商、民合作达成海上的由乱而治，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结果。明末在海上走出危机与困境，最终依靠的是官民合作，这一点已为历史所证实。
关键词：晚明 海上世界 商品结构 海商集团 秩序重建 胜出西方
一、问题的提出
15—16世纪，海洋成为时代的主题，海上活动成为最令人瞩目的国际现象。这里使用晚明海上世界的概念，主要是考虑到一个整体世界从海上连接了起来，全球化从海上拉开了帷幕。在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动，东西方大规模直接接触的时代到来时，海上活动呈现出亦商亦盗的明显特征，战争与贸易交替进行，风云变幻，事件频发。无论官与民，晚明明朝人感受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是应对海上的变化。
关于晚明的海上世界，中外学界已有诸多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对于晚明私人海上贸易活动与西方的扩张东来，以往学界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极为丰富的成果。 然而, 对于晚明中国海上力量的整体研究，仍有探讨的空间。长期以来，很多研究者认为，郑和下西洋停止后，由于海禁中断了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到西方航海东来时，中国已落后于西方了。这种观点在社会上普遍流行，导致极大地忽视了晚明中国海上力量在17世纪曾称雄海上世界的历史事实。而形成上述观点的基础，就是没有将私人海上贸易置于中国海上力量之中。事实上，明代中国海上力量在历史上拥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前有郑和，后有郑成功，二郑的海上功业，名垂千古。前者是明初官方海上力量的代表，后者则源自民间海上力量海商集团的崛起。海商经历了身份转换，中国海上力量则经历了重新整合，在与西方的海上博弈中胜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在郑成功掌控郑氏海商集团之前业已发生。从世界大变迁的视野来看，海上力量，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国家政府层面，一是民间社会层面。国家与社会不是截然两分的，二者不是只有根本对立的关系，而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质疑以往将国家与社会置于完全对立面的海禁与反海禁的分析模式，我们不应只看到官方和民间对立的一面，而忽视了总体海上力量不可以截然两分，即也要关注官方与民间力量的整合状态。事实上，正是由于这方面研究的缺失，直接导致了上述流行观点的出现。
晚明中国从海上与世界联系在一起，中国社会变迁与世界大变迁密不可分。关注中国与世界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关联，本文以商品、商人和秩序为切入点，聚焦晚明中国发生的重要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了海上世界，以中国本土社会变迁与世界现实变革的历史潮流相融通为主要解释模式，在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晚明社会变迁，包括经济、制度以及政治变迁与世界变迁作一个连动的考察和重新解读，以期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世界大变迁时代的晚明中国。
二、东矿西珍：海上商品结构变化与东洋凸显
在晚明人的观念中，海上世界是划分为东西洋的。应该指出的是，晚明人的东西洋概念与明初已完全不同。《东西洋考》的作者张燮云：“文莱，即婆罗国，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 说明晚明是以文莱为东西洋的界限。明初，郑和下西洋的随行者马欢所著《瀛涯胜览》中明确记载，当时明朝人是以南浡里国为东西洋的分界，它位于今天的印度尼西亚苏门答剌岛西北的帽山，帽山以西被认为是西洋，也就是说今天的印度洋才被称之为西洋，当年它叫做“那没黎洋”，按照明朝人眼里的这样一个划定，当时帽山以东就是东洋。 就此而言，晚明的东西洋划分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成弘之际，是中国白银货币化由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开始全面铺开的时候，同时也是郑和下西洋时代海外物品胡椒、苏木等在皇家府库枯竭之时。 从那时开始，民间私人海上贸易蓬勃发展的大趋势突破制度的障碍, 显现了出来。嘉靖初年，伴随白银在市场流通中成为主币的事实，由于本土矿藏不足，巨大的内需促发了走向海外的寻求，扩大的私人海上贸易引发了日本的银矿大开发，同时，也导致了嘉靖年间海上贸易争夺战以倭寇为形式的爆发。这场危机暴露了明朝官方应对海上危机的乏力，使得朝堂之上关于海上事宜的争议纷纭。
嘉靖末年倭乱的基本平息，为隆庆初海外政策的重大调整准备了条件。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上疏“准贩东、西二洋”，得到了朝廷允准。 实际上，发展到晚明，中国社会内部涌动变革的潜流、国内商品货币经济发展以及白银需求使市场扩大到海外成为必然。有识之士已看到开海是大势所趋，私人海外贸易已是燎原之火，只能因势利导，以保利权在上。
所谓隆庆开海，是指明朝宣布以福建漳州月港作为中国商民出洋贸易港口，当时规定，民间商船可出海贸易，但鉴于与日本的恶劣关系，贸易对象仍不包括日本。开海后，贸易模式的转变使得一种新的东西洋贸易网络正式开创运行。
隆庆开海的具体地点在福建漳州月港。月港是伴随民间海上贸易发展而兴起的港口城镇。六年（1572年）议征商税，以及贾舶。 万历二年（1574年）舶税充饷，岁以六千两为额。 明朝对于海上事宜的管理主要是实行船引制和饷税制，设立专门管理商民出海从事贸易的机构督饷馆，主管官员是漳州府海防同知，主要负责商民往来贸易的饷税征收，即税务。商民出海贸易要到督饷馆登记，缴纳引税，由督饷馆颁给船引，就是出海贸易的执照，由此私人出洋进行海上贸易合法化。万历年间，明朝规定“商引填写限定器械、货物、姓名、年貌、户籍、住址，向往处所、回销限期，俱开载明白，商务务尽数填引，毋得遗漏”，督饷馆海防官员及各州县“仍置循环号薄二扇，照引开器械、货物、姓名、年貌、户藉、住址、向往处所、限期，按日登记，贩番者每岁给引，回还赍送查核，送院复查”。并对出洋贸易时间有所限定：“以故往年给引，听各商自计水程远近，随便开驾，如西洋遥远则就十一、十二月发行，严限次年六月内回销。东洋稍近，多在春初驾往，严限五月内回销。”
当时将东西洋划为两个海上贸易区域。万历十七年（1589年），福建巡抚周寀对东西洋船引的数量、航行港口和船数做了具体规定：其中东洋44只，包括吕宋16只，屋同、沙瑶、玳瑁、宿务、文莱、南旺、大港、呐哔啴各2只；磨荖失，笔架山、密雁、中邦、以宁、麻里吕、米六合、高药、武运、福河仑、岸塘、吕篷各1只。西洋44只，包括下港、暹罗、旧港、交趾各4只；柬埔寨、丁机宜、顺塔、占城各3只；麻六甲、顺化各2只；大呢、乌丁礁林、新洲、哑齐、交留吧、思吉港、方林郎、彭亨、广南、吧哪彭西、陆坤各1只。总共是88只。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福建巡抚许孚远又做了增加：占陂、高趾州、篱木、高堤里邻、吉连单、柔佛、古宁邦、日隶、安丁、义里迟闷、苏禄、班隘各1引。于是“后以私贩者多，增至百一十引矣”。 达到了“引船百余只，货物亿万计”。 此后船引数续有增加，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已是137引。 事实上，明末无船引的出海商船数量激增，远远超出有船引的商船数目。原因是海上贸易的主体是民间海商，走私贸易仍然大量存在。至崇祯初年有万历末“海舶千计”之说。
以上文献记载说明，东洋方向主要是在今天的菲律宾群岛、加里曼丹岛一带，米六合是在马鲁古群岛。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东洋没有包括日本贸易，即日本贸易仍然不合法，但当时中国与日本贸易由于白银需求，实际上大量存在，不少船只在出洋后转向东洋的日本。而当时的西洋方向，主要是在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一带，没有远涉印度洋。
晚明海上贸易以东西洋贸易区域面貌出现，与晚明人的东西洋范围概念发生重大变化相联系，晚明海上贸易的商品结构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从明初到晚明，商品结构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变迁过程。
明初海上贸易的商品，在马欢《瀛涯胜览》一书中有着详细记录。比较起来，商品结构在晚明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突出表现在东洋方面。
《东西洋考》卷首，萧基所作《小引》中，明确提到了晚明东西洋贸易的不同特征：“其指南所至，风艢所屯，西产多珍，东产多矿”。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晚明海上贸易的特征是东矿西珍。这正是贸易商品结构发生的变化。具体而言，就是西洋的商品以胡椒、苏木、珠宝等珍奇为主，东洋则以矿产白银为主。
我们将明初马欢《瀛涯胜览》与晚明张燮《东西洋考》两书中记载的贸易商品进行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海上贸易商品结构的变迁，主要发生在晚明的东洋。
在马欢书中记载郑和下西洋时代的海外交易实例中，海外物产进入交流的主要有以下品种：犀角、象牙、伽蓝香、金子、宝石、红马厮肯的石、苏木、降真香、绵布、乳酪、玳瑁、肉豆蔻、鹤顶、荜拔、黄蜡、胡椒、野犀牛、珊瑚、锡、珍珠、香货、西洋布、花巾、海鱼、宝石与珍珠厢宝带、丝嵌手巾、织金方帕、龙涎香、椰子、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鳖子、骆驼、猫晴石、各色雅姑、金珀、蔷薇露、沉香、檀香、俺八儿香、琥珀、狮子、麒麟、花福鹿、金钱豹、驼鸡、白鸠、金银生活、熟食、彩帛、书籍、金厢宝带、蛇角、荜布、姜黄布、布罗、布纱、沙塌儿、兜罗锦、绢、剌石，祖把碧，祖母喇，金刚钻、金珀珠、神珀、蜡珀、黑珀（番名撒白值）、美玉器皿、水晶器皿、十样锦剪绒花毯、各色棱幅、撒哈剌、氁罗、氁纱。
以上总共是79种。在马欢的记载中，有一些是一类商品的名称，如“金银生活”，故实际进入流通的单项商品还要更多。显然，这里都是西洋各国的特殊产品，以珍奇为主要构成。其中包括了传统西域地区的各种珍奇特产。
在马欢记载的海外交易实例中，中国进入交流的主要有以下品种：中国青磁盘碗、紵丝、绫绡、烧珠、麝香、花绢、铜钱、布帛、色绢、樟脑，锦绮等。其中，以青花瓷器、丝绸、麝香、铜钱最为重要。除了麝香以外，其他都是中国特有的人工产品，深受海外各国人民的喜爱。以中国的制品去换取西洋海外奇珍，这是传统海上贸易的商品结构。
在张燮书中，万历十七年（1589年）漳州月港税收调整时的商品，有以下品种：胡椒、象牙、苏木（分为东洋、西洋）、檀香、奇楠香、犀角、沈香、没药、玳瑁、肉豆蔻、冰片、燕窝、鹤顶、荜拔、黄蜡、鹿皮、子绵、番被、孔雀尾、竹布、嘉文席、番藤席、大风子、阿片、交趾绢、槟榔、水藤、白藤、牛角、牛皮、藤黄、黑铅、番锡、番藤、乌木、紫檀、紫憬、珠母壳、番米、降真、白豆蔻、血竭、孩子茶、束香、乳香、木香、番金、丁香、鹦鹉螺、毕布、锁服、阿魏、芦荟、马钱、椰子、海菜、没石子、虎豹皮、龟筒、苏合油、安息香、鹿角、番纸、暹罗红纱、棕竹、沙鱼皮、螺蚆、獐皮、獭皮、尖尾螺、番泥瓶、丁香枝、明角、马尾、鹿脯、磺土、花草、油麻、黄丝、锦鲂鱼皮、柑庶鸟、排草、钱铜。
以上进口商品货物共84种。还有“先年不见开载”，《东西洋考》作为附记的商品：哆罗嗹、番镜、番铜镜、红铜、烂铜、土丝布、粗丝布、西洋布、东京乌布、八丁荞、青花笔筒、青琉璃笔筒、白琉璃盏、琉璃瓶、莺哥、草席、漆、红花米、犀牛皮、马皮、蛇皮、猿皮、沙鱼翅、翠鸟皮、樟脑、虾米、火炬、棕竹枯、黍仔、胖大子、石花、绿豆，共32种。
以上商品总共是116种。其中有一些是来自欧洲的商品，如哆罗嗹、番镜、番铜镜等，说明此时西方扩张东来，已增添了少量的欧洲商品。但“先年不见开载”的新增商品中也有不少属于一般生活用品。值得注意的是米和铜的进口。
比较的结果，可以得出两点认识：
第一，晚明西洋商品的变化不大。从海上贸易的商品来看，胡椒、象牙、苏木、檀香、犀角、沉香、没药、玳瑁等西洋特产珍奇并没有任何变化，虽然也有如奇楠香、冰片、燕窝等明初没有的一些新种类，但是显然也属于珍奇的范围。由此可知，与明初西洋官方贸易的商品比较，晚明民间私人海上贸易中的商品品种没有太多的改变。明初西洋海上贸易具有的远距离奢侈品贸易性质，在晚明西方商品输入上仍体现得很明显，而一般海外商品的输入，反映了中国市场对海上贸易的需求。
第二，晚明东洋商品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明初海上贸易商品结构相比较，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明初没有白银的大量进口，而大规模的白银输入，是晚明东洋贸易的特征。根据文献记载，晚明海上贸易之利，以东洋最富，就是以银为贵。明末何乔远《开洋海议》云：
佛郎机之地，本在西洋，吕宋不过海岛一浮沤耳，其民皆耕种为业，佛郎机夺其地开市于此，人遂名吕宋，而亦名东洋……此皆据今日吕宋、红夷二夷入我近地而论，此所谓东洋者也。此外尚有暹逻、柬埔寨、广南、顺化以及日本倭，所谓西洋也。暹逻出犀角、象牙、苏木、胡椒如加留巴，又出西国米、燕窝，他番所无。柬埔寨、广南、顺化亦出苏木、胡椒。日本国法所禁，无人敢通，然悉奸阑出物，私往交趾诸处，日本转手贩鬻，实则与中国贸易矣。而其国有银名长锜，别无他物，我人得其长锜银以归，将至中国，则凿沉其舟，负银而趋，而我给引被其混冒，我则不能周知。要之，总有利存焉。而比者日本之人亦杂住台湾之中，以私贸易，我亦不能禁，此东洋之大略也。
这里不仅明确了东西洋在明末的划分，而且详细记述了东西洋特产以及日本除了白银“别无他物”的特征。
何乔远《请开海事疏》中谈及“开洋之利”，细述东西洋贸易商品情形，再次说明东西洋贸易的不同之处：
臣请言开洋之利，盖海外之夷，有大西洋，有东洋。大西洋则暹逻、柬埔寨、顺化、哩摩诸国道，其国产苏木、胡椒、犀角、象齿、沉檀、片脑诸货物，是皆我中国所需。东洋则吕宋，其夷佛郎机也。其国有银山出银，夷人铸作银钱独盛。我中国人若往贩大西洋，则以其所产货物相抵，若贩吕宋，则单是得其银钱而已。是两夷人者皆好服用中国绫段杂缯，其土不蚕，惟藉中国之丝为用。湖丝到彼，亦自能织精好段匹，錾凿如花如鳞，服之以为华好。是以中国湖丝百斤值银百两者，至彼悉得价可二三百两。而江西之磁器，臣福建之糖品、果品诸物，皆所嗜好。
这里突出了与吕宋贸易中可以获得的银钱，实际上，也就是通过吕宋与美洲的丝银贸易。
明代泉州籍内阁大学士李廷机亦云：“而所通乃吕宋诸番,每以贱恶什物贸易其银钱,满载而归,往往致富。而又有以彼为乐土而久留。”
清初人王胜时曾论说：“闻往时闽中巨室，皆擅海舶之利，西至欧罗巴，东至日本之吕宋、长岐，每一舶至，则钱货充牣。先朝禁通日本，然东之利倍蓰于西，海舶出海时，先向西洋行，行既远，乃复折而入东洋。嗜利走死，习以为常，以是富甲天下。”
明朝在漳州月港的加增饷征收，可以印证海上贸易的商品结构发生的变迁。《东西洋考》记载：“加增饷者，东洋吕宋，地无他产，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白银钱外，无他携来，即有货亦无几。故商人回澳，征水陆二饷外，属吕宋船者，每船更征银百五十两，谓之加征。后诸商苦难，万历十八年，量减至百二十两。” 加增饷是福建漳州月港专门为出洋到吕宋的商船所设商税，是一种附加税。征收对象是船主。由于当时西班牙人占据菲律宾群岛，开辟了吕宋到墨西哥的航线，以墨西哥银元购买中国生丝等商货，因此至吕宋贸易的中国海商在归国时几乎不载货物，而都是运回大量墨西哥银元。有鉴于此，明朝特地设置了加增饷。
招抚之初，熊文灿上报郑芝龙的行为，有“督抚檄之不来，惟日夜要挟请饷，又坐拥数十万金钱，不恤其属”之说。 显然，郑芝龙欲借助明朝政府的庇护与支持，不遗余力地扩大自己的势力。与此同时，明朝地方大员也切实给与了支持，熊文灿曾向户部请求存留赋税以供军饷。曹氏记芝龙请饷，“大费商量”，“蒙台台发银二千两，殊有欢欣鼓舞之意矣”。 在官方的支持下，郑芝龙先后平定杨六、杨七和于裕采老，其后曹氏报告巡抚熊文灿：“钟斌已叛李魁奇矣。职已密令郑芝龙收之。” 于是有熊文灿诱钟斌到泉州，令郑芝龙设伏于大洋，钟斌败，“投海死”。
崇祯初年重建海上秩序，包括两个重要方面：内平海盗与外逐“红夷”。晚明中国海上力量经历了主体由官方到民间，又从民间到官方的循环转化过程，重新整合以后，不仅剿灭了海盗，而且在海上挫败了荷兰的侵扰。
《巴达维亚城日志》崇祯六年（1633年）六月，新任荷兰台湾长官布德曼士﹙Hans Putmans﹚企图“使用武力以开始中国贸易”，而猛烈进攻中国沿岸。 先派出7艘战舰，后增派1艘，击毁了“约有二十五到三十艘大的战船……以及二十到二十五艘其他小的战船”， 使明军遭受沉重损失。福建巡抚邹维琏调集舟师，身任“五虎游击将军”的郑芝龙担任指挥官，在漳州海澄誓师出发。10月22日，荷兰船舰“被一官之戎克船一百五十艘所袭，相与交战中，受多数火船所攻击，以致也哈多船布吕格合分号及士罗德台克（Slooterdijck）号与荷兰人约计百人同时失踪”。 在郑芝龙率领下，在金门料罗湾打败荷兰人。经此一役，郑芝龙声势大振，荷兰人被迫放弃了以武力进攻强求贸易的企图。福建巡抚邹维琏在奏捷书中称：“此一举也，生擒夷酋一伪王、夷党数头目，烧沉夷众数千计，生擒夷众一百一十八名，戫斩夷级二十颗，焚夷夹版巨舰五只，夺夷夹版巨舰一只，击破夷贼小舟五十余只……说者皆曰：闽粤自有红夷来，数十年间，此捷创闻。”
在世界最重要也最具竞争性的海上场域之一，明末中国海上力量重新整合，官民合作，迎战了西方强有力的扩张侵扰行为，并取得了胜利。至崇祯八年（1635年），刘香海盗集团被剿灭在田尾洋，海患平息。明末档案有着这样的记述：“主将郑芝龙英风惯日，豪气凌云，阵列风云变幻，胸蟠甲兵纵横，遇香魁于田尾洋，号令奋发，”“香势穷力促，纵火自焚，群鲵半口于燎焰，余孽多溺于洪波，此诚东南血战第一奇捷也。”
从此以后，郑芝龙荡平了海上的各个海盗利益集团，取得了控海权，掌握了东西洋贸易网络，同时迫使荷兰人也不得不与郑氏达成海上航行与贸易的协议。郑芝龙成为东方海上世界的强权人物，以强大的武装力量和雄厚的资本在国际市场上与荷兰、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的竞争中胜出。郑氏海上集团“独有南海之利”，表现在“芝龙幼习海，知海情。凡海盗皆故盟或出门下，自就抚后，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舶例入三干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自筑城于安平，海梢直通卧内，可舶船径达海，其守城兵自给饷，不取于官。旗帜鲜明，戈甲坚利，凡贼遁入海者，檄付芝龙，取之如寄，故八闽以郑氏为长城。”
身份转换后的郑芝龙官运亨通，崇祯十二年（1639年）六月，郑芝龙击败荷兰人于湄洲洋，升为副总兵。“十三年秋八月，加福建参将郑芝龙署总兵。芝龙既俘刘香老，海氛颇息，又以海利交通朝贵，寝以大显。” 在南明弘光时升南安伯，劝进隆武，进平虏侯，后封为平国公。 郑氏家族“一门声势．赫奕东南”。至南明隆武朝，满朝需要倚仗郑芝龙海上集团，乃至“宰相半出门下”，其地位显赫，更非同一般，史载：“时内外文武济济，然兵饷战守机宜，俱郑芝龙为政。鸿逵、芝豹皆其弟也。故八闽以郑氏为长城。芝龙开府于福州，坐见九卿，入不揖、出不送。”
迎合当时政治气候，对于民间海商力量是剿是抚，明末突出了政策议题的主导作用。郑芝龙海商集团在海上能够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借助地方政府官员的支持。地方官员乡绅当中尽管有很多人不满意郑芝龙，但是相比之下，他们更关心的是地方或乡梓的秩序问题。招抚郑芝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会带来海寇的平定，海上的安宁，另一方面海商的政治化，提高了海商群体在明朝政治中的重要地位，也会增强海商利益集团谋取特殊权益。借助财富和武装力量，从对抗走向了合作的郑氏海商集团成功转换了身份，而明末官、商、民的合作，是海上秩序重建，并在与西方海上势力博弈中获胜的关键。总的来说，郑氏海商集团代表跻身于明朝政治，成为统治层中海商集团的政治首领和政治代言人，统一了东南海上，成为一支足以与荷兰相抗衡的力量，这是明末政治变迁的典型范例。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明末郑氏海商集团的崛起，是财富与权力的结盟。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再次印证了经济与政治的密不可分。郑芝龙身份的转换，标志明朝官方对于民间海商的认可与海商国家意识的强化。进一步说，晚明中国沿海出现反映海上贸易发展要求、代表海商利益的地方政治势力，在明末接受朝廷招抚后，这种带有海商利益代表性质的地方政治势力，参与到国家政治之中，从此海商集团在明末政治中占有了一席之地，特别是在南明政治中显示出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沿海私人海上力量作为政治力量的出现，是明后期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带来的政治新变化。换言之，这种政治现象的出现，说明晚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的变迁，到明末已经引发了政治结构的变化。如此看来，郑氏海商集团的崛起，不仅是经济贸易变迁的产物，而且也是政治变迁的内容之一，是政治史的重要事件。
重要的是，中国海上力量的重新整合完成于晚明，国家与社会的海上博弈在明末解决，政治变迁并非是民间对官方的替代，而是二者新的合作关系的形成。在国家的支持下，海商集团获取了合法性政治权力，在后来的国际交往中成为代表中国海上力量的势力。从明朝天启年间算起, 到清军攻下台湾终止, 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郑氏海商集团雄据海上。毫无疑问，在全球化开端的时候，这具有重要意义。广泛发展的、超出国家界限的海上贸易发展趋势, 是当时世界潮流发展的大势所趋。郑氏海商集团在世界大潮中与西方人博弈，乃至胜出，成为中国海上力量的代表。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中，都发挥过重要作用和影响，不容低估。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对晚明海上世界进行重新解读，晚明海上场域突出显示了与前此的不同之处：第一，东矿西珍，海上贸易商品结构发生重要变化，东洋凸显，与中国社会经济变化，白银货币化密切相关；第二，环境复杂，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海上贸易以亦商亦盗为基本活动方式，中国海商经历了身份转换，中国海上力量则经历了重新整合，包括官、商、民的通力合作；第四，整合后的中国海上力量重建了海上秩序，并在与西方海上势力的博弈中胜出。
明代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历经曲折。晚明社会变迁，包括经济变迁、制度变迁与政治变迁纠葛在一起，更与世界大变迁紧密联系，无论是明代白银货币化，还是月港开海、澳门开埠，乃至形成海上秩序的重建，组成的是一条连续的变迁之链，构成了晚明中国海上力量的重新整合。具体而言，从经济层面来看，明代白银货币化，社会经济变迁引发了海上贸易商品结构的改变，在东西洋贸易中东洋贸易凸显和台湾地位凸显；从政治层面来看，晚明社会经济变迁和制度变迁，海上贸易模式的转变，为晚明中国海商崛起与身份转换、进入统治层的政治变迁作了铺垫。郑氏海商集团崛起，经历了从亦商亦盗到明朝官员的身份转换过程，而晚明海上秩序则经历了由乱到治的曲折历程。郑氏海商集团登上政治舞台，在明末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在国际政治中名扬遐迩，是社会政治变迁的产物。更重要的是，明末出现的海商集团与官方的合作，是基于共同利益，重建海上秩序的需要，在这一基础上造就了中国海上力量的重新整合，实现了中国海上力量的合流。历史事实证明，经济变迁是基础，制度变迁为契机，政治变迁随之发生，晚明海上力量的变化最终并非是民间对官方的替代，而是官民合作关系的形成，构成晚明中国海上力量官方与民间的整合形态。明末官与民、商与盗、贼与官的身份转换与官、商、民合作达成海上的由乱而治，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结果。明末在海上走出危机与困境，最终依靠的是官民合作，这一点已为历史所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