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成长赶不上中国经济，只是在路上使劲奔跑，身体力行为一个有温度的经济观察者，乐此不疲，乐在其中，力争做一个能独立思考、用立体思维看新闻的电视人，为中国电视业的发展提供服务！
编者按：沈诗任笔、兰蕙竹石，定是历经深凿雕琢、磨练积淀才有超凡脱俗的品性与才气。喧嚣浮华的时代尚需几分淡定与坚守，星光熠熠的电视荧幕，承载了广大群众的万千期盼。摒弃浮光掠影，回归生活本质，听见理性的声音，那么请听她的讲述。十年的财经女记者，大气的形象，理性的思维，鲜明的观点，这是一位独具思想的评论员，她以敏锐的洞察力纵观经济社会万象，不断地探索与思虑、论辩与传播。如今，她依然奔跑在路上，身体力行，执着从容。她就是本期的访谈嘉宾——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主持人沈竹。
沈竹，女，中国传媒大学电视新闻学博士，长江商学院EMBA，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硕士、上海交通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系学士。现任中央电视台CCTV-2财经频道主持人，主持《央视财经评论》。历任《今日观察》评论员，《经济半小时》记者、主编。博士论文《三十年——中国主流电视财经媒体嬗变》试图在纷繁复杂的三十年经济政策的演变中建立相应的维度，勾勒出在中国主流文化中，最为敏感的财经地图。曾获2004年中央电视台第四届“夏新”杯主持人大赛优秀奖、“中华环保世纪行好新闻一等奖”等荣誉称号。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沈老师，您好！很荣幸采访到您。您学习经历很丰富，涉猎外语、理工、艺术、传媒多个领域，丰富的经历对您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这些经历对您目前的主持工作有什么影响吗？
沈竹：你好！很高兴和你们交流。俗话说，好奇害死猫，用对地方的好奇心是一种在我看来非常非常重要和神圣的渴求心。今天当我真的长大，回头看来，在幼年，父母、老师、当然还有我自己对于我内在好奇心的尊重都是我一路成长的真正主干。这话说起来简单，但行动起来应该说在旁人看来是走了太多的弯路，比如一个京胡拉得很棒的孩子为什么不一直拉京胡，一个外语学校毕业的孩子为什么不出国，一个文科擅长的人为什么大学要选择纯正的理科，为什么一心想干新闻却去学戏剧，为什么进台就有机会做主持人还要费劲去做调查记者等等。但是感谢你在问题中点明这些是不是今天我的巨大的财富，没错，在很多场合我自己都懒得一遍遍解释这背后复杂的逻辑，这种别人看来奇特甚至怪异的经历，无论多么不符合逻辑，却一直是真正属于我的财富，生可带来、死可带去。
童年的经历往往决定人一生的走向，我现在的年龄虽然没有资格说一生可以怎样怎样，但我心中一直清楚地知道我要一个怎样的一生。在过往的岁月中，我一直坚信专业主义至上，又一直坚定地希望用一种业余精神去面对每个专业，我强烈地反抗工业文明对人的异化，希望用亲身经历去实现人生命的自由和完整，为了保存这份完整，不成为工业链条中的一个符号，我一直在诗意地建构一个理想世界。我贪婪地希望在有生之年获得哲学、科学、艺术、文学各门类的知识，在人类历史的博物馆中肆意穿行，唯一希望就是不枉此生，今天的我依旧在路上，而今天的横断面是挺立潮头的中国经济弄潮儿，他们的生命、价值、梦想和中国崛起一同，都活生生地呈现在我面前，而我乐此不疲地希望把这一切新鲜的思考与故事带个这个世界各个角落的同路人。这就是我今天的生活。
记者：主持有新意，应变能力强、知性、大气、敏锐、语言锋利有逻辑是您主持的风格。您可否谈谈您目前主持的节目？
沈竹：央视财经评论，原来叫今日观察，是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原来的经济频道）一档创办五年的财经评论节目，每天晚上十点钟和全国观众见面。评论节目是电视节目金字塔上属于塔尖地位的节目形态，我今天能够接过这个话筒，深感责任重大。今天，中国人生活中最重要的是经济，中国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经济，而发展中的问题无疑是千头万绪，大家需要一个严肃认真的平台，能守候在每个晚上：交流我们经济生活遇到的困惑、梳理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呈现经济政策变化背后的涵义、探讨投资理财中的奥妙，应该说这样的节目对主持人有比较强的专业要求，我对此一直深深敬畏。到今天为止，做财经记者整整十年，十年对于一个女性，是从女孩儿到女人；对于一个记者，是从初出茅庐到渐入佳境；对于一个财经媒体人，是热火朝天不知疲倦正逢其时。
而我们的媒体时代也即将跨越到一个更重视专业、更尊重事实、更精益求精的成熟时期。中国转型，媒体更要转型，而评论节目首当其冲应该担当起让国民更有智慧，让信息更加透明，让思想更加飞扬的历史使命，我深深地记得一位八零后忠实观众和我说的心里话：我就是希望看到一群人在一起思虑探求，不为别的，只为了中国更好而坦诚相见。
记者：您作为一名财经节目的主持人，有自己的思想，思维理性，提出的问题有深度，请问您是如何做到的？
沈竹：谢谢你对我的评价，这些标准也是我一直刻意遵循的职业底线。中国社会历来多谈官场，少谈职场，而支撑现代中国发展的是人群越来越庞大的职场，而我们的文化当中，描述官场斗争、家族经营的历史相当悠久，而我们职场文化比较而言，是让人惭愧地相当的单薄和脆弱。所谓我自己划清的职业底线，是我从专业至上的精神当中移植过来的。我五岁学习京胡，朴素的道理告诉我，你要拉的好听，就要每天拉够三个小时，而拉琴的时候投入还不够，余下的时间还要唱乐谱、听乐曲、学唱戏、练形体、看演出、读历史、甚至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梦中与戏中人对话，才能渐渐体会到音韵的内涵，才能成为不是技工而是琴师。同样今天你面对的是政经、产经、财经的诸多问题，对话的是各个行业的专业人士，那么你每天的阅读、你闲暇的涉猎就成为了你作为专业主持人的底气。家里我最喜爱的空间是自己的图书馆，从外公那里继承的19世纪开始的书籍和他革命时期的手稿，还有我父亲的藏书以及我这些年积累的图书都静静地守候在哪里，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财经类书籍、朋友新出的畅销书，太多太多等我去眷顾它们，而时间永远都那么有限。
记者：作为新时代的主持人，一定要与时俱进，不管是思维还是主持风格都要跟上时代的步伐，您是如何要求自己的？ 沈竹：中国的未来必将越来越融入世界，而睁眼看世界越来越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必修课。欧美著名的电视台、网站、国内有质量的期刊、杂志、最新出版的经济学著作都是我的必修课。而我最宝贵的必修课是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相聚，相互的交流和学习轻松自然，有一天当年华老去，这些共同成长的朋友也许才是能真正留住青春的载体。
记者：您的微博签名是“有温度的观察”，能具体谈谈吗？您作为评论员，是否也要做到“观察有温度”？
沈竹：我研究生读的是戏剧导演，我的导师是上海戏剧学院电视系的创办者著名戏剧导演张仲年先生，和传媒大学的电视系不同，戏剧学院中诞生的电视系更多地侧重电视的艺术表现。艺术即镜像，艺术讲卷入，一个有感染力的表达无疑是需要更多的体验才能有更深的理解。有的时候我们讲，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描述的是一种客观现象，而主持人每天讲的事情都基本是“事不关己”，但如果高高挂起，那就让观众看了很不舒服，很难接受，甚至会让人觉得冷漠、自私。把情怀、大局观、格局这些高屋建瓴的大词放在一边，用“卷入”这个戏剧中最常识性的词汇其实可以非常形象地表达主持人的一种状态，在新闻中的常规词汇就是“感同身受”，这种距离是在客观分析与主观感受之间一种合适的传播距离——所谓有温度的观察，就是永远在旁观者与当事人中间选取一个传播者最佳的位置。编剧结构当中还讲理性与感性的交替螺旋式上升，让受众能够更容易也更深刻地理解情节。而新闻评论当中如果能够让感性地生活与理性地分析逐层递进，是不是也能让观众更容易也更深刻地理解新闻呢？而这就要求一个评论节目的主持人既能够对事情本身的复杂性详实地认知和表达，又能够对新闻背后复杂的成因进行缜密地分析和判断，这种观察才能入木三分、掷地有声、发人深省。这就是我希望做到的有温度的观察。
记者：您曾说您希望做一个能独立思考、用立体思维看新闻的电视人，那么您认为电视媒体及其从业者如何才能“独立思考”？
沈竹：新闻不是一个普通的行当，所以很多其它行当的人都成为了优秀的新闻人，甚至在今天，自媒体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理想中的新闻人，却并没有出现那么多以为可以有的高质量的新闻人。这其中，有三点：一、我们依旧缺乏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的人；二、缺乐此不疲传播的精神；三、我们的环境不是可以随意发表独立见解的环境。但是我认为，可以缺第三点、因为话不一定都说出来；可以缺第二点，因为不一定每个人都去当杰出的新闻人；唯独不可以缺第一个，因为事关重大，决定你一生的分量和幸福，所以我认为，不论你是不是一个媒体人或媒体从业者，独立思考始终是人最重要的生存素养。而回到媒体人本身，如果你连独立思考都做不到，你传播的东西又能负几分责任呢？你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你怎么告诉给别人听呢？你自己都很难判断理解的东西，你用什么方式传播到别人那里合适呢？
记者：我们知道，您比较关注文化产业，文化也是一种生产力。在当前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期，电视传媒发挥出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您作为电视人，可否谈谈电视如何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服务？
沈竹：电视本身是综合的艺术，文化渗透在它的血脉当中，怎么说话，怎么打扮，什么品位，都在每个片段当中，我活得比较微观，我喜欢把理念渗透到我的表象当中，慢慢地传达给观众。比如怎么说话，为什么文革的时候广播里都是那样的声音，那个时候的电影都是高大全的英雄，其实这些都是和意识形态有关的文化命题。包括我们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样的语言放在原本八股风很强的会议精神文稿当中，这些都有传播表象背后意识形态发生变化的文化内涵。所以，我会用更多突破性的词汇和语态来制造陌生化的效果，这些都是文化命题，也是电视可以影响时代的东西。语言的犀利和问题的直白不仅仅是表象，更是刻意传达的一种内在精神，希望我们的执政更加职业，我们的经济政策更加市场、更加科学，希望我们的交流更加开放和平等。这些潜台词才是电视可以给这个时代最大的也是最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如果说大的宏观命题，电视为文化产业该做什么贡献，我认为我们的产业化很不够，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中国好声音》的成功，不是说唱歌跳舞有多么受欢迎，而是反映出我们电视产业化的落后，稍微做对一点儿，大家就这么买账。所谓产业化就是工业化，工业化的核心就是标准化，连标准化都做不到，连声音、机位、光线、剪辑、主持的生动都做不到，离大发展太远，这个东西不是行业努力的问题，而是市场应该更多地发挥作用，用市场的力量倒逼体制应该更多地让渡空间给文化本身，而不是行政过多干预、妨碍创造。
记者：您的经历以及思想一定会给刚进入主持行业的新人很多的激励和启迪，您可否给这些新人讲几句勉励的话语？
沈竹：很高兴和刚进入主持行业的新人分享我做主持人的体会：首先，保护好你们的热情；其次，先做一个思想者，再成为一个行动派，最后才是一个主持人。谢谢《今传媒》！谢谢关心我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的喜爱、甚至挑剔是我成长重要的源泉。
编者按：沈诗任笔、兰蕙竹石，定是历经深凿雕琢、磨练积淀才有超凡脱俗的品性与才气。喧嚣浮华的时代尚需几分淡定与坚守，星光熠熠的电视荧幕，承载了广大群众的万千期盼。摒弃浮光掠影，回归生活本质，听见理性的声音，那么请听她的讲述。十年的财经女记者，大气的形象，理性的思维，鲜明的观点，这是一位独具思想的评论员，她以敏锐的洞察力纵观经济社会万象，不断地探索与思虑、论辩与传播。如今，她依然奔跑在路上，身体力行，执着从容。她就是本期的访谈嘉宾——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主持人沈竹。
沈竹，女，中国传媒大学电视新闻学博士，长江商学院EMBA，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硕士、上海交通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系学士。现任中央电视台CCTV-2财经频道主持人，主持《央视财经评论》。历任《今日观察》评论员，《经济半小时》记者、主编。博士论文《三十年——中国主流电视财经媒体嬗变》试图在纷繁复杂的三十年经济政策的演变中建立相应的维度，勾勒出在中国主流文化中，最为敏感的财经地图。曾获2004年中央电视台第四届“夏新”杯主持人大赛优秀奖、“中华环保世纪行好新闻一等奖”等荣誉称号。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沈老师，您好！很荣幸采访到您。您学习经历很丰富，涉猎外语、理工、艺术、传媒多个领域，丰富的经历对您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这些经历对您目前的主持工作有什么影响吗？
沈竹：你好！很高兴和你们交流。俗话说，好奇害死猫，用对地方的好奇心是一种在我看来非常非常重要和神圣的渴求心。今天当我真的长大，回头看来，在幼年，父母、老师、当然还有我自己对于我内在好奇心的尊重都是我一路成长的真正主干。这话说起来简单，但行动起来应该说在旁人看来是走了太多的弯路，比如一个京胡拉得很棒的孩子为什么不一直拉京胡，一个外语学校毕业的孩子为什么不出国，一个文科擅长的人为什么大学要选择纯正的理科，为什么一心想干新闻却去学戏剧，为什么进台就有机会做主持人还要费劲去做调查记者等等。但是感谢你在问题中点明这些是不是今天我的巨大的财富，没错，在很多场合我自己都懒得一遍遍解释这背后复杂的逻辑，这种别人看来奇特甚至怪异的经历，无论多么不符合逻辑，却一直是真正属于我的财富，生可带来、死可带去。
童年的经历往往决定人一生的走向，我现在的年龄虽然没有资格说一生可以怎样怎样，但我心中一直清楚地知道我要一个怎样的一生。在过往的岁月中，我一直坚信专业主义至上，又一直坚定地希望用一种业余精神去面对每个专业，我强烈地反抗工业文明对人的异化，希望用亲身经历去实现人生命的自由和完整，为了保存这份完整，不成为工业链条中的一个符号，我一直在诗意地建构一个理想世界。我贪婪地希望在有生之年获得哲学、科学、艺术、文学各门类的知识，在人类历史的博物馆中肆意穿行，唯一希望就是不枉此生，今天的我依旧在路上，而今天的横断面是挺立潮头的中国经济弄潮儿，他们的生命、价值、梦想和中国崛起一同，都活生生地呈现在我面前，而我乐此不疲地希望把这一切新鲜的思考与故事带个这个世界各个角落的同路人。这就是我今天的生活。
记者：主持有新意，应变能力强、知性、大气、敏锐、语言锋利有逻辑是您主持的风格。您可否谈谈您目前主持的节目？
沈竹：央视财经评论，原来叫今日观察，是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原来的经济频道）一档创办五年的财经评论节目，每天晚上十点钟和全国观众见面。评论节目是电视节目金字塔上属于塔尖地位的节目形态，我今天能够接过这个话筒，深感责任重大。今天，中国人生活中最重要的是经济，中国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经济，而发展中的问题无疑是千头万绪，大家需要一个严肃认真的平台，能守候在每个晚上：交流我们经济生活遇到的困惑、梳理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呈现经济政策变化背后的涵义、探讨投资理财中的奥妙，应该说这样的节目对主持人有比较强的专业要求，我对此一直深深敬畏。到今天为止，做财经记者整整十年，十年对于一个女性，是从女孩儿到女人；对于一个记者，是从初出茅庐到渐入佳境；对于一个财经媒体人，是热火朝天不知疲倦正逢其时。
而我们的媒体时代也即将跨越到一个更重视专业、更尊重事实、更精益求精的成熟时期。中国转型，媒体更要转型，而评论节目首当其冲应该担当起让国民更有智慧，让信息更加透明，让思想更加飞扬的历史使命，我深深地记得一位八零后忠实观众和我说的心里话：我就是希望看到一群人在一起思虑探求，不为别的，只为了中国更好而坦诚相见。
记者：您作为一名财经节目的主持人，有自己的思想，思维理性，提出的问题有深度，请问您是如何做到的？
沈竹：谢谢你对我的评价，这些标准也是我一直刻意遵循的职业底线。中国社会历来多谈官场，少谈职场，而支撑现代中国发展的是人群越来越庞大的职场，而我们的文化当中，描述官场斗争、家族经营的历史相当悠久，而我们职场文化比较而言，是让人惭愧地相当的单薄和脆弱。所谓我自己划清的职业底线，是我从专业至上的精神当中移植过来的。我五岁学习京胡，朴素的道理告诉我，你要拉的好听，就要每天拉够三个小时，而拉琴的时候投入还不够，余下的时间还要唱乐谱、听乐曲、学唱戏、练形体、看演出、读历史、甚至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梦中与戏中人对话，才能渐渐体会到音韵的内涵，才能成为不是技工而是琴师。同样今天你面对的是政经、产经、财经的诸多问题，对话的是各个行业的专业人士，那么你每天的阅读、你闲暇的涉猎就成为了你作为专业主持人的底气。家里我最喜爱的空间是自己的图书馆，从外公那里继承的19世纪开始的书籍和他革命时期的手稿，还有我父亲的藏书以及我这些年积累的图书都静静地守候在哪里，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财经类书籍、朋友新出的畅销书，太多太多等我去眷顾它们，而时间永远都那么有限。
记者：作为新时代的主持人，一定要与时俱进，不管是思维还是主持风格都要跟上时代的步伐，您是如何要求自己的？ 沈竹：中国的未来必将越来越融入世界，而睁眼看世界越来越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必修课。欧美著名的电视台、网站、国内有质量的期刊、杂志、最新出版的经济学著作都是我的必修课。而我最宝贵的必修课是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相聚，相互的交流和学习轻松自然，有一天当年华老去，这些共同成长的朋友也许才是能真正留住青春的载体。
记者：您的微博签名是“有温度的观察”，能具体谈谈吗？您作为评论员，是否也要做到“观察有温度”？
沈竹：我研究生读的是戏剧导演，我的导师是上海戏剧学院电视系的创办者著名戏剧导演张仲年先生，和传媒大学的电视系不同，戏剧学院中诞生的电视系更多地侧重电视的艺术表现。艺术即镜像，艺术讲卷入，一个有感染力的表达无疑是需要更多的体验才能有更深的理解。有的时候我们讲，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描述的是一种客观现象，而主持人每天讲的事情都基本是“事不关己”，但如果高高挂起，那就让观众看了很不舒服，很难接受，甚至会让人觉得冷漠、自私。把情怀、大局观、格局这些高屋建瓴的大词放在一边，用“卷入”这个戏剧中最常识性的词汇其实可以非常形象地表达主持人的一种状态，在新闻中的常规词汇就是“感同身受”，这种距离是在客观分析与主观感受之间一种合适的传播距离——所谓有温度的观察，就是永远在旁观者与当事人中间选取一个传播者最佳的位置。编剧结构当中还讲理性与感性的交替螺旋式上升，让受众能够更容易也更深刻地理解情节。而新闻评论当中如果能够让感性地生活与理性地分析逐层递进，是不是也能让观众更容易也更深刻地理解新闻呢？而这就要求一个评论节目的主持人既能够对事情本身的复杂性详实地认知和表达，又能够对新闻背后复杂的成因进行缜密地分析和判断，这种观察才能入木三分、掷地有声、发人深省。这就是我希望做到的有温度的观察。
记者：您曾说您希望做一个能独立思考、用立体思维看新闻的电视人，那么您认为电视媒体及其从业者如何才能“独立思考”？
沈竹：新闻不是一个普通的行当，所以很多其它行当的人都成为了优秀的新闻人，甚至在今天，自媒体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理想中的新闻人，却并没有出现那么多以为可以有的高质量的新闻人。这其中，有三点：一、我们依旧缺乏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的人；二、缺乐此不疲传播的精神；三、我们的环境不是可以随意发表独立见解的环境。但是我认为，可以缺第三点、因为话不一定都说出来；可以缺第二点，因为不一定每个人都去当杰出的新闻人；唯独不可以缺第一个，因为事关重大，决定你一生的分量和幸福，所以我认为，不论你是不是一个媒体人或媒体从业者，独立思考始终是人最重要的生存素养。而回到媒体人本身，如果你连独立思考都做不到，你传播的东西又能负几分责任呢？你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你怎么告诉给别人听呢？你自己都很难判断理解的东西，你用什么方式传播到别人那里合适呢？
记者：我们知道，您比较关注文化产业，文化也是一种生产力。在当前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期，电视传媒发挥出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您作为电视人，可否谈谈电视如何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服务？
沈竹：电视本身是综合的艺术，文化渗透在它的血脉当中，怎么说话，怎么打扮，什么品位，都在每个片段当中，我活得比较微观，我喜欢把理念渗透到我的表象当中，慢慢地传达给观众。比如怎么说话，为什么文革的时候广播里都是那样的声音，那个时候的电影都是高大全的英雄，其实这些都是和意识形态有关的文化命题。包括我们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样的语言放在原本八股风很强的会议精神文稿当中，这些都有传播表象背后意识形态发生变化的文化内涵。所以，我会用更多突破性的词汇和语态来制造陌生化的效果，这些都是文化命题，也是电视可以影响时代的东西。语言的犀利和问题的直白不仅仅是表象，更是刻意传达的一种内在精神，希望我们的执政更加职业，我们的经济政策更加市场、更加科学，希望我们的交流更加开放和平等。这些潜台词才是电视可以给这个时代最大的也是最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如果说大的宏观命题，电视为文化产业该做什么贡献，我认为我们的产业化很不够，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中国好声音》的成功，不是说唱歌跳舞有多么受欢迎，而是反映出我们电视产业化的落后，稍微做对一点儿，大家就这么买账。所谓产业化就是工业化，工业化的核心就是标准化，连标准化都做不到，连声音、机位、光线、剪辑、主持的生动都做不到，离大发展太远，这个东西不是行业努力的问题，而是市场应该更多地发挥作用，用市场的力量倒逼体制应该更多地让渡空间给文化本身，而不是行政过多干预、妨碍创造。
记者：您的经历以及思想一定会给刚进入主持行业的新人很多的激励和启迪，您可否给这些新人讲几句勉励的话语？
沈竹：很高兴和刚进入主持行业的新人分享我做主持人的体会：首先，保护好你们的热情；其次，先做一个思想者，再成为一个行动派，最后才是一个主持人。谢谢《今传媒》！谢谢关心我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的喜爱、甚至挑剔是我成长重要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