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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唐僧“取经故事”取得重大发展的元明两代，藏传佛教对中原文人创作，特别是对小说《金瓶梅》、《西游记》的创作形成积极影响。藏传密宗中护法神束“虎皮裙”的形象甚是常见。除此，人物形象束“虎皮裙”的造型，在汉族及其他民族的艺术作品中极为罕见，这无疑说明了小说《西游记》孙悟空束“虎皮裙”题材源自藏传密宗。
关键词：《西游记》；虎皮裙；藏密宗；护法神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2）05005505
有关唐僧“取经故事”的演绎，从南宋刊刻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情节来看，唐僧仍是“取经故事”的主要人物，所以以叙述唐僧作为故事的开端。元末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已接近小说《西游记》的大致轮廓，“女儿国”、“火焰山”等故事已是较为生动，孙行者也有了“齐天大圣”的称号，并第一次出现了猪八戒。可见，“取经故事”在元代戏曲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元末明初出现了一部比较完整的《西游记平话》。后来小说《西游记》中的一些重要情节，在《平话》里大体上已经具备了。《平话》的形式风格，虽比较接近于宋元讲史平话，文字古拙，但无论从内容、情节、结构、人物诸方面看，“取经故事”在《平话》以后还是有重大发展。
可见，至小说《西游记》创作前的元明两代，“取经故事”获得重大发展；同时，这一时期也正是藏传佛教密宗教义和故事大量传入中原的时期。而《西游记》的成书是否吸收了藏传佛教的某些题材呢？学术界已有部分研究成果。夏敏在《沙僧、大流沙与西域宗教的想象》 [1]一文中就骷髅与沙僧的密切关系，认为是受藏传佛教密宗关于骷髅的观念、仪轨的影响所致；胡小伟也在《藏传密教与〈西游记〉》[2]一文中，从藏传佛教密宗在元初大规模传入内地一事着手，寻找藏文化对《西游记》成书的影响。这些学者的研究，无疑肯定了藏传佛教密宗与小说《西游记》之间存在着的一定联系。本文在此研究的基础上，从藏传密宗在元明两代对中原文化阶层特别是对文人创作的影响入手，就小说《西游记》孙悟空束“虎皮裙”题材源自藏密宗的可能性进行探析，兼评《西游记》“三头六臂”、“猪头神”、“照妖镜”等题材亦属同源的可能性。
一、元明两代藏传佛教对中原文化的影响
中原佛教，自宋以后，除禅宗、净土宗外，其他各宗日渐衰落。佛殿里看不到像藏传佛教密宗殿里那些令人生畏的护法神形象。元明两代，藏传佛教的传入，无疑使藏密宗部分故事及纷繁、怖威的诸神形象，给了神魔题材的“取经故事”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提供了积极借鉴的可能性。藏传佛教在元明两代对中原的影响是诸多方面的，以下主要探讨藏传佛教在元明两代对中原文化阶层，特别是文人创作的影响。
元代建国以后，忽必烈在中央政府中设立总制院（1288年改宣政院），作为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吐蕃地区行政事务的中央机构，并命藏传佛教萨迦五祖八思巴总领宣政院。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原。据藏文史籍《汉藏史集》载，帝师八思巴派他的亲传弟子持律却吉衮布到江南传法，其在一年之中曾为947人首届剃度，并涌出无数比丘、僧伽，使得藏传佛教在江南大为兴盛。[3]浙江宁波出土的元代瓷碗残片便是很好的佐证。依据瓷碗的残片来看，碗口的边沿双面都印有文字，内容为藏传佛教经咒。外侧的文字较粗稚，行草兼用，从字体看应是当时流行的八思巴文，里侧是古印度梵文字体之一的“兰札文”，字迹清晰，书写规整。（1）
八思巴是一位多才多艺、知识渊博的大师，他在佛学、历史、语言文字等方面研究造诣甚深，硕果累累。他著书立说，著作有30余种，“皆辞严义伟，制如佛经，国人家传口诵，家而蓄之。”《彰所知识》是其代表作。八思巴在《彰所知论》序中说，当他担任国师时，曾经在大圣寿万安寺开讲此书，他用藏语讲授，由沙·罗巴担任翻译，译成汉语，传给会众。[4]
藏传佛教在元代对中原文化影响的主要方面，即是大量佛经的翻译工作。大量佛经的翻译，从藏文翻译成蒙文、汉文，也有从梵文和汉文翻译成蒙文的。翻译家大多是藏传佛教僧人。数千部译成汉语的藏传佛教经典，其中一部分本身就是典雅、瑰丽的文学作品。例如，《大涅磐经》中的大量譬喻故事、寓言、佛菩萨、《五部大乘经》的散文和求道说法的故事等都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并被文人当作文学作品欣赏和阅读。这些藏传佛经的翻译事业，客观上促进了元代文学的发展。
明朝统治者一改元代独尊萨迦派的做法，而是针对西藏各教派互相独立、互不隶属的特点，采取“贡赐制”与“多封众建”的策略。从永乐到宣德年间，明朝廷“广行诏谕”多次封藏族僧人法王、大国师、国师等名号，并确定品级，给以俸禄，如永乐年间封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噶玛巴·却贝桑布为大宝法王，封萨迦派首领为大乘法王，封格鲁派高僧释迦也失为大慈法王。当时留居北京的藏传佛教僧人也很多，特别是到了明代中后期，入藏教、学藏经、说藏语已成为藏汉边地、边关、首都、藏传寺庙周围及贡道地区一时流行的风尚。据《典故纪闻》记载：“明英宗天顺年间（公元1457年～1464年），邹干等奏文中说：‘永乐间，翰林院译写蕃（藏）字，俱于国子监选生习用。近年以来，官员军民匠作厨役子弟，投托教师，私自学习，滥求进用。”[5]足见藏语藏文当时在内地朝野影响甚大。
明人笔记中就记载有西僧与居士的交往。如王世贞《弇州续稿》卷十八《虎丘西僧房晨访曹茂来居士山阁小饮》：“竹径通幽信短筇，山楼忽敞得从容。残霜堕木青仍在，旭日披云紫渐浓。香积总饶居士饭，东林翻厌远师钟。逢君更自宽拘束，一盏双鳌喜杀侬。” [6]又如孙继皋撰《宗伯集》卷八《送西僧妙智上人之峨嵋》：“来从西域去西川，来去从参不住禅，却笑东林松树子，风枝转换也年年。” [7]这些文字不但说明了藏传佛教在汉人中的较大影响，而且也说明藏传佛教已经走入文人笔下，开始作为文人创作的题材。
创作时间与小说《西游记》前后的《金瓶梅》，其第65回“愿同穴一时丧礼盛，守孤灵半夜口脂香”中就有藏密宗僧人做法事的一段描写： 话休饶舌，到李瓶儿三七，有门外永福寺道坚长老领十六众上堂僧来念
经。穿云锦袈裟，戴毗庐帽，大钹大鼓，甚是整齐。……十月初八日，是四
七，请西门外宝庆寺赵喇嘛等十六众来念番经，结坛跳沙，洒米花行香，口
诵真言，斋供都用牛乳茶酪之类，悬挂都是九丑天魔变相，身披璎珞琉璃，
项挂骷髅，口咬婴儿，坐跨妖魅，腰缠蛇，或四头八臂，或手执戈战，朱发
蓝面，丑恶无比。午斋已后，就动荤酒，西门庆那日不在家，同阴阳徐先生
往坟上破土开矿去了。后晌方回，晚夕打发喇嘛散了。[8]
上面这一段描写的显然是藏传密宗喇嘛佛事，有寺有僧，其偶像崇拜、宗教活动仪式确实是元、明以来汉族知识分子眼中藏传佛教喇嘛形象的典型。小说作者采用移花接木之法，把在当时京城附近的宝庆寺，放在小说中的清河。至于文中喇嘛姓赵的问题，留居在内地的藏族人选用汉姓习惯古已有之，敦煌在藏文写卷P.T.127号（约为9世纪作品）中有《五姓说》一卷，藏人所选用的汉姓达70余字。因而，早在吐蕃时期的敦煌及河西陇右的藏人中“汉姓藏名”者较多。[9]
小说《西游记》八十回“姹女育阳求配偶，心猿护主识妖邪”中，在镇海禅寺遇到一番僧，对其模样作者是这样描写的：“头戴左边绒锦帽，一对铜圈坠耳根。身着颇罗毛线服，一双白眼亮如银。手中摇着拨浪鼓，口念番经听不真。三藏原来不认得，这是西方路上喇嘛僧。”这一段恰是《西游记》成书受到藏传佛教影响的有力证明。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由印度传入西藏并广为传播的是大乘佛教，它与西藏苯教结合形成了藏传佛教，其中密宗盛行是藏传佛教的主要特点。藏密宗盛行于中原是从藏传佛教萨迦五祖八思巴担任国师开始的，其后的元、明、清，“双修法”、“欢喜佛”等诸多带有密宗文化特征的元素在内地流传，并对朝野乃至整个文化层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当时，许多河西走廊的寺院，典型的如炳灵寺石窟，原有的汉传佛教洞窟壁画被压，又彩绘上了“三头六臂”、“千手千眼”、“欢喜佛”等藏密宗画像。
二、“虎皮裙”题材在藏密宗中颇为常见
从广东省博物馆现存的绘有唐僧“取经故事”的元代瓷枕看，“取经故事”在当时已广为流传。画面上主要人物已齐备，只是孙悟空尚未束虎皮裙，猪八戒还没有腆着个大肚子，没担行李，沙和尚举伞从行，并非手持宝杖。这说明，给孙悟空束上虎皮裙子是在元代以后发生的。[10]
在上古时代，无论是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民族，动物都以不同的方式和功能参与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与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上古时代的人们，能够从自身生存要求的角度出发，对周围环境中的各种动物做出区分，产生或喜悦、或恐惧、或敬畏的情感。早在吐蕃时期，吐蕃人对自己敬畏的动物，诸如老虎、狮子即非常崇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吐蕃人的善恶观念和伦理思想。他们把勇敢、机智、善良等美德寄寓于个人所钟爱的动物，从而表现自己的价值取向。比如对勇士，往往裹以革豹及虎皮，或饰以虎皮褂、虎皮裙，老虎便成了勇武的象征，为人们所崇敬。[11] 在敦煌、新疆等地的石窟中可以看到束虎皮衣饰的吐蕃时期的武士、神祗图像和雕塑。莫高窟231窟吐蕃赞普出行图中赞普身后有一位武师身穿虎皮上衣，腰系豹皮围裙，头戴皮帽。[12]
到吐蕃王朝中后期，密宗的传入，特别是密宗本土化后，身束虎皮裙的人物形象开始在藏传密宗里大量涌现。藏密宗吉祥天母、不动金刚、胜乐金刚、大黑护法西南护法止固巴吉、铜剑十七神之姜地法、食肉狐头神等，皆束虎皮制成的围裙。[13]这些束虎皮裙的护法神形象，在今天的藏地寺院密宗殿里也是随处可见。护法神束虎皮裙，则象征无畏和勇猛，表示佛法之伟大，一切邪恶与外道必将踩于脚下。
再来探讨汉地虎崇拜。由于虎勇猛无比，是兽中之王，汉地人们对它依然怀有畏惧之心，有些人甚至谈论起虎来都胆颤心惊，所以便有了“谈虎色变”“虎口拔牙”这一类成语。能赤手空拳打死虎的人，像《水浒传》中的武松，自然便成为英雄。人们也常用虎来比喻本领高强的人，“龙争虎斗”“藏龙卧虎”这些成语便是很好的说明。
由“虎”的雄健、凶猛，汉地人们便进而引申出“虎”字的勇猛、威猛的意思，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多用“虎”来喻勇武的将军。《三国演义》中便称骁勇善战的大将为“虎将”。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被誉为为“五虎上将”。人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尤其是男孩，长得健壮，想到了虎的雄健，便给孩子起乳名为“小虎子”、“二虎子”等。
老虎是非常凶残的，它也会吃人。因而能降龙伏虎的，就不是凡人了，只有极乐世界的十八罗汉中的降龙罗汉和伏虎罗汉，再就是《封神演义》中赵公明，他的坐下骑是一只黑虎。虎，威猛；虎皮也象征威猛。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只有那山寨大王才将虎皮蒙在椅子上，做成了“虎皮交椅”。
但是，纵观中原所有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将虎皮作为人物衣裙来塑造的情况极为罕见，惟有《西游记》中神通广大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腰围虎皮裙子，以显示其威武。这样的形象塑造的唯一性与独特性，也说明了这一题材源于异域的可能性。
三、藏密诸神外形与《西游记》神魔形象比照
从以上分析来看，藏传佛教密宗在元明两代对中原文化特别是文人创作形成了深远影响。由此，造型奇特、威怖的藏密宗诸神形象，也具备了对小说《西游记》中其他部分神魔形象塑造提供一定题材的可能性。藏传密宗中护法神与《西游记》中的神魔外形相似点很多，限于篇幅，本文只列举几处加以比较说明。以下所举藏传佛教密宗诸神文献来源，均出自于奥地利藏学家内贝斯基的《西藏的神灵和鬼怪》一书。[14]
（一）三头六臂法身
在《西游记》（2）中，三头六臂的法身不但孙大圣有，哪吒同样也具备。小说第四回“官封弼马心何足，名注齐天意未宁”中哪吒与大圣厮杀前就现出：“哪吒愤怒，大喝一声，叫‘变！’即变做三头六臂，恶狠狠，手持着六般兵器，乃是斩妖剑、砍妖刀、缚妖索、降妖杵、绣球儿、火轮儿，丫丫叉叉，扑面打来。”在藏密宗神系中许多护法神都有三头六臂的怒相外形，如其中的六手大黑护法：其一身黑蓝色或黑色，生有一面、三眼、六手，其中最下面的左手挥舞两端缠有金刚的缚魔绳套。藏传密宗里的诸神都有善相与威怖的怒相，为了能震慑妖魔，他们往往现出怒相，而孙大圣和哪吒的三头六臂相也是在与敌作战时才显现，相似之处不言而喻。 （二）骷髅项链
藏密宗中大黑护法的身形之一种持梃护法嘎玛，他佩戴有五骷髅头骨冠、五十颗人头串成的花环。大黑护法之另一种大神兄妹护法、大黑魔护法仲协巾，他们的身上同样也挂有五十颗人头组成的花环。藏密宗中的金刚巨力神同样也生有一面二手，头戴五干骷髅头骨头冠，肩上挂一只用五十颗剥砍下的还在滴血的头颅串成的花环。康保成也撰文谈到：“藏族密宗中的金刚、明王、护法神等神佛造像，大部分都有骷髅装饰品，有的戴骷髅冠，有的身戴骷髅璎珞。例如，怖畏金刚身佩50颗鲜人头，遍体挂人骨珠串。据说佩带人骨、骷髅一方面象征世事无常，另一方面象征战胜恶魔和死亡。”[15]足见，在藏密宗护法神佩戴人头骨项链是较为常见的事，而在其他宗教中甚为罕见。《西游记》第二十二回“八戒大战流沙河，木叉奉法收悟净”中对沙僧的描写：“项下骷髅悬九个，手持宝杖甚峥嵘。”夏敏也认为，沙僧披挂骷髅乃11世纪～14世纪西域流行藏传佛教密宗的形象显现。 [1]
（三）缚妖索
《西游记》第三十四回 “魔王巧算困心猿，大圣腾那骗宝贝”中，金角银角大王的“母亲”九尾狐就有一个宝器“幌金绳”，它可以套住一切神仙，连孙悟空也难以从中逃脱：“好大圣，一只手使棒，架住他的宝剑；一只手把那绳抛起，刷喇的扣了魔头。原来那魔头有个《紧绳咒》，莫能得脱；若扣住自家人，就念《松绳咒》，不得伤身。他认得是自家的宝贝，即念《松绳咒》，把绳松动，便脱出来。反望行者抛将去，却早扣住了大圣。大圣正要使‘瘦身之法’，想要脱身，却被那魔念动《紧绳咒》，紧紧扣住，怎能得脱？褪至颈项之下，原是一个金圈子套住。”有关这样一种神奇的绳子，在藏传密宗神系中作为护法神的法器之一种，甚是常见。白梵天神李庆哈拉的一个伴神，大怒世界女王——班丹拉姆的一个身形，其基本特征是，三头女神，骑骡，六只手中持棍，头盖骨碗、拘鬼牌、绳套、镜子和橛。大黑护法中集主大黑护法，还有他的女使者大神兄妹护法，他们的法器都有用来降魔的“绳套”，还有守护主神坛城的七位女神，都有制伏妖魔的“绳套”。
（四）照妖镜
小说《西游记》全书，出现照妖镜至少四次：第六回擒拿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时，托塔李天王高擎照妖镜助二郎神一臂之力；第三十九回文殊菩萨用照妖镜照出青毛狮王的原形；第五十八回照妖镜被用来鉴定真假美猴王；第六十一回则被托塔天王照住牛魔王本相，使其腾挪不动、无计逃生。照妖镜的神奇法力让人惊叹。而在藏密宗十二位丹玛女神中的多吉查姆杰、多吉玉仲玛，皆手持一面能反映幻像并能透视一切的纯银镜。虽然有关神镜的题材，早在晋葛洪在《西京杂记》、《抱朴子·内篇·等涉》中均有描述，学术界也一般认为它是与佛道文化有关。[16]限于材料，小说《西游记》中的这面照妖镜的题材，是源于中原文化中的神镜还是藏密宗中的神镜，无法深究，但是根据照妖镜在明代神魔小说中的重大发展判断，受藏传密宗影响的可能性更大。
（五）猪头神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还没有出现猪八戒，在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里即已出现猪八戒。那么猪八戒的形象是作者独创的，还是有何历史渊源呢？学术界的说法不一。论其形象由来，《取经诗话》中没有。最早见于《朴通事谚解》注引《西游记平话》，道是“黑猪精朱八戒”。《西游记杂剧》改“朱八戒”为“猪八戒”，易“黑猪精”为“金色猪”，说他是“搭琅地盗了金铃，支楞地顿开金锁”，走入下界为妖的“摩利支天部下御车将军”。《西游记》承袭了杂剧猪八戒的姓氏而变更了其来由，说他是因带酒戏弄嫦娥而被玉帝贬下凡尘，不料错投猪胎的“天河里天蓬元帅”。张锦池先生在《论猪八戒血统问题》一文认为，猪八戒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土生土长的猪。[17]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一是猪八戒形象产生于藏传佛教对中原文化形成较大影响的元代，而不是更早？二是猪八戒是猪首人身的天神，而非其他？而这些问题的答案正好可以从藏传佛教传入中原的时间，以及藏密宗中部分护法神的外形特征上寻找。
在西藏神系中就有许多神生有猪头。如土地神哈萨噶尔巴，他生有三个脑袋，即中央的是象头，右边的是虎头，左边的是猪头。哈萨噶尔巴前面站着的是一位红色的三头人，三个头分别是猪头、蛇头和鸟头。还有西藏厉神中一位重要的红色土地神，她生有人的躯体，猪头，右手持一根叫做“世界弯木”的有三个杈的木棍，左手持“神胜幢”。属于土地神系列的还有一位女神名叫“土地神之女本吉佐姆”，她被描绘成一位黑黄色神灵，持头盖骨，骑一头猪。还有大黑护发中的大兄妹护法，也是生有猪头。
（六）各类小妖
《西游记》里各种动物形象的小妖随处可见，诸如狼头精、虎头精、鹿头精等等举不胜举，极少有具体名字。藏密宗里也有许多护法神都生有动物头、人身。例如，大黑护法扎协仲夏巾生有牦牛头。四手智慧护法和他的伴偶大时母丹次吉旺姆就派各类生灵做他们的使者，有秃鹫和其他鸟类，还有狗、豺、狮和“众多的最下等级的黑女人”。八位原本属苯教神灵的生有秃鹫、鹏、乌鸦、猫头鹰、猪、狗、狼、虎等兽头的红色裸体空行母兽头女神。另外还有十二护帐神的说法，除了刚才的那八位外，还有四位兽头女神分别是狮面女、豹面女、人熊面女和熊面女。在厉神里甚至还有牦牛头、虎豹头、树怪头、麝鹿头。
综上所述，唐僧“取经故事”在元代与明代前、中期走向成熟并最终定型。藏传佛教在元明两代大规模传入中原，并对中原文化层，特别是文人创作形成深远影响。藏传密宗护法神束“虎皮裙”的形象较为常见。除此之外，人物形象束“虎皮裙”的造型在汉族及其他民族的艺术作品中却极为罕见，这无疑说明了小说《西游记》孙悟空束“虎皮裙”的题材，很有可能源自于藏传密宗。据此推论，《西游记》中“三头六臂法身”“照妖镜”“骷髅项链”等题材，与藏密宗相关护法神形象之间也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值得深入探究。
注释：
（1）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藏学. 2002年第1期封面彩图（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2）吴承恩.西游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本文所引《西游记》文字均见此版本，以下不再注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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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游记》；虎皮裙；藏密宗；护法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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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唐僧“取经故事”的演绎，从南宋刊刻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情节来看，唐僧仍是“取经故事”的主要人物，所以以叙述唐僧作为故事的开端。元末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已接近小说《西游记》的大致轮廓，“女儿国”、“火焰山”等故事已是较为生动，孙行者也有了“齐天大圣”的称号，并第一次出现了猪八戒。可见，“取经故事”在元代戏曲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元末明初出现了一部比较完整的《西游记平话》。后来小说《西游记》中的一些重要情节，在《平话》里大体上已经具备了。《平话》的形式风格，虽比较接近于宋元讲史平话，文字古拙，但无论从内容、情节、结构、人物诸方面看，“取经故事”在《平话》以后还是有重大发展。
可见，至小说《西游记》创作前的元明两代，“取经故事”获得重大发展；同时，这一时期也正是藏传佛教密宗教义和故事大量传入中原的时期。而《西游记》的成书是否吸收了藏传佛教的某些题材呢？学术界已有部分研究成果。夏敏在《沙僧、大流沙与西域宗教的想象》 [1]一文中就骷髅与沙僧的密切关系，认为是受藏传佛教密宗关于骷髅的观念、仪轨的影响所致；胡小伟也在《藏传密教与〈西游记〉》[2]一文中，从藏传佛教密宗在元初大规模传入内地一事着手，寻找藏文化对《西游记》成书的影响。这些学者的研究，无疑肯定了藏传佛教密宗与小说《西游记》之间存在着的一定联系。本文在此研究的基础上，从藏传密宗在元明两代对中原文化阶层特别是对文人创作的影响入手，就小说《西游记》孙悟空束“虎皮裙”题材源自藏密宗的可能性进行探析，兼评《西游记》“三头六臂”、“猪头神”、“照妖镜”等题材亦属同源的可能性。
一、元明两代藏传佛教对中原文化的影响
中原佛教，自宋以后，除禅宗、净土宗外，其他各宗日渐衰落。佛殿里看不到像藏传佛教密宗殿里那些令人生畏的护法神形象。元明两代，藏传佛教的传入，无疑使藏密宗部分故事及纷繁、怖威的诸神形象，给了神魔题材的“取经故事”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提供了积极借鉴的可能性。藏传佛教在元明两代对中原的影响是诸多方面的，以下主要探讨藏传佛教在元明两代对中原文化阶层，特别是文人创作的影响。
元代建国以后，忽必烈在中央政府中设立总制院（1288年改宣政院），作为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吐蕃地区行政事务的中央机构，并命藏传佛教萨迦五祖八思巴总领宣政院。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原。据藏文史籍《汉藏史集》载，帝师八思巴派他的亲传弟子持律却吉衮布到江南传法，其在一年之中曾为947人首届剃度，并涌出无数比丘、僧伽，使得藏传佛教在江南大为兴盛。[3]浙江宁波出土的元代瓷碗残片便是很好的佐证。依据瓷碗的残片来看，碗口的边沿双面都印有文字，内容为藏传佛教经咒。外侧的文字较粗稚，行草兼用，从字体看应是当时流行的八思巴文，里侧是古印度梵文字体之一的“兰札文”，字迹清晰，书写规整。（1）
八思巴是一位多才多艺、知识渊博的大师，他在佛学、历史、语言文字等方面研究造诣甚深，硕果累累。他著书立说，著作有30余种，“皆辞严义伟，制如佛经，国人家传口诵，家而蓄之。”《彰所知识》是其代表作。八思巴在《彰所知论》序中说，当他担任国师时，曾经在大圣寿万安寺开讲此书，他用藏语讲授，由沙·罗巴担任翻译，译成汉语，传给会众。[4]
藏传佛教在元代对中原文化影响的主要方面，即是大量佛经的翻译工作。大量佛经的翻译，从藏文翻译成蒙文、汉文，也有从梵文和汉文翻译成蒙文的。翻译家大多是藏传佛教僧人。数千部译成汉语的藏传佛教经典，其中一部分本身就是典雅、瑰丽的文学作品。例如，《大涅磐经》中的大量譬喻故事、寓言、佛菩萨、《五部大乘经》的散文和求道说法的故事等都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并被文人当作文学作品欣赏和阅读。这些藏传佛经的翻译事业，客观上促进了元代文学的发展。
明朝统治者一改元代独尊萨迦派的做法，而是针对西藏各教派互相独立、互不隶属的特点，采取“贡赐制”与“多封众建”的策略。从永乐到宣德年间，明朝廷“广行诏谕”多次封藏族僧人法王、大国师、国师等名号，并确定品级，给以俸禄，如永乐年间封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噶玛巴·却贝桑布为大宝法王，封萨迦派首领为大乘法王，封格鲁派高僧释迦也失为大慈法王。当时留居北京的藏传佛教僧人也很多，特别是到了明代中后期，入藏教、学藏经、说藏语已成为藏汉边地、边关、首都、藏传寺庙周围及贡道地区一时流行的风尚。据《典故纪闻》记载：“明英宗天顺年间（公元1457年～1464年），邹干等奏文中说：‘永乐间，翰林院译写蕃（藏）字，俱于国子监选生习用。近年以来，官员军民匠作厨役子弟，投托教师，私自学习，滥求进用。”[5]足见藏语藏文当时在内地朝野影响甚大。
明人笔记中就记载有西僧与居士的交往。如王世贞《弇州续稿》卷十八《虎丘西僧房晨访曹茂来居士山阁小饮》：“竹径通幽信短筇，山楼忽敞得从容。残霜堕木青仍在，旭日披云紫渐浓。香积总饶居士饭，东林翻厌远师钟。逢君更自宽拘束，一盏双鳌喜杀侬。” [6]又如孙继皋撰《宗伯集》卷八《送西僧妙智上人之峨嵋》：“来从西域去西川，来去从参不住禅，却笑东林松树子，风枝转换也年年。” [7]这些文字不但说明了藏传佛教在汉人中的较大影响，而且也说明藏传佛教已经走入文人笔下，开始作为文人创作的题材。
创作时间与小说《西游记》前后的《金瓶梅》，其第65回“愿同穴一时丧礼盛，守孤灵半夜口脂香”中就有藏密宗僧人做法事的一段描写： 话休饶舌，到李瓶儿三七，有门外永福寺道坚长老领十六众上堂僧来念
经。穿云锦袈裟，戴毗庐帽，大钹大鼓，甚是整齐。……十月初八日，是四
七，请西门外宝庆寺赵喇嘛等十六众来念番经，结坛跳沙，洒米花行香，口
诵真言，斋供都用牛乳茶酪之类，悬挂都是九丑天魔变相，身披璎珞琉璃，
项挂骷髅，口咬婴儿，坐跨妖魅，腰缠蛇，或四头八臂，或手执戈战，朱发
蓝面，丑恶无比。午斋已后，就动荤酒，西门庆那日不在家，同阴阳徐先生
往坟上破土开矿去了。后晌方回，晚夕打发喇嘛散了。[8]
上面这一段描写的显然是藏传密宗喇嘛佛事，有寺有僧，其偶像崇拜、宗教活动仪式确实是元、明以来汉族知识分子眼中藏传佛教喇嘛形象的典型。小说作者采用移花接木之法，把在当时京城附近的宝庆寺，放在小说中的清河。至于文中喇嘛姓赵的问题，留居在内地的藏族人选用汉姓习惯古已有之，敦煌在藏文写卷P.T.127号（约为9世纪作品）中有《五姓说》一卷，藏人所选用的汉姓达70余字。因而，早在吐蕃时期的敦煌及河西陇右的藏人中“汉姓藏名”者较多。[9]
小说《西游记》八十回“姹女育阳求配偶，心猿护主识妖邪”中，在镇海禅寺遇到一番僧，对其模样作者是这样描写的：“头戴左边绒锦帽，一对铜圈坠耳根。身着颇罗毛线服，一双白眼亮如银。手中摇着拨浪鼓，口念番经听不真。三藏原来不认得，这是西方路上喇嘛僧。”这一段恰是《西游记》成书受到藏传佛教影响的有力证明。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由印度传入西藏并广为传播的是大乘佛教，它与西藏苯教结合形成了藏传佛教，其中密宗盛行是藏传佛教的主要特点。藏密宗盛行于中原是从藏传佛教萨迦五祖八思巴担任国师开始的，其后的元、明、清，“双修法”、“欢喜佛”等诸多带有密宗文化特征的元素在内地流传，并对朝野乃至整个文化层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当时，许多河西走廊的寺院，典型的如炳灵寺石窟，原有的汉传佛教洞窟壁画被压，又彩绘上了“三头六臂”、“千手千眼”、“欢喜佛”等藏密宗画像。
二、“虎皮裙”题材在藏密宗中颇为常见
从广东省博物馆现存的绘有唐僧“取经故事”的元代瓷枕看，“取经故事”在当时已广为流传。画面上主要人物已齐备，只是孙悟空尚未束虎皮裙，猪八戒还没有腆着个大肚子，没担行李，沙和尚举伞从行，并非手持宝杖。这说明，给孙悟空束上虎皮裙子是在元代以后发生的。[10]
在上古时代，无论是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民族，动物都以不同的方式和功能参与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与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上古时代的人们，能够从自身生存要求的角度出发，对周围环境中的各种动物做出区分，产生或喜悦、或恐惧、或敬畏的情感。早在吐蕃时期，吐蕃人对自己敬畏的动物，诸如老虎、狮子即非常崇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吐蕃人的善恶观念和伦理思想。他们把勇敢、机智、善良等美德寄寓于个人所钟爱的动物，从而表现自己的价值取向。比如对勇士，往往裹以革豹及虎皮，或饰以虎皮褂、虎皮裙，老虎便成了勇武的象征，为人们所崇敬。[11] 在敦煌、新疆等地的石窟中可以看到束虎皮衣饰的吐蕃时期的武士、神祗图像和雕塑。莫高窟231窟吐蕃赞普出行图中赞普身后有一位武师身穿虎皮上衣，腰系豹皮围裙，头戴皮帽。[12]
到吐蕃王朝中后期，密宗的传入，特别是密宗本土化后，身束虎皮裙的人物形象开始在藏传密宗里大量涌现。藏密宗吉祥天母、不动金刚、胜乐金刚、大黑护法西南护法止固巴吉、铜剑十七神之姜地法、食肉狐头神等，皆束虎皮制成的围裙。[13]这些束虎皮裙的护法神形象，在今天的藏地寺院密宗殿里也是随处可见。护法神束虎皮裙，则象征无畏和勇猛，表示佛法之伟大，一切邪恶与外道必将踩于脚下。
再来探讨汉地虎崇拜。由于虎勇猛无比，是兽中之王，汉地人们对它依然怀有畏惧之心，有些人甚至谈论起虎来都胆颤心惊，所以便有了“谈虎色变”“虎口拔牙”这一类成语。能赤手空拳打死虎的人，像《水浒传》中的武松，自然便成为英雄。人们也常用虎来比喻本领高强的人，“龙争虎斗”“藏龙卧虎”这些成语便是很好的说明。
由“虎”的雄健、凶猛，汉地人们便进而引申出“虎”字的勇猛、威猛的意思，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多用“虎”来喻勇武的将军。《三国演义》中便称骁勇善战的大将为“虎将”。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被誉为为“五虎上将”。人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尤其是男孩，长得健壮，想到了虎的雄健，便给孩子起乳名为“小虎子”、“二虎子”等。
老虎是非常凶残的，它也会吃人。因而能降龙伏虎的，就不是凡人了，只有极乐世界的十八罗汉中的降龙罗汉和伏虎罗汉，再就是《封神演义》中赵公明，他的坐下骑是一只黑虎。虎，威猛；虎皮也象征威猛。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只有那山寨大王才将虎皮蒙在椅子上，做成了“虎皮交椅”。
但是，纵观中原所有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将虎皮作为人物衣裙来塑造的情况极为罕见，惟有《西游记》中神通广大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腰围虎皮裙子，以显示其威武。这样的形象塑造的唯一性与独特性，也说明了这一题材源于异域的可能性。
三、藏密诸神外形与《西游记》神魔形象比照
从以上分析来看，藏传佛教密宗在元明两代对中原文化特别是文人创作形成了深远影响。由此，造型奇特、威怖的藏密宗诸神形象，也具备了对小说《西游记》中其他部分神魔形象塑造提供一定题材的可能性。藏传密宗中护法神与《西游记》中的神魔外形相似点很多，限于篇幅，本文只列举几处加以比较说明。以下所举藏传佛教密宗诸神文献来源，均出自于奥地利藏学家内贝斯基的《西藏的神灵和鬼怪》一书。[14]
（一）三头六臂法身
在《西游记》（2）中，三头六臂的法身不但孙大圣有，哪吒同样也具备。小说第四回“官封弼马心何足，名注齐天意未宁”中哪吒与大圣厮杀前就现出：“哪吒愤怒，大喝一声，叫‘变！’即变做三头六臂，恶狠狠，手持着六般兵器，乃是斩妖剑、砍妖刀、缚妖索、降妖杵、绣球儿、火轮儿，丫丫叉叉，扑面打来。”在藏密宗神系中许多护法神都有三头六臂的怒相外形，如其中的六手大黑护法：其一身黑蓝色或黑色，生有一面、三眼、六手，其中最下面的左手挥舞两端缠有金刚的缚魔绳套。藏传密宗里的诸神都有善相与威怖的怒相，为了能震慑妖魔，他们往往现出怒相，而孙大圣和哪吒的三头六臂相也是在与敌作战时才显现，相似之处不言而喻。 （二）骷髅项链
藏密宗中大黑护法的身形之一种持梃护法嘎玛，他佩戴有五骷髅头骨冠、五十颗人头串成的花环。大黑护法之另一种大神兄妹护法、大黑魔护法仲协巾，他们的身上同样也挂有五十颗人头组成的花环。藏密宗中的金刚巨力神同样也生有一面二手，头戴五干骷髅头骨头冠，肩上挂一只用五十颗剥砍下的还在滴血的头颅串成的花环。康保成也撰文谈到：“藏族密宗中的金刚、明王、护法神等神佛造像，大部分都有骷髅装饰品，有的戴骷髅冠，有的身戴骷髅璎珞。例如，怖畏金刚身佩50颗鲜人头，遍体挂人骨珠串。据说佩带人骨、骷髅一方面象征世事无常，另一方面象征战胜恶魔和死亡。”[15]足见，在藏密宗护法神佩戴人头骨项链是较为常见的事，而在其他宗教中甚为罕见。《西游记》第二十二回“八戒大战流沙河，木叉奉法收悟净”中对沙僧的描写：“项下骷髅悬九个，手持宝杖甚峥嵘。”夏敏也认为，沙僧披挂骷髅乃11世纪～14世纪西域流行藏传佛教密宗的形象显现。 [1]
（三）缚妖索
《西游记》第三十四回 “魔王巧算困心猿，大圣腾那骗宝贝”中，金角银角大王的“母亲”九尾狐就有一个宝器“幌金绳”，它可以套住一切神仙，连孙悟空也难以从中逃脱：“好大圣，一只手使棒，架住他的宝剑；一只手把那绳抛起，刷喇的扣了魔头。原来那魔头有个《紧绳咒》，莫能得脱；若扣住自家人，就念《松绳咒》，不得伤身。他认得是自家的宝贝，即念《松绳咒》，把绳松动，便脱出来。反望行者抛将去，却早扣住了大圣。大圣正要使‘瘦身之法’，想要脱身，却被那魔念动《紧绳咒》，紧紧扣住，怎能得脱？褪至颈项之下，原是一个金圈子套住。”有关这样一种神奇的绳子，在藏传密宗神系中作为护法神的法器之一种，甚是常见。白梵天神李庆哈拉的一个伴神，大怒世界女王——班丹拉姆的一个身形，其基本特征是，三头女神，骑骡，六只手中持棍，头盖骨碗、拘鬼牌、绳套、镜子和橛。大黑护法中集主大黑护法，还有他的女使者大神兄妹护法，他们的法器都有用来降魔的“绳套”，还有守护主神坛城的七位女神，都有制伏妖魔的“绳套”。
（四）照妖镜
小说《西游记》全书，出现照妖镜至少四次：第六回擒拿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时，托塔李天王高擎照妖镜助二郎神一臂之力；第三十九回文殊菩萨用照妖镜照出青毛狮王的原形；第五十八回照妖镜被用来鉴定真假美猴王；第六十一回则被托塔天王照住牛魔王本相，使其腾挪不动、无计逃生。照妖镜的神奇法力让人惊叹。而在藏密宗十二位丹玛女神中的多吉查姆杰、多吉玉仲玛，皆手持一面能反映幻像并能透视一切的纯银镜。虽然有关神镜的题材，早在晋葛洪在《西京杂记》、《抱朴子·内篇·等涉》中均有描述，学术界也一般认为它是与佛道文化有关。[16]限于材料，小说《西游记》中的这面照妖镜的题材，是源于中原文化中的神镜还是藏密宗中的神镜，无法深究，但是根据照妖镜在明代神魔小说中的重大发展判断，受藏传密宗影响的可能性更大。
（五）猪头神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还没有出现猪八戒，在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里即已出现猪八戒。那么猪八戒的形象是作者独创的，还是有何历史渊源呢？学术界的说法不一。论其形象由来，《取经诗话》中没有。最早见于《朴通事谚解》注引《西游记平话》，道是“黑猪精朱八戒”。《西游记杂剧》改“朱八戒”为“猪八戒”，易“黑猪精”为“金色猪”，说他是“搭琅地盗了金铃，支楞地顿开金锁”，走入下界为妖的“摩利支天部下御车将军”。《西游记》承袭了杂剧猪八戒的姓氏而变更了其来由，说他是因带酒戏弄嫦娥而被玉帝贬下凡尘，不料错投猪胎的“天河里天蓬元帅”。张锦池先生在《论猪八戒血统问题》一文认为，猪八戒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土生土长的猪。[17]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一是猪八戒形象产生于藏传佛教对中原文化形成较大影响的元代，而不是更早？二是猪八戒是猪首人身的天神，而非其他？而这些问题的答案正好可以从藏传佛教传入中原的时间，以及藏密宗中部分护法神的外形特征上寻找。
在西藏神系中就有许多神生有猪头。如土地神哈萨噶尔巴，他生有三个脑袋，即中央的是象头，右边的是虎头，左边的是猪头。哈萨噶尔巴前面站着的是一位红色的三头人，三个头分别是猪头、蛇头和鸟头。还有西藏厉神中一位重要的红色土地神，她生有人的躯体，猪头，右手持一根叫做“世界弯木”的有三个杈的木棍，左手持“神胜幢”。属于土地神系列的还有一位女神名叫“土地神之女本吉佐姆”，她被描绘成一位黑黄色神灵，持头盖骨，骑一头猪。还有大黑护发中的大兄妹护法，也是生有猪头。
（六）各类小妖
《西游记》里各种动物形象的小妖随处可见，诸如狼头精、虎头精、鹿头精等等举不胜举，极少有具体名字。藏密宗里也有许多护法神都生有动物头、人身。例如，大黑护法扎协仲夏巾生有牦牛头。四手智慧护法和他的伴偶大时母丹次吉旺姆就派各类生灵做他们的使者，有秃鹫和其他鸟类，还有狗、豺、狮和“众多的最下等级的黑女人”。八位原本属苯教神灵的生有秃鹫、鹏、乌鸦、猫头鹰、猪、狗、狼、虎等兽头的红色裸体空行母兽头女神。另外还有十二护帐神的说法，除了刚才的那八位外，还有四位兽头女神分别是狮面女、豹面女、人熊面女和熊面女。在厉神里甚至还有牦牛头、虎豹头、树怪头、麝鹿头。
综上所述，唐僧“取经故事”在元代与明代前、中期走向成熟并最终定型。藏传佛教在元明两代大规模传入中原，并对中原文化层，特别是文人创作形成深远影响。藏传密宗护法神束“虎皮裙”的形象较为常见。除此之外，人物形象束“虎皮裙”的造型在汉族及其他民族的艺术作品中却极为罕见，这无疑说明了小说《西游记》孙悟空束“虎皮裙”的题材，很有可能源自于藏传密宗。据此推论，《西游记》中“三头六臂法身”“照妖镜”“骷髅项链”等题材，与藏密宗相关护法神形象之间也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值得深入探究。
注释：
（1）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藏学. 2002年第1期封面彩图（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2）吴承恩.西游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本文所引《西游记》文字均见此版本，以下不再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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