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土族在魏晋于经济和政治上已渐渐取得重要地位，并逐渐在当时的品评与简拔制度下，形成盛行清淡的审美生活态度，“官本是臭腐”“财本是粪土”的观念在动荡的时局和清淡隐逸之风的影响下被视作通达，并得到普遍认可。
　　但从《世说新语》的诸多篇目看，首先他们对待仕与财态度的原因并不单纯与品质挂钩，甚至有时貌似愤世嫉俗的举动只是手段。此外，士人在对待仕途与财富问题上歧路纷呈，呈现出多元化的选择，且不管出世人世，轻财惜财，均有得到好评或不被认可的可能。如果一定要找一个准绳，那就是所谓是否是真性情的流露。
　　
　　一、魏晋士人对待出仕与钱财的超脱态度与个人的价值观有较大关联，但也不全是言行与思想一致。
　　
　　有确实不慕仕途不重财富的。不慕仕途之事著名的如：李廒拒绝权相王导的任命，嵇康因山涛举荐自己做官作《与山巨源绝交书》，翟道渊不与做官的故人周子南交谈，范宣不愿进官署跳车而去，司马德操隐居世外亲事桑蚕。不重财富之事著名的如：王戎父丧不受礼品，庾子嵩不吝家财，王安期不为池鱼责罚的属下，王处仲散婢妾，陶侃之母却鲊等均受到世人高度评价。
　　人们肯定他们的原因并不只在这些行为符合主流的审美，还在于他们遵从了自己的心声。如果是形似高尚的刻意行为也会受到鄙弃。
　　我们从桓温对陈仲子的评价大致可以看出当时士人对刻意行为的态度。战国时齐国的隐士陈仲子夫妻俩靠编草鞋、织布过活。他哥哥任齐相，仲子认为哥哥的俸禄是不义之财，分文不取。一次有人送他哥哥一只鹅，他母亲杀给他吃，当他知道是别人送他哥哥的，立刻吐出来。楚王想请他出任丞相，他便和妻子逃到别处去给人做工。这则故事选入《高士传》，被广为称道，但桓温读却不看好，认为：“谁能作此溪刻自处!”清高是好的，但在行动上太过刻意，到了违反人之常情的地步就令人怀疑其目的的单纯性，而这是崇尚率性自然的魏晋士人所不取的。
　　再如王子猷做骑兵参军，故作清高，不理正事，上司询问，“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更做作的是他说自己连做的什么官都不知道，相关的工作更是什么都不知道，以此清高自诩，且一再引用孔子的话炫才，轻狂不已，虽然言语着力模仿隐士先贤，但却像一场拙劣的模仿秀，这件事被列入《简傲》而非《栖逸》，蕴含了人们对这种行为的反感。
　　同样，以隐居清高自许的许玄度和朋友刘真长的对话，传为笑柄，谈及刘家的优越条件。“许曰：‘若保全此处，殊胜东山。’刘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他们所谓的敝展功名，遗落世事从这些对话中可以看出虚伪性，恰恰“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许遇稷、契，当无此言。’”一则妙喻令二人的本相昭然若揭，二人并有愧色。
　　
　　二、魏晋之时，不管是在仕途或财物问题上，只要坦然对待，不虚伪矫饰，即使做出与主流不同的选择也能得到认可。
　　
　　庾法畅有上好的拂尘不肯送人，庾亮奇怪为什么没被要走，答以“廉者不求，贪者不与，故得在耳。”换句话说就是谁要也不给，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是很容易被视为不能超脱而受诟病的。但他没有去找其他的理由遮掩，用略带幽默的语言坦然道出，被列在《言语》篇里，而不是《俭吝》。
　　中书令裴楷让富有的梁王、赵王每年拨出赋税钱几百万来周济皇亲国戚中那些贫穷的人。有人因为裴楷不用自己的钱而用他人的钱周济贫苦而讥之以“乞物行惠”，裴楷则说：“损有余，补不足，天之道也。”他的这种举措被归于《德行》。
　　不以钱财为意故是雅致，若以勤俭的姿态生活，不为面子追求豪奢，也不会被目为穷酸，王恭身边不置多余之物，曹操和陶侃将竹头木屑物尽其用，殷仲堪“食常五碗盘，外无馀肴；饭粒脱落盘席间，辄拾以啖之。”并教育子弟说：此乃“贫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尔曹其存之!”都被引为美谈。甚而至于，热心仕途，坦然求之，也不会受鄙视。
　　王怀祖才能不突出，对名利又很热心，但因为他真诚坦率简文帝就认为他“直以真率少许，便足对人多多许。”
　　求仕求财是俗事，官府的日常工作通常被视作俗务。但是忙于政务的何充却没有被视作俗人。一日，何充忙碌之时王、刘与林公造访，何充只管看文书，不搭理。王漾便对何充说：“我们今天特意和林公来看望你，希望你摆脱开日常事务，和我们谈论玄学，哪能还低着头看这些东西呢!”何充说：“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结果“诸人以为佳”。何充胜在务实且不虚伪遮饰。
　　
　　结语
　　
　　综上所述，透过《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对待仕与财的态度呈现出多元倾向，如果没有他因介入，以轻财隐逸最受推崇，而之所以推崇这样的态度在于超脱，如果徒具其形仍然是世俗的。人们之所以对看似世俗的一些行为青眼有加。是看到了表象之下的精神内核。不遮饰、不虚伪做作才是魏晋审美的精髓，唯其如此，才是真正的超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