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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雀”飞不出“鸿鹄”的高度
“高原”距“高峰”有多远？
这问题如果从地理概念回答，很容易得出数据。这是一道小学数学题。诸如将珠穆朗玛峰海拔高度，减去西藏高原高度，数字就出来了。但如果从文学角度来回答，则就非常困难。乃至一千个人，可能有一千个答案。正因为它们之间具有的模糊性和弹性，给从事文学评判的专业人士带来了言说的难度和巨大的空间。
当然也给那些鱼龙混杂、信口开河的评论者提供了钻空子的可能。
也因此在文学史上常常会闹出把平庸之作说成佳作，把佳作说成庸常之作的笑话。当一伙人发现又一部准《红楼梦》诞生时，可能没多久，这书就转到“特价书店”，打三折也无人问津了。对一部作品的评介，总是与评说者的学养、识见、眼光、趣味密切相关，能够让大多数人达成“共识”，就也算是一个标准了。
既然回答此问题如此之难，那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或许更有意义。那就是一个写作者如何从“高原”爬到“高峰”上去？
在下以为，首先要有攀爬的激情和勇气。如果自己都没有信心，那就甘愿在山脚下，仰望巅峰的光影吧！在通往巅峰的途中，堆满了攀爬者的尸体。他们或因雪崩、缺氧、迷路等等意外事故，而倒在了中途。因此，那些向往登上巅峰并付诸行动的人，无疑总是要有一股宗教徒般虔诚的献身精神的。
其次，与文学天赋相关。在通向巅峰的途中，也许天赋只需要5%，但是这5%是统领着另外的95%的。没有办法，我们必须承认如契诃夫所比喻的，大狗、小狗叫出来的声音，分贝是不一样的。文学天赋是由复杂的生命元素构成的，如思想力、想象力、对生活的感受力、深刻的洞察力、诗意表达的文字驱动力等等。“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谁敢说，人人都有此等天赋？
如果前两者都具备了，最后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我以为则要看写作者的人格高度。这样说的理由很简单——“燕雀”飞不出“鸿鹄”的高度。如果写作是一场赛跑，能够最先到达终点线的一定是那位人格力量胜出一筹的人。说“文如其人”这话老掉牙了。确实生活中常常有“文”好，“人”却无足称道的情况。被用来举例最多的莫过于周作人了。其人虽然有“附逆”的污点，但文章写得是很老到的。甚至还会有人举出胡兰成来说明，完全不必把作品高度与人格高度挂起钩来，因人而废文。这样的评说不能说一点没有道理，但我以为在缺少一个坐标系的情况下，也许此类说法可以模糊一些人判断的眼光。如果你把历史上那些大师级的文学艺术家，拿出来排排坐，那么你就会发现，最前排压根儿就找不到他们的位子。
因此，我始终坚信中国传统文论中，总是把人与文相连的美学思想。我知道自己有一个很不好的缺少公允的习惯，即常常闻其人而弃其文。因我以为，一个人格猥琐之人，怎指望其写出有“筋骨”的文字？一个内心阴冷之人，怎会有温情和爱意的表达？一个匍匐在地之人，从何可见高远的风景？一个膝盖骨缺钙之人，怎吃得消攀爬的磨损？故张戒论诗曰：“诗文字画大抵从胸臆出，子美笃于忠义，深于经术，故其诗雄而正;李太白喜任侠，喜神仙，故其诗豪而逸;退之文章侍从，故其诗文有廊庙气……”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强调，学诗者“入门须正，立志须高”，“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诗者，吟咏性情也”。
创作者的人格修炼，是一门最难的必修课。
当我们在说当下文艺创作，有“高原”，无“高峰”时，那个“无”的核心根由在何处，还需赘言么？
“胡吹乱捧”病因考辨
看了标题，别以为我要写一篇长篇论文，发到核心期刊上去。我工作的岗位，无刊发核心期刊论文的考核指标，我本人也无写那一类中规中矩论文的兴趣。或许有人认为，我是以“无兴趣”来遮掩缺乏那种学术能力。的确如此。你看人家哈佛的大学者王德威教授就是厉害：有不少人通过张爱玲晚年的书信和诡异行为表现，分析她可能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王教授将之上升到学术高度，认为这是“现代主义美学观点的身体呈现”。什么是学术眼光？这就是。没有此种学术思维能力，还谈做什么学问呢？
有人发现当下文艺批评生态中，表扬性的评论占了99%，而指出问题的批评性文章至多也就只有1%，但偏偏这个1%的影响力和被关注度，却常常超越那个99%，这是何故呢？这使我想起了机关报的某些工作报道，除了记者、责编、被报道单位或个人看，几乎就再无读者。因为那里面充满了空话、套话。鄙人在机关报从业多年，写了多年的空话、套话，那些“文字垃圾”连自己也无颜回头再看。范敬宜先生称“人过七十学说话”，此话颇堪玩味。难道他在七十岁前都不会说话？或说的“话”都不算“话”？那个99%的表扬性的评论文章，为何关注度和有效性极低，愚以为核心还是公信力出了问题。无疑，那里面也有不少好文章，但因为同时充斥着大量“胡吹乱捧”的文章，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使得那些好的肯定性文章也没有人看了。因此，提高文艺批评的有效性，首要的还不是那个1%有多大问题，而是要认认真真清理那些“胡吹乱捧”、愚弄读者的缺乏公信力的文字。
顺藤摸瓜下去，要治理“胡吹乱捧”的病症，首先要找到病因。有人简单归咎于所谓的“红包批评”并不完全准确。如果请评论家看一部作品，还要请他们开会发表意见，支付一点菲薄的审读费是对评论家劳动的尊重，难道要评论家无偿地付出智慧和劳动才是合理的？问题的症结在于某些研讨会的主办者，花钱目的就在买“吹捧”，而缺少起码职业操守的某些专家则迎合主办者的意图大做“吹捧”广告，这样的一种恶性互动，对文艺评论公信力和生态的破坏，无疑起到了毁灭性的作用。如果评论家面对作品如实道来，以及作者同时有接受批评的雅量，“红包”就不会成为当下人神共愤的符号。
当然，深究一下，导致“胡吹乱捧”现象的病因，除了人情因素、人为的商业炒作等等浅层次的原因外，也有一些学术性的因素：一是评论者（包含参与评论的作家）自身缺少艺术感觉。有的人面对一部作品，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把握，因此，随手可以拈来的就是诸如“传世佳作”、“史诗品格”、“大气磅礴”、“堪比红楼”等这一类惯常见的“高帽子”;二是评论者缺少评说的基本的“参照系”或衡量作品的坐标。心中或笔下有没有衡估作品“参照系”是完全不一样的。常言“货比三家”，没有比较哪来的鉴别，怎么分出好差、优劣、高下？就作品论作品，很容易说出荒腔走板很不靠谱的话来。乃至把麻雀视作天鹅，把老母鸡夸成了凤凰。 如何使得批评家变“乏力”为有力？这确乎是一道难题。吾辈非医道神人，是开不出什么秘制膏丹的。如要开，大概也难免闹出类似笑话：打“鸡血”针数次，或每日食绿豆数斤……记得多年前，我和一位朋友去看老中医，老中医在对两人把脉后，在我们的诊断书上都写着类似“脾肾两虚”的字眼。我们就私下议论，大概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其病因都离不开“脾肾两虚”吧？
就在我思索这一困扰我的难题时，有几位处于不同时代的中外批评家的名字，闪入我的脑际，他们是中国的金圣叹、美国的威尔逊、德国的拉尼茨基，他们所处的年代跨越了几个世纪。离我们最近的拉尼茨基，今年9月才刚刚离世。金圣叹今年恰好诞辰为405周年。我发现，他们虽然身处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所处的国度和时代，都是“一言九鼎”的批评家，都是在广大的知识人群和公众中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批评家。如果从外部找“困境”，他们都面临着不同时代的不同“困境”。金圣叹所处的明清时期，相比今天，交通工具落后，信息传递方式非常原始而缓滞，但金圣叹所批《水浒》、《西厢》行世后，“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于家置一编”，由于“金批”的影响，仿效者蜂起，乃至清代各种评点本层出不穷，而读者也几乎到了非评点书不读的境地，他的影响力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而拉尼茨基是跟我们同时代的人物，他面临的“困境”正是信息的过多过滥，但拉尼茨基在德国却是家喻户晓的批评家，据一份调查显示，有98%的德国人知道他的名字，那么，他的影响力又是如何形成的？
今日批评家感到“乏力”的原因，恐怕主要的不是外部环境的制约，还得从自身找原因。“老虎吃天”，首先还得问问自己是不是一头“老虎”，是否足够强健，是否有充足的底气？如果是一头“老虎”，“天”虽然很大，大到虚无缥缈，但你“吼”一“吼”，也会使得沉闷而板结的空气颤动起来的。而新技术则会使你的“吼”声瞬间传遍世界所有角落。谁能告诉我，类似金圣叹那种“纵横批评，明快如火，辛辣如老吏。笔跃句舞，一时见者，叹为灵鬼转世”的批评文字，今天在哪里能读到？又有谁能告诉我，类似拉尼茨基那样背对作家，面向大众，以“开启民智”为启蒙重任的中国批评家在何处？
忽然又想到了那位老中医在诊断书上写的“脾肾两虚”……
关于“红烧肉”的博士论文
要论当下文艺批评队伍的阵容，无疑要数学院派最为壮观。跟他们比起来，其他领域从事批评的人员，大概只能算“散兵游勇”了。但就如我们常常说“大国”未必是“强国”一样，人数众多也并不等于发出的声音最洪亮、最有力。甚至可以说，在大众媒介和新媒体上，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学院派中当然有非常优秀的批评家，但大多数学院派研究人员都在从事着生产批评“垃圾食品”的勾当。他们的论文基本都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因为学院的学术评价体系，决定了他们必须完成规定的论文数量，才能从讲师晋升副教授，从副教授晋升教授，那些硕、博研究生，才能拿到他们的学业证书。此举被圈内人形象地称之为“挣工分”。而这些用来“挣工分”的论文，都有一套严格的规范，符合这个规范才能顺利通行。这个类似新八股的“规范”，我也说不清楚。但在微信上，有人以“红烧肉”为研究对象，道出了如何写作学士、硕士、博士论文的程式。限于篇幅，我这里只引录关于“红烧肉”的博士论文的写作要求：
序言：历史中猪肉食谱的文献综述、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不足和问题;
第一篇（第一章到第三章）：猪是怎样养成的;
第二篇（第四章到第五章）：猪的各个部分的肉质的区分和作用;
第三篇（第六章到第七章）：马克思理论不同发展阶段对红烧肉发展的影响和启示：
第四篇（第八章到第十章）：红烧肉制作的实证研究（变量选取、理论模型和计量分析）;
结论：红烧肉是不是可以吃取决于很多复杂的因素。总体来看，在满足一定约束条件下红烧肉是不错的营养、美容食品，但操作过程的障碍还需要真学、真懂、真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有必要的情况下需要进行理论创新和政策支持，使红烧肉更好地实现增加营养、避免增肥和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
想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学子，请注意收藏此博士论文的写作秘籍。不过遗漏此收藏也不要紧，导师自然会按照此程式给予精心指导。可以想见，按照此规则培养出来的批评家，他们会写出什么样的批评文章来。他们最擅长的一是把不痛不痒的话题，说得头头是道，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似乎里面深藏着丰富的学术含金量。诸如“楚王为何爱细腰”、“唐代为何崇肥美”等等;其次是，有意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复杂的问题搅得更复杂化。诸如“吃饭”，那不叫“吃饭”，学院化的说法应该是“为了获取体内各器官运转需要而进行的营养补给……”，“睡觉”也不叫“睡觉”，而应该说成是“人为了恢复肌体疲劳而必须进行的除了心脏和呼吸不能停止的阶段性休眠……”。
读了一些博士论文，我才明白了，学院派的批评为何缺少灵性，缺少真性情，缺少真知灼见，缺少把复杂的问题用清晰明白的文字表达出来的基本能力。那种概念的缠绕、论证的繁复、文字的佶屈聱牙，似乎不在乎向你说明什么，而是要检验你的心理承受能力和保持清醒头脑的持久耐力。
有大学教授透露，现在很多文科学生，似乎对阅读文学作品原著没有什么兴趣，他们也无意于培育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情趣。而是习惯把各种二手研究专著找来，看看别人怎么说的，然后进行综合，批量炮制论文或应对考试。这样一种思路和习惯一旦养成，指望他们写出有自己独到艺术感觉的批评文章来，也就无异痴人说梦了。他们的判断，大多源自别人的判断，他们嚼的大多是别人嚼过的馍。他们倒卖的“二手货”，再往前一步，则成了近乎抄袭的“贴牌货”，却鲜有采众家之长而成一己之言者。
责任编辑 石华鹏
“高原”距“高峰”有多远？
这问题如果从地理概念回答，很容易得出数据。这是一道小学数学题。诸如将珠穆朗玛峰海拔高度，减去西藏高原高度，数字就出来了。但如果从文学角度来回答，则就非常困难。乃至一千个人，可能有一千个答案。正因为它们之间具有的模糊性和弹性，给从事文学评判的专业人士带来了言说的难度和巨大的空间。
当然也给那些鱼龙混杂、信口开河的评论者提供了钻空子的可能。
也因此在文学史上常常会闹出把平庸之作说成佳作，把佳作说成庸常之作的笑话。当一伙人发现又一部准《红楼梦》诞生时，可能没多久，这书就转到“特价书店”，打三折也无人问津了。对一部作品的评介，总是与评说者的学养、识见、眼光、趣味密切相关，能够让大多数人达成“共识”，就也算是一个标准了。
既然回答此问题如此之难，那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或许更有意义。那就是一个写作者如何从“高原”爬到“高峰”上去？
在下以为，首先要有攀爬的激情和勇气。如果自己都没有信心，那就甘愿在山脚下，仰望巅峰的光影吧！在通往巅峰的途中，堆满了攀爬者的尸体。他们或因雪崩、缺氧、迷路等等意外事故，而倒在了中途。因此，那些向往登上巅峰并付诸行动的人，无疑总是要有一股宗教徒般虔诚的献身精神的。
其次，与文学天赋相关。在通向巅峰的途中，也许天赋只需要5%，但是这5%是统领着另外的95%的。没有办法，我们必须承认如契诃夫所比喻的，大狗、小狗叫出来的声音，分贝是不一样的。文学天赋是由复杂的生命元素构成的，如思想力、想象力、对生活的感受力、深刻的洞察力、诗意表达的文字驱动力等等。“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谁敢说，人人都有此等天赋？
如果前两者都具备了，最后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我以为则要看写作者的人格高度。这样说的理由很简单——“燕雀”飞不出“鸿鹄”的高度。如果写作是一场赛跑，能够最先到达终点线的一定是那位人格力量胜出一筹的人。说“文如其人”这话老掉牙了。确实生活中常常有“文”好，“人”却无足称道的情况。被用来举例最多的莫过于周作人了。其人虽然有“附逆”的污点，但文章写得是很老到的。甚至还会有人举出胡兰成来说明，完全不必把作品高度与人格高度挂起钩来，因人而废文。这样的评说不能说一点没有道理，但我以为在缺少一个坐标系的情况下，也许此类说法可以模糊一些人判断的眼光。如果你把历史上那些大师级的文学艺术家，拿出来排排坐，那么你就会发现，最前排压根儿就找不到他们的位子。
因此，我始终坚信中国传统文论中，总是把人与文相连的美学思想。我知道自己有一个很不好的缺少公允的习惯，即常常闻其人而弃其文。因我以为，一个人格猥琐之人，怎指望其写出有“筋骨”的文字？一个内心阴冷之人，怎会有温情和爱意的表达？一个匍匐在地之人，从何可见高远的风景？一个膝盖骨缺钙之人，怎吃得消攀爬的磨损？故张戒论诗曰：“诗文字画大抵从胸臆出，子美笃于忠义，深于经术，故其诗雄而正;李太白喜任侠，喜神仙，故其诗豪而逸;退之文章侍从，故其诗文有廊庙气……”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强调，学诗者“入门须正，立志须高”，“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诗者，吟咏性情也”。
创作者的人格修炼，是一门最难的必修课。
当我们在说当下文艺创作，有“高原”，无“高峰”时，那个“无”的核心根由在何处，还需赘言么？
“胡吹乱捧”病因考辨
看了标题，别以为我要写一篇长篇论文，发到核心期刊上去。我工作的岗位，无刊发核心期刊论文的考核指标，我本人也无写那一类中规中矩论文的兴趣。或许有人认为，我是以“无兴趣”来遮掩缺乏那种学术能力。的确如此。你看人家哈佛的大学者王德威教授就是厉害：有不少人通过张爱玲晚年的书信和诡异行为表现，分析她可能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王教授将之上升到学术高度，认为这是“现代主义美学观点的身体呈现”。什么是学术眼光？这就是。没有此种学术思维能力，还谈做什么学问呢？
有人发现当下文艺批评生态中，表扬性的评论占了99%，而指出问题的批评性文章至多也就只有1%，但偏偏这个1%的影响力和被关注度，却常常超越那个99%，这是何故呢？这使我想起了机关报的某些工作报道，除了记者、责编、被报道单位或个人看，几乎就再无读者。因为那里面充满了空话、套话。鄙人在机关报从业多年，写了多年的空话、套话，那些“文字垃圾”连自己也无颜回头再看。范敬宜先生称“人过七十学说话”，此话颇堪玩味。难道他在七十岁前都不会说话？或说的“话”都不算“话”？那个99%的表扬性的评论文章，为何关注度和有效性极低，愚以为核心还是公信力出了问题。无疑，那里面也有不少好文章，但因为同时充斥着大量“胡吹乱捧”的文章，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使得那些好的肯定性文章也没有人看了。因此，提高文艺批评的有效性，首要的还不是那个1%有多大问题，而是要认认真真清理那些“胡吹乱捧”、愚弄读者的缺乏公信力的文字。
顺藤摸瓜下去，要治理“胡吹乱捧”的病症，首先要找到病因。有人简单归咎于所谓的“红包批评”并不完全准确。如果请评论家看一部作品，还要请他们开会发表意见，支付一点菲薄的审读费是对评论家劳动的尊重，难道要评论家无偿地付出智慧和劳动才是合理的？问题的症结在于某些研讨会的主办者，花钱目的就在买“吹捧”，而缺少起码职业操守的某些专家则迎合主办者的意图大做“吹捧”广告，这样的一种恶性互动，对文艺评论公信力和生态的破坏，无疑起到了毁灭性的作用。如果评论家面对作品如实道来，以及作者同时有接受批评的雅量，“红包”就不会成为当下人神共愤的符号。
当然，深究一下，导致“胡吹乱捧”现象的病因，除了人情因素、人为的商业炒作等等浅层次的原因外，也有一些学术性的因素：一是评论者（包含参与评论的作家）自身缺少艺术感觉。有的人面对一部作品，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把握，因此，随手可以拈来的就是诸如“传世佳作”、“史诗品格”、“大气磅礴”、“堪比红楼”等这一类惯常见的“高帽子”;二是评论者缺少评说的基本的“参照系”或衡量作品的坐标。心中或笔下有没有衡估作品“参照系”是完全不一样的。常言“货比三家”，没有比较哪来的鉴别，怎么分出好差、优劣、高下？就作品论作品，很容易说出荒腔走板很不靠谱的话来。乃至把麻雀视作天鹅，把老母鸡夸成了凤凰。 如何使得批评家变“乏力”为有力？这确乎是一道难题。吾辈非医道神人，是开不出什么秘制膏丹的。如要开，大概也难免闹出类似笑话：打“鸡血”针数次，或每日食绿豆数斤……记得多年前，我和一位朋友去看老中医，老中医在对两人把脉后，在我们的诊断书上都写着类似“脾肾两虚”的字眼。我们就私下议论，大概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其病因都离不开“脾肾两虚”吧？
就在我思索这一困扰我的难题时，有几位处于不同时代的中外批评家的名字，闪入我的脑际，他们是中国的金圣叹、美国的威尔逊、德国的拉尼茨基，他们所处的年代跨越了几个世纪。离我们最近的拉尼茨基，今年9月才刚刚离世。金圣叹今年恰好诞辰为405周年。我发现，他们虽然身处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所处的国度和时代，都是“一言九鼎”的批评家，都是在广大的知识人群和公众中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批评家。如果从外部找“困境”，他们都面临着不同时代的不同“困境”。金圣叹所处的明清时期，相比今天，交通工具落后，信息传递方式非常原始而缓滞，但金圣叹所批《水浒》、《西厢》行世后，“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于家置一编”，由于“金批”的影响，仿效者蜂起，乃至清代各种评点本层出不穷，而读者也几乎到了非评点书不读的境地，他的影响力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而拉尼茨基是跟我们同时代的人物，他面临的“困境”正是信息的过多过滥，但拉尼茨基在德国却是家喻户晓的批评家，据一份调查显示，有98%的德国人知道他的名字，那么，他的影响力又是如何形成的？
今日批评家感到“乏力”的原因，恐怕主要的不是外部环境的制约，还得从自身找原因。“老虎吃天”，首先还得问问自己是不是一头“老虎”，是否足够强健，是否有充足的底气？如果是一头“老虎”，“天”虽然很大，大到虚无缥缈，但你“吼”一“吼”，也会使得沉闷而板结的空气颤动起来的。而新技术则会使你的“吼”声瞬间传遍世界所有角落。谁能告诉我，类似金圣叹那种“纵横批评，明快如火，辛辣如老吏。笔跃句舞，一时见者，叹为灵鬼转世”的批评文字，今天在哪里能读到？又有谁能告诉我，类似拉尼茨基那样背对作家，面向大众，以“开启民智”为启蒙重任的中国批评家在何处？
忽然又想到了那位老中医在诊断书上写的“脾肾两虚”……
关于“红烧肉”的博士论文
要论当下文艺批评队伍的阵容，无疑要数学院派最为壮观。跟他们比起来，其他领域从事批评的人员，大概只能算“散兵游勇”了。但就如我们常常说“大国”未必是“强国”一样，人数众多也并不等于发出的声音最洪亮、最有力。甚至可以说，在大众媒介和新媒体上，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学院派中当然有非常优秀的批评家，但大多数学院派研究人员都在从事着生产批评“垃圾食品”的勾当。他们的论文基本都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因为学院的学术评价体系，决定了他们必须完成规定的论文数量，才能从讲师晋升副教授，从副教授晋升教授，那些硕、博研究生，才能拿到他们的学业证书。此举被圈内人形象地称之为“挣工分”。而这些用来“挣工分”的论文，都有一套严格的规范，符合这个规范才能顺利通行。这个类似新八股的“规范”，我也说不清楚。但在微信上，有人以“红烧肉”为研究对象，道出了如何写作学士、硕士、博士论文的程式。限于篇幅，我这里只引录关于“红烧肉”的博士论文的写作要求：
序言：历史中猪肉食谱的文献综述、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不足和问题;
第一篇（第一章到第三章）：猪是怎样养成的;
第二篇（第四章到第五章）：猪的各个部分的肉质的区分和作用;
第三篇（第六章到第七章）：马克思理论不同发展阶段对红烧肉发展的影响和启示：
第四篇（第八章到第十章）：红烧肉制作的实证研究（变量选取、理论模型和计量分析）;
结论：红烧肉是不是可以吃取决于很多复杂的因素。总体来看，在满足一定约束条件下红烧肉是不错的营养、美容食品，但操作过程的障碍还需要真学、真懂、真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有必要的情况下需要进行理论创新和政策支持，使红烧肉更好地实现增加营养、避免增肥和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
想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学子，请注意收藏此博士论文的写作秘籍。不过遗漏此收藏也不要紧，导师自然会按照此程式给予精心指导。可以想见，按照此规则培养出来的批评家，他们会写出什么样的批评文章来。他们最擅长的一是把不痛不痒的话题，说得头头是道，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似乎里面深藏着丰富的学术含金量。诸如“楚王为何爱细腰”、“唐代为何崇肥美”等等;其次是，有意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复杂的问题搅得更复杂化。诸如“吃饭”，那不叫“吃饭”，学院化的说法应该是“为了获取体内各器官运转需要而进行的营养补给……”，“睡觉”也不叫“睡觉”，而应该说成是“人为了恢复肌体疲劳而必须进行的除了心脏和呼吸不能停止的阶段性休眠……”。
读了一些博士论文，我才明白了，学院派的批评为何缺少灵性，缺少真性情，缺少真知灼见，缺少把复杂的问题用清晰明白的文字表达出来的基本能力。那种概念的缠绕、论证的繁复、文字的佶屈聱牙，似乎不在乎向你说明什么，而是要检验你的心理承受能力和保持清醒头脑的持久耐力。
有大学教授透露，现在很多文科学生，似乎对阅读文学作品原著没有什么兴趣，他们也无意于培育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情趣。而是习惯把各种二手研究专著找来，看看别人怎么说的，然后进行综合，批量炮制论文或应对考试。这样一种思路和习惯一旦养成，指望他们写出有自己独到艺术感觉的批评文章来，也就无异痴人说梦了。他们的判断，大多源自别人的判断，他们嚼的大多是别人嚼过的馍。他们倒卖的“二手货”，再往前一步，则成了近乎抄袭的“贴牌货”，却鲜有采众家之长而成一己之言者。
责任编辑 石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