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亲不认”不是一个褒义词语。对于讲“亲亲尊尊”的中国人来说，无论是官场上飞黄腾达，还是经济上腰缠万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都要对亲朋好友伸出援助之手，这也是儒家实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必由之路。“六亲不认”有违道义，有违传统伦理道德。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位，讲人情世故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在传统社会中，血缘、地缘结成的关系是人们安身立命的重要纽带，这种纽带实现了某种社会救济功能，即强者富者要给予贫者困者无助者以无私援助，这种帮助对于实现救济贫困，实现社会财富的转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有利必然有弊，其消极的一面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兼顾人情的时候，如果不坚持原则，往往就会把属于社会公众的资源，分摊给自己的亲朋故旧，这样对社会的公平正义来说，无疑就是一种伤害。
　　作为领导干部，一方面，是政策方针的执行者；另一方面，也是公序良俗的守护者。传统文化中素来都有“以吏为师”的传统，所以良好社会秩序的形成，和谐社会伦理道德的养成，都需要领导干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商品经济对社会造成了很大冲击，权力寻租、家族腐败、讲人情不讲原则，已经成为一些领导干部的“恶性肿瘤”。
　　能否过好人情关，是检验领导干部能否保证廉洁自律的“试金石”。所谓过好人情关，就是面对亲友的请托，面对外来的诱惑，能保持冷静头脑，在守护亲情友情的同时，保证自己的所做所为不逾越法治的底线和党的各项规章制度。这对领导干部是考验，对执政党的政策方针也是一个检阅。
　　对领导干部来说，过好人情关，首先要秉持自律意识。实现自律的途径有两条：一是来自于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包括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两个务必”等等。历次艰苦卓绝革命战争证明，没有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我们党不会取得执政地位，更不会有今天的建设成就。而从中共党史来看，每个辉煌成就的取得，往往都是领导人谦虚谨慎，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作出正确决策的结果：“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也就是发扬了民主集中制的优势。所以这些优良传统丢不得。二是来自于儒家文化的积极因素。先秦儒家认为，一个要实现事功的君子，必须要从修身做起：“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后儒发展了先秦儒家的这套理论，认为君子需要“知行合一”，“知行合一”的前提就是“致良知”，也就是说，道德修养是事功的根基。
　　“入太庙，每事问”，孔夫子的这种谨慎的做法，曾经被毛泽东同志予以褒扬。他自身就多次婉拒亲朋们提出的介绍工作的请求，并嘱咐“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对于亲朋好友的请托，不妨学学孔夫子的“三思而行”：亲朋故旧的请托之事，是否违反了国家的政策？是否已逾越了法律的底线？如果超出界限，那意味着是“不可为”的。那么，就需要向对方说清楚，讲明白，尽量不伤害感情；当然，如果没有逾越底线，能帮则帮，一个对自己亲人都没有感情的人，很难说能对群众有感情，但如何拿捏好度就显得很重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所以在人情问题上坚持原则，立党为公，不徇私情，就是因为心里装着党的性质宗旨，装着广大人民群众。
　　领导干部需要自律，但只有自律是远远不够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有力的他律，是实现自律的外部保障。
　　社会复杂，人性多变，自律是限制事物发生变化的内因，防止事物变质尚需要外因来守护。明朝学者焦竑在《玉堂丛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曹鼐为泰和典史，因捕盗，获一女子，甚美，目之心动。辄以片纸书‘曹鼐不可’四字火之，已复书，火之。如是者数十次，终夕竟不及乱。”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固然看到，人之所以为人，通过自律，从而坚守道德法律的底线，这个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是“如是者数十次”，就反映了人性面对外来诱惑的那种无奈和苦苦挣扎；反过来，如果从制度层面解决这个问题，效果会更好。比如在缉捕盗贼的时候，如果有其他同事在旁协助监督，或者说按照现代惯例，抓捕女犯人的时候，必须有女警协助，这样不但能保证自己行为的检点，也能避免起于青萍之末的谣言。
　　所以，让干部过好人情关，首要的是从制度入手，让“曹鼐不可”不单单来自于内心的呼唤，更是来自于党纪国法的制约，也就是要从制度层面扎好笼子，让人有法可依，执法无懈可击。当前，我们的监督还存在着上级监督不到，同级监视不力的问题。因此，一些丧失自律的领导干部往往成为“土皇帝”，野心膨胀，公权私用，日积月累，损害的不但是国家的事业，而且为自己的人生埋下了隐患，等锒铛入狱之时，忏悔也来不及了。
　　扎紧篱笆，实现有力的外部监督，一是规避一些制度成为形式主义，比如解决同级纪委监督不力的问题，就可以改同级纪检委为线上直管部门，只有与本身利害关系相脱钩的监督，才能实现有力的监督；二是加大舆论媒体的监督，随着媒体的发达，作为纪检委等监督机关，不但要注意群众来电来访，更要积极主动地利用好现代媒体，搜集反腐消息，对于一些网上的检举线索，也不放过丝毫的蛛丝马迹，也就是要建立一个全方位、立体式的监控体系。
　　此外，要处理好党纪与国法的关系。实现法治社会，与世界接轨，建立法治国家，就是包括党政机关，都要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办事，在法治的范畴内，实现执政党的清污自洁。党纪的执行也要符合法律程序。宪法序言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也就是说，对党员干部的管理，要回归到法制轨道上来。
　　总之，让领导干部过好人情关，首先从道德自律抓起，其次就是要靠外部的监督制度。现在看来，在实践中我们往往过于强调前者，忽视后者，太强调作为领导者的个人操守，而忽视了外部的监督，导致监督不力。要让领导为官勤奋，摆脱人情风，为人正派，外部的监督绝不能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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