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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曾说过：“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说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一种文化。”将全球通用的英语作为母语的美国，就拥有了一种先天的优势。二十世纪前半叶，美国通过积极的对外英语教学，有效实施了大国公关。
通过英语培训改善国家形象，在拉美拥有丰富的经验
美国的国际政策中曾有内外有别的两“门”主义，一是在东方的门户开放政策，二是在自家门口的门罗主义。
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事态正猛，美国在中国的军事、经济实力均不占优势。1899年9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命令驻英、德、俄、法、日、意的美国公使，向六国提出“门户开放”的政策照会，成功实现了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均沾。
但是，美国在美洲却是一国独霸。1823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提出了门罗主义，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任何列强不得再把美洲已经独立的国家当成殖民对象，实际就是宣布美洲是美国人的。而后，美国又利用英、德、法等国之间的矛盾，成功“胁迫”各国“尊重”美国在美洲的地区霸权主义。
美国的门罗主义及政策，导致不少美洲人对其霸权主义国家的形象相当反感，这种负面印象还表现在文化上，人们对建国时间很短、“暴发户”一般发迹的美国，在文化方面还习惯低看一眼。
美国自然不满于这种状况，为了加强国家的正面形象，政府和社会都考虑如何改变这种“偏见”。由于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形态，美国政府从人员组织到资金投入上，都不便直接采取大规模的宣传措施。这时，美国的一些社会组织发挥了积极作用，一些以大财团为背景的基金会组织，以及许多在拉丁美洲有业务拓展的企业，开始主动组织多种形式的活动，甚至形成了一些培训机构。其中，组织免费或者较低价格的英语培训班，很快就受到当地人的欢迎。此外，还以举办展览、建图书馆等方式，不断展示着美国的文化魅力。
20世纪30年代，一些培训机构被半官方的双边中心取代。这些双边中心由在拉丁美洲的美国人及所在国的国民联合建立，负责地区以及国家层面的文化交流，并且提供英语学习场所。其中，英语培训班尤为受欢迎，因为费用不多甚至免费，一旦学有所成就可以用于与讲英语国家的贸易工作，学好英语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1927年5月，美国国务院与阿根廷政府通过了一个协议，双边中心正式推出，随后，几乎拉丁美洲各国都有了类似的组织。实际上，负责组织运转的是有庞大经济后盾的基金会组织，福特基金会、洛克菲洛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等发挥的作用尤为明显。
二战期间，这种合作模式受到了来自德国的强力冲击。图谋世界的纳粹不仅通过潜水艇战让大西洋燃起战火，还煽动墨西哥等国武力对抗美国，并推动了强有力的对美宣传。由于在欧洲战场的巨大胜利，德国在拉丁美洲一度有很高的影响力。为了抵消德国的宣传攻势，美国政府加强了对双边中心的控制，直接以政府介入的形式，加强英语教学等文化交流工作，更积极地塑造国家形象。这一举动是开创性的，因为突破了美国政府不直接介入此类活动的传统。
为应对苏联及共产主义，以“隐蔽行动”展开文化冷战
二战至冷战初期，苏联及其所代表的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世界的瞩目，这与苏联及共产国际的努力分不开，也与当时世界已经形成的革命潮流相关。1938年，由斯大林亲自主持编写，反映共产党建立历史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推出，在苏联国内外累计销量超4000万部，并翻译成了60多种语言出版。截至1941年，该书在中国已经有10多万的发行量。
由于在二战中的胜利，苏联及共产党组织的影响力还在扩大，随着战后抢占势力范围的行动，美苏两国也很快从战时盟友变为冷战对手。令人惊讶的是，虽然不少欧洲国家都与美国一同站在反共战线上，但下层民众的人心归向却并不如政府所愿。1948年，史密斯-蒙特国会调查团提交给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一份260页的报告，谈到很多欧洲人相信苏联的宣传，认为美国对欧洲的大规模援助包藏祸心，援助欧洲是表象，控制欧洲、转嫁美国国内经济危机才是核心。报告还建议，如果没有大规模、有成效的欧洲信息项目，就无法在与苏联的宣传战中取胜，更无法在冷战中取胜。1952年，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的调查显示，美国在一些地区的形象并不佳。而在斯大林时代结束后，新上台的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一改斯大林时期的强硬政策，主動掀起了以经济文化交流为主导的和平攻势，也进一步给美国增加了压力。
1947年7月，著名的外交家、历史学家乔治·凯南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提出了对苏的遏制新战略，即最大限度地利用宣传战、政治战。美国包括总统在内的很多政治精英，都逐渐统一在以冷战宣传为核心的国家公关上。
美国也曾以强硬的姿态整肃国内反对势力，其代表就是1950年推行的“麦卡锡主义”，对同情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士进行大肆打击。以好莱坞演艺圈为例，一些支持或同情共产主义的编剧及演员被逮捕，很多人的事业受到威胁，大名鼎鼎的卓别林也因此逃离美国到欧洲发展。“麦卡锡主义”由于不可持续而退潮后，美国政府及其精英阶层不再坚持以军事对抗消灭苏联，也不再单独依靠简单的宣传手段削弱其影响力，而是采取更为持久、深入的政治文化的综合攻势，更多地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其中，对外英语教学活动成为很重要的一部分。
1946年，美国国会讨论通过了《富布莱特法案》，在国家立法层面推动了对外英语教学在内的美国国际文化交流。1947-1950期间，杜鲁门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重要的如标号NSC4/ A、NSC10/2、NSC59/1、NSC10/5、NSC74等文件，并组织了专业人员实施相应计划。以1948年6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密的NSC10/2号文件为例，这份文件经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通过，以《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特别项目署的指令》为名，被杜鲁门总统签发给美国中央情报局执行，核心内容是决定对苏联及东欧实施“隐蔽行动”战略。1950年12月的NSC68/3文件中，明确提出援助并支持对外英语教学，将对外英语教学与美国国家安全紧密联系起来。各类文件总体上实施的策略就是，以美国中央情报局为首，在全球通过心理战等多种途径，反对苏联及其同盟国，捍卫美国并加强与美国盟国的合作。 为了从法理层面支持以上文件，1948年初，杜鲁门总统签发了经美国国会通过的一个重要法案——《信息教育交流法案》，又名《史密斯-蒙特法案》，该法案直接促进美国加强了对外英语教育的项目。根据法案内容，美国成立了国际信息与教育交流項目，准备通过出版刊物、电影、电台等方式向世界传达美国的声音，塑造美国的国际形象。在推广英语的过程中，1948年美国主导的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和1949年美国推出的帮助亚非拉国家的“第四点计划”，都推动了美国英语文化教育在世界的传播。
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美国政府延续并加强了以上工作。1953年，在上任之初，艾森豪威尔就敦促美国国会资助美国文化体育界人士的出国交流访问。1954年，美国国会拨款500万美元设立了“总统应急资金”，支持对外文化交流的项目，其中就包括对外派遣英语教师。政府内部也达成了更高的共识，认为最好的宣传是不像宣传，对对外英语教学的特殊作用予以更多的重视，原本是由民间组织的一些英语教育活动，也逐步变成美国政府推行的意识形态输出项目。在杜鲁门政府时期，主要项目在拉丁美洲开展，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就全面推广到全世界。
1961年，在以往立法的基础上，《富布莱特-海斯法案》推出，核心内容是展示美国的教育文化发展成就，以教育文化之名推动美国的国家形象建设。1953年，美国新闻署成立，成为半个世纪内美国国家公关宣传的核心平台，强力做好向世界讲好美国故事的公关。美国政府推动的国外英语教学项目、图书翻译项目，以及设立图书馆、建设文化中心等，大多与美国新闻署相关。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对外英语教学是国家公关的利器
从具体情况来看，美国的对外英语教学得到了长期且持续的实施。以“第四点计划”为例，相对总额超百亿美元的马歇尔计划而言，“第四点计划”规模较小，但覆盖面却很大。截至1953年杜鲁门总统卸任时，通过美国国际开发咨询委员会和技术合作署，美国已经向35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了2245名技术人员，虽然3年中的拨款总额不过3亿美元，但这笔资金支持了美国向经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宣传，大大加强了在亚非拉等国的影响力。
在具体的英语教学上，美国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吸引力。美国国务院官员曾描述过墨西哥的英语培训班的火爆情况，人们为了争抢仅剩的600个入学名额，在报名点开门前就拥挤在大门外，最终，当地不得不增加了警卫人员。拉丁美洲地区也持续受到重视，1952年，100多名拉美地区的双边中心英语教师到美国接受了4到6周的英语培训。中东以及非洲的工作也得到了推动，美国在伊拉克组织的英语课程成为伊拉克军官、警察欢迎的项目。1957年，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美国新闻署推动的英语课程向学生开设。突尼斯总统主动要求开展英语教学项目，在500多名受训者中，包括突尼斯政府官员和地方精英，以及一些人的妻子。50年代，在非洲推广的英语培训项目扩展到了几内亚、索马里、利比亚、摩纳哥等国。
在东南亚，佛教僧侣也成为英语培训的对象。1955年9月，美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在发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谈到，僧侣非常欢迎英语教学项目。在缅甸开办的缅甸与美国双边中心中，包含600多名僧侣在内的青年接受了英语教学课程的培训。在老挝和柬埔寨，美国新闻署还特别开设了面向僧侣的英语培训班。
对僧侣尚且如此，对当地军政官员自然更加重视。1953年，美国新闻署在双边中心为约350名泰国军官、政府官员进行过英语培训，不仅教他们学习英语，还在课程中灌输反共产主义思想。50年代，在柬埔寨以及越南，也都实施过类似的培训项目。
当然，在欧洲的英语教学也得到了高度重视，美国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建立了英语培训中心，甚至有人自豪地宣称，英语已经迅速成为南斯拉夫的第二语言。
虽然无法进入苏联国内开展直接的英语教学，但是美国在广播电台的黄金时段，持续播出精心制作的英语教学节目，实际影响也非常大。
总体来说，美国对外英语教学的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不断增加，即便1999年美国新闻署被撤销，对外英语教学项目也一直得到保持。需要特别指出的还有，美国基金会组织等社会力量的作用，在冷战中，以美国财团为主的资本势力对共产主义运动高度恐慌，他们恐惧苏联模式的灭顶之灾，因此在推动对外英语教学等工作上一直很积极，而且隐蔽性做得比美国政府还要好。以福特基金会为例，50年代的福特基金会就开始为国外英语教学活动提供奖励与资助，也为美国的大学英语教师培训项目提供资金。1959年，福特基金会还在华盛顿建立了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使之成为对外英语教学的第一个重要研究机构，促进了语言学在美国对外英语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60年代中期，福特基金会在38个国家拥有的项目中，都有效地推动了英语语言教育。
通过英语培训改善国家形象，在拉美拥有丰富的经验
美国的国际政策中曾有内外有别的两“门”主义，一是在东方的门户开放政策，二是在自家门口的门罗主义。
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事态正猛，美国在中国的军事、经济实力均不占优势。1899年9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命令驻英、德、俄、法、日、意的美国公使，向六国提出“门户开放”的政策照会，成功实现了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均沾。
但是，美国在美洲却是一国独霸。1823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提出了门罗主义，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任何列强不得再把美洲已经独立的国家当成殖民对象，实际就是宣布美洲是美国人的。而后，美国又利用英、德、法等国之间的矛盾，成功“胁迫”各国“尊重”美国在美洲的地区霸权主义。
美国的门罗主义及政策，导致不少美洲人对其霸权主义国家的形象相当反感，这种负面印象还表现在文化上，人们对建国时间很短、“暴发户”一般发迹的美国，在文化方面还习惯低看一眼。
美国自然不满于这种状况，为了加强国家的正面形象，政府和社会都考虑如何改变这种“偏见”。由于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形态，美国政府从人员组织到资金投入上，都不便直接采取大规模的宣传措施。这时，美国的一些社会组织发挥了积极作用，一些以大财团为背景的基金会组织，以及许多在拉丁美洲有业务拓展的企业，开始主动组织多种形式的活动，甚至形成了一些培训机构。其中，组织免费或者较低价格的英语培训班，很快就受到当地人的欢迎。此外，还以举办展览、建图书馆等方式，不断展示着美国的文化魅力。
20世纪30年代，一些培训机构被半官方的双边中心取代。这些双边中心由在拉丁美洲的美国人及所在国的国民联合建立，负责地区以及国家层面的文化交流，并且提供英语学习场所。其中，英语培训班尤为受欢迎，因为费用不多甚至免费，一旦学有所成就可以用于与讲英语国家的贸易工作，学好英语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1927年5月，美国国务院与阿根廷政府通过了一个协议，双边中心正式推出，随后，几乎拉丁美洲各国都有了类似的组织。实际上，负责组织运转的是有庞大经济后盾的基金会组织，福特基金会、洛克菲洛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等发挥的作用尤为明显。
二战期间，这种合作模式受到了来自德国的强力冲击。图谋世界的纳粹不仅通过潜水艇战让大西洋燃起战火，还煽动墨西哥等国武力对抗美国，并推动了强有力的对美宣传。由于在欧洲战场的巨大胜利，德国在拉丁美洲一度有很高的影响力。为了抵消德国的宣传攻势，美国政府加强了对双边中心的控制，直接以政府介入的形式，加强英语教学等文化交流工作，更积极地塑造国家形象。这一举动是开创性的，因为突破了美国政府不直接介入此类活动的传统。
为应对苏联及共产主义，以“隐蔽行动”展开文化冷战
二战至冷战初期，苏联及其所代表的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世界的瞩目，这与苏联及共产国际的努力分不开，也与当时世界已经形成的革命潮流相关。1938年，由斯大林亲自主持编写，反映共产党建立历史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推出，在苏联国内外累计销量超4000万部，并翻译成了60多种语言出版。截至1941年，该书在中国已经有10多万的发行量。
由于在二战中的胜利，苏联及共产党组织的影响力还在扩大，随着战后抢占势力范围的行动，美苏两国也很快从战时盟友变为冷战对手。令人惊讶的是，虽然不少欧洲国家都与美国一同站在反共战线上，但下层民众的人心归向却并不如政府所愿。1948年，史密斯-蒙特国会调查团提交给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一份260页的报告，谈到很多欧洲人相信苏联的宣传，认为美国对欧洲的大规模援助包藏祸心，援助欧洲是表象，控制欧洲、转嫁美国国内经济危机才是核心。报告还建议，如果没有大规模、有成效的欧洲信息项目，就无法在与苏联的宣传战中取胜，更无法在冷战中取胜。1952年，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的调查显示，美国在一些地区的形象并不佳。而在斯大林时代结束后，新上台的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一改斯大林时期的强硬政策，主動掀起了以经济文化交流为主导的和平攻势，也进一步给美国增加了压力。
1947年7月，著名的外交家、历史学家乔治·凯南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提出了对苏的遏制新战略，即最大限度地利用宣传战、政治战。美国包括总统在内的很多政治精英，都逐渐统一在以冷战宣传为核心的国家公关上。
美国也曾以强硬的姿态整肃国内反对势力，其代表就是1950年推行的“麦卡锡主义”，对同情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士进行大肆打击。以好莱坞演艺圈为例，一些支持或同情共产主义的编剧及演员被逮捕，很多人的事业受到威胁，大名鼎鼎的卓别林也因此逃离美国到欧洲发展。“麦卡锡主义”由于不可持续而退潮后，美国政府及其精英阶层不再坚持以军事对抗消灭苏联，也不再单独依靠简单的宣传手段削弱其影响力，而是采取更为持久、深入的政治文化的综合攻势，更多地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其中，对外英语教学活动成为很重要的一部分。
1946年，美国国会讨论通过了《富布莱特法案》，在国家立法层面推动了对外英语教学在内的美国国际文化交流。1947-1950期间，杜鲁门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重要的如标号NSC4/ A、NSC10/2、NSC59/1、NSC10/5、NSC74等文件，并组织了专业人员实施相应计划。以1948年6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密的NSC10/2号文件为例，这份文件经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通过，以《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特别项目署的指令》为名，被杜鲁门总统签发给美国中央情报局执行，核心内容是决定对苏联及东欧实施“隐蔽行动”战略。1950年12月的NSC68/3文件中，明确提出援助并支持对外英语教学，将对外英语教学与美国国家安全紧密联系起来。各类文件总体上实施的策略就是，以美国中央情报局为首，在全球通过心理战等多种途径，反对苏联及其同盟国，捍卫美国并加强与美国盟国的合作。 为了从法理层面支持以上文件，1948年初，杜鲁门总统签发了经美国国会通过的一个重要法案——《信息教育交流法案》，又名《史密斯-蒙特法案》，该法案直接促进美国加强了对外英语教育的项目。根据法案内容，美国成立了国际信息与教育交流項目，准备通过出版刊物、电影、电台等方式向世界传达美国的声音，塑造美国的国际形象。在推广英语的过程中，1948年美国主导的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和1949年美国推出的帮助亚非拉国家的“第四点计划”，都推动了美国英语文化教育在世界的传播。
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美国政府延续并加强了以上工作。1953年，在上任之初，艾森豪威尔就敦促美国国会资助美国文化体育界人士的出国交流访问。1954年，美国国会拨款500万美元设立了“总统应急资金”，支持对外文化交流的项目，其中就包括对外派遣英语教师。政府内部也达成了更高的共识，认为最好的宣传是不像宣传，对对外英语教学的特殊作用予以更多的重视，原本是由民间组织的一些英语教育活动，也逐步变成美国政府推行的意识形态输出项目。在杜鲁门政府时期，主要项目在拉丁美洲开展，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就全面推广到全世界。
1961年，在以往立法的基础上，《富布莱特-海斯法案》推出，核心内容是展示美国的教育文化发展成就，以教育文化之名推动美国的国家形象建设。1953年，美国新闻署成立，成为半个世纪内美国国家公关宣传的核心平台，强力做好向世界讲好美国故事的公关。美国政府推动的国外英语教学项目、图书翻译项目，以及设立图书馆、建设文化中心等，大多与美国新闻署相关。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对外英语教学是国家公关的利器
从具体情况来看，美国的对外英语教学得到了长期且持续的实施。以“第四点计划”为例，相对总额超百亿美元的马歇尔计划而言，“第四点计划”规模较小，但覆盖面却很大。截至1953年杜鲁门总统卸任时，通过美国国际开发咨询委员会和技术合作署，美国已经向35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了2245名技术人员，虽然3年中的拨款总额不过3亿美元，但这笔资金支持了美国向经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宣传，大大加强了在亚非拉等国的影响力。
在具体的英语教学上，美国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吸引力。美国国务院官员曾描述过墨西哥的英语培训班的火爆情况，人们为了争抢仅剩的600个入学名额，在报名点开门前就拥挤在大门外，最终，当地不得不增加了警卫人员。拉丁美洲地区也持续受到重视，1952年，100多名拉美地区的双边中心英语教师到美国接受了4到6周的英语培训。中东以及非洲的工作也得到了推动，美国在伊拉克组织的英语课程成为伊拉克军官、警察欢迎的项目。1957年，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美国新闻署推动的英语课程向学生开设。突尼斯总统主动要求开展英语教学项目，在500多名受训者中，包括突尼斯政府官员和地方精英，以及一些人的妻子。50年代，在非洲推广的英语培训项目扩展到了几内亚、索马里、利比亚、摩纳哥等国。
在东南亚，佛教僧侣也成为英语培训的对象。1955年9月，美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在发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谈到，僧侣非常欢迎英语教学项目。在缅甸开办的缅甸与美国双边中心中，包含600多名僧侣在内的青年接受了英语教学课程的培训。在老挝和柬埔寨，美国新闻署还特别开设了面向僧侣的英语培训班。
对僧侣尚且如此，对当地军政官员自然更加重视。1953年，美国新闻署在双边中心为约350名泰国军官、政府官员进行过英语培训，不仅教他们学习英语，还在课程中灌输反共产主义思想。50年代，在柬埔寨以及越南，也都实施过类似的培训项目。
当然，在欧洲的英语教学也得到了高度重视，美国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建立了英语培训中心，甚至有人自豪地宣称，英语已经迅速成为南斯拉夫的第二语言。
虽然无法进入苏联国内开展直接的英语教学，但是美国在广播电台的黄金时段，持续播出精心制作的英语教学节目，实际影响也非常大。
总体来说，美国对外英语教学的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不断增加，即便1999年美国新闻署被撤销，对外英语教学项目也一直得到保持。需要特别指出的还有，美国基金会组织等社会力量的作用，在冷战中，以美国财团为主的资本势力对共产主义运动高度恐慌，他们恐惧苏联模式的灭顶之灾，因此在推动对外英语教学等工作上一直很积极，而且隐蔽性做得比美国政府还要好。以福特基金会为例，50年代的福特基金会就开始为国外英语教学活动提供奖励与资助，也为美国的大学英语教师培训项目提供资金。1959年，福特基金会还在华盛顿建立了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使之成为对外英语教学的第一个重要研究机构，促进了语言学在美国对外英语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60年代中期，福特基金会在38个国家拥有的项目中，都有效地推动了英语语言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