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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娃传》出自唐传奇发展最为繁盛的时期唐代中期，由唐代文学家白行简所作，《曲江池》则由元代戏曲家石宝君对《李娃传》进行改编而得。两者文学体裁不同，却讲述同一个故事，但两者在故事情节安排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均有所不同。结合其时代背景、社会动态、文化视角等方面，分析改编前后人物的性格及思想差异;并根据作品所出时代，分析《李娃传》与《李亚仙花酒曲江池》两部作品人物塑造变迁的原因。
关键词：《李娃记》;《曲江池》;人物塑造
一、前言
《李娃传》出自唐传奇发展最为繁盛的时期唐代中期，由唐代文学家白行简所作，其题材取源于社会现实生活，最早保存于宋人编纂的《太平广记》之中，后世对作品中人物思想、形象的塑造给予很高的评价。直到戏曲杂剧最为繁盛的元代，有不少文人对《李娃传》中的人物思想以及主人公形象进行再次塑造，其艺术成就最为突出的当属元代文人作家石君宝的《曲江池》。
目前，已有學者对《李娃传》和《李亚仙花酒曲江池》两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对比分析。如高益荣《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四章第二节从文化视角的不同分析了元杂剧与唐传奇爱情小说差别，其中就以《李娃传》改编为《李亚仙花酒曲江池》为例，简单阐述了两部作品主人公在不同时代、不同生活领域的文化背景下的性格差异。孙霖染《论元杂剧对唐传奇的改编》（辽宁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二部从社会背景以及文人思想的角度，分析元代文人对唐传奇再次加工的原因。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从时代文化的角度来阐述两部作品中人物思想变迁及其原因的论著显得单薄。《李娃传》与《曲江池》本属同一故事，但是所展现出的差异正是由文化背景的改变所导致，而本文的重点则在于结合其时代背景、社会动态、文化视角等多个角度分析前后两部作品人物塑造变迁的原因。
二、从人物形象的改变浅析其思想差异
石君宝在对《李娃传》情节进行处理的同时，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进行了加工，使人物的思想个性更为鲜明。集中体现在男女主人公对待爱情的不同表现，性格差异，重在突出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忠贞与执着，对择偶自由的助威呐喊，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憎恶与反叛。
（一）.男主人公的性格不同
文中男主人公的性格差异体现在对爱慕者的追求上。《李娃传》中荣阳公子表现出聪明、单纯、重情的性格，展现出了富家公子涉世未深、心思纯良的典型形象。当荣阳公子初见李娃时， 面对“妖姿要妙，绝代未有”这样的美丽俏佳人，荣阳公子并没有贸然的前去相识，待做好充足准备时，以租房为由主动上门拜访，博得李娃的同情。由此可见荣阳公子虽入世未深却是一个机警聪明的富家公子，对于追求爱情他不是盲目的求取，而是讲就战略和技巧。当荣阳公子住进李家以后，每日和妓女优伶吃喝玩乐，完全沉溺于美色，全然不知这仅是一场金钱与美色的交易，自己早已陷入鸨母和李娃设计的圈套之中。由此可见他心思纯良、社会经验不足。当他几经苦难再次和李娃相遇时也仅是“生愤懑绝倒……颔颐而已”，可见荣阳公子虽心中对李娃有万般怨恨，嘴上却不忍有半分责怪，对待李娃顾念旧情。
《曲江池》中郑生的性格随着情节的发展不断的发生改变，相比《李娃传》中的荣阳公子，郑生更具可塑性。在《曲江池》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敢爱，敢恨，为爱不惜牺牲一切，忠于自身真实感受的痴情男儿。在第四折中郑生中金榜题名衣锦还乡时，面对早已反目成仇的父亲，他并未想着冰释前嫌，而是罗列一大堆父亲的罪状。表现出对封建社会中父权的愤懑和厌恶。可见郑生在经历诸多苦难之后变得刚毅果断，具有了一定的反叛精神。他功成名就后，也不是独享荣华富贵，不忘接济穷人，对曾经迫害自己的鸨母也热心帮助，表现出郑生知恩图报、不计前嫌、心胸开阔的良好品质。
两两相比，改编过后的男主人公郑生，性格更为刚硬果断，面对恋人的欺骗和亲人的抛弃，他并未怨天尤人从而对生活失去信心，而是努力寻求生存的途径，最终破茧重生的郑生，始终保持爱恨分明的个性，对倾心待他的恋人恩爱有加，对狠心待他的父亲甘愿违背晨昏之礼，比及李娃传中始终受封建伦理制度束缚的荣阳公子，郑生的形象更为活跃、鲜明。
（二）.女主人公的性格不同
分析两部作品中女主人公的性格，在《李娃传》中李娃性格多面，行为善变，她不但有面对爱情真诚纯良的一面，也有对待金钱狡诈狠毒的一面;但在《曲江池》中，李亚仙的性格却比较单一，她对待感情始终如一，对待爱情忠贞不移，愿意为爱情从良弃贱。
李娃和荣阳公子的爱情看似因缘而生，实则是一出蓄谋已久的戏，李娃上场就展现出红尘女子妖娆倚门引诱男子的典型形象，当荣阳公子久久不愿离去时，李娃则是眉目传情，表达情意，可见李娃利用美貌迷惑人心的技术高超娴熟。经李娃合同鸨母一番设计之下，荣阳公子“尽徙其囊”弄的资财仆马荡然。这时李娃和虔婆暴露出她们自私狠毒的真面目，上演“倒宅计”这出阴狠毒辣的戏，这样，“娃情日笃”成为了谋取荣阳公子信任的方式。由此不难看出李娃性格中的自私和贪婪。
在《曲江池》中所描述的李亚仙却与李娃的性格截然相反，更多的是对郑生的痴情，对鸨母的憎恶。郑生和和李亚仙的相遇好似冥冥中就已注定，无论是时间还是地点都成为了造就他们美好爱情的重要因素，李亚仙初见郑元和多了几分才子会佳人的味道，她倾心于郑元和并不是被金钱所诱惑，更多的是因郑元和俊朗的外表和才子之气，“我看那生裹帽穿衫，撒丝系带，好个俊人物也！”当郑元和李亚仙相恋后，郑生计划用钱财来换取两人的短暂相处时，李亚仙立刻说出鸨母的贪心不足，可见 此时的李亚仙已经把郑生放在心里，真心实意的对待。
李娃对荣阳公子的感情更多的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最后对荣阳公子态度改观也是出于良心的驱使，对待爱情的态度始终未能摆脱封建等级观念的束缚，而李亚仙对郑生的感情可谓坚如磐石，对爱情的忠贞度以及坚韧果断的个性是李娃遥遥不能相及的，面对爱情所展现出来的反叛精神也是李娃不具备的。 三、从时代的印记探析人物形象产生差异的原因
（一）文化背景与文人心理
中原文化源远流长，在历史的进程上，元代是一个很重要很特殊的时代，中原传统的农耕文化千百年来一直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而到了元代，来自大漠的蒙古草原文化使得中原文化融入新的因子，造成了中原文化的大裂变。从而导致文化出现多元化现象，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推进了文化的演变进程，特别是中原传统文化强调的整体思维在逐渐弱化，逐渐产生注重个体价值，个体享受等全新的观念。
13世纪的中国，由汉族人统治的王朝猛然倒塌，一个彪悍的民族欣然崛起，建立了我国历史上领土疆域最为辽阔的朝代。元朝的建立为经济的发展以及文化的交流带来了一定的保障。元代是一个极为活跃的时代，蒙古铁骑以草原游牧民族勇猛的性格席卷南下，给汉唐以来渐趋衰老的帝国文化输入进取的因子，于是，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处于一种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等多重文化交融的状态。这种时代文化的典型表现就是元杂剧[7]。”如此说来，文化之间相互碰撞，渐而由相互排斥发展为彼此相融，使得汉族文人的内心产生了很大的改变。元代统治者由于是“以弓马之利取天下”，经历了马背上的征战而取得天下，加之蒙古人重视实用的直观思维，重视武备，精骑善射，而轻视文化教育，一直发现不了文人对巩固统治的重要性。“在元代前期长达81年废除了科举制度，恢复后又采用轻视态度的情况下，使得那些从小就受传统科举文化熏陶的汉族文人，不但人生的航船迷失方向，仕进无望，而且因此社会地位一落千丈[8]，”可见，蒙古国的统治者不愿接受中原文化，对中原传统的科举制度始终保持排斥轻视的立场，使以汉族文人为主体的杂剧作家的社会地位猛然下降，从而使他们同社会的统治阶级产生离心力，而更接近下层民众，对社会现实认识更为深刻。长时间处于社会下层的文人，怀才不遇，士进无门，沦落街头与娼妓乞丐为伍。贫困的生活和凄惨的遭遇侵蚀了他们传统的思想人格，对封建传统的反抗精神在他们内心开始生根发芽。于是他们开始从新审视人生，对功名利禄进行重新的评价，转而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来消解内心的愤懑，而杂剧正是落魄文人在新旧文化冲击以及社会背景打压之下产生的文学新高，正如王国维说：“余则谓元初之废科举，却为杂剧发达之因。盖自唐宋以来，士之竟于科目者，已非一朝一夕之事，一旦废之其才力无所用，而一于词曲发之，且金时科目之学，最为浅陋。（观刘祁《归潜志》卷七、八、九数卷可知。）此种人士，一旦失所业，固不能为学术上之事。而高文典册，又非其所素习也。适杂剧之新体出，隧多从事于此，而又有一二天出于其间，充其财力，而元剧之作，遂为千古独绝之文字[9]。”
（二）文化和文人思想的差异致作品中人物形象转型
不稳定的社会文化往往会对文人的心理造成影响，而作品是作者内心思想情感表达的媒介，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情感乃至观念，都可能是作者由内而发的真实感受。《曲江池》和《李娃传》分别是元代和唐代相对较典型的作品。均出自两个朝代文人思想文化相对比较活跃的时期，能够代表两个不同朝代文人的思想。由于文人的所处在的社会大背景不同，使得两部作品虽描述的是同一故事，但是人物形象的呈现却存在着巨大差异。在两部作品中，石君宝的《曲江池》表现出了男女主人公在爱情上的勇往直前，相比《李娃传》男女主人公的形象更为突出，这样的转变，正是唐元两代文化差异的体现。正如玄书仪先生说：“元人爱情剧中，女子地位提高，她们性格、心理上的自信和行动上顽强追求的出现，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一是由于社会情况的变异，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观念、习俗标准的变化，二是由于創作者的社会地位的改变而产生创作心理上的不同状态[6]。”草原文化逐渐与汉族文化相融，另外，汉族文人对中原传统的农耕文化中某些封建迂腐、束缚自由、抑制人性的制度和观念也确有厌恶排斥的心态，久而久之便主动吸取新的思想观念。因此，蒙古草原文化中倡导的爱恨分明、婚姻自由，对爱情忠贞、豁达开朗等思想逐渐被汉族文人所接受。因而元代作品显示出与唐代文人不同的个性体验，从而使爱情中的男女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产生差异。
文化的多元化，对元代汉族文人造成的思想冲击，是一种难以愈合的创伤，就好似一个民族集体崇拜的圣物陡然被外侵者破坏，一个民族的神圣信仰犹如山崩地裂轰然倾塌，广大文人的思想因此受挫，脱离了惯有的平衡，被迷茫无助的情绪所控制，元代文人，开始艰难的寻找。寻找属于他们归属地，并渴望得到心理的慰藉，感情的凭借，生命的依托。这些受伤文人在政治上归属运动失败之后，转而投向了倾斜的人生，开始在烟花柳巷里放荡人生，企图寻找一种心理归宿。然而他们的思绪仍然没能和过去完全背离，他们内心潜藏的欲望仍在不断燃烧，他们仍然在努力寻求途径企图攀登人生的另一个高峰。而杂剧就成为他们在文化上的新高，他们通过杂剧这样的文学形式，创作出许多影响后世的巨作，描绘出一个个有血有肉、敢爱敢恨、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进而热情的赞颂性爱情欲，讽刺封建婚姻制度罪恶的门第观念，歌颂婚姻恋爱的自由，在文学创作上展现出新的时代面貌、注重张扬个性和对传统精神文化的背离。而这实际上是元代文人对怀才不遇的现实遭遇和苦闷心情的一种抒发，对汉族文人能受到朝廷重视的一种渴望，以此来批判社会对文人书生的不公。
四、结语
根据以上的论述，出自唐代的《李娃传》经元代作家改编加工过后，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形象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差异，而造成这些差异的根本原因，则在于时代的倾斜以及社会文化的不稳定。蒙古王朝的统治者始终想坚守草原游牧文化固有的民族特点，对华夏民族传统的农耕文化持排斥的态度，并以废弃科举的手段打压元代文人，使得元代文人社会地位下降，文人心理多次受创。《曲江池》作为元杂剧中的爱情剧，正是文人在人生低谷、前途无望郁闷状态下描绘出的一幅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画面，表现了元代文人的爱情理想，揭示出他们在现实中不得志的辛酸，更多的是借爱情来慰藉受伤的灵魂，表现他们在传统的精神理想和价值观难以实现的条件下对封建等级制度和伦理观念的反叛，进而体现元代文人的内心世界和理想追求。
参考文献
[1]章培恒.唐人传奇选译[M].北京：凤凰出版社，2011.
[2]王季思.金元戏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3]王度.唐宋传奇[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
[4]罗斯宁.元杂剧和元代名俗文化[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5]张维娟.元杂剧作家的女性意识[M].北京：中华书局，2007.
[6]幺书仪.元人杂剧与元代社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7]徐雪辉.元杂剧文化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2009：45.
[8]韩颖.元代社会及元杂剧作家的精神追求[J].时代文学，2010：5.
[9]王国维.王国维经典文存-元剧之时地[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2000：52.
关键词：《李娃记》;《曲江池》;人物塑造
一、前言
《李娃传》出自唐传奇发展最为繁盛的时期唐代中期，由唐代文学家白行简所作，其题材取源于社会现实生活，最早保存于宋人编纂的《太平广记》之中，后世对作品中人物思想、形象的塑造给予很高的评价。直到戏曲杂剧最为繁盛的元代，有不少文人对《李娃传》中的人物思想以及主人公形象进行再次塑造，其艺术成就最为突出的当属元代文人作家石君宝的《曲江池》。
目前，已有學者对《李娃传》和《李亚仙花酒曲江池》两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对比分析。如高益荣《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四章第二节从文化视角的不同分析了元杂剧与唐传奇爱情小说差别，其中就以《李娃传》改编为《李亚仙花酒曲江池》为例，简单阐述了两部作品主人公在不同时代、不同生活领域的文化背景下的性格差异。孙霖染《论元杂剧对唐传奇的改编》（辽宁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二部从社会背景以及文人思想的角度，分析元代文人对唐传奇再次加工的原因。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从时代文化的角度来阐述两部作品中人物思想变迁及其原因的论著显得单薄。《李娃传》与《曲江池》本属同一故事，但是所展现出的差异正是由文化背景的改变所导致，而本文的重点则在于结合其时代背景、社会动态、文化视角等多个角度分析前后两部作品人物塑造变迁的原因。
二、从人物形象的改变浅析其思想差异
石君宝在对《李娃传》情节进行处理的同时，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进行了加工，使人物的思想个性更为鲜明。集中体现在男女主人公对待爱情的不同表现，性格差异，重在突出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忠贞与执着，对择偶自由的助威呐喊，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憎恶与反叛。
（一）.男主人公的性格不同
文中男主人公的性格差异体现在对爱慕者的追求上。《李娃传》中荣阳公子表现出聪明、单纯、重情的性格，展现出了富家公子涉世未深、心思纯良的典型形象。当荣阳公子初见李娃时， 面对“妖姿要妙，绝代未有”这样的美丽俏佳人，荣阳公子并没有贸然的前去相识，待做好充足准备时，以租房为由主动上门拜访，博得李娃的同情。由此可见荣阳公子虽入世未深却是一个机警聪明的富家公子，对于追求爱情他不是盲目的求取，而是讲就战略和技巧。当荣阳公子住进李家以后，每日和妓女优伶吃喝玩乐，完全沉溺于美色，全然不知这仅是一场金钱与美色的交易，自己早已陷入鸨母和李娃设计的圈套之中。由此可见他心思纯良、社会经验不足。当他几经苦难再次和李娃相遇时也仅是“生愤懑绝倒……颔颐而已”，可见荣阳公子虽心中对李娃有万般怨恨，嘴上却不忍有半分责怪，对待李娃顾念旧情。
《曲江池》中郑生的性格随着情节的发展不断的发生改变，相比《李娃传》中的荣阳公子，郑生更具可塑性。在《曲江池》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敢爱，敢恨，为爱不惜牺牲一切，忠于自身真实感受的痴情男儿。在第四折中郑生中金榜题名衣锦还乡时，面对早已反目成仇的父亲，他并未想着冰释前嫌，而是罗列一大堆父亲的罪状。表现出对封建社会中父权的愤懑和厌恶。可见郑生在经历诸多苦难之后变得刚毅果断，具有了一定的反叛精神。他功成名就后，也不是独享荣华富贵，不忘接济穷人，对曾经迫害自己的鸨母也热心帮助，表现出郑生知恩图报、不计前嫌、心胸开阔的良好品质。
两两相比，改编过后的男主人公郑生，性格更为刚硬果断，面对恋人的欺骗和亲人的抛弃，他并未怨天尤人从而对生活失去信心，而是努力寻求生存的途径，最终破茧重生的郑生，始终保持爱恨分明的个性，对倾心待他的恋人恩爱有加，对狠心待他的父亲甘愿违背晨昏之礼，比及李娃传中始终受封建伦理制度束缚的荣阳公子，郑生的形象更为活跃、鲜明。
（二）.女主人公的性格不同
分析两部作品中女主人公的性格，在《李娃传》中李娃性格多面，行为善变，她不但有面对爱情真诚纯良的一面，也有对待金钱狡诈狠毒的一面;但在《曲江池》中，李亚仙的性格却比较单一，她对待感情始终如一，对待爱情忠贞不移，愿意为爱情从良弃贱。
李娃和荣阳公子的爱情看似因缘而生，实则是一出蓄谋已久的戏，李娃上场就展现出红尘女子妖娆倚门引诱男子的典型形象，当荣阳公子久久不愿离去时，李娃则是眉目传情，表达情意，可见李娃利用美貌迷惑人心的技术高超娴熟。经李娃合同鸨母一番设计之下，荣阳公子“尽徙其囊”弄的资财仆马荡然。这时李娃和虔婆暴露出她们自私狠毒的真面目，上演“倒宅计”这出阴狠毒辣的戏，这样，“娃情日笃”成为了谋取荣阳公子信任的方式。由此不难看出李娃性格中的自私和贪婪。
在《曲江池》中所描述的李亚仙却与李娃的性格截然相反，更多的是对郑生的痴情，对鸨母的憎恶。郑生和和李亚仙的相遇好似冥冥中就已注定，无论是时间还是地点都成为了造就他们美好爱情的重要因素，李亚仙初见郑元和多了几分才子会佳人的味道，她倾心于郑元和并不是被金钱所诱惑，更多的是因郑元和俊朗的外表和才子之气，“我看那生裹帽穿衫，撒丝系带，好个俊人物也！”当郑元和李亚仙相恋后，郑生计划用钱财来换取两人的短暂相处时，李亚仙立刻说出鸨母的贪心不足，可见 此时的李亚仙已经把郑生放在心里，真心实意的对待。
李娃对荣阳公子的感情更多的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最后对荣阳公子态度改观也是出于良心的驱使，对待爱情的态度始终未能摆脱封建等级观念的束缚，而李亚仙对郑生的感情可谓坚如磐石，对爱情的忠贞度以及坚韧果断的个性是李娃遥遥不能相及的，面对爱情所展现出来的反叛精神也是李娃不具备的。 三、从时代的印记探析人物形象产生差异的原因
（一）文化背景与文人心理
中原文化源远流长，在历史的进程上，元代是一个很重要很特殊的时代，中原传统的农耕文化千百年来一直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而到了元代，来自大漠的蒙古草原文化使得中原文化融入新的因子，造成了中原文化的大裂变。从而导致文化出现多元化现象，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推进了文化的演变进程，特别是中原传统文化强调的整体思维在逐渐弱化，逐渐产生注重个体价值，个体享受等全新的观念。
13世纪的中国，由汉族人统治的王朝猛然倒塌，一个彪悍的民族欣然崛起，建立了我国历史上领土疆域最为辽阔的朝代。元朝的建立为经济的发展以及文化的交流带来了一定的保障。元代是一个极为活跃的时代，蒙古铁骑以草原游牧民族勇猛的性格席卷南下，给汉唐以来渐趋衰老的帝国文化输入进取的因子，于是，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处于一种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等多重文化交融的状态。这种时代文化的典型表现就是元杂剧[7]。”如此说来，文化之间相互碰撞，渐而由相互排斥发展为彼此相融，使得汉族文人的内心产生了很大的改变。元代统治者由于是“以弓马之利取天下”，经历了马背上的征战而取得天下，加之蒙古人重视实用的直观思维，重视武备，精骑善射，而轻视文化教育，一直发现不了文人对巩固统治的重要性。“在元代前期长达81年废除了科举制度，恢复后又采用轻视态度的情况下，使得那些从小就受传统科举文化熏陶的汉族文人，不但人生的航船迷失方向，仕进无望，而且因此社会地位一落千丈[8]，”可见，蒙古国的统治者不愿接受中原文化，对中原传统的科举制度始终保持排斥轻视的立场，使以汉族文人为主体的杂剧作家的社会地位猛然下降，从而使他们同社会的统治阶级产生离心力，而更接近下层民众，对社会现实认识更为深刻。长时间处于社会下层的文人，怀才不遇，士进无门，沦落街头与娼妓乞丐为伍。贫困的生活和凄惨的遭遇侵蚀了他们传统的思想人格，对封建传统的反抗精神在他们内心开始生根发芽。于是他们开始从新审视人生，对功名利禄进行重新的评价，转而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来消解内心的愤懑，而杂剧正是落魄文人在新旧文化冲击以及社会背景打压之下产生的文学新高，正如王国维说：“余则谓元初之废科举，却为杂剧发达之因。盖自唐宋以来，士之竟于科目者，已非一朝一夕之事，一旦废之其才力无所用，而一于词曲发之，且金时科目之学，最为浅陋。（观刘祁《归潜志》卷七、八、九数卷可知。）此种人士，一旦失所业，固不能为学术上之事。而高文典册，又非其所素习也。适杂剧之新体出，隧多从事于此，而又有一二天出于其间，充其财力，而元剧之作，遂为千古独绝之文字[9]。”
（二）文化和文人思想的差异致作品中人物形象转型
不稳定的社会文化往往会对文人的心理造成影响，而作品是作者内心思想情感表达的媒介，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情感乃至观念，都可能是作者由内而发的真实感受。《曲江池》和《李娃传》分别是元代和唐代相对较典型的作品。均出自两个朝代文人思想文化相对比较活跃的时期，能够代表两个不同朝代文人的思想。由于文人的所处在的社会大背景不同，使得两部作品虽描述的是同一故事，但是人物形象的呈现却存在着巨大差异。在两部作品中，石君宝的《曲江池》表现出了男女主人公在爱情上的勇往直前，相比《李娃传》男女主人公的形象更为突出，这样的转变，正是唐元两代文化差异的体现。正如玄书仪先生说：“元人爱情剧中，女子地位提高，她们性格、心理上的自信和行动上顽强追求的出现，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一是由于社会情况的变异，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观念、习俗标准的变化，二是由于創作者的社会地位的改变而产生创作心理上的不同状态[6]。”草原文化逐渐与汉族文化相融，另外，汉族文人对中原传统的农耕文化中某些封建迂腐、束缚自由、抑制人性的制度和观念也确有厌恶排斥的心态，久而久之便主动吸取新的思想观念。因此，蒙古草原文化中倡导的爱恨分明、婚姻自由，对爱情忠贞、豁达开朗等思想逐渐被汉族文人所接受。因而元代作品显示出与唐代文人不同的个性体验，从而使爱情中的男女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产生差异。
文化的多元化，对元代汉族文人造成的思想冲击，是一种难以愈合的创伤，就好似一个民族集体崇拜的圣物陡然被外侵者破坏，一个民族的神圣信仰犹如山崩地裂轰然倾塌，广大文人的思想因此受挫，脱离了惯有的平衡，被迷茫无助的情绪所控制，元代文人，开始艰难的寻找。寻找属于他们归属地，并渴望得到心理的慰藉，感情的凭借，生命的依托。这些受伤文人在政治上归属运动失败之后，转而投向了倾斜的人生，开始在烟花柳巷里放荡人生，企图寻找一种心理归宿。然而他们的思绪仍然没能和过去完全背离，他们内心潜藏的欲望仍在不断燃烧，他们仍然在努力寻求途径企图攀登人生的另一个高峰。而杂剧就成为他们在文化上的新高，他们通过杂剧这样的文学形式，创作出许多影响后世的巨作，描绘出一个个有血有肉、敢爱敢恨、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进而热情的赞颂性爱情欲，讽刺封建婚姻制度罪恶的门第观念，歌颂婚姻恋爱的自由，在文学创作上展现出新的时代面貌、注重张扬个性和对传统精神文化的背离。而这实际上是元代文人对怀才不遇的现实遭遇和苦闷心情的一种抒发，对汉族文人能受到朝廷重视的一种渴望，以此来批判社会对文人书生的不公。
四、结语
根据以上的论述，出自唐代的《李娃传》经元代作家改编加工过后，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形象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差异，而造成这些差异的根本原因，则在于时代的倾斜以及社会文化的不稳定。蒙古王朝的统治者始终想坚守草原游牧文化固有的民族特点，对华夏民族传统的农耕文化持排斥的态度，并以废弃科举的手段打压元代文人，使得元代文人社会地位下降，文人心理多次受创。《曲江池》作为元杂剧中的爱情剧，正是文人在人生低谷、前途无望郁闷状态下描绘出的一幅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画面，表现了元代文人的爱情理想，揭示出他们在现实中不得志的辛酸，更多的是借爱情来慰藉受伤的灵魂，表现他们在传统的精神理想和价值观难以实现的条件下对封建等级制度和伦理观念的反叛，进而体现元代文人的内心世界和理想追求。
参考文献
[1]章培恒.唐人传奇选译[M].北京：凤凰出版社，2011.
[2]王季思.金元戏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3]王度.唐宋传奇[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
[4]罗斯宁.元杂剧和元代名俗文化[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5]张维娟.元杂剧作家的女性意识[M].北京：中华书局，2007.
[6]幺书仪.元人杂剧与元代社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7]徐雪辉.元杂剧文化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2009：45.
[8]韩颖.元代社会及元杂剧作家的精神追求[J].时代文学，2010：5.
[9]王国维.王国维经典文存-元剧之时地[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20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