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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如果找准了定位，武汉设立自贸区的意义一点都不会亚于上海自贸区的开创和示范意义。
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又添三试点。
2014年12月12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依托现有新区、园区，在广东、天津、福建特定区域再设三个自由贸易园区。以上海自贸试验区试点内容为主体，结合地方特点，充实新的试点内容。
自此，自贸区第一梯队正式“浮出水面”。与此同时，包括武汉、成都、重庆、大连等城市在内的第二梯队也加快了自贸区的申报速度。与上海自贸区成立时的“一枝独秀”不同，这一次自贸区扩容呈现出“遍地开花”的趋势。
近日，大武汉杂志、种菜社及本刊主办的“新一轮全球化背景下，武汉自贸区的机遇与挑战”论坛召开。上海财经大学世界经济与贸易系教授陈波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表示，上海自贸区涉及的只是28.7平方公里的范围，更多的试点需要尽快推开，很多地方可以做上海不能做的改革内容。
用开放“倒逼”改革
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枝率先探出头的“红杏”就是上海。紧随其后的是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各地争先恐后建设自贸区的浩大声势。据统计，全国共有26个省份申报自贸区。
“现在各地加快申报自贸区是有必要的。”陈波告诉记者，真正着急的不是地方，而是中央。之所以急着在全国铺开自贸区，是因为“中等收入陷阱”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迫切需要通过释放改革红利来迈过这一道坎。
另一个原因则是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对中国的压力。
TPP最初由文莱、智利、新西兰和新加坡在2002年发起，随后美国、澳大利亚等七国陆续加入，再到去年日本的加入，TPP谈判国已扩大到12个。根据IMF的数据，这些国家2013年的经济总量占全球40%，贸易额占全球三成以上。TPP也因此成为世界最大的自贸区。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做的是尽快适应新的贸易形势，先修改贸易政策、管制措施等，在适当的时候开启加入TPP谈判，这一点与当年加入WTO如出一辙。
因此，上海自贸区改革主要基于六个方面：政府职能转变；关于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管理；放松对大服务业的管制；在发展在岸贸易、转口贸易的基础上拓展期货贸易、离岸贸易；尝试金融放开和创新；探索实行适应国际竞争环境下的新法律法规，同时实现政府在竞争中的中立。
不难看出，上海自贸区的设立从一开始就不是简单的贸易自由化，而是以建立开放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尝试，即李克强提出的改革开放2.0版本。
从1978年算起，中国改革已进行了36年。以开放促改革，是中国历次经济浪潮的共同特征。从1979年设立深圳特区，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再到2001年加入WTO，最后到上海自贸区的成立，无一例外不是在用开放“倒逼”改革。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自贸区就是保税区。但中央赋予上海的改革目标显然超出了这个层面。”陈波说，根据他的观察和调研，上海自贸区的学习对象是新加坡。
自贸区重点不在“贸易”
在陈波看来，自贸区虽然看起来像是一次单方面的对外开放，但开放绝不应成为最终目的，而只是推进改革的手段。正因于此，中央对上海自贸区提出了三年建设期的要求，并强调“可复制可推广”。
尽管自贸区的经验已经进入到复制阶段，但可以肯定的是，综合性的自贸区只会有上海自贸区这一家，新的自贸区一定会突出自己的特色。
“武汉如果只在贸易上做文章，那就是拿自己的短处跟别人的长处比。”陈波还担任着武汉自贸区规划研究课题主持专家一职。他指出，武汉自贸区能否在第二梯队中脱颖而出，规模是前提，特点是保障。如果找准了定位，武汉设立自贸区的意义一点都不会亚于上海自贸区的开创和示范意义。
有一个很生动的实例。有一家非常著名的外媒做了一个全球价值链的追踪，它发现上海的制造厂商把产品通过外贸卖到了美国，该产品从上海起一直到洛杉矶卸货，整个成本竟然低于从上海运到重庆的成本。
“这说明内贸成本实在太高了，需要改革去打破。”陈波表示，作为中国地理位置的中心，武汉自贸区未来最大的改革看点是打破过去长期存在的内部贸易壁垒。
陈波认为，武汉不能只盯着“贸易”二字，而应该看中央给武汉的改革空间。因为上海自贸区涉及的只有28.7平方公里的范围，更多的试点需要尽快推开，身处内陆腹地的武汉完全可以做上海不能做的改革内容。
他强调，自由贸易区的重点不在于“投资和贸易便利化”，而是负面清单和金融改革。负面清单是指凡是外商的投资没有触及清单条款的，将被给予准入前国民待遇。从这种意义上看，上海自贸区的改革显然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
2014年9月18日，李克强在考察上海自贸区建设时强调要形成国资、民资和外资在一条起跑线公平竞争的局面。
相较于负面清单，金融改革的争议更多。一边是媒体、业界乐此不疲的聚焦自贸区金融改革；一边是自贸区业者普遍反映金融改革已落地的政策低于预期。而另一边，自贸区金融类企业的注册和投资非常踊跃。
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生动地诠释了一个经济学名词——“水桶原理”。金融改革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所以它是辅助性的；但是它的改革远落后于实体经济改革，成了所有改革的短板，所以对短板的改革，哪怕只是一小步，都吸足了市场眼球。（支点杂志2015年1月刊）
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又添三试点。
2014年12月12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依托现有新区、园区，在广东、天津、福建特定区域再设三个自由贸易园区。以上海自贸试验区试点内容为主体，结合地方特点，充实新的试点内容。
自此，自贸区第一梯队正式“浮出水面”。与此同时，包括武汉、成都、重庆、大连等城市在内的第二梯队也加快了自贸区的申报速度。与上海自贸区成立时的“一枝独秀”不同，这一次自贸区扩容呈现出“遍地开花”的趋势。
近日，大武汉杂志、种菜社及本刊主办的“新一轮全球化背景下，武汉自贸区的机遇与挑战”论坛召开。上海财经大学世界经济与贸易系教授陈波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表示，上海自贸区涉及的只是28.7平方公里的范围，更多的试点需要尽快推开，很多地方可以做上海不能做的改革内容。
用开放“倒逼”改革
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枝率先探出头的“红杏”就是上海。紧随其后的是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各地争先恐后建设自贸区的浩大声势。据统计，全国共有26个省份申报自贸区。
“现在各地加快申报自贸区是有必要的。”陈波告诉记者，真正着急的不是地方，而是中央。之所以急着在全国铺开自贸区，是因为“中等收入陷阱”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迫切需要通过释放改革红利来迈过这一道坎。
另一个原因则是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对中国的压力。
TPP最初由文莱、智利、新西兰和新加坡在2002年发起，随后美国、澳大利亚等七国陆续加入，再到去年日本的加入，TPP谈判国已扩大到12个。根据IMF的数据，这些国家2013年的经济总量占全球40%，贸易额占全球三成以上。TPP也因此成为世界最大的自贸区。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做的是尽快适应新的贸易形势，先修改贸易政策、管制措施等，在适当的时候开启加入TPP谈判，这一点与当年加入WTO如出一辙。
因此，上海自贸区改革主要基于六个方面：政府职能转变；关于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管理；放松对大服务业的管制；在发展在岸贸易、转口贸易的基础上拓展期货贸易、离岸贸易；尝试金融放开和创新；探索实行适应国际竞争环境下的新法律法规，同时实现政府在竞争中的中立。
不难看出，上海自贸区的设立从一开始就不是简单的贸易自由化，而是以建立开放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尝试，即李克强提出的改革开放2.0版本。
从1978年算起，中国改革已进行了36年。以开放促改革，是中国历次经济浪潮的共同特征。从1979年设立深圳特区，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再到2001年加入WTO，最后到上海自贸区的成立，无一例外不是在用开放“倒逼”改革。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自贸区就是保税区。但中央赋予上海的改革目标显然超出了这个层面。”陈波说，根据他的观察和调研，上海自贸区的学习对象是新加坡。
自贸区重点不在“贸易”
在陈波看来，自贸区虽然看起来像是一次单方面的对外开放，但开放绝不应成为最终目的，而只是推进改革的手段。正因于此，中央对上海自贸区提出了三年建设期的要求，并强调“可复制可推广”。
尽管自贸区的经验已经进入到复制阶段，但可以肯定的是，综合性的自贸区只会有上海自贸区这一家，新的自贸区一定会突出自己的特色。
“武汉如果只在贸易上做文章，那就是拿自己的短处跟别人的长处比。”陈波还担任着武汉自贸区规划研究课题主持专家一职。他指出，武汉自贸区能否在第二梯队中脱颖而出，规模是前提，特点是保障。如果找准了定位，武汉设立自贸区的意义一点都不会亚于上海自贸区的开创和示范意义。
有一个很生动的实例。有一家非常著名的外媒做了一个全球价值链的追踪，它发现上海的制造厂商把产品通过外贸卖到了美国，该产品从上海起一直到洛杉矶卸货，整个成本竟然低于从上海运到重庆的成本。
“这说明内贸成本实在太高了，需要改革去打破。”陈波表示，作为中国地理位置的中心，武汉自贸区未来最大的改革看点是打破过去长期存在的内部贸易壁垒。
陈波认为，武汉不能只盯着“贸易”二字，而应该看中央给武汉的改革空间。因为上海自贸区涉及的只有28.7平方公里的范围，更多的试点需要尽快推开，身处内陆腹地的武汉完全可以做上海不能做的改革内容。
他强调，自由贸易区的重点不在于“投资和贸易便利化”，而是负面清单和金融改革。负面清单是指凡是外商的投资没有触及清单条款的，将被给予准入前国民待遇。从这种意义上看，上海自贸区的改革显然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
2014年9月18日，李克强在考察上海自贸区建设时强调要形成国资、民资和外资在一条起跑线公平竞争的局面。
相较于负面清单，金融改革的争议更多。一边是媒体、业界乐此不疲的聚焦自贸区金融改革；一边是自贸区业者普遍反映金融改革已落地的政策低于预期。而另一边，自贸区金融类企业的注册和投资非常踊跃。
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生动地诠释了一个经济学名词——“水桶原理”。金融改革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所以它是辅助性的；但是它的改革远落后于实体经济改革，成了所有改革的短板，所以对短板的改革，哪怕只是一小步，都吸足了市场眼球。（支点杂志2015年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