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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里的一天， 我在复旦大学跟中文系几位教授一起吃饭， 当时我正好在写民国至当下在上海生活居住过的各个领域的大师级人物诗，共计百名，已基本完成。饭后有教授提出让我朗诵几首人物诗。我想了想说，我给老师们读一读这部诗集的后记吧。
记得当我读到“真正的宁静，不是避开车马喧嚣，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这样的日子，我常常和诗对坐，借它诉说，蹉跎或者苦难都存放在它那里，然后看它落在纸上，眉目清晰，温暖而安静。即便是寒冬，四周寒鸦声起，也不觉凄寒，因为心里有它，可以独自撑起这样的寡寒。有时我也会掏掏空空的口袋对它说，其实这样我也可以活，我有你。只可惜我不是一个人活着，生活做了包裹我的茧。”这段时，我已经泣不成声。
当时几位教授眼睛也湿润了， 因为他们曾经是我的老师，了解我这些年的艰辛与努力。
是谁说过，一首诗是有前世的。这话我相信。它在某个地方某个时辰等你， 就像我们在某个地方某个时辰等一个人一样，不仅有因果，还一定有来去和结局。
我是读巴金的书长大的，早年失去父母的我，在那些孤苦伶仃的日子，在那些比黑夜更黑的夜晚，我总是填满灯油，坐在巴金的书里。是那微小的火苗，那亲切温和的文字，温暖了我的夜晚和人生，那些文字不仅是我的精神食粮，它还代替了我的娘，自始自终地陪伴在我的身边。因为对巴金有如此深厚的情感，写出的《巴金》曾让很多人感动。记得有一次，浦江的几个女诗人约我喝茶，她们中有一位在读我写的《张爱玲》时，三次哽咽着读不下去，我知道她是感动了，或者说诗中描述的张爱玲那份对爱的执着、无奈、凄冷、绝望让她们产生了共鸣。我想，这也是我把自己放进去，与张爱玲一起爱，一起恨，一起无法回头的原因吧！
第一次进入文学社团， 第一次看到自己的诗变成铅字，是在我十七岁读高二那一年。那是1980年代初，在我们县城有一帮文学青年，他们组成了一个文学社，叫芳草诗社。当时还办了一本油印的诗刊《芳草》。因为我二哥是剧作家，所以经常有芳草诗社的人来请教二哥。那时我在县城下面一个重点中学读书，有一天，我突然收到《芳草》的一封约稿信，向我约诗稿。我一下子吓住了。我从来没写过诗，也不懂詩。只是平时喜欢看诗看文学书籍而已，让我写诗，不是赶鸭子上架吗？这么想着心里还是想试一试。于是我找来一些诗读，琢磨人家是怎么写的，看了几首后，我就一口气写了一首。至今我还记得这首诗的名字叫《乡村的小河》，诗一共有二十多行，而且每一行的最末一个字都押一个韵。没想到这首诗寄出后竟然刊出来了，而且是在诗刊的首页。当我翻开《芳草》看到自己的名字时，虽然她是油印的，我还是非常地激动。那之后我写诗的生涯在战战栗栗中才算开始。
我真正处女作的发表是一九八五年，在新疆《阿克苏文艺》上，诗名叫《出嫁的少女》，写给我的一个女友的，她的婚姻很无奈，自己深爱的人不能结婚，家里逼她嫁给她不爱的人。记得她结婚回来后看到这首诗哭了，说我把她想说而又无法说出的痛苦都写出来了。这之后我的诗、散文诗开始在全国一些刊物上陆陆续续发表。
有时，我会把写诗的纯粹和想象，用来待人待事，生活中不仅行不通，还常常被伤害。于是，与这个世界相比，我更喜欢躲在家里，沉浸在书中。当周围一切静寂时，我从书中偶尔抬头看向窗外，会觉得尘世离我很远，一切浮躁，一切复杂的人和事都被隔在我眼睛看不到， 耳朵听不到的地方。这个时候，我内心静谧得像一汪湖泊，可以一眼见底。那些伤害那些虚假那些会脏了我眼睛的东西，只是湖面上的轻纹，风过后，不再留下一丝痕迹，我的世界只剩下书里的世界。或许这样的选择已不仅仅是躲避和喜欢，更是一个文人最终的本性和归属。岁月随心，终会淡然。
我们总以为写诗是自己的事，于是有人随心所欲，一天可以写上几首甚至几十首，写的什么，可能他们自己都没有细看，更不要说仔细推敲和琢磨，只是跟着感觉走罢了，他们忽略了诗除语言之外，还有很多诗之外的东西和容量。他们更不知道，写诗一定还有读者的事，譬如你做人真不真，写诗真不真，有没有用心用情甚至用生命在写，读者一目了然！
还有人说，写诗，哪有那么多感情，于是玩语言，把别人用过的句子改几个字，搬到自己这里，或者天上地上到处扯，跟主题内容毫无关联地扯，玩着花样地扯。他们忘了，诗是用最简单的语言，去描绘最繁富的世界和内心感受，那些没有经过心的思考、过滤或苦熬出来的诗，怎么会有感情，又怎么会感动或感染别人，因为这些诗人在写诗时，只是空心人。他们不知道，情感越深切，读者进入得越深，因为读者与诗人本为一体，心亦相通。事实上，只要我们对世上万物心存悲悯，写出的东西就不可能没有感情。
诗若没有真，没有情，必如沙中筑塔，溃散是早晚的事。
而没有所见，没有所思，没有经历，没有疼痛，我们的诗有限，深度更有限。
一直以来， 诗人们都在探讨， 什么样的诗能称为好诗？
我以为好诗就是言尽意未尽，如李白的《静夜思》，整首诗浅显易懂，没有一句深奥的，却能流传千古，就因为他要表达的意思，远远不止诗的表面，所以人们读完，往往要回味很久，这回味就是意。言尽了，诗结束了，但其中的意味却更长久了。而直白的语言，想把意蕴融进去，非常之难，没有相当的功底绝对做不到。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是对好诗创作过程的最好的写照。
好的诗形象都具体集中。实际上形象的具体与集中对一首诗是至关重要的，具体是对繁复而言，集中是对分散而言。一首诗如果意向繁复，重重叠叠，会令人眼花缭乱，如果分散，就会天马行空，让人很难捕捉什么是主体意象。时下诗坛一些现代派写着自以为深奥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语言。虽然他们也是在求变，希望能够推动诗歌的发展，但实际上他们走入了误区，他们根本没有处理好语言与诗歌内容的关系问题。因此无论他们的语言如何表达，传达给读者的却永远是云山雾罩。他们不知道语言的功能不仅在于表达，更重要的在于传达。这是诗歌的一个根本问题。古往今来，诗歌之所以能打动人，其最主要原因是内容大于形式，意境比语言更深远。而现代派恰恰在这一点上相反，他们的诗都是形式大于内容，更无从谈及意境， 喜欢在语言上玩花哨和深奥， 而主要内容却苍白、空洞。忽略了美学中这一重要的审美单元。
人间有千百种生活，就有千百种悲喜，更有千百种看得见看不见的忧烦。有时看得多了，我们会觉得即使是闹腾得沸沸扬扬的倾城大事， 若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看，也不过是杯水风波而已，过了也就过了，一点痕迹都留不下。而那些经历过的往事，如一些瓷器的碎片，其光泽或如刀锋或如玉石，也都已沉入河底，哪怕现实中再风声过耳。
写诗之于我，常常是一件事、一种情萦绕于心，赶不去、化不开，当它浓到要凝结时，我就只好写。所以与其说我在写诗，不如说是诗在迫使我写。克罗齐说：“风行水上，自然成纹。”我其实就是这“水”，不是自己要成“纹”，而是因了“风”的缘故。至于这“纹”是涟漪，还是波涛，则非我这“水”所能设计的。
2020年5月27日于沪宅
记得当我读到“真正的宁静，不是避开车马喧嚣，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这样的日子，我常常和诗对坐，借它诉说，蹉跎或者苦难都存放在它那里，然后看它落在纸上，眉目清晰，温暖而安静。即便是寒冬，四周寒鸦声起，也不觉凄寒，因为心里有它，可以独自撑起这样的寡寒。有时我也会掏掏空空的口袋对它说，其实这样我也可以活，我有你。只可惜我不是一个人活着，生活做了包裹我的茧。”这段时，我已经泣不成声。
当时几位教授眼睛也湿润了， 因为他们曾经是我的老师，了解我这些年的艰辛与努力。
是谁说过，一首诗是有前世的。这话我相信。它在某个地方某个时辰等你， 就像我们在某个地方某个时辰等一个人一样，不仅有因果，还一定有来去和结局。
我是读巴金的书长大的，早年失去父母的我，在那些孤苦伶仃的日子，在那些比黑夜更黑的夜晚，我总是填满灯油，坐在巴金的书里。是那微小的火苗，那亲切温和的文字，温暖了我的夜晚和人生，那些文字不仅是我的精神食粮，它还代替了我的娘，自始自终地陪伴在我的身边。因为对巴金有如此深厚的情感，写出的《巴金》曾让很多人感动。记得有一次，浦江的几个女诗人约我喝茶，她们中有一位在读我写的《张爱玲》时，三次哽咽着读不下去，我知道她是感动了，或者说诗中描述的张爱玲那份对爱的执着、无奈、凄冷、绝望让她们产生了共鸣。我想，这也是我把自己放进去，与张爱玲一起爱，一起恨，一起无法回头的原因吧！
第一次进入文学社团， 第一次看到自己的诗变成铅字，是在我十七岁读高二那一年。那是1980年代初，在我们县城有一帮文学青年，他们组成了一个文学社，叫芳草诗社。当时还办了一本油印的诗刊《芳草》。因为我二哥是剧作家，所以经常有芳草诗社的人来请教二哥。那时我在县城下面一个重点中学读书，有一天，我突然收到《芳草》的一封约稿信，向我约诗稿。我一下子吓住了。我从来没写过诗，也不懂詩。只是平时喜欢看诗看文学书籍而已，让我写诗，不是赶鸭子上架吗？这么想着心里还是想试一试。于是我找来一些诗读，琢磨人家是怎么写的，看了几首后，我就一口气写了一首。至今我还记得这首诗的名字叫《乡村的小河》，诗一共有二十多行，而且每一行的最末一个字都押一个韵。没想到这首诗寄出后竟然刊出来了，而且是在诗刊的首页。当我翻开《芳草》看到自己的名字时，虽然她是油印的，我还是非常地激动。那之后我写诗的生涯在战战栗栗中才算开始。
我真正处女作的发表是一九八五年，在新疆《阿克苏文艺》上，诗名叫《出嫁的少女》，写给我的一个女友的，她的婚姻很无奈，自己深爱的人不能结婚，家里逼她嫁给她不爱的人。记得她结婚回来后看到这首诗哭了，说我把她想说而又无法说出的痛苦都写出来了。这之后我的诗、散文诗开始在全国一些刊物上陆陆续续发表。
有时，我会把写诗的纯粹和想象，用来待人待事，生活中不仅行不通，还常常被伤害。于是，与这个世界相比，我更喜欢躲在家里，沉浸在书中。当周围一切静寂时，我从书中偶尔抬头看向窗外，会觉得尘世离我很远，一切浮躁，一切复杂的人和事都被隔在我眼睛看不到， 耳朵听不到的地方。这个时候，我内心静谧得像一汪湖泊，可以一眼见底。那些伤害那些虚假那些会脏了我眼睛的东西，只是湖面上的轻纹，风过后，不再留下一丝痕迹，我的世界只剩下书里的世界。或许这样的选择已不仅仅是躲避和喜欢，更是一个文人最终的本性和归属。岁月随心，终会淡然。
我们总以为写诗是自己的事，于是有人随心所欲，一天可以写上几首甚至几十首，写的什么，可能他们自己都没有细看，更不要说仔细推敲和琢磨，只是跟着感觉走罢了，他们忽略了诗除语言之外，还有很多诗之外的东西和容量。他们更不知道，写诗一定还有读者的事，譬如你做人真不真，写诗真不真，有没有用心用情甚至用生命在写，读者一目了然！
还有人说，写诗，哪有那么多感情，于是玩语言，把别人用过的句子改几个字，搬到自己这里，或者天上地上到处扯，跟主题内容毫无关联地扯，玩着花样地扯。他们忘了，诗是用最简单的语言，去描绘最繁富的世界和内心感受，那些没有经过心的思考、过滤或苦熬出来的诗，怎么会有感情，又怎么会感动或感染别人，因为这些诗人在写诗时，只是空心人。他们不知道，情感越深切，读者进入得越深，因为读者与诗人本为一体，心亦相通。事实上，只要我们对世上万物心存悲悯，写出的东西就不可能没有感情。
诗若没有真，没有情，必如沙中筑塔，溃散是早晚的事。
而没有所见，没有所思，没有经历，没有疼痛，我们的诗有限，深度更有限。
一直以来， 诗人们都在探讨， 什么样的诗能称为好诗？
我以为好诗就是言尽意未尽，如李白的《静夜思》，整首诗浅显易懂，没有一句深奥的，却能流传千古，就因为他要表达的意思，远远不止诗的表面，所以人们读完，往往要回味很久，这回味就是意。言尽了，诗结束了，但其中的意味却更长久了。而直白的语言，想把意蕴融进去，非常之难，没有相当的功底绝对做不到。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是对好诗创作过程的最好的写照。
好的诗形象都具体集中。实际上形象的具体与集中对一首诗是至关重要的，具体是对繁复而言，集中是对分散而言。一首诗如果意向繁复，重重叠叠，会令人眼花缭乱，如果分散，就会天马行空，让人很难捕捉什么是主体意象。时下诗坛一些现代派写着自以为深奥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语言。虽然他们也是在求变，希望能够推动诗歌的发展，但实际上他们走入了误区，他们根本没有处理好语言与诗歌内容的关系问题。因此无论他们的语言如何表达，传达给读者的却永远是云山雾罩。他们不知道语言的功能不仅在于表达，更重要的在于传达。这是诗歌的一个根本问题。古往今来，诗歌之所以能打动人，其最主要原因是内容大于形式，意境比语言更深远。而现代派恰恰在这一点上相反，他们的诗都是形式大于内容，更无从谈及意境， 喜欢在语言上玩花哨和深奥， 而主要内容却苍白、空洞。忽略了美学中这一重要的审美单元。
人间有千百种生活，就有千百种悲喜，更有千百种看得见看不见的忧烦。有时看得多了，我们会觉得即使是闹腾得沸沸扬扬的倾城大事， 若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看，也不过是杯水风波而已，过了也就过了，一点痕迹都留不下。而那些经历过的往事，如一些瓷器的碎片，其光泽或如刀锋或如玉石，也都已沉入河底，哪怕现实中再风声过耳。
写诗之于我，常常是一件事、一种情萦绕于心，赶不去、化不开，当它浓到要凝结时，我就只好写。所以与其说我在写诗，不如说是诗在迫使我写。克罗齐说：“风行水上，自然成纹。”我其实就是这“水”，不是自己要成“纹”，而是因了“风”的缘故。至于这“纹”是涟漪，还是波涛，则非我这“水”所能设计的。
2020年5月27日于沪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