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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不知道！
“这个城市与我无关。我是河南人，我是梁庄人。别人不带我们玩。”
关于故乡，有两个人的形象，梁鸿挥之不去。
一个人是小柱，梁鸿的堂弟，比她小半岁。两人相交甚好，儿时常一起玩游戏。16岁那年，他们的人生轨迹却分了岔。梁鸿读书、工作，而后考取名牌大学的博士生，留在北京发展；小柱则从那年外出打工，10多年后，他回到家乡，昔日“活泼，健康”的小伙子已经奄奄一息，没过多久就离开人世。
另一个是黑女儿，同村的小姑娘。这个女娃刚出生不久，父母就外出打工，把她留给奶奶抚养。9岁这年，黑女儿被村里—个老头多次猥亵。但最后此事不了了之，因为奶奶怕影响孙女的声誉。
“这两个人就像两个隐喻，表明我的故乡、故乡的人正经受巨大的哀痛。”梁鸿说。
农民进城后，并没有“去农民化”
2011年元月，梁鸿回到故乡“梁庄”，她在父亲的陪同下，到西安采访调查。此后，她还陆续到郑州、呼和浩特、厦门、青岛、东莞等10多个城市寻坊。
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生在另一个城市的一则旧闻吸引了她的注意，说是“三轮车夫耍赖致交通瘫痪3小时，万余辆黑三轮成××市顽疾”。当梁鸿拿着这则旧闻，去和在西安蹬三轮车的梁庄人讨论时，她听到了另外—种声音。
“净胡扯。”一听到报纸这样评价三轮车夫，不少老乡抗议。
三轮车夫出入的地方，多是人流集中、货物运输_亡碌的繁华地段。早先，三轮车不用上牌照，也没有人向他们抽税。后来，三轮车多了，政府要求办执照，然而执照有限，很多三轮车夫只能当“黑户”。
针对‘黑户”，政府一直在治理。时间长了，逐渐衍生出—个产业链。按老乡的逻辑，这个产业链由“黑狗子”“抢劫”和“托儿”构成。
“托儿”的电话号码，几乎被每一个三轮车夫存在手机上。老乡打电话给“托儿”。不久，“托儿”回话，说他太犟了，对方不同意还车。后来，他联络了50多名老乡，站在交警队门口，高喊“还我车子”“还我天理”的口号。
“像这样的冲突很多很多。每听到一次，我就感觉深深的哀痛。”梁鸿缓缓地说道。
她还听到，为维护尊严，有些农民工会采用下跪等“耻辱”的方式。
他们生活在城市中，但又“与城市无关”
朝侠的女儿就在呼市出生，前几年解决了本地户口。她正在读高中，说着标准的普通话，但几乎能全部听懂老镓话，尽管她回老家的次数蓼蓼无几。
在呼市待了10天，出入朝侠家的，几乎没有本地人，多是梁庄的亲戚和老乡。朝侠丈夫的应酬，也多在同乡之间。正是在这个环境中，朝侠的女儿才练出了听懂家乡话的本领。
梁鸿问过朝侠，她是否有当地朋友，是否参加当地的—些活动。
“这个城市与我无关。我是河南人，我是梁庄人。别人不带我们玩。”朝侠的话，让梁鸿深有感触。
其实，无论在哪个城市，梁鸿都有一个感觉，她的这些老乡，很难融入他们所在的城市，他们是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她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她在梁庄生活多年，28岁考取博士生，踏进北京读书时，陌生感“油然而生”。很长一段时间内，她闲暇时都和老乡们一起度过。
博士毕业后，梁鸿留在北京工作，结婚生子，在北京拥有了自己的家，有了各种活动圈子，她的这种陌生感才稍有减缓。
但直到今天，如果有人问起梁鸿是什么地方的人，她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梁庄人，而不是北京人。
劳动的越多，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
梁庄外出打工者中，进入工厂的也有不少。
2012年元旦，梁鸿在郑州碰到—个同村人。他曾经在一家著名的台资工厂工作过。
这个年轻人叫梁平，话很少。
在那家工厂，梁平是生产线上的一名普通工人。属于他的时间很少，除了吃饭时能和工友说几句话，别的时间，不是工作就是睡觉。工厂有篮球场等一些体育设施，工人也没时间玩。
年轻人告诉她，在这个工厂，先是3个月的实习期，实习期过后，是6个月的考核期。在这9个月中，如果不加班，一天工作10小时，一个月只能拿到1200元的工资。
“我实在熬不下去了，没干够9个月就跑了。都说这里工资高，那是加班加点千出来的。”年轻人告诉梁鸿，“你去试试，在机器跟前，一个动作就几秒钟，来回不停，完全和机器一样，连口水都顾不上喝。”
说到这里，梁鸿才明白，这个年轻人的沉默，是在机器前形成的。事实上，这个年轻人很健谈。
梁鸿在北京举办过一次工友座谈会。她发现，打工者，尤其是年轻工人，对自己的未来“相当迷茫”。
“将来结婚，把孩子留给家中的父母，两个人继续在不同的城市打工。”这是梁鸿听到农民工说得最多的对未来的打算。
离弃村落的人们，说不定死在半路卜
2011年10月下旬，梁鸿来到青岛。小住原来在这里的电镀厂打工，在老乡的帮助下，梁鸿走进一家电镀厂，进到车间深处后，“空气浓度似乎更高，有颗粒之感，像在河里游泳呛水时吸入满腔的沙粒，每一次呼吸都像呛到什么东西”。“干这个活儿就是慢性自杀，不是早死，就是晚死，早晚都是死。”梁庄老乡悲叹道。
梁鸿从老乡那里了解到，在这样的工厂里，有类似小柱这种死亡征兆的^还有不少。有的人像小柱一样，活着回到故乡，在家中死去，有的人甚至就没有活着回去。
对死亡的人，工厂通常是补偿几万块钱了事。
听到工人们这样说，梁鸿感到一阵阵悲哀。“记录的时候，我的手指都会发抖。可是我又是如此无力，只能将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城市对他们不是‘奶与蜜流淌之地’，而是坟墓。”梁鸿说。
当然，梁庄也有回来的打工者。但回来的这些人，几乎全是受伤者或病患者。就像小柱—样，身体软下的那一刻，他回到了故乡，甚至都没有和工厂讨说法。
“这个城市与我无关。我是河南人，我是梁庄人。别人不带我们玩。”
关于故乡，有两个人的形象，梁鸿挥之不去。
一个人是小柱，梁鸿的堂弟，比她小半岁。两人相交甚好，儿时常一起玩游戏。16岁那年，他们的人生轨迹却分了岔。梁鸿读书、工作，而后考取名牌大学的博士生，留在北京发展；小柱则从那年外出打工，10多年后，他回到家乡，昔日“活泼，健康”的小伙子已经奄奄一息，没过多久就离开人世。
另一个是黑女儿，同村的小姑娘。这个女娃刚出生不久，父母就外出打工，把她留给奶奶抚养。9岁这年，黑女儿被村里—个老头多次猥亵。但最后此事不了了之，因为奶奶怕影响孙女的声誉。
“这两个人就像两个隐喻，表明我的故乡、故乡的人正经受巨大的哀痛。”梁鸿说。
农民进城后，并没有“去农民化”
2011年元月，梁鸿回到故乡“梁庄”，她在父亲的陪同下，到西安采访调查。此后，她还陆续到郑州、呼和浩特、厦门、青岛、东莞等10多个城市寻坊。
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生在另一个城市的一则旧闻吸引了她的注意，说是“三轮车夫耍赖致交通瘫痪3小时，万余辆黑三轮成××市顽疾”。当梁鸿拿着这则旧闻，去和在西安蹬三轮车的梁庄人讨论时，她听到了另外—种声音。
“净胡扯。”一听到报纸这样评价三轮车夫，不少老乡抗议。
三轮车夫出入的地方，多是人流集中、货物运输_亡碌的繁华地段。早先，三轮车不用上牌照，也没有人向他们抽税。后来，三轮车多了，政府要求办执照，然而执照有限，很多三轮车夫只能当“黑户”。
针对‘黑户”，政府一直在治理。时间长了，逐渐衍生出—个产业链。按老乡的逻辑，这个产业链由“黑狗子”“抢劫”和“托儿”构成。
“托儿”的电话号码，几乎被每一个三轮车夫存在手机上。老乡打电话给“托儿”。不久，“托儿”回话，说他太犟了，对方不同意还车。后来，他联络了50多名老乡，站在交警队门口，高喊“还我车子”“还我天理”的口号。
“像这样的冲突很多很多。每听到一次，我就感觉深深的哀痛。”梁鸿缓缓地说道。
她还听到，为维护尊严，有些农民工会采用下跪等“耻辱”的方式。
他们生活在城市中，但又“与城市无关”
朝侠的女儿就在呼市出生，前几年解决了本地户口。她正在读高中，说着标准的普通话，但几乎能全部听懂老镓话，尽管她回老家的次数蓼蓼无几。
在呼市待了10天，出入朝侠家的，几乎没有本地人，多是梁庄的亲戚和老乡。朝侠丈夫的应酬，也多在同乡之间。正是在这个环境中，朝侠的女儿才练出了听懂家乡话的本领。
梁鸿问过朝侠，她是否有当地朋友，是否参加当地的—些活动。
“这个城市与我无关。我是河南人，我是梁庄人。别人不带我们玩。”朝侠的话，让梁鸿深有感触。
其实，无论在哪个城市，梁鸿都有一个感觉，她的这些老乡，很难融入他们所在的城市，他们是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她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她在梁庄生活多年，28岁考取博士生，踏进北京读书时，陌生感“油然而生”。很长一段时间内，她闲暇时都和老乡们一起度过。
博士毕业后，梁鸿留在北京工作，结婚生子，在北京拥有了自己的家，有了各种活动圈子，她的这种陌生感才稍有减缓。
但直到今天，如果有人问起梁鸿是什么地方的人，她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梁庄人，而不是北京人。
劳动的越多，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
梁庄外出打工者中，进入工厂的也有不少。
2012年元旦，梁鸿在郑州碰到—个同村人。他曾经在一家著名的台资工厂工作过。
这个年轻人叫梁平，话很少。
在那家工厂，梁平是生产线上的一名普通工人。属于他的时间很少，除了吃饭时能和工友说几句话，别的时间，不是工作就是睡觉。工厂有篮球场等一些体育设施，工人也没时间玩。
年轻人告诉她，在这个工厂，先是3个月的实习期，实习期过后，是6个月的考核期。在这9个月中，如果不加班，一天工作10小时，一个月只能拿到1200元的工资。
“我实在熬不下去了，没干够9个月就跑了。都说这里工资高，那是加班加点千出来的。”年轻人告诉梁鸿，“你去试试，在机器跟前，一个动作就几秒钟，来回不停，完全和机器一样，连口水都顾不上喝。”
说到这里，梁鸿才明白，这个年轻人的沉默，是在机器前形成的。事实上，这个年轻人很健谈。
梁鸿在北京举办过一次工友座谈会。她发现，打工者，尤其是年轻工人，对自己的未来“相当迷茫”。
“将来结婚，把孩子留给家中的父母，两个人继续在不同的城市打工。”这是梁鸿听到农民工说得最多的对未来的打算。
离弃村落的人们，说不定死在半路卜
2011年10月下旬，梁鸿来到青岛。小住原来在这里的电镀厂打工，在老乡的帮助下，梁鸿走进一家电镀厂，进到车间深处后，“空气浓度似乎更高，有颗粒之感，像在河里游泳呛水时吸入满腔的沙粒，每一次呼吸都像呛到什么东西”。“干这个活儿就是慢性自杀，不是早死，就是晚死，早晚都是死。”梁庄老乡悲叹道。
梁鸿从老乡那里了解到，在这样的工厂里，有类似小柱这种死亡征兆的^还有不少。有的人像小柱一样，活着回到故乡，在家中死去，有的人甚至就没有活着回去。
对死亡的人，工厂通常是补偿几万块钱了事。
听到工人们这样说，梁鸿感到一阵阵悲哀。“记录的时候，我的手指都会发抖。可是我又是如此无力，只能将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城市对他们不是‘奶与蜜流淌之地’，而是坟墓。”梁鸿说。
当然，梁庄也有回来的打工者。但回来的这些人，几乎全是受伤者或病患者。就像小柱—样，身体软下的那一刻，他回到了故乡，甚至都没有和工厂讨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