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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年不见，杭州愈发水润精致，午后阳光穿透梧桐碎叶斑驳着路面，一地金黄。
在这个有风而凄清的下午，来到杭州城外的半山安贤园。这是一座公墓，占据半山国家森林公园一隅，众多杭邦故人长眠于此，不乏名流。
此次来杭，除了参会，便是顺道来看看司徒雷登墓。
沿着甬道走进深邃的墓园，园方播放的乐曲和着山谷的风声在耳畔回响。司徒雷登墓就在安贤园内文星园的角落里，被松柏和花束簇拥着。那些黄白相间的花束，从所附卡片上的文字看，多来自一些老人，他们自称“燕大校友”。
半人高的黑色大理石墓碑上镶嵌着司徒雷登的照片，墓志只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旁边饰以白色和平鸽浮雕。
他的故事，与这个国家有理不清的情愫。
他是美国人，生于杭州，在中国生活了56年，做过传教士、记者、学者，创办了燕京大学，抗战期间因为掩护师生撤离北平坐过四年日本人的牢，战后当上了美国驻华大使，自诩“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美国人”，1949年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望和无效接触后奉华盛顿之命回国，因在途经夏威夷时擅自发表谈话被美国国务院禁言，后来还背着“同情共产主义”的“罪名”受到臭名昭著的“麦卡锡运动”整肃，至1962年落寞而死，遗愿归葬燕园，但那时的中国已无他容身之地。
“燕园”就是燕京大学。1919年，司徒雷登受美国长老会之托在华筹办燕京大学。“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这句基督教色彩浓厚的话是司徒雷登为燕大定下的校训。燕大在1951年的全国院系调整中归入北京大学。
唐克扬所著《从废园到燕园》一书详细介绍了司徒雷登及其友人筹办燕京大学的过程，其中记载了中国年轻历史学者洪业协助司徒雷登在美筹款时发表的一段演讲：
“中国已经不再沉睡了，民族意识正在那里迅速增长。不出数年，她就会于各国中争取她的地位”，“什么将主导这广袤国度的进程？在未来东西方之间会有一场冲突，还是它们会融合成一个更伟大的文明？”“毫无疑问，中国的明天将取决于今天学校中的这群孩子，教育，唯有教育，才是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
洪业的理念与司徒雷登不谋而合，这恐怕是他能够成为司徒雷登密友的重要原因。我宁愿相信司徒雷登至少在这方面是真诚的。
1949年8月，司徒雷登撤离中国，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发表前夕。毛泽东在他的名篇《别了，司徒雷登》里将司徒雷登与二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划上等号，写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夹起皮包走路。”
返美后仅三个月，司徒雷登中风半身不遂，他的义子、私人秘书傅泾波把他接到自己家中照料，并且在司徒死后履行承诺为其归葬燕园奔走。傅泾波终未亲见得偿，1988年临终前立下遗嘱，委托儿子傅履仁完成司徒的遗愿。
傅履仁在美国陆军少将、麦道公司驻中国区总裁、百人会会长等不同工作岗位上继续推动“归葬”，为此写给中国领导人和各界人士的信件累积厚达上千页。傅氏父子的坚持，其实是司徒雷登故事里最令人动容的片段。
2008年11月初，经中国政府首肯，司徒雷登的骨灰被送回中国，由美国驻华使馆派专人专车护送至杭州半山安贤园。17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在安贤园举行简短的安葬仪式，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出席。这时距司徒雷登离开中国已有59年，离傅泾波过世也已20年。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提及，2006年的某天，傅履仁作为新任百人会会长与访美的浙江省代表团会面时提到了司徒雷登归葬一事。
即便最终回到中国，司徒雷登与他的夫人路爱玲仍南北相望。路爱玲1926年在北京因病去世，葬于燕园。
导致司徒雷登遗愿迟迟不能实现的，原因之一是“时间不对”。
司徒雷登离开中国后，中美关系的时钟停摆了。两个原本在太平洋战场上携手作战的盟友分列不同的冷战阵营，彼此对立。直到基辛格访华，时间重新开始流淌。司徒雷登作为被挑中的政治符号，以个人之轻承受历史之重。
然而历史毕竟是由人书写的，好比莎士比亚的名言，“就像黑夜跟随白昼，他也不会欺骗他人”。司徒雷登在自传《在华五十年》中引用了这句话。
司徒雷登承认，1947年，面对中国的变局，美国的对华政策处在犹豫中。司徒雷登是主张对华采取更清晰政策的，1947年初他在南京与即将奉调回国的马歇尔将军话别时把这种“清晰”阐释为，积极支持国民政府，同时推动中国的改革，如做不到，则从中国国内事务中撤出，只保留正常的外交关系。
也许是出于一名“中美国人”和职业教育家的本能，他长期主张“教化”中国，还说“一生的经验告诉我，聪明的中国人什么都能学会，如果美国虚心给予，诚心帮忙，中国人就能真正感激这些教育的努力”。
如果放到现在，司徒雷登会成为对华接触派的领军人物，然而他只属于他那个时代，阶级和民族立场的局限性阻止他对时局形成更清醒的认识。
司徒雷登离开中国后的境遇，使人联想到当年美国国内那场持续了两年有余的“谁丢失了中国”的讨论，那实际上是一场对美国对华乃至对外政策的反思。导致当年“丢失了中国”的，其实是美国精英阶层对中国整体社会状况和变革趋势的误判，对中国最广泛人民群众的冷漠。
源于官僚主义和党派政治的“犹豫”病没有得到根治，直到今天也还是美国对华政策和对外战略的困扰。这个国家对别国内政总是有着细致的观察，但却过于自信和傲慢，大行机会主义，并不擅长将获得的信息转化为对大势的整体和长远把握，往往走进历史错误的一边，司徒雷登不幸成为这种战略误判和政策破产的牺牲品。 今天的中美关系，换了容颜。司徒雷登在华50年个人投入最多的教育和人文领域交流重新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源动力。中美两国不仅确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为深入的大国利益交融格局，而且在相互交流和借鉴中共同发展和进步。
2015年，中国在美留学人员超过30.4万，在华美国学生为1.35万人。两国旅游往来人数超过475万人次，两国之间每周直飞民航班机320多架次。
有人才有国家，才有国家间关系。中美关系中人的因素重新被激活，这应是司徒雷登如果在天有灵最可感到欣慰的。
然而，中美两个大国仍未从根本上解决彼此相处之道的问题。随着中国接近实现崛起，美国的对华政策正在陷入新的迷茫，在加强遏制与扩大接触之间徘徊。对世界秩序“权力转移”的本能恐惧导致美国不断释放出错误的信号，将中美关系重新推向地缘陷阱的边缘。
在中国，有学者发出了美国可能“再次丢失中国”的警告。而中国在学做世界大国过程中发生的颠簸表明，她所需要的信任并不能从天而降。
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有希望两国关系好的人，也有希望两国关系坏的人，我相信希望两国关系好的人多于希望两国关系坏的人，但不是所有善良的愿望都能穿透现实的墙壁。
在司徒雷登墓的斜后方，大约50米开外的山坡上，是“海空卫士”王伟的衣冠冢。墓碑右侧，立着他英气勃勃的全身像。在2001年那场深深影响中美关系的“撞机事件”中，这个年轻中国军人的生命划破长空坠入南海。
司徒雷登和王伟属于中美关系的不同时空，他们在杭州安贤园相遇，遥相呼应着向后人发出警示——中美关系仍存在巨大风险，过去的悲哀故事仍不排除会以新的方式重演。
“我们应当谨记如下事实：在历史中，美国政府曾多次干预中国局势，并每一次都以损人不利己告终。一些教训我犹记得”;“我们要脚踏实地，根植于坚实的基本原则，让我们的政策更加真诚，永远可靠”——这是司徒雷登对他的同胞发出的最后忠告。
2016年9月4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欢迎晚宴上致辞时谈到杭州同与会各国的历史联系。他提及司徒雷登：“140年前，1876年的6月，曾经当过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先生出生于杭州，在中国生活了50多年，他的骨灰就安放在杭州半山安贤园。”
过去的事成为过去，未来好好把握。安贤园里，想起司徒雷登寻找归宿的故事，能有比这更好的感悟吗？
在这个有风而凄清的下午，来到杭州城外的半山安贤园。这是一座公墓，占据半山国家森林公园一隅，众多杭邦故人长眠于此，不乏名流。
此次来杭，除了参会，便是顺道来看看司徒雷登墓。
沿着甬道走进深邃的墓园，园方播放的乐曲和着山谷的风声在耳畔回响。司徒雷登墓就在安贤园内文星园的角落里，被松柏和花束簇拥着。那些黄白相间的花束，从所附卡片上的文字看，多来自一些老人，他们自称“燕大校友”。
半人高的黑色大理石墓碑上镶嵌着司徒雷登的照片，墓志只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旁边饰以白色和平鸽浮雕。
他的故事，与这个国家有理不清的情愫。
他是美国人，生于杭州，在中国生活了56年，做过传教士、记者、学者，创办了燕京大学，抗战期间因为掩护师生撤离北平坐过四年日本人的牢，战后当上了美国驻华大使，自诩“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美国人”，1949年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望和无效接触后奉华盛顿之命回国，因在途经夏威夷时擅自发表谈话被美国国务院禁言，后来还背着“同情共产主义”的“罪名”受到臭名昭著的“麦卡锡运动”整肃，至1962年落寞而死，遗愿归葬燕园，但那时的中国已无他容身之地。
“燕园”就是燕京大学。1919年，司徒雷登受美国长老会之托在华筹办燕京大学。“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这句基督教色彩浓厚的话是司徒雷登为燕大定下的校训。燕大在1951年的全国院系调整中归入北京大学。
唐克扬所著《从废园到燕园》一书详细介绍了司徒雷登及其友人筹办燕京大学的过程，其中记载了中国年轻历史学者洪业协助司徒雷登在美筹款时发表的一段演讲：
“中国已经不再沉睡了，民族意识正在那里迅速增长。不出数年，她就会于各国中争取她的地位”，“什么将主导这广袤国度的进程？在未来东西方之间会有一场冲突，还是它们会融合成一个更伟大的文明？”“毫无疑问，中国的明天将取决于今天学校中的这群孩子，教育，唯有教育，才是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
洪业的理念与司徒雷登不谋而合，这恐怕是他能够成为司徒雷登密友的重要原因。我宁愿相信司徒雷登至少在这方面是真诚的。
1949年8月，司徒雷登撤离中国，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发表前夕。毛泽东在他的名篇《别了，司徒雷登》里将司徒雷登与二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划上等号，写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夹起皮包走路。”
返美后仅三个月，司徒雷登中风半身不遂，他的义子、私人秘书傅泾波把他接到自己家中照料，并且在司徒死后履行承诺为其归葬燕园奔走。傅泾波终未亲见得偿，1988年临终前立下遗嘱，委托儿子傅履仁完成司徒的遗愿。
傅履仁在美国陆军少将、麦道公司驻中国区总裁、百人会会长等不同工作岗位上继续推动“归葬”，为此写给中国领导人和各界人士的信件累积厚达上千页。傅氏父子的坚持，其实是司徒雷登故事里最令人动容的片段。
2008年11月初，经中国政府首肯，司徒雷登的骨灰被送回中国，由美国驻华使馆派专人专车护送至杭州半山安贤园。17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在安贤园举行简短的安葬仪式，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出席。这时距司徒雷登离开中国已有59年，离傅泾波过世也已20年。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提及，2006年的某天，傅履仁作为新任百人会会长与访美的浙江省代表团会面时提到了司徒雷登归葬一事。
即便最终回到中国，司徒雷登与他的夫人路爱玲仍南北相望。路爱玲1926年在北京因病去世，葬于燕园。
导致司徒雷登遗愿迟迟不能实现的，原因之一是“时间不对”。
司徒雷登离开中国后，中美关系的时钟停摆了。两个原本在太平洋战场上携手作战的盟友分列不同的冷战阵营，彼此对立。直到基辛格访华，时间重新开始流淌。司徒雷登作为被挑中的政治符号，以个人之轻承受历史之重。
然而历史毕竟是由人书写的，好比莎士比亚的名言，“就像黑夜跟随白昼，他也不会欺骗他人”。司徒雷登在自传《在华五十年》中引用了这句话。
司徒雷登承认，1947年，面对中国的变局，美国的对华政策处在犹豫中。司徒雷登是主张对华采取更清晰政策的，1947年初他在南京与即将奉调回国的马歇尔将军话别时把这种“清晰”阐释为，积极支持国民政府，同时推动中国的改革，如做不到，则从中国国内事务中撤出，只保留正常的外交关系。
也许是出于一名“中美国人”和职业教育家的本能，他长期主张“教化”中国，还说“一生的经验告诉我，聪明的中国人什么都能学会，如果美国虚心给予，诚心帮忙，中国人就能真正感激这些教育的努力”。
如果放到现在，司徒雷登会成为对华接触派的领军人物，然而他只属于他那个时代，阶级和民族立场的局限性阻止他对时局形成更清醒的认识。
司徒雷登离开中国后的境遇，使人联想到当年美国国内那场持续了两年有余的“谁丢失了中国”的讨论，那实际上是一场对美国对华乃至对外政策的反思。导致当年“丢失了中国”的，其实是美国精英阶层对中国整体社会状况和变革趋势的误判，对中国最广泛人民群众的冷漠。
源于官僚主义和党派政治的“犹豫”病没有得到根治，直到今天也还是美国对华政策和对外战略的困扰。这个国家对别国内政总是有着细致的观察，但却过于自信和傲慢，大行机会主义，并不擅长将获得的信息转化为对大势的整体和长远把握，往往走进历史错误的一边，司徒雷登不幸成为这种战略误判和政策破产的牺牲品。 今天的中美关系，换了容颜。司徒雷登在华50年个人投入最多的教育和人文领域交流重新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源动力。中美两国不仅确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为深入的大国利益交融格局，而且在相互交流和借鉴中共同发展和进步。
2015年，中国在美留学人员超过30.4万，在华美国学生为1.35万人。两国旅游往来人数超过475万人次，两国之间每周直飞民航班机320多架次。
有人才有国家，才有国家间关系。中美关系中人的因素重新被激活，这应是司徒雷登如果在天有灵最可感到欣慰的。
然而，中美两个大国仍未从根本上解决彼此相处之道的问题。随着中国接近实现崛起，美国的对华政策正在陷入新的迷茫，在加强遏制与扩大接触之间徘徊。对世界秩序“权力转移”的本能恐惧导致美国不断释放出错误的信号，将中美关系重新推向地缘陷阱的边缘。
在中国，有学者发出了美国可能“再次丢失中国”的警告。而中国在学做世界大国过程中发生的颠簸表明，她所需要的信任并不能从天而降。
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有希望两国关系好的人，也有希望两国关系坏的人，我相信希望两国关系好的人多于希望两国关系坏的人，但不是所有善良的愿望都能穿透现实的墙壁。
在司徒雷登墓的斜后方，大约50米开外的山坡上，是“海空卫士”王伟的衣冠冢。墓碑右侧，立着他英气勃勃的全身像。在2001年那场深深影响中美关系的“撞机事件”中，这个年轻中国军人的生命划破长空坠入南海。
司徒雷登和王伟属于中美关系的不同时空，他们在杭州安贤园相遇，遥相呼应着向后人发出警示——中美关系仍存在巨大风险，过去的悲哀故事仍不排除会以新的方式重演。
“我们应当谨记如下事实：在历史中，美国政府曾多次干预中国局势，并每一次都以损人不利己告终。一些教训我犹记得”;“我们要脚踏实地，根植于坚实的基本原则，让我们的政策更加真诚，永远可靠”——这是司徒雷登对他的同胞发出的最后忠告。
2016年9月4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欢迎晚宴上致辞时谈到杭州同与会各国的历史联系。他提及司徒雷登：“140年前，1876年的6月，曾经当过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先生出生于杭州，在中国生活了50多年，他的骨灰就安放在杭州半山安贤园。”
过去的事成为过去，未来好好把握。安贤园里，想起司徒雷登寻找归宿的故事，能有比这更好的感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