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日本政府动作频繁。1月28日，日本文部科学相下村博文宣布，修改初高中“学习指导要领”，把“竹岛”（韩国称“独岛”）和钓鱼岛明确写为“日本固有领土”。安倍在瑞士达沃斯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散布“拜鬼无害论”，把靖国神社说成是“一个纪念所有的阵亡将士的纪念碑”。在接受美国《外交》杂志采访时，甚至提出“参拜靖国神社与美国总统参拜阿灵顿国家公墓类似”的谬论。为此，美国华盛顿非营利组织“亚洲政策焦点”主任考特勒1月16日在《国家利益》杂志撰文指出，靖国神社将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理想化，而阿灵顿公墓却记录了美国持续的伤痛。犯有战争罪行的人不能安葬于阿灵顿公墓，而靖国神社则通过供奉战犯“默默地否认了战后国际和日本国内的法律基础”。
　　近来日本领导人还在不同场合宣扬“中国威胁论”。1月22日，安倍在达沃斯论坛讲话中表示，目前的中日关系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与德国的关系——广泛的贸易联系并不能阻止战争的爆发。中国外长王毅驳斥其为“时空错乱”。其实真要以史为鉴就不难看出，日本正是借助1902年的《英日同盟条约》，先后发动日俄战争、吞并朝鲜、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并最终挑起太平洋战争。
　　曾经担任过五年驻日大使的中国外长王毅认为当前中日关系“很不好”。值得注意的是，新一轮中日关系低谷有了新特点。
　　首先，中日结构性矛盾凸显。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被很多国际政治学者看作是中日关系转冷的关键性节点。这似乎印证了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声称的“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日本借用“修昔底德陷阱”为重整军备找借口。其实与通常认为的日本经历“失落的20年”的看法相反，日本同样表现出令邻国不安的强力“崛起”姿态。一方面是军事“崛起”。美国像二战前扶持德国一样把日本培养成为独当一面的制衡中国的战略伙伴。另一方面，日本“政治崛起”的态势明显。在美国明里暗里发出支持日本成为“正常国家”信号的鼓励下，日本在修改宪法和尝试“入常”方面变得积极。而安倍执政一年来，“安倍经济学”取得成效，也为日本的政治和军事“崛起”打下基础。正因为在东亚出现中日两个大国“相互崛起”的结构性变化，导致旧有国际秩序面临挑战。
　　第二，右翼思维意识形态化。几年之前，右翼言论还被看做少数日本政客的“赌气话”。但安倍上台后，右翼思维越来越主流化。日本领导人屡次参拜靖国神社是在向世人暗示，他这样做的合法性不是来自于“和平宪法”，而是来自于军国主义时代历史传承的旧权威。巴林顿·摩尔在《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一书中认为，民主是意见不可调和的产物，高度一致的民意很可能导致独裁。靖国神社则被看做日本右翼极力维护的“国体”所在，一旦右翼主导修宪，并利用高度一致的民意恢复旧体制，军国主义就有可能复活。希特勒利用民主程序修改“魏玛宪法”就是明显的例子。
　　第三，绥靖政策隐忧浮现。绥靖主义的本质是隐蔽在和平面具之下的阴险的政治圈套。1925年英国外交大臣奥斯丁·张伯伦签订《洛迦诺公约》是绥靖政策的起点，1938年奥斯汀的弟弟、时任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签署的《慕尼黑协定》是绥靖政策的高潮。绥靖主义的要害其实并不是“和平主义”的妥协，而是西方大国在某种意识形态的指引下，把战争祸水东引。德国通过《洛迦诺公约》加入国联，顺利“入常”，当时英国驻美国大使霍华德兴高采烈地宣称《洛迦诺公约》“打击了共产主义”。如今日本也寻求成为“正常国家”，并反复强调自己是西方的盟友。美国让日本冲锋在前，对华采取“离岸制衡”战略，本质上也是绥靖政策的表现。
　　日本《周刊宝石》认为安倍外交的特征就是利用“中国威胁论”，随心所欲地推行扩军修宪等政策。当历史学家围绕着二战爆发的原因究竟是德国法西斯的叫嚣还是美英和平主义者的妥协而争论不休之时，你是否相信日本某些政客宣称参拜靖国神社的目的是为了发誓“永不再战”？任何政治家都不会以“发动战争”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石，而恰恰相反，绝大多数战争都是以“维护和平”的名义展开，一边打着“和平”旗号一边向军国主义迈进往往是最具有迷惑性的，也是最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