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都是国家中枢机构的所在地，政令的发出地，它肯定是政治中心，但却不必是经济中心。在古代中国，国都的功能在于守卫政权，对外抵御外敌，对内防止叛乱，还要便于地方治理。然而，维持政权的正常运转，必须要有强有力的经济支撑，如粮食、布匹以及其它物资。因而，中国古代国都迁移呈现出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政治中心追随经济中心。
　　如果考察古代国都的变迁，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规律，就是由西而东，由北而南，大致经历了西安、洛陽、开封、南京这样一条路线。这一变化，和古代中国经济重心向东南移动的趋势一致。
　　中国的大一统时代，秦汉、隋唐，定都于关中地区，是因为直到唐初，北方地区是中国的经济重心所在。关中沃野千里，号称“八百里秦川”，水利条件优越，农业基础雄厚；在地理上也便利于对西北、西南地区的控制，成为汉唐间国都的首选。然而，至唐前期，关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已落后关东地区。水利的破坏，严重制约了关中地区农业的发展。都城人口的增加，进一步加剧了粮食供应危机。盛唐时期，长安总人口约70万，其中皇室及服务于皇室的宫女、宦官、工匠乐户、奴婢约15万人，各级官吏、军队约15万人，再加上往返于京师的流动人口，使得长安的粮食供应极为紧张。隋唐制度，科举考生需到长安应考，等待任命的考核的官员也需要到长安等待铨选，每每这两种人聚集到长安时，都会影响到长安城的粮食供应和物价平稳。张九龄曾感慨：“每岁选者动以万计，京师米物为之空虚”。
　　与关中相反，华北平原与江南地区，在地理上更适宜于农业发展，经济地位逐渐攀升。天宝元年，洛阳所在的河南道的人口数量是长安所在的关内道的两倍多；关东地区的河北道，人口也将近关中地区的1.8倍。关中地区薄弱的经济地位严重威胁了政权的安全，并加剧了长安对关东地区的依赖，冲击了李唐王室的“关中本位”政策。每当长安缺粮，隋唐皇帝往往被迫迁于东都洛阳办公，以便通过运河获取漕粮，因而有“逐粮天子”之说。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到东南地区，唐中央政府对漕运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德宗时，因为长安遭遇干旱，粮食枯竭，禁军因为缺粮哗变，德宗与太子相拥而泣。当得知从扬州运来的粮食即将到陕，德宗无法自抑地抱住儿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至北宋时期，随着对东南地区财赋依赖程度的加深，不得不定都于无险可守的开封，依靠“漕运四渠”获取其它地方，尤其是东南地区的财赋资源，以维持中央政府的运转。南宋和明初，则直接定都东南，即现在的杭州、南京。
　　元、清两代，游牧、渔猎民族入主中原，地域博大，为了便于对全国的控制，定都于北京。明成祖“天子守边”，亦定都于北京。然而，这依然不能摆脱政治中心追随经济中心这一规律。为了获取南方的经济物资，元朝开通了京杭运河，明清更是视漕运为经济命脉。
　　明清京杭运河北接海河平原，南接长江中下游平原，中间经过的却是海拔较高的山东丘陵，所以整个运河处于一种中间高南北低的状况，仅仅依靠自然水系，显然无法满足行船水量。为此，明朝时期，修了一个大坝，把淮河拦腰截断，将淮河水引入运河，才勉强保证能把船浮起来，要知道，整个运河平均水深不到1.5米，船只主要靠纤夫人力拉动。引淮河水入运河的做法，直接改变了淮河两岸的自然生态，一方面汛期淮河上游来水不能及时入海，造成洪涝灾害。如今的洪泽湖，就是切断淮河后形成的人工水库。另外一方面，干旱时为了保证漕运，又不得引水灌溉，以防运河水量不足，从而又加剧了两岸的旱情。明清以后，淮北地区成为水旱灾害频仍之地，原因就在于此。马俊亚教授称淮北地区为“被牺牲的局部”。
　　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占领镇江、瓜洲，切断漕运，扣押漕船七百多艘，“天庾之供”被切断，清政府被迫迅速签订了《南京条约》。太平天国定都南京，蒋介石北伐之后亦定都南京，其原因就包括对南方经济的依赖。
　　中国国都的变迁，究其原因，是政治中心追随经济中心，而非经济中心追随政治中心。国都本身是否从事经济生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够获得足够的经济物资，不管是本地生产的，还是外地生产的。在中国古代大多数时候，国都都是经济资源的获取者，而非生产者。
　　这一状态的改变，是1949年后。“一五计划”期间，工业化成为整个国家的工作重心，首都自然要起到表率作用。1953年的首都规划草案中重点指出，首都不仅应是政治中心，亦需成为强大的工业基地。北京当时薄弱的工业状况，和首都地位不能相称，因而要对北京城进行根本性的改造，把北京从一个消费性城市，变为一个生产性城市。此后，北京布置了一大批工业企业，成为继辽宁之后中国最工业化的生产性地区。改革开放以后，北京逐渐淡化工业基地地位，核心城区开始去工业化进程，逐渐回归其政治中心本色，并延续至今。
　　（金卫东荐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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