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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路
岳阳在湖南，岳阳路在上海——位于桃江路、肇嘉浜路之间，南北向，长九百米，宽十五米，属上海市六十四条永不拓宽的风景街道之一。沿路有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生命科学图书馆、法国领事馆、东正教堂、好望角大饭店、教育会堂、上海中国画院、上海科技大学。附近有湖南路、衡山路、上海音乐学院、襄阳公园……
在岳阳路自然而然想起岳阳，想起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想起杜甫《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想起范仲淹《岳阳楼记》：“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无异——孟浩然、杜甫、范仲淹，以及出现于岳阳路、汾阳路、桃江路三条路交叉处的小花园里的普希金，“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无异。异国异代的诗人们，聚会于这条上海小街，对语言、自由、美的深情，贯通无异。
当然，三角形小花園里的普希金，呈现在大理石和铜中，比呈现于血肉中更持久——“俄国诗人普希金纪念碑”，一行金字，镌刻碑身。普希金面对一座东正教教堂，如面对祖国。“我为自己竖立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在人民走向那里的小径上寸草不生。/我将世世代代为人民所喜爱，/因为我唤醒他们善良的心脏。/在这严酷的时代，我讴歌自由，为那些倒下的人祈求深情。”这是普希金《纪念碑》中的句子。诗人的自信，缘于对诗之力量的信心。
这座雕像前后建设三次。首建于1937年，由来华避难的近两万名俄罗斯侨民捐资建设，毁于1944年日本军队之手。1947年重建，毁于1966年。1987年重建，在普希金逝世一百五十周年之际。如此遭遇，普希金或许存在预感——一个诗人，只能用诗这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来筑牢自由和深情。岳阳路、桃江路、汾阳路，寸草不生地涌向普希金纪念碑。人流车流环绕诗人，如同他热爱的、汹涌着自由元素的大海，环绕一座伟大的岛屿。
秋日的一个下午，我来到这座三角形小花园。普希金平视前方。俄罗斯诗人茨维塔耶娃在《我的普希金》一文中，描述了自己幼年乃至一生与她家门前那座普希金铜像之间的关系。那是一座黑色铜像，普希金右手永远拿着一顶礼帽，等待这个小女孩到来。茨维塔耶娃爱上他积雪或落霞的肩膀，也爱上那肩膀里的黑色——在俄语中，也像在汉语中，黑色一概意味着悲伤、深沉、隐痛。
我眼前是上海的普希金，也沉浸于黑色、一小块头颅形状的黑夜。他对代表春天和爱的绿色，感到沉重、痛苦和陌生，呼吁：“请给我狂暴的风雪，还有那幽暗的漫长冬夜。”因维护尊严和爱情而死去，在1837年2月一个落雪的傍晚。两个旁观者把受枪伤的普希金架上雪橇，一个持枪者仓皇逃离，这一场面构成的油画《决斗》，就挂在茨维塔耶娃母亲的房间里，像一个寓言和预言——幽暗和冷意就伴随这个女孩一生了，从童年直到自杀，像普希金那样彻底进入“幽暗的漫长冬夜”。
普希金、茨维塔耶娃极其相似：
都那么热爱着爱情。伟大的诗人似乎都是从对一个人的爱出发，唤起对爱人所处其中的广大尘世的眷恋和痛惜。
都在大量诗篇中爱着爱情。“普希金以爱情感染我，以爱情这个字眼感染我。”（茨维塔耶娃语）比如，《致凯恩》：“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在我眼前出现了你，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有如纯洁至美的精灵。”这是普希金再一次遇到25岁的少妇凯恩时送她情诗中的前四行——他19岁初见18岁的少女凯恩时就爱上她。凯恩后来活到80岁，墓碑刻着上述四行诗。这首情诗已被谱曲，成为著名的俄罗斯情歌《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
都非正常地结束一生，在语言里获得永恒……
伟大的爱情和情诗，都有能力脱离具体抒情对象而及于万事万物——普希金的情诗，也是在献给诗神、语言之神。作为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奠基者，普希金被别林斯基称为“俄罗斯第一位诗人、艺术家”。诗人的命运，就是语言和人类的命运。
坐在岳阳路上一个小酒吧，看普希金，翻一本摄影集《俄罗斯人在上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主义，也送来数万俄罗斯贵族和犹太人。这本摄影集中的一百余幅黑白老照片，记录了20世纪初期被朝鲜、日本拒绝接纳而辗转来到上海的俄罗斯侨民的生活：停泊于外滩的俄罗斯轮船，皮革店里的模特，理发店里的豪华旋转椅，俄罗斯餐厅里的聚会，花园婚礼，教堂葬礼，草地音乐会，跑马场上的春风薄衫，医院外科大夫口罩难以掩饰的高鼻子，面包店销售员，石库门弄堂里拉手风琴的美丽女孩……他们爱上海，并使这座城市加强了混血的美——普希金铜像附近的淮海路，或者说霞飞路，因俄罗斯店铺众多、罗宋汤味道飘扬，而被上海人呼作“罗宋大马路”。
其中一张照片，是众多俄罗斯侨民与刚刚落成的普希金纪念碑合影——一个诗人，站在最高处。“没有幸福可言，只有自由和平静。”普希金的这句话大约正回旋于这些侨民内心。具体、现实的自由和平静，胜过虚无、抽象的幸福，无论对于普希金、茨维塔耶娃，多年前的俄罗斯漂泊者，还是对于今天的我——自由如大海吧，平静如岳阳路吧，但也多么难，像这一座诗人纪念碑的废与建。
普希金身后的花园里，一个流浪者在躺椅上昏昏欲睡，脚边是破烂不堪的行囊。他大约不知道普希金，也不知道附近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厅正在演出根据普希金诗篇改编的歌剧《黑桃皇后》。花园旁，一个临街小店的匾额上写着“剌青”，巨大落地玻璃窗内，似乎正有人在接受颜料和针头对身体局部的改变。街道边树木青葱，也像岳阳路腰部、少年腰部刺青而出的图案？
从中国到俄罗斯，倘若没有孟浩然、杜甫、范仲淹、普希金、茨维塔耶娃们一代又一代诗人在纸上剌青，这人间将多么荒凉，像流浪者昏睡在躺椅上……
徐家汇
晚明徐光启家周围的流水，汇聚于此、汇聚于今。 400年前，文渊阁大学士、科学家徐光启，在此地建农庄别业，从事农业实验并著书立说，逝世后也安葬在这里。后裔繁衍生息，此地渐成集镇，初名“徐家厍”，后逐步成为上海市区中心。当然，那些最初的纵横河道，早已被填充成密集道路——汽车、电车、行人、地铁，这些事物冒充浪花或者深流，继续奔涌，安慰着长眠于光启公园内的徐光启。“虹桥路”、“漕溪北路”、“肇嘉浜路”、“天钥桥路”等路名，委婉泄露出这些道路与古代河流之间的裙带关系——那些明代小船上的裙子和衣带，关系着今天跑车内的长袖短衫，但当代英雄与美妇不知不觉，流连闪烁于徐家汇公园及商圈。
徐光启当然没有来过徐家汇公园。此地曾经为大中华橡胶厂，现在只留下一个烟囱作为纪念标志——纪念工业时代的火焰与气息。公园周围道路上的汽车橡胶轮胎汹涌奔流，还能不能使这个冷寂的烟囱，想起如烟往事？公园一角，有民国时期著名的百代公司小红楼。这座保护建筑，如红色大花朵，永远不会凋谢了——曾经出出进进这一小红楼灌制唱片的周璇、白光、李香兰们，早已演变成了蜜蜂、花香、虫鸣？唱片般的月亮升起在公园上空，会重现30年代的沙哑、委曲、萬端柔情……
公园风景如画：练瑜伽，野餐，喂鱼，读书，接吻，拉手风琴，拍婚纱，坐在婴儿车或轮椅里懵懵懂懂、昏昏欲睡……老少游客如画中人，自成一体，但合作，把明代徐光启的菜地、书房、后花园，改变成悲喜交集之地。人生的起点、转折点、终点……在此隐秘交集。草色、鸟叫、风、流水，尝试打破各种明确或隐性的边界，进入我内心来。一个加速向晚年、向大自然过渡的中年人，需要练习如何在各种边界上左顾右盼，而又不会被嘲笑、责备。那大概是一种对万物充满眷恋、无法忘怀的左顾右盼。
徐光启如果在墓地内失眠、醒来，应该对于周围的现代景象感到欣慰——徐家汇教堂依旧传递出福音，太平洋百货、汇金百货、东方商厦、港汇广场内流通着中国制造的电视、电脑等陌生电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中学内使用着徐光启与利玛窦翻译的《几何原本》……
怀着一种对万物人间的无限眷恋，在东西方之间左顾右盼，并决绝地投入到中国的现代性建设中来——徐光启不怀旧，不怀恋用线香和沙漏来计算光阴流速的旧世余辉；瞻前，在利玛窦带来的钟表依稀传达出的西方蒸汽机的无边激动里，朝着子孙的方向、未知的方向，焦虑、张望、呼喊。他的视线如果能够从光启公园内那些大树高枝上的鸟巢里飞出，看到今天的上海、中国、世界在现代化轨道上不断提速，可安息矣！
400年前，对于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依然认为自己处在中央之国，完美的是自己，荒芜的是世界。利玛窦历时八年，从葡萄牙出发，过好望角，经印度，于1583年来到中国，18年后终于获准进入北京、进入紫禁城。万历皇帝躲在帘子后边，听了一段利玛窦唱的西洋歌曲就让他走了，只留下了机心重重的礼物——钟表，在阴暗的宫廷内嘀嘀嗒嗒循环奔走。
试图把中国皇帝改造为教徒的利玛窦，只好把目光投向了徐光启等开明的中国知识分子。
徐光启洗了洗手上在漕溪或肇嘉浜附近菜地沾上的泥巴，推开几案上的四书五经：“中国自古不缺少闲散雅致之人，让他们去读这些经书吧。我来做一个务实的俗人。”儒士打扮的利玛窦，每天来到徐光启的府邸，帮助徐光启琢磨“角”、“点”、“线”、“面”、“平行线”、“对角线”、“相似型”、“外切”等西方概念的中文对应词汇。利玛窦怀疑这个斯文白皙的中国官员，是否有毅力有能力完成《几何原本》的翻译。一年后，看到徐光启用清晰优美的汉字，完成了六卷本《几何原本》的翻译，利玛窦两眼泪水。那些在徐光启家完成了中国化的西方数学理论，散发出全新的光辉，自晚明迢遥而来，照亮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世界。
我们渐渐认识到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大海以外的地域正日新月异。我们开始把时间看作是徐光启用三角直尺画出的射线、人类应当把握的射线、射向远方某一个目标的线，而不再迷信于“无限轮回”的错觉和神秘上苍的指令，并因此开始有了紧迫感、危机感。“科学与工业技术，我们掌握物质世界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给我们的自由，是古东方精英们之所以会对西方着迷的奥秘。人类，不再是星辰运转或业律的奴隶。”（帕斯《印度札记》）从徐光启开始，中国知识分子不再相信“天狗”一类虚无之物对天空、人心的占有和制约，不再跪在天子面前，而是直起身来，看见大海洗蓝了的那些眼睛和世界。
《明史·徐光启传》：“徐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遍习兵机、屯田、盐策、水利诸书。”利玛窦死后埋在北京郊区。徐光启长眠在上海故园。一中一西，两个知识者相遇了，合力开启晚明以来国人的心智尘封之门，让我们看见那外部世界的光正从门缝里使劲挤了进来，逐步扩大那光芒的领域。
光启！
光启公园，徐光启墓地，一个巨大的圆形土丘如同灯盏，坟墓上长满各种植物如同四季葱茏的光线，照亮徐家汇、上海、中国，以及无数从蒙昧中逐渐醒来的脸……
1933老场房
1933年英国工部局建设的宰牲厂遗址，现为虹口区创意产业园。位于外白渡桥偏北的溧阳路、海宁路交叉处。
古罗马巴西利卡式风格。钢筋混凝土结构，五层，四面厂房与庭院中间的塔楼结合成一阔大的“回”字形院落。上海早期不多的几部英式老电梯，依然运行。人畜分离——那“回”字形院落里内外大小两个“口”字之间的空白处，是盘旋上升的昔日牛道——牛群被鞭策、旋转进入上下五层不同类型屠宰间的道路，粗糙，以增加牛蹄的摩擦力。牛道与屠宰间之间，由26座斜桥凌空联结，但宽窄各异，使牛可根据自身宽窄自动分流，然后分崩离析成不同的牛肉制品，供应当时整个上海市场。
我没有乘电梯，像牛一样喘息，沿牛道盘旋上升。试了试那些宽窄各异的死亡之桥，我都能轻松通过——幸而那些屠宰间早已变形成为了餐厅、咖啡馆、动漫车间、珠宝店、画廊、婚纱摄影室、小剧场、老家具店……就暗暗松了一口气。 二层、三层之间有法式旋梯，仅一人宽左右，弧形优美，像穿大摆长裙的女子在激烈旋转身体——这是为屠宰工特设的逃生通道：当动物进入屠宰间惊慌失控、愤怒奔窜时，工人可循此逃避牛群攻击。现在，我看见恋人们一对一对沿这法式旋梯一涌而下、练习逃生——依靠爱情，逃避生存的隐秘攻击。
在楼顶站了很久。脚底下是五楼，新改造而成的巨大展示中心，正举行某著名品牌汽车的新款发布会，影星和名车相依相偎，美色与财富生死与共。音乐充满动感，使楼顶、脚底也微微波动了。我看周围旧公寓，人们在墙壁上一个巨大的“拆”字周围进出、洗菜、接吻、吹口琴、抱孩子、晾衣服、搓麻将、喂鸽子、发呆……他们的旧生活将被拆掉，分崩离析，像一头牛，在另一个地址转换成新形式、复活出新能量。一个正在阳台上洗头的女人，抬脸，眼神很潮湿地打量我，会不会把我也当成一头隐遁在宰牲场楼顶的1933年的牛？
在底楼的咖啡馆里喝牛奶。墙体异常浑厚——双层墙壁，其间中空，以便在炎热的夏天依然可以维持较低的温度，保鲜，这是设计师在尚未出现空调的年代里的妙思巧构。我注意到，咖啡馆乃至整个院落，只有西墙开设镂空水泥花格窗，与上海常年风向相一致，便于空气流通——东海上的风沿着黄浦江，吹来，然后吹向西方极乐世界，供动物死后尽快完成轮回和超度。
20世纪50年代，这座宰牲场结束使命，转变为一家国营药厂。2006年，这里成为游客不绝的产业园。现在，夏季某日，我出现在底楼这一咖啡馆的阴凉里——让思想和生活保鲜半小时。
老码头
老码头：十六铺轮渡遗址。
无数名人凡人由上海到异乡异国漂泊，起点在这里。杜月笙，浦东一个农家孩子，进上海滩卖水果而后成为大亨，起点在这里。
某日，与朋友在此共进午餐。餐厅由杜月笙当年的一个巨大仓库改造而成。黄浦江在窗外蜿蜒而过。码头、仓库、船、工人、商人……旧日十六铺地区的贸易景象，已转换为游客、导游、婚纱摄影师、模特表演、餐厅、酒店等元素组合而成的当代景观。石库门风格的院落里，旅行社的三角旗缤纷密集如花朵绽放。
我们坐在餐厅（仓库）一角，灯，从屋顶垂落，照耀桌面的食品、茶、一本介绍这个餐厅的小册子—小册子上的黑白人物照，是杜月笙，旧时代旧生活的主人公。照片中的他，有教书先生的气质——他一生的梦想，就是把自己的黑帮气、无赖相掩盖掉，从姿态上与黄金荣、张啸林这两个流氓大亨拉开距离。他家客厅里挂一幅对联：“读古人书，友天下士。”他要求随从都穿长衫，手握扇子，说书面语。他对一个文人朋友说：“你原来是一条鲤鱼，修行五百年跳了龙门变成龙，而我呢，原来是条泥鳅，先修炼了一千年变成了鲤鱼；然后再修炼五百年才跳了龙门，倘若我们俩一起失败，你还是一条鲤鱼，我，可就变成泥鳅啦！你说我做事情怎么能不谨慎呢？”站在十六铺码头眺望未来，一个黑帮头目充满了乡下人的卑微和忧伤。
杜月笙留下很多名言。“做人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情面。”他想把这三碗面都吃好，把上海滩看成一个大面馆，让周围的厨师、跑堂、食客都来喝彩、尊重。“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他就一夜别想睡觉了。闭眼，梦见自己上半身军装、下半身短裤的打扮。身份焦虑。一个在江湖上威风凛凛的大佬，却认为自己是夜壶型的人——只能藏在床下接纳便溺，而不能像茶壶、咖啡壶、高脚酒杯那样，堂皇出现在客厅、餐厅。
人，复杂。比如，我，内心软弱，却总试图练习流氓腔调来与人周旋，以此预防、震慑现实生活的潜在侵袭，却往往被人识破——揣一支笔的人，与揣一把匕首的人，眼神、步姿、语调，差异巨大。当生活出现了麻烦和漏洞，我尝试戴墨镜、叼一支烟，期望侧面听到别人嘀咕“这个家伙阴险凶恶”，以便强化一丝安全感，缓解一分身份的焦虑。
老码头是外滩风光带的一个节点—_外滩，当年租界留出的供纤夫们伏身背纤的道路，如今，像纤绳，在拉动上海这艘大船，进入广阔的现实和汹涌的未来。夜幕降临，看对岸东方明珠塔、金贸大厦、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这四座愈来愈高、愈来愈强势的建筑，正朝着月亮的子宫里喷吐群星的精子——黑夜的母腹，正怀孕、产出一个新黎明……
老上海位于上海？老上海告别了上海？
1949年，杜月笙带着家眷由十六铺码头去了香港。这个与国民政府、新四军都有过深深浅浅明明暗暗合作关系的人，一个抗日的人，选择了大陆和台湾之间的香港，作为晚年的栖息地、葬身之地。
目前，杜月笙的仓库外形仍在，内涵已变。坐在仓库一角，我像一个装满了几十年陈粮杂念的旧麻袋？
岁月，终将把我扛起来，沿着码头上的栈桥，扔进墓地般的船舱和大海……
车墩
21世纪了，若欲目睹秦汉传奇、唐宋风骚、明清人物、民国景象、抗日烽火，只能在影视基地。比如，上海车墩影视基地，位于松江区境内。周围是G15、G60高速公路，工业园，居民区，黄浦江。
一座造梦工厂，制造美梦或噩梦。
在车墩影视基地内闲散游走，看八个剧组在拍戏。其中，五个剧组在“抗日”。午休，“日本鬼子”与“八路军”女战士站在一起吃盒饭、谈笑，景象怪异。一个抱着婴儿的女游客，走过“日本宪兵司令部”门前，目光、脚步都有些犹疑。突然，婴儿哇哇大哭。女游客赶紧转身小跑到了河边，婴儿平静下来——恐惧，也能遗传？我远远绕开“日军哨兵”和三轮摩托车，绕不开周围时时响起的枪声。剧务人员在小路上泼洒著搀杂有红墨水的液体，冒充血迹。李安的《色戒》曾在这里拍了部分镜头：南京路，电车，咖啡馆，石库门，学生集会，汤唯穿旗袍在苏州河边步行，粱朝伟戴墨镜在小汽车里偷窥……
站在这条虚拟而出的南京路上，等待有轨电车。这条路显得狭窄了一些，产生艳遇、奇遇、悲惨遭遇的可能性更大？环顾四周贴满花花绿绿旧广告的建筑物，并不巍峨，且逻辑关系混乱：百乐门舞厅的拐角处是大光明电影院，徐家汇大教堂对面是马勒别墅……符合梦境的逻辑。这些建筑物内部空空荡荡，充满无限可能性。未完成。一切能够想象出的故事，都可以在这空间里发生。像一个体格发育尚未完成的少年，前途不明。沿街部分建筑其实仅仅是一堵外墙而已——它也是演员，在表演建筑物。透过这种“伪建筑”的窗子，窥测其内部隐秘，却看到了池塘、草地、怪鸟般飞翔的摇臂摄像机！就怀疑自己处于梦境中了——把衣服内外翻转（让口袋舌头一样露出、针脚伤痕一样延伸）、身体内外翻转（让心脏、肠胃、血管、隐私、情感暴露在阳光下，让眼睛、表情、语言消失于幽暗中）的梦境——噩梦。 吱呀作响的阁楼楼梯上涌出一群服饰新潮、嵌金镶玉的漂亮女人，匆匆走出铁路街，款款出现于附近花园、酒吧，这绝对不是“人咬狗”一类晚报新闻，而是“狗咬人”般的日常生活片段——她们甚至怀抱着五颜六色的不会咬人的宠物狗。对于这片区域的复杂性，我缺乏认知能力。每天从地铁站出来回到我家的捷径就是这条小街，但妻子往往避开，绕一个大弯子回家。她说：“这条街上大白天也有穿着睡衣晃来晃去的人，好像始终生活在夜晚里似的，又好像这条街上的人都是他们家亲人似的。”穿着睡衣散步，是裸体入梦之前的一个过渡环节。他们有理由穿着睡衣在铁路街晃来晃去，因为暂时还没拥有客厅。甚至已经失业，令他们兴奋的事情已经非常有限——春节期间，整条铁路街都仿佛穿在一件巨大的睡衣里，站在被四周玻璃幕墙反射的太阳下，有一些寂寞、无聊。
铁路街的角落里总有躲避风吹的饮料罐、塑料袋、旧报纸，在冒充果实、落叶、雪。或者说，是果实、落叶、雪在以垃圾的外形，嘲讽这条小街道上的人，比如我——我只配与这些废弃物、废弃的生活，共处。幸而有几丛腊梅、几棵桂花树，在春秋时节安慰嗅觉，用十五秒钟左右的时间。后来，在别的地方闻到腊梅香、桂花香，我就想起这条铁路街了。像爱过一个女人之后，她喜欢用的某种香水，你在人群中偶然闻到，会突然泪流满面。
现在，春节。铁路街上的菜市场从除夕一直关闭到初五。卖菜者大都是外地农民，回家了。门上贴一幅巨大春联，红纸黑字：“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山珍海味欢迎再来。”那一排简陋狭小的裁缝店、洗衣店、旧书店、修车店，一概停业。一家花店、一家烟酒店尚有顾客进进出出。各家门店也都贴有春联表明营业主旨，比如，理发店贴的春联横批是“从头开始”。
一間按摩房依旧营业。这类场所不需贴上春联，类似于禅宗所说的“不立文字，心领神会”。它透明的玻璃门始终半掩，不开灯，看不清房内格局和“卖相”。偶尔可见皮短裙、高筒靴、红唇、黑眼圈的长发女人站在玻璃门内向外窥望，萌发出一小块微白的光。铁路街上的人们都明白按摩房的暧昧性质，从按摩房前走过时基本能做到正视前方，但略略侧目。幼小的儿子路过此地，困惑，问：“按摩房为什么这么黑呀？”我回答得牛头不对马嘴：“省电……”
站在我家窗口，可以看到铁路街的部分景象，这是一只鸟的角度。无数次站在这暂时属于我的窗口，观察着铁路街的景象如何变迁——窗口的铁栅栏，使我感觉处于鸟笼，安全，自闭——鸟笼被风提在手里。
现在，春节。在铁路街，在这座孤岛一样的大楼里，在这个鸟笼似的两室一厅里过节。客厅电视正在播放新闻：“几十万打工者的离去，使上海市民们感到生活空前不方便起来：抽油烟机没人擦了，孩子没人带了，电视坏了没人修了，钥匙丢了没有配钥匙的人撬门了……但几天之后，他们将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上海欢迎他们。”电视播音员热情洋溢。“打工者”，是城市对于农民身份的工人们的称谓——他们怯怯地敲打着工业的门扉，渴望跨入市民生活的门槛。敲累了，回到乡下去，上海就显得空落、寂寞。
空落、寂寞之中，我斜依在沙发上翻弄一本诗集，眼神刚好落在美国诗人路易斯·辛普森的长短句上：“不管它是什么，它必须有/一个胃，能够消化/橡皮、煤、铀、月亮和诗歌/就像鲨鱼，肚子里有一只鞋子/它必须在沙漠中游好多路/发出的叫声像人声。”
一首论诗的诗，多么像在描写上海这一条铁路街：它是上海这座大海中游动的无数头鲨鱼之一吧？它的胃，巨大，有力，能够消化皮鞋厂、闯入者、铁路、建筑工地、酒瓶、睡衣、阁楼、落叶、饮料罐、旧报纸、花朵、按摩房、寂寞、喧哗、春天……
岳阳在湖南，岳阳路在上海——位于桃江路、肇嘉浜路之间，南北向，长九百米，宽十五米，属上海市六十四条永不拓宽的风景街道之一。沿路有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生命科学图书馆、法国领事馆、东正教堂、好望角大饭店、教育会堂、上海中国画院、上海科技大学。附近有湖南路、衡山路、上海音乐学院、襄阳公园……
在岳阳路自然而然想起岳阳，想起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想起杜甫《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想起范仲淹《岳阳楼记》：“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无异——孟浩然、杜甫、范仲淹，以及出现于岳阳路、汾阳路、桃江路三条路交叉处的小花园里的普希金，“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无异。异国异代的诗人们，聚会于这条上海小街，对语言、自由、美的深情，贯通无异。
当然，三角形小花園里的普希金，呈现在大理石和铜中，比呈现于血肉中更持久——“俄国诗人普希金纪念碑”，一行金字，镌刻碑身。普希金面对一座东正教教堂，如面对祖国。“我为自己竖立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在人民走向那里的小径上寸草不生。/我将世世代代为人民所喜爱，/因为我唤醒他们善良的心脏。/在这严酷的时代，我讴歌自由，为那些倒下的人祈求深情。”这是普希金《纪念碑》中的句子。诗人的自信，缘于对诗之力量的信心。
这座雕像前后建设三次。首建于1937年，由来华避难的近两万名俄罗斯侨民捐资建设，毁于1944年日本军队之手。1947年重建，毁于1966年。1987年重建，在普希金逝世一百五十周年之际。如此遭遇，普希金或许存在预感——一个诗人，只能用诗这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来筑牢自由和深情。岳阳路、桃江路、汾阳路，寸草不生地涌向普希金纪念碑。人流车流环绕诗人，如同他热爱的、汹涌着自由元素的大海，环绕一座伟大的岛屿。
秋日的一个下午，我来到这座三角形小花园。普希金平视前方。俄罗斯诗人茨维塔耶娃在《我的普希金》一文中，描述了自己幼年乃至一生与她家门前那座普希金铜像之间的关系。那是一座黑色铜像，普希金右手永远拿着一顶礼帽，等待这个小女孩到来。茨维塔耶娃爱上他积雪或落霞的肩膀，也爱上那肩膀里的黑色——在俄语中，也像在汉语中，黑色一概意味着悲伤、深沉、隐痛。
我眼前是上海的普希金，也沉浸于黑色、一小块头颅形状的黑夜。他对代表春天和爱的绿色，感到沉重、痛苦和陌生，呼吁：“请给我狂暴的风雪，还有那幽暗的漫长冬夜。”因维护尊严和爱情而死去，在1837年2月一个落雪的傍晚。两个旁观者把受枪伤的普希金架上雪橇，一个持枪者仓皇逃离，这一场面构成的油画《决斗》，就挂在茨维塔耶娃母亲的房间里，像一个寓言和预言——幽暗和冷意就伴随这个女孩一生了，从童年直到自杀，像普希金那样彻底进入“幽暗的漫长冬夜”。
普希金、茨维塔耶娃极其相似：
都那么热爱着爱情。伟大的诗人似乎都是从对一个人的爱出发，唤起对爱人所处其中的广大尘世的眷恋和痛惜。
都在大量诗篇中爱着爱情。“普希金以爱情感染我，以爱情这个字眼感染我。”（茨维塔耶娃语）比如，《致凯恩》：“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在我眼前出现了你，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有如纯洁至美的精灵。”这是普希金再一次遇到25岁的少妇凯恩时送她情诗中的前四行——他19岁初见18岁的少女凯恩时就爱上她。凯恩后来活到80岁，墓碑刻着上述四行诗。这首情诗已被谱曲，成为著名的俄罗斯情歌《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
都非正常地结束一生，在语言里获得永恒……
伟大的爱情和情诗，都有能力脱离具体抒情对象而及于万事万物——普希金的情诗，也是在献给诗神、语言之神。作为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奠基者，普希金被别林斯基称为“俄罗斯第一位诗人、艺术家”。诗人的命运，就是语言和人类的命运。
坐在岳阳路上一个小酒吧，看普希金，翻一本摄影集《俄罗斯人在上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主义，也送来数万俄罗斯贵族和犹太人。这本摄影集中的一百余幅黑白老照片，记录了20世纪初期被朝鲜、日本拒绝接纳而辗转来到上海的俄罗斯侨民的生活：停泊于外滩的俄罗斯轮船，皮革店里的模特，理发店里的豪华旋转椅，俄罗斯餐厅里的聚会，花园婚礼，教堂葬礼，草地音乐会，跑马场上的春风薄衫，医院外科大夫口罩难以掩饰的高鼻子，面包店销售员，石库门弄堂里拉手风琴的美丽女孩……他们爱上海，并使这座城市加强了混血的美——普希金铜像附近的淮海路，或者说霞飞路，因俄罗斯店铺众多、罗宋汤味道飘扬，而被上海人呼作“罗宋大马路”。
其中一张照片，是众多俄罗斯侨民与刚刚落成的普希金纪念碑合影——一个诗人，站在最高处。“没有幸福可言，只有自由和平静。”普希金的这句话大约正回旋于这些侨民内心。具体、现实的自由和平静，胜过虚无、抽象的幸福，无论对于普希金、茨维塔耶娃，多年前的俄罗斯漂泊者，还是对于今天的我——自由如大海吧，平静如岳阳路吧，但也多么难，像这一座诗人纪念碑的废与建。
普希金身后的花园里，一个流浪者在躺椅上昏昏欲睡，脚边是破烂不堪的行囊。他大约不知道普希金，也不知道附近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厅正在演出根据普希金诗篇改编的歌剧《黑桃皇后》。花园旁，一个临街小店的匾额上写着“剌青”，巨大落地玻璃窗内，似乎正有人在接受颜料和针头对身体局部的改变。街道边树木青葱，也像岳阳路腰部、少年腰部刺青而出的图案？
从中国到俄罗斯，倘若没有孟浩然、杜甫、范仲淹、普希金、茨维塔耶娃们一代又一代诗人在纸上剌青，这人间将多么荒凉，像流浪者昏睡在躺椅上……
徐家汇
晚明徐光启家周围的流水，汇聚于此、汇聚于今。 400年前，文渊阁大学士、科学家徐光启，在此地建农庄别业，从事农业实验并著书立说，逝世后也安葬在这里。后裔繁衍生息，此地渐成集镇，初名“徐家厍”，后逐步成为上海市区中心。当然，那些最初的纵横河道，早已被填充成密集道路——汽车、电车、行人、地铁，这些事物冒充浪花或者深流，继续奔涌，安慰着长眠于光启公园内的徐光启。“虹桥路”、“漕溪北路”、“肇嘉浜路”、“天钥桥路”等路名，委婉泄露出这些道路与古代河流之间的裙带关系——那些明代小船上的裙子和衣带，关系着今天跑车内的长袖短衫，但当代英雄与美妇不知不觉，流连闪烁于徐家汇公园及商圈。
徐光启当然没有来过徐家汇公园。此地曾经为大中华橡胶厂，现在只留下一个烟囱作为纪念标志——纪念工业时代的火焰与气息。公园周围道路上的汽车橡胶轮胎汹涌奔流，还能不能使这个冷寂的烟囱，想起如烟往事？公园一角，有民国时期著名的百代公司小红楼。这座保护建筑，如红色大花朵，永远不会凋谢了——曾经出出进进这一小红楼灌制唱片的周璇、白光、李香兰们，早已演变成了蜜蜂、花香、虫鸣？唱片般的月亮升起在公园上空，会重现30年代的沙哑、委曲、萬端柔情……
公园风景如画：练瑜伽，野餐，喂鱼，读书，接吻，拉手风琴，拍婚纱，坐在婴儿车或轮椅里懵懵懂懂、昏昏欲睡……老少游客如画中人，自成一体，但合作，把明代徐光启的菜地、书房、后花园，改变成悲喜交集之地。人生的起点、转折点、终点……在此隐秘交集。草色、鸟叫、风、流水，尝试打破各种明确或隐性的边界，进入我内心来。一个加速向晚年、向大自然过渡的中年人，需要练习如何在各种边界上左顾右盼，而又不会被嘲笑、责备。那大概是一种对万物充满眷恋、无法忘怀的左顾右盼。
徐光启如果在墓地内失眠、醒来，应该对于周围的现代景象感到欣慰——徐家汇教堂依旧传递出福音，太平洋百货、汇金百货、东方商厦、港汇广场内流通着中国制造的电视、电脑等陌生电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中学内使用着徐光启与利玛窦翻译的《几何原本》……
怀着一种对万物人间的无限眷恋，在东西方之间左顾右盼，并决绝地投入到中国的现代性建设中来——徐光启不怀旧，不怀恋用线香和沙漏来计算光阴流速的旧世余辉；瞻前，在利玛窦带来的钟表依稀传达出的西方蒸汽机的无边激动里，朝着子孙的方向、未知的方向，焦虑、张望、呼喊。他的视线如果能够从光启公园内那些大树高枝上的鸟巢里飞出，看到今天的上海、中国、世界在现代化轨道上不断提速，可安息矣！
400年前，对于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依然认为自己处在中央之国，完美的是自己，荒芜的是世界。利玛窦历时八年，从葡萄牙出发，过好望角，经印度，于1583年来到中国，18年后终于获准进入北京、进入紫禁城。万历皇帝躲在帘子后边，听了一段利玛窦唱的西洋歌曲就让他走了，只留下了机心重重的礼物——钟表，在阴暗的宫廷内嘀嘀嗒嗒循环奔走。
试图把中国皇帝改造为教徒的利玛窦，只好把目光投向了徐光启等开明的中国知识分子。
徐光启洗了洗手上在漕溪或肇嘉浜附近菜地沾上的泥巴，推开几案上的四书五经：“中国自古不缺少闲散雅致之人，让他们去读这些经书吧。我来做一个务实的俗人。”儒士打扮的利玛窦，每天来到徐光启的府邸，帮助徐光启琢磨“角”、“点”、“线”、“面”、“平行线”、“对角线”、“相似型”、“外切”等西方概念的中文对应词汇。利玛窦怀疑这个斯文白皙的中国官员，是否有毅力有能力完成《几何原本》的翻译。一年后，看到徐光启用清晰优美的汉字，完成了六卷本《几何原本》的翻译，利玛窦两眼泪水。那些在徐光启家完成了中国化的西方数学理论，散发出全新的光辉，自晚明迢遥而来，照亮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世界。
我们渐渐认识到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大海以外的地域正日新月异。我们开始把时间看作是徐光启用三角直尺画出的射线、人类应当把握的射线、射向远方某一个目标的线，而不再迷信于“无限轮回”的错觉和神秘上苍的指令，并因此开始有了紧迫感、危机感。“科学与工业技术，我们掌握物质世界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给我们的自由，是古东方精英们之所以会对西方着迷的奥秘。人类，不再是星辰运转或业律的奴隶。”（帕斯《印度札记》）从徐光启开始，中国知识分子不再相信“天狗”一类虚无之物对天空、人心的占有和制约，不再跪在天子面前，而是直起身来，看见大海洗蓝了的那些眼睛和世界。
《明史·徐光启传》：“徐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遍习兵机、屯田、盐策、水利诸书。”利玛窦死后埋在北京郊区。徐光启长眠在上海故园。一中一西，两个知识者相遇了，合力开启晚明以来国人的心智尘封之门，让我们看见那外部世界的光正从门缝里使劲挤了进来，逐步扩大那光芒的领域。
光启！
光启公园，徐光启墓地，一个巨大的圆形土丘如同灯盏，坟墓上长满各种植物如同四季葱茏的光线，照亮徐家汇、上海、中国，以及无数从蒙昧中逐渐醒来的脸……
1933老场房
1933年英国工部局建设的宰牲厂遗址，现为虹口区创意产业园。位于外白渡桥偏北的溧阳路、海宁路交叉处。
古罗马巴西利卡式风格。钢筋混凝土结构，五层，四面厂房与庭院中间的塔楼结合成一阔大的“回”字形院落。上海早期不多的几部英式老电梯，依然运行。人畜分离——那“回”字形院落里内外大小两个“口”字之间的空白处，是盘旋上升的昔日牛道——牛群被鞭策、旋转进入上下五层不同类型屠宰间的道路，粗糙，以增加牛蹄的摩擦力。牛道与屠宰间之间，由26座斜桥凌空联结，但宽窄各异，使牛可根据自身宽窄自动分流，然后分崩离析成不同的牛肉制品，供应当时整个上海市场。
我没有乘电梯，像牛一样喘息，沿牛道盘旋上升。试了试那些宽窄各异的死亡之桥，我都能轻松通过——幸而那些屠宰间早已变形成为了餐厅、咖啡馆、动漫车间、珠宝店、画廊、婚纱摄影室、小剧场、老家具店……就暗暗松了一口气。 二层、三层之间有法式旋梯，仅一人宽左右，弧形优美，像穿大摆长裙的女子在激烈旋转身体——这是为屠宰工特设的逃生通道：当动物进入屠宰间惊慌失控、愤怒奔窜时，工人可循此逃避牛群攻击。现在，我看见恋人们一对一对沿这法式旋梯一涌而下、练习逃生——依靠爱情，逃避生存的隐秘攻击。
在楼顶站了很久。脚底下是五楼，新改造而成的巨大展示中心，正举行某著名品牌汽车的新款发布会，影星和名车相依相偎，美色与财富生死与共。音乐充满动感，使楼顶、脚底也微微波动了。我看周围旧公寓，人们在墙壁上一个巨大的“拆”字周围进出、洗菜、接吻、吹口琴、抱孩子、晾衣服、搓麻将、喂鸽子、发呆……他们的旧生活将被拆掉，分崩离析，像一头牛，在另一个地址转换成新形式、复活出新能量。一个正在阳台上洗头的女人，抬脸，眼神很潮湿地打量我，会不会把我也当成一头隐遁在宰牲场楼顶的1933年的牛？
在底楼的咖啡馆里喝牛奶。墙体异常浑厚——双层墙壁，其间中空，以便在炎热的夏天依然可以维持较低的温度，保鲜，这是设计师在尚未出现空调的年代里的妙思巧构。我注意到，咖啡馆乃至整个院落，只有西墙开设镂空水泥花格窗，与上海常年风向相一致，便于空气流通——东海上的风沿着黄浦江，吹来，然后吹向西方极乐世界，供动物死后尽快完成轮回和超度。
20世纪50年代，这座宰牲场结束使命，转变为一家国营药厂。2006年，这里成为游客不绝的产业园。现在，夏季某日，我出现在底楼这一咖啡馆的阴凉里——让思想和生活保鲜半小时。
老码头
老码头：十六铺轮渡遗址。
无数名人凡人由上海到异乡异国漂泊，起点在这里。杜月笙，浦东一个农家孩子，进上海滩卖水果而后成为大亨，起点在这里。
某日，与朋友在此共进午餐。餐厅由杜月笙当年的一个巨大仓库改造而成。黄浦江在窗外蜿蜒而过。码头、仓库、船、工人、商人……旧日十六铺地区的贸易景象，已转换为游客、导游、婚纱摄影师、模特表演、餐厅、酒店等元素组合而成的当代景观。石库门风格的院落里，旅行社的三角旗缤纷密集如花朵绽放。
我们坐在餐厅（仓库）一角，灯，从屋顶垂落，照耀桌面的食品、茶、一本介绍这个餐厅的小册子—小册子上的黑白人物照，是杜月笙，旧时代旧生活的主人公。照片中的他，有教书先生的气质——他一生的梦想，就是把自己的黑帮气、无赖相掩盖掉，从姿态上与黄金荣、张啸林这两个流氓大亨拉开距离。他家客厅里挂一幅对联：“读古人书，友天下士。”他要求随从都穿长衫，手握扇子，说书面语。他对一个文人朋友说：“你原来是一条鲤鱼，修行五百年跳了龙门变成龙，而我呢，原来是条泥鳅，先修炼了一千年变成了鲤鱼；然后再修炼五百年才跳了龙门，倘若我们俩一起失败，你还是一条鲤鱼，我，可就变成泥鳅啦！你说我做事情怎么能不谨慎呢？”站在十六铺码头眺望未来，一个黑帮头目充满了乡下人的卑微和忧伤。
杜月笙留下很多名言。“做人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情面。”他想把这三碗面都吃好，把上海滩看成一个大面馆，让周围的厨师、跑堂、食客都来喝彩、尊重。“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他就一夜别想睡觉了。闭眼，梦见自己上半身军装、下半身短裤的打扮。身份焦虑。一个在江湖上威风凛凛的大佬，却认为自己是夜壶型的人——只能藏在床下接纳便溺，而不能像茶壶、咖啡壶、高脚酒杯那样，堂皇出现在客厅、餐厅。
人，复杂。比如，我，内心软弱，却总试图练习流氓腔调来与人周旋，以此预防、震慑现实生活的潜在侵袭，却往往被人识破——揣一支笔的人，与揣一把匕首的人，眼神、步姿、语调，差异巨大。当生活出现了麻烦和漏洞，我尝试戴墨镜、叼一支烟，期望侧面听到别人嘀咕“这个家伙阴险凶恶”，以便强化一丝安全感，缓解一分身份的焦虑。
老码头是外滩风光带的一个节点—_外滩，当年租界留出的供纤夫们伏身背纤的道路，如今，像纤绳，在拉动上海这艘大船，进入广阔的现实和汹涌的未来。夜幕降临，看对岸东方明珠塔、金贸大厦、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这四座愈来愈高、愈来愈强势的建筑，正朝着月亮的子宫里喷吐群星的精子——黑夜的母腹，正怀孕、产出一个新黎明……
老上海位于上海？老上海告别了上海？
1949年，杜月笙带着家眷由十六铺码头去了香港。这个与国民政府、新四军都有过深深浅浅明明暗暗合作关系的人，一个抗日的人，选择了大陆和台湾之间的香港，作为晚年的栖息地、葬身之地。
目前，杜月笙的仓库外形仍在，内涵已变。坐在仓库一角，我像一个装满了几十年陈粮杂念的旧麻袋？
岁月，终将把我扛起来，沿着码头上的栈桥，扔进墓地般的船舱和大海……
车墩
21世纪了，若欲目睹秦汉传奇、唐宋风骚、明清人物、民国景象、抗日烽火，只能在影视基地。比如，上海车墩影视基地，位于松江区境内。周围是G15、G60高速公路，工业园，居民区，黄浦江。
一座造梦工厂，制造美梦或噩梦。
在车墩影视基地内闲散游走，看八个剧组在拍戏。其中，五个剧组在“抗日”。午休，“日本鬼子”与“八路军”女战士站在一起吃盒饭、谈笑，景象怪异。一个抱着婴儿的女游客，走过“日本宪兵司令部”门前，目光、脚步都有些犹疑。突然，婴儿哇哇大哭。女游客赶紧转身小跑到了河边，婴儿平静下来——恐惧，也能遗传？我远远绕开“日军哨兵”和三轮摩托车，绕不开周围时时响起的枪声。剧务人员在小路上泼洒著搀杂有红墨水的液体，冒充血迹。李安的《色戒》曾在这里拍了部分镜头：南京路，电车，咖啡馆，石库门，学生集会，汤唯穿旗袍在苏州河边步行，粱朝伟戴墨镜在小汽车里偷窥……
站在这条虚拟而出的南京路上，等待有轨电车。这条路显得狭窄了一些，产生艳遇、奇遇、悲惨遭遇的可能性更大？环顾四周贴满花花绿绿旧广告的建筑物，并不巍峨，且逻辑关系混乱：百乐门舞厅的拐角处是大光明电影院，徐家汇大教堂对面是马勒别墅……符合梦境的逻辑。这些建筑物内部空空荡荡，充满无限可能性。未完成。一切能够想象出的故事，都可以在这空间里发生。像一个体格发育尚未完成的少年，前途不明。沿街部分建筑其实仅仅是一堵外墙而已——它也是演员，在表演建筑物。透过这种“伪建筑”的窗子，窥测其内部隐秘，却看到了池塘、草地、怪鸟般飞翔的摇臂摄像机！就怀疑自己处于梦境中了——把衣服内外翻转（让口袋舌头一样露出、针脚伤痕一样延伸）、身体内外翻转（让心脏、肠胃、血管、隐私、情感暴露在阳光下，让眼睛、表情、语言消失于幽暗中）的梦境——噩梦。 吱呀作响的阁楼楼梯上涌出一群服饰新潮、嵌金镶玉的漂亮女人，匆匆走出铁路街，款款出现于附近花园、酒吧，这绝对不是“人咬狗”一类晚报新闻，而是“狗咬人”般的日常生活片段——她们甚至怀抱着五颜六色的不会咬人的宠物狗。对于这片区域的复杂性，我缺乏认知能力。每天从地铁站出来回到我家的捷径就是这条小街，但妻子往往避开，绕一个大弯子回家。她说：“这条街上大白天也有穿着睡衣晃来晃去的人，好像始终生活在夜晚里似的，又好像这条街上的人都是他们家亲人似的。”穿着睡衣散步，是裸体入梦之前的一个过渡环节。他们有理由穿着睡衣在铁路街晃来晃去，因为暂时还没拥有客厅。甚至已经失业，令他们兴奋的事情已经非常有限——春节期间，整条铁路街都仿佛穿在一件巨大的睡衣里，站在被四周玻璃幕墙反射的太阳下，有一些寂寞、无聊。
铁路街的角落里总有躲避风吹的饮料罐、塑料袋、旧报纸，在冒充果实、落叶、雪。或者说，是果实、落叶、雪在以垃圾的外形，嘲讽这条小街道上的人，比如我——我只配与这些废弃物、废弃的生活，共处。幸而有几丛腊梅、几棵桂花树，在春秋时节安慰嗅觉，用十五秒钟左右的时间。后来，在别的地方闻到腊梅香、桂花香，我就想起这条铁路街了。像爱过一个女人之后，她喜欢用的某种香水，你在人群中偶然闻到，会突然泪流满面。
现在，春节。铁路街上的菜市场从除夕一直关闭到初五。卖菜者大都是外地农民，回家了。门上贴一幅巨大春联，红纸黑字：“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山珍海味欢迎再来。”那一排简陋狭小的裁缝店、洗衣店、旧书店、修车店，一概停业。一家花店、一家烟酒店尚有顾客进进出出。各家门店也都贴有春联表明营业主旨，比如，理发店贴的春联横批是“从头开始”。
一間按摩房依旧营业。这类场所不需贴上春联，类似于禅宗所说的“不立文字，心领神会”。它透明的玻璃门始终半掩，不开灯，看不清房内格局和“卖相”。偶尔可见皮短裙、高筒靴、红唇、黑眼圈的长发女人站在玻璃门内向外窥望，萌发出一小块微白的光。铁路街上的人们都明白按摩房的暧昧性质，从按摩房前走过时基本能做到正视前方，但略略侧目。幼小的儿子路过此地，困惑，问：“按摩房为什么这么黑呀？”我回答得牛头不对马嘴：“省电……”
站在我家窗口，可以看到铁路街的部分景象，这是一只鸟的角度。无数次站在这暂时属于我的窗口，观察着铁路街的景象如何变迁——窗口的铁栅栏，使我感觉处于鸟笼，安全，自闭——鸟笼被风提在手里。
现在，春节。在铁路街，在这座孤岛一样的大楼里，在这个鸟笼似的两室一厅里过节。客厅电视正在播放新闻：“几十万打工者的离去，使上海市民们感到生活空前不方便起来：抽油烟机没人擦了，孩子没人带了，电视坏了没人修了，钥匙丢了没有配钥匙的人撬门了……但几天之后，他们将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上海欢迎他们。”电视播音员热情洋溢。“打工者”，是城市对于农民身份的工人们的称谓——他们怯怯地敲打着工业的门扉，渴望跨入市民生活的门槛。敲累了，回到乡下去，上海就显得空落、寂寞。
空落、寂寞之中，我斜依在沙发上翻弄一本诗集，眼神刚好落在美国诗人路易斯·辛普森的长短句上：“不管它是什么，它必须有/一个胃，能够消化/橡皮、煤、铀、月亮和诗歌/就像鲨鱼，肚子里有一只鞋子/它必须在沙漠中游好多路/发出的叫声像人声。”
一首论诗的诗，多么像在描写上海这一条铁路街：它是上海这座大海中游动的无数头鲨鱼之一吧？它的胃，巨大，有力，能够消化皮鞋厂、闯入者、铁路、建筑工地、酒瓶、睡衣、阁楼、落叶、饮料罐、旧报纸、花朵、按摩房、寂寞、喧哗、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