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溥儒（1896—1963），初字仲衡，入民国以其行辈为姓，称溥儒，后改字心畬并以字行，号羲皇上人﹑西山逸士等。对于溥心畬而言，显赫的身份对他一生中的各个方面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溥心畬生于北京的恭王府中，是道光皇帝的曾孙;祖父恭亲王奕訢是晚清咸丰、同治、光绪三朝政局中的关键性人物;溥儒出生五个月后，便由奕訢抱着谒见道光皇帝，“儒”这个名字就是道光皇帝所赐予，这一荣耀让溥儒的一生都保持着“皇亲贵胄”的自我认同。父亲载滢在溥儒十四岁时去世，其生母项太夫人请当时名士龙子恕、欧阳镜溪为其讲授经史、文学。可以说，溥心畬的身份决定了他必定要进行严格的学术、诗文训练，也要在书法、绘画和武术方面花上不少精力。因此，一方面按启功的话说溥心畬是不折不扣的皇亲贵胄;另一方面因为是“庶出”，上有长兄溥伟承袭王爵主持家业，溥儒即能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诗文书画上。同时，溥心畬身处晚清社会巨变的时代洪流之中，家事与国势由盛及衰，其内心的变化与矛盾不问可知，这一现象也使得溥儒的书画艺术中，不能不反映出了他身份的特殊性和更深层次的文化诉求。
　　溥心畬虽为满族皇亲贵胄享有特殊的权力，但在当时的文化情境中，依旧要以一个中国传统文人的基本要求来训练自己。因此，习字学书就成了他必不可少的功课，而这最早体现了他不随“流行时风”，推崇“古法”的艺术追究。溥心畬自述学书经历的时候说：
　　“余束发受书，先学执笔、悬腕，次学磨墨，必期平正。磨墨之功，可以兼习运腕，使能圆转。师又命在纸悬腕画圆圈，提笔细画，习之既久，自能圆转，《书谱》所谓使转也。古人习字，书于觚上，觚有瓜棱，上窄下宽，立于几上，时事必悬腕，人人皆童而习之，书法自然工妙，与悬腕画圈一理。始习颜柳大楷，次写晋唐小楷，并默写经传，使背诵与习字并进。十四岁时，写半尺大楷，临颜鲁公《中兴颂》、萧梁碑额、魏《郑文公石刻》，兼习篆隶书，初写《泰山》碑，《说文》部首、《石鼓文》。次写《曹全》、《礼器》、《史晨》诸碑。十七岁后，先师南归，先母项太夫人亲教读书习字，时居清河乡间，旧邸书籍皆荡然无存，身边只有所读之书数卷，《阁帖》一部，唐宋元明书画数卷而已。”
　　虽然目前的研究者发现，溥心畬的自述性文字，多有相互矛盾之处，因此在使用时需要仔细斟酌考量。但这部分对自身学书过程的叙述，却与今天溥氏书法带给我们的直观感受相契合。我们可以看出溥心畬书法不专习一家一体，而是兼容并包取诸家之长的基本态度。在溥心畬的书法作品中篆书和隶书（图1）不多，主要作品是楷书和行草书，并且在篆书与隶书的书写中也带有很强的楷书韵味。追求端庄典雅的审美风格，在书写中用笔平稳、精确、雅致，不带更多的火气，尤其在楷书中结字内敛，笔力坚挺雄健，始终保持中锋用笔，强调每一个字的“骨气”。当然，在溥心畬的书作中，更多的是行草书作品，以小行书摘录的自作诗文（图2）、词翰、题画诗跋和大字行草写的中堂对联居多。溥心畬早年以米芾入手，后对其放纵之风颇感不适，进而取法“二王”和唐代褚遂良、虞世南等。身为贵胄的溥心畬家藏书法甚丰，著名的有阔填本王羲之《游目帖》，王献之《鹅群帖》，怀素《苦笋帖》，米芾《春和帖》、《腊白帖》，《淳化阁帖》等，另外其还曾过目王羲之《七月帖》、《远宦帖》、《奉橘帖》、《丧乱帖》等名迹，这为其取法“帖学正宗”提供了条件，他常临摹或双钩名迹，坚定了其追慕“帖学”书风审美标准的态度。
　　清朝历代皇帝和宗室成员擅长书法者尤多，以乾隆和永瑆的影响最大，但主要都遵循帖学书法的体系。在溥心畬生活的时代，以包世臣、康有为等人所倡导的，强调书法中雄奇险峻、气势跌宕、稚拙浑厚的“碑学”书风已经在书坛中取得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许多当时重要的画家如吴昌硕、齐白石等也多研习石鼓文、篆籀、隶书等“碑学书风”。这一方面能显示自身对艺术新潮流的引领，一方面也与当时追求“汉唐雄风”的文化诉求相匹配。而溥心畬这种对“帖学”书风的坚守，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种文化态度，即作为皇室宗亲贵胄，要尊崇古法和传统，不能随着时代风气的变化而左右摇曳。在艺术上，不以变化和引领新风为目标，以保守的态度坚持学书习字的“标准程序”，以经典的“二王”书风为楷模，这既是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坚守，同时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营销策略。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传统派大家林立的北京，溥心畬的艺术被赋予了正统、正宗和高傲独立的价值，为当世所重。
　　虽然，溥心畬与当时的许多画家一样自我标榜“诗第一，书第二，画第三”，但不能否认的是，溥心畬始终是以画家的身份而享有盛名。溥心畬在上世纪30年代以画成名，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中西文化冲突与矛盾不仅产生了“全盘西化”的时代洪流，也出现了追慕“国故”的文化保守主义和寻根主义思潮。在绘画方面，继较为激进的“美术革命论”之后，寻求中国绘画艺术的复兴，在另一方面是以追慕古典写实画风，保持文化自信的方式展开的。以高剑父为代表的“岭南派”虽取法东洋，吸收明暗和透视的技法，但却依旧使用中国画传统的工具和古典的构图。影响更大的是以金城、陈半丁、胡佩衡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画学研究会”，他们以“精研古法，博取新知”为宗旨，以《湖社月刊》等媒介为平台，试图更多地恢复唐宋传统，让人们认识到中国绘画独立的价值和意义。溥心畬以清朝皇亲贵胄为身份定位，在艺术中重现严谨、典雅的南宋宫廷画风，正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一种表现，体现了一种文化自信和策略。其早年参与“松风画会”即是对这一点的最好诠释。
　　“松风画会”筹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溥雪斋组织当时居住于北京的满族宗室画家，每周在自己的寓所举办一次书画雅集，探讨画艺互相交流，并经常举办画展。画会成员每人都起一个带“松”字的号，因此有“松风九友”之说，主要人物有：溥伒（字雪斋，号松风）、溥儒（字心畬，号松巢）、溥佺（字松窗，号雪溪）、溥佐（字庸斋，号松堪）、关稚云（原名枯雅尔·恩棣，字雅云，号松房）、祁昆（字井西，号松厓）、惠均（字孝同，号松溪）、启功（字元白，号松壑）等。其与“中国画学研究会”、“宣南画会”、“湖社”一同构成了京津画坛的主要部分。这一群体中的成员，虽依旧推崇以“四王”为代表的文人画传统，但同时更试图将自己的画风上溯至宋元绘画的格调中，以溥雪斋、溥心畬为代表，他们不仅常作山水花鸟，更以精到严谨的笔法刻画鞍马人物，画意直追宋元。可以说，对宋元画风的追求是这一“宗室画家群体”有别于当时其他画家的。在我看来，南宋画院的文化立场与晚清“没落王孙”的内心境遇之间的相通之处，使得二者产生了“共鸣”，形成了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 　　南宋的艺术尤其是画院艺术受到政治诉求的强烈影响，保守的执政者将北宋政权衰败的原因，归结到改革派激进施政方针的推行。因此，南宋政权不再追求变革性的制度，而是将重塑体制和儒家道德作为目标。南宋的绘画保持之前艺术史中形成的写实方法，追求文人诗意化绘画的理想，注重画外之意和抒情性。画院中的马远、夏圭画风，一转北宋山水画雄伟巍峨的面貌，转而追求边角构图，以“小斧劈皴”的笔法表现山河破碎寂寞凋零之感。同时，由于南宋画院从地方画家中吸收了许多人才，在满足宫廷贵族趣味的同时，又形成了一种大众化的审美形态，市井的生活，神话民俗都进入到了绘画的表现对象中。与之相较，溥心畬的作品并没有承袭清代宫廷和当时文人官僚阶层普遍推崇的“文人画”传统。今天我们所见的溥心畬在十七岁时所作的《秋山图》（首都博物馆藏）（图3）和《仿元人山水图》（吉林省博物院藏）（图4）是少有的几件“南宗”文人画风格的作品。可以说溥心畬早年学画虽由“四王”入手但并未一以贯之，他的画风主要还是以南宋院体尤其是马远、夏圭的风格为学习对象，使用“小斧劈皴”创作山水画，画中多作楼阁殿宇、高士行旅，表现市井和神话民俗题材，都体现了二者之间的承袭关系（图5）。
　　在溥心畬的作品中，以《远峰飞鸟没》（图6）等作品为代表，着意表现秋色凋零或冰雪满山的萧肃之景象，其中的题画诗作也多显得孤寂与悲凉，其“旧王孙”的心态使人一望可知。而这种画面又多包含诗意化的情景，与南宋“马夏”画风如出一辙。因此，溥心畬对南宋画风的选择不仅是出于艺术方式上的一种保守主义态度，同时也表现出他在文化立场上对南宋保守主义观念的一种认同。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虽然溥心畬的作品在气质和意境上与南宋院体非常接近，但是在技法上，溥心畬也借鉴了许多明代承袭南宋画风大师的艺术语言，尤其以学习戴进、唐寅为多。正如溥心畬自己所说：“古者无旧本传摹，依物写形，形乃得其神理，后人转摹前迹，形留而神去，吾自摹古，当避此病。”
　　可以说，溥心畬在吸收前人画艺的时候，尤其重视对精神、意境的保留，而技法是第二位的。正像江兆申所说的，溥心畬多借用前人旧本，但相同的构图他总是能画出新的感觉来。中国画可以临、仿，但笔墨气息却决然不同。更具体而言，在《松下畅览图》（图7）中画意虽依旧源于南宋院体，但却带有了许多明代中期绘画的特点，山石不再棱角分明，松枝也多轻松勾勒，一扫南宋画面爽利之气，行笔多干涩笔触明显，显得画面内敛许多。今天我们知道，溥心畬实际经手的宋代画作并不是很多，他一向称道并多次临摹的一件佚名“宋代院体风格”的手卷，今天看来却是明代李在、戴进一路承袭南宋画风的作品。[ 此卷无作者及时代，最早鉴藏印为清代安歧所钤，后入乾隆内府。上有宝煕（1871—1940）题字“北宗宋人山水名画，溥心畬珍藏”。现在纳尔逊艾特金斯美术馆收藏。]因此，我们可以说溥心畬对南宋院体这种保守主义风格的追慕，在具体的艺术语言方面体现得并不完全，他并非完全以南宋院体绘画技法为蓝本，而是更多地通过明代的“南宋院体”传派，来继承南宋绘画的精神、意境。而他之所以选择南宋院体风格，更多的则是出于其对南宋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认同。
　　溥心畬身为“末代王孙”，并没有像他的兄长溥伟那样在晚清民国的政治舞台上积极活动。他一生都沉浸在诗书画“经营、自娱”的悠然世界中。但是这种特殊的文化身份是割舍不掉的，在社会巨变的年代，在文化上寻求民族自信，体现独立的文化品格，是溥心畬试图重振民族生气的选择。他的书风追求“帖学正脉”，画意直追南宋院体，都体现出了一种坚定的文化立场，即欲弘扬民族文化并使其得以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