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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见过大世面的金台旅馆
前门一带曾是京城最繁华的区域,云集各类商铺和饭馆、旅馆、会馆等,仅仅西河沿一条街,旅馆和饭馆一家挨一家,盐业银行、交通银行、金城银行比肩相连,至今能看到许多建筑遗存。金台旅馆像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亲眼目睹了百年来的一些大事件、大人物。比如: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农历腊月初八) 辛亥志士彭家珍挺身刺杀良弼时所乘马车就是租用金台旅馆的。一九一二年八月,史称“民国第一冤案”的张振武被诱杀案就是与金台旅馆密切相连,武昌起义功臣张振武一行抵京后下榻于此,其属下方维被捕于此,张、方被杀次日袁世凯的布告张贴于此。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少年徐志摩第一次乘“早车”到京求学就是先在金台旅馆落脚的,或许是由于此处与一九〇六年兴建的前门火车站相近的原因吧。一九二四年夏,西北名士朱锦屏受青海军阀马麒之命来京后长住金台旅馆。 由此可以想见金台旅馆的名声通达边远。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九年,东北抗日勇士蒙古族首领苑九占五度来京,四次住所不详,只知一九三二年夏“为避敌锋只身暂居京城”时住在金台旅馆。此外,金台旅馆还见证了台湾名人在京活动情况 ,比如台湾爱国人士林献堂来京时就曾下榻金台旅馆。
林献堂应邀来京会友寄寓于此
林献堂,台湾台中县人,日据时期台湾非武装抗日民族运动先驱。一九〇七年,他第一次去日本时,在奈良与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巧遇,彼此相见恨晚,彻夜笔谈交流。分别时,他邀请梁启超赴台再商抗日大计。一九一〇年,他携二子前往日本东京就学,归途时于神户再度邀请梁启超访台。一九一一年三至四月间,梁启超携女梁令娴、同仁汤觉顿一行三人赴台十余日,被台湾文化界人士视为富有时代意义之举,影响甚远。这一年,发生了改变中国命运与前途的辛亥革命。
梁启超与林献堂保持书信往来长达八年,成为流传至今的佳话,不仅为后人留下弥足珍贵的思想交流史料,也可从中了解京台名士早期往来的足迹。譬如,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日,梁启超从日本归国、回到北京,其路费就是由林献堂资助。一九一三年四月八日,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届国会在北京正式召开,在台湾岛内知识分子中引起很大反响。五月,林献堂为此到北京,在梁启超等人的举荐下,广泛结交社会名流,接触到中国国民党人,感受从封建走向共和的祖国。期间,梁启超写给住在金台旅馆的林献堂的信至今仍保存在雾峰林家中,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台湾人在京活动的重要史料。或许是梁启超为让林献堂更多地认识北京的方方面面,他特意给林献堂寄去了颐和园的门票,并在信中写道:“奉上颐和园游券五枚”。由于信中未落时间,无从知道具体日期。至于林献堂是否去游颐和园,也为后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林献堂返台后,请堂兄林烈堂、林纪堂赞助,联络士绅向总督府请愿,要求创设中文学校。经过两年的努力争取,台湾第一所教授中文、培育台湾青年的现代学校——台中第一高等学校(今台中一中)正式开学。后来,日本学者矢内原忠雄在《帝国主义下之台湾》一书中,称此举为“台湾民族运动的先声”。
一九五六年九月八日,林献堂病逝于旅居的日本东京。“儒生忧道不忧贫,异国江山暂养真,松柏经霜看晚节,依然不变岁寒身。”是他晚年不得已身处他乡时心境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东游吟草》中最令笔者动容的一首。
前门一带曾是京城最繁华的区域,云集各类商铺和饭馆、旅馆、会馆等,仅仅西河沿一条街,旅馆和饭馆一家挨一家,盐业银行、交通银行、金城银行比肩相连,至今能看到许多建筑遗存。金台旅馆像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亲眼目睹了百年来的一些大事件、大人物。比如: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农历腊月初八) 辛亥志士彭家珍挺身刺杀良弼时所乘马车就是租用金台旅馆的。一九一二年八月,史称“民国第一冤案”的张振武被诱杀案就是与金台旅馆密切相连,武昌起义功臣张振武一行抵京后下榻于此,其属下方维被捕于此,张、方被杀次日袁世凯的布告张贴于此。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少年徐志摩第一次乘“早车”到京求学就是先在金台旅馆落脚的,或许是由于此处与一九〇六年兴建的前门火车站相近的原因吧。一九二四年夏,西北名士朱锦屏受青海军阀马麒之命来京后长住金台旅馆。 由此可以想见金台旅馆的名声通达边远。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九年,东北抗日勇士蒙古族首领苑九占五度来京,四次住所不详,只知一九三二年夏“为避敌锋只身暂居京城”时住在金台旅馆。此外,金台旅馆还见证了台湾名人在京活动情况 ,比如台湾爱国人士林献堂来京时就曾下榻金台旅馆。
林献堂应邀来京会友寄寓于此
林献堂,台湾台中县人,日据时期台湾非武装抗日民族运动先驱。一九〇七年,他第一次去日本时,在奈良与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巧遇,彼此相见恨晚,彻夜笔谈交流。分别时,他邀请梁启超赴台再商抗日大计。一九一〇年,他携二子前往日本东京就学,归途时于神户再度邀请梁启超访台。一九一一年三至四月间,梁启超携女梁令娴、同仁汤觉顿一行三人赴台十余日,被台湾文化界人士视为富有时代意义之举,影响甚远。这一年,发生了改变中国命运与前途的辛亥革命。
梁启超与林献堂保持书信往来长达八年,成为流传至今的佳话,不仅为后人留下弥足珍贵的思想交流史料,也可从中了解京台名士早期往来的足迹。譬如,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日,梁启超从日本归国、回到北京,其路费就是由林献堂资助。一九一三年四月八日,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届国会在北京正式召开,在台湾岛内知识分子中引起很大反响。五月,林献堂为此到北京,在梁启超等人的举荐下,广泛结交社会名流,接触到中国国民党人,感受从封建走向共和的祖国。期间,梁启超写给住在金台旅馆的林献堂的信至今仍保存在雾峰林家中,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台湾人在京活动的重要史料。或许是梁启超为让林献堂更多地认识北京的方方面面,他特意给林献堂寄去了颐和园的门票,并在信中写道:“奉上颐和园游券五枚”。由于信中未落时间,无从知道具体日期。至于林献堂是否去游颐和园,也为后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林献堂返台后,请堂兄林烈堂、林纪堂赞助,联络士绅向总督府请愿,要求创设中文学校。经过两年的努力争取,台湾第一所教授中文、培育台湾青年的现代学校——台中第一高等学校(今台中一中)正式开学。后来,日本学者矢内原忠雄在《帝国主义下之台湾》一书中,称此举为“台湾民族运动的先声”。
一九五六年九月八日,林献堂病逝于旅居的日本东京。“儒生忧道不忧贫,异国江山暂养真,松柏经霜看晚节,依然不变岁寒身。”是他晚年不得已身处他乡时心境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东游吟草》中最令笔者动容的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