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外交工作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从一些经历过长期战争考验的将军中，选调一批干部出国担任大使及有关方面的工作。根据惯例，他们的妻子将以外交官夫人的身份随同出使。可是，这些“妻子们”大都也是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以前大家不分男女老少都互称“同志”，感到非常亲切。现在要改称“夫人”，大家不仅想不通，而且听到“夫人”这个词，觉得很刺耳。她们“不愿出国做丈夫的尾巴”，要求留在国内分配工作，有的甚至提出要离婚。这个“官司”打到周恩来那里。
　　周恩来工作十分繁忙，便委托邓颖超帮助做工作。
　　邓颖超找机会约见了这些“夫人们”，谈话中，她用曾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共代表团的经历现身说法。她说：一天有人打电话找“周太太”，我一时未转过弯来，就回答说没有周太太。等放下电话，才突然明白过来，原来是指自己。
　　会场的氛围因邓颖超富于幽默的事例，变得轻松起来。她亲切地对大家说：外交战线是个特殊的战线，大使、参赞无论男女都是外交官，都是代表国家，“夫人”也是一种工作，它能发挥重要作用，夫人协助大使开展活动，同驻在国政府官员的夫人和其他各国使馆的夫人建立友好联系，有时能起到丈夫不能起的作用。夫人去不去参加某一项外交活动，也能代表国家关系的好坏和一个国家对某件事的态度。所以说做好夫人外交工作也是国家的需要。我国夫人外交工作，不同于某些国家。他们的夫人只是外交官的太太。你们是新中国的外交官夫人，是去从事一项工作，不是出国专做外交官的家属。根据你们各自的情况，都要在使馆内部分配一份工作，有的分配有外交头衔即有外交官身份的工作，如参赞、秘书、领事等职务;有的虽然没分配有外交头衔的工作，但对内也分配相当的职务，在使馆内部都有各自的工作岗位。
　　她勉励大家出国后要注意保持部队的优良作风，体现新中国妇女的气质和风采，不要邋遢，服装要整齐、清洁、朴素、大方，这样人家才能尊重你们;要记住，大家出去，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邓颖超的一番话打动了在场的同志，一位“夫人”回忆说：“邓大姐入情入理、语重心长的讲话，解开了我们的思想疙瘩，使我们放下了包袱，愉快地去做出国准备。”
　　在后来的日子里，邓颖超始终关心着外交官夫人们的情况，重视对她们的培养和教育，她建议外交部要关心和培养女干部，指导驻外使馆的夫人们工作;驻外使馆要为开展夫人工作创造条件，提供方便。每逢她们回国休假时，邓颖超都会择机召开座谈会，同她们促膝谈心，听她们汇报工作，重视她们的经验，肯定她们的工作成绩。叮嘱她们要热爱本职工作，努力学习外交方针、政策和外语，熟悉国际形势和驻在国情况，要不断地提高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对大家反映的工作或生活中的困难和思想问题，邓颖超都帮助解决，从不简单地批评指责。曾随丈夫李清泉出使瑞士的孙琪回忆说：“有一次接见时邓大姐指出：‘听说某使馆的大使夫人有“二大使”之称，这就不好了。我虽然在中央工作，但从不干预周总理的工作。你们除了做好外交官夫人的工作外，要团结全馆同志，特别是搞好女同志的团结工作。’邓大姐从不参与周总理的公务，但又从生活等方面支持周总理工作的高尚品德，大家早有所闻。这次大姐言传身教，既严格又耐心，使我们深受感动。我回使馆后向全馆女同志传达了邓大姐讲话的内容。然后座谈邓大姐的教导，大家都表示要以邓大姐为榜样，搞好团结，做好工作。”
　　
　　在悉心总结外交官夫人对外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邓颖超明确提出了外交官夫人工作的指导方针。第一，中国的夫人外交工作，既不同于某些西方国家那样把夫人和大使放在同等地位，也不同于某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把夫人排除在外交工作之外，夫人的工作是驻外使馆工作和国家外交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位置要恰如其分;第二，外交官夫人工作的任务是，对外协助大使开展友好活动，同驻在国政府官员的夫人和他国使节的夫人建立联系，进行交往，同时配合全国妇联做国际妇女友好工作;对内特别要做好使馆的团结工作，成为团结的模范;第三，对外工作中要注意妇女的特点。可从妇幼问题入手，再交谈需要谈的政治性或其他重要问题。以诚待人，虚心学习，广交朋友。
　　1961年前后，在邓颖超倡议下，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召集多次会议，讨论“外交官夫人工作”，邓颖超亲自出席，反复说明“外交官夫人工作”是发展国际反帝统一战线、增进国家间友好关系、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工作的组成部分，不容忽视。经过讨论酝酿，中共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决定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设立“外交官夫人工作小组”，要求各有关部门及我方夫人所在单位予以支持，并在阅读文件、安排外事活动、提供参加外事活动的条件等方面予以照顾。
　　在邓颖超的关心和循循诱导下，外交官夫人们在我国外交战线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取得了很大成绩。
　　（摘自《邓颖超画传》，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