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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王政柱少将的戎马生涯中，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做参谋工作，协助军事主官指挥作战。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军委一局副局长、西北野战军副参谋长、第一野战军副参谋长等职务，是彭德怀指挥鏖战大西北的得力助手。
我曾与王政柱在八路军前方总部下属的同一个单位工作，前些年又先后六次采访他，聆听他讲述跟随彭德怀转战大西北的那段难忘岁月……
全面内战爆发后，解放军用八个月的时间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1947年3月，蒋介石将兵力向解放区的两翼收缩，转而对陕北、山东两个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企图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在此之前的2月，蒋介石还亲自飞到西安，策划攻击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妄图在占领陕北解放区之后，集中兵力逐鹿中原，最后转向东北。
王政柱回忆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国民党、蒋介石进攻解放区的意图了如指掌，相应的作战方针非常明确，准备工作早已就绪，连中央机关的前方后方分工都作了具体安排，唯独没有明确西北战场由谁挂帅。
当时比较合适的人选有两个：一是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贺龍，他对陕甘宁边区、晋绥部队和此次作战区域的情况都很熟悉；二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陕北解放区的具体战备工作是他分管的。1946年12月，彭德怀到晋西北离石县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研究部署陕甘宁和晋绥两区协同作战问题，与会者有贺龙、习仲勋、陈赓、李井泉、王震、罗贵波等。会议还商讨了对延安南线防御设施进行检查和驻延安机关的疏散工作等事项。陪同彭德怀参加此次会议并协助他工作的正是王政柱。
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军向陕北发起大规模进攻。16日，中央军委决定，所有驻陕甘宁解放区的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同时组成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临危受命”，担任司令员兼政委。20日，由军委一局、联防司令部抽调人员，组成了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政治部，王政柱开始以副参谋长的身份协助彭德怀指挥西北解放战争。
当时，西北野战兵团的兵力仅2万多人，围攻陕北的敌人却有25万之众，敌我力量比大约10：1。此外，我军在装备上也处于绝对劣势。敌人即将兵临延安城下，彭德怀却显得异常镇静。他对王政柱说：“带兵打仗是十分严肃而责任重大的事情，希望大家以高度的战斗精神，完成党中央赋予我们的使命。”中央的运筹帷幄也给了王政柱极大的信心。就在西北野战兵团成立的同一天，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名义签发战斗命令，指出：“在防御战斗中疲劳与消耗敌人之后，即可集五个旅以上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进攻。”
3月18日，延安城里已经能够听到前线传来的枪炮声。傍晚，彭德怀和刚渡过黄河进入延安的西北野战兵团第二纵队司令员王震送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首长离开延安。然后，彭德怀向第一纵队政委廖汉生面授机宜。王政柱则通过电话与其他部队领导取得联系，传达彭德怀的指示，交代相关任务。他还最后一次检查了各机关从延安撤退的情况。
那一晚，王政柱在彭德怀身边几乎忙了个通宵。他回忆说，第二天天色蒙蒙，我对彭总说：“我们也该转移了。”彭总看看手表，断然地说：“走！”我们撤到王家坪的后山梁上，彭总对着延安方向说：“胡宗南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好戏在后面呢！你要我们的延安，我还要你们南京呢！蒋介石倒霉的日子不会太远喽！”
西北野战兵团的任务艰巨而重大，首要的是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最终解放大西北；此外，要配合华北、中原战场作战，钳制、拖住胡宗南，不让他转移兵力；还要保卫正在转战陕北的党中央最高统帅机关的安全；等等。
为此，彭德怀在各种会议上反复作动员。他说，千头万绪归纳成一句话，就是打好仗。只要打好仗，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相应地，分管作战工作的副参谋长王政柱则深入动员司令部工作人员，贯彻彭德怀的意图。他提出，每个人都要有高度的责任心，保证兵团首长作战命令的贯彻执行。他号召大家克服困难，团结一心，尤其是从军委一局也就是他本人之前的工作单位来的同志，更要起模范作用。
尽管敌众我寡，彭德怀却对夺取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满怀信心。他说，八年抗战考验了我们，教育了人民，继续打内战不得人心。我们有全国解放区、解放军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一定会取得最后的
胜利。
撤出延安后，在冰雪尚未消融的青化砭阵地上，西北野战兵团指战员等了两天，终于迎来战斗时刻。1947年3月25日，敌整编第三十一旅第九十二团全部人马钻进了我军布设的“口袋阵”。王政柱伏在一个小山头上，观察着战斗的进程——东西两侧山上的我军将士凭借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向敌阵猛烈射击，向被围之敌勇猛冲杀。
激战只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敌军2900人就缴械投降了。敌旅长李纪云、副旅长周贵昌、参谋长熊宗继等直到当了俘虏，还不知道是怎么失败的。青化砭这一仗，是西北野战兵团通过运动防御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序战，可谓旗开得胜。
接着，4月14日，西北野战兵团在羊马河消灭敌第一三五旅4700余人。王政柱向彭德怀报告战果：敌少将代旅长麦宗禹、第四〇四团上校团长成耀煌、第四〇五团上校团长陈简全部被俘。彭德怀听后笑了，说道：“好啊，这才叫全歼。我看你胡宗南还神气多久！”
继青化砭、羊马河两仗之后，西北野战兵团又通过蟠龙攻坚战再次重创胡宗南部。4月下旬，敌军主力排成纵横几十里宽的方阵，大摇大摆地从我军隐蔽集结地区通过。此时，在野司作战室里，王政柱手拿红蓝铅笔，正在1：50000的作战地图上标注敌我双方对峙现状。侦察员报告：“敌人已经过完了。”王政柱立即向彭德怀汇报了这一情况。彭德怀豪爽地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敌人向北，咱们向南，各走各的路，各办各的事噢！”
5月2日，我军向国民党军重要补给基地蟠龙发起进攻；战至4日，攻克该地。此役歼敌整编第一师第一六七旅，俘敌旅长李昆岗、副旅长涂建，缴获面粉1.2万袋、单军衣4万套及大批武器、弹药等，战果喜人。
就这样，撤离延安45天内，西北野战兵团三战三捷，有力地粉碎了胡宗南摧毁我党首脑机关和把西北野战兵团赶过黄河的企图，增强了解放区军民对敌斗争的信心。
虽然嚣张气焰受到了打击，但蒋介石、胡宗南显然不会悬崖勒马。敌人声称要寻找“共军主力”决战，纠集十个旅，组成大方阵向前推进，专走山梁，不走山沟。彭德怀形容这是“小米滚子”战术。
不管改换什么战法，国民党军已成强弩之末。战场上缴获的文件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胡宗南起家的所谓“天下第一军”（整编第一师）军长罗列在给胡宗南的报告中说：“竟日行军，每于拂晓出发，黄昏入暮始克到达。夜则露营，构工戒备，毫无休息。是以人则疲劳，马则困顿，伤落倒毙日渐增多，战力消耗极剧……”这是自白，也是哀叹。表面上看起来仍然强大、依旧占据优势的国民党军，实际上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注定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斗转星移，時间跨入1948年。原来的西北野战兵团已经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正式定名为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西北战场上的攻守态势也在炮火连天的激烈争夺中逐渐反转。
下一步棋如何走？彭德怀和王政柱等人多次研究、论证和商议，决定突然包围宜川，然后打击敌增援部队。2月29日拂晓开始，西北野战军同敌人展开激战。至3月1日下午，将瓦子街地区敌人的援兵一部消灭，生俘18000人，毙伤5000余人，敌第二十九军中将军长刘戡自杀，整编第九十师中将师长严明等被击毙。
宜川战役胜利后，王政柱向彭德怀报告战果：歼敌一个军部、两个师部、五个旅，共2.9万人。彭德怀对王政柱说，在西北战场上，这是我军头一次取得这样大的胜利。
8月8日，西北野战军在黄龙、韩城地区休整后，发起澄（城）合（阳）战役。我军向敌第三十六师的主阵地——位于冯原镇东北的壶梯山展开猛烈攻势，迅速拿下了这块阵地。其余敌军更是不堪一击、全线崩溃，纷纷弃城逃跑。12日，战役结束。西北野战军收复韩城、合阳、澄城三县，敌少将师参谋长张先觉、少将高级参议李秀等当了俘虏，少将副师长朱侠被击毙，第二十八旅少将旅长李规被击伤……王政柱如数家珍似的向彭德怀报告战果，彭德怀则频频点头。
早在抗战时期任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长时，王政柱就协助彭德怀指挥了著名的百团大战，二人之间互相了解、配合默契。壶梯山一仗的一个细节可以反映出这一点。打壶梯山，担任主攻任务的是王震率领的第二纵队。战斗打响以前，彭德怀叫上王政柱，带着几名参谋人员，直奔王震的指挥所。
“你来这里干什么？这里太危险，你快到后面去！在这里出了问题，我可负责不起。”王震一见彭德怀和王政柱等人来到前线指挥所，大吃一惊，还没等彭德怀说话，也没顾上汇报前沿战斗情况，就急着让他们离开那里。
这时，站在彭德怀身后的王政柱连忙向王震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不必再劝。王政柱深知彭德怀的脾气秉性和品格意志，他绝不会因为危险而退缩。果然，彭德怀对王震说：“怎么，你在这里可以，我在这里就不行？你能死得，我就死不
得呀？”
这年11月的一天，坐在作战室的王政柱仔细阅读彭德怀在野战军前委会讨论冬季战役会议上的讲话。彭德怀说：“为了配合淮海战役，决不能让胡宗南抽调一兵一卒到中原战场！”又说：“要达到这个目的，关键是要给胡宗南以狠狠的打击。我们对胡宗南的压力愈大，愈使他感到自身难保。”
王政柱在这场战役的具体指挥工作中很好地贯彻了彭德怀的意图。战役开始于11月15日，至28日结束，歼敌一个军又两个师，俘敌第七十六军军长李日基一众将领，歼敌2.5万人。王政柱对参谋人员讲，只有这样的战果，才能使胡宗南无法执行蒋介石提出的“驰援中原”的命令，因为他自己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
保”了。
1948年秋，从全国范围看，敌我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根本变化，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为了适应夺取全国胜利的需要，1949年2月1日起，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第一至六纵队分别改编为第一至六军，下辖的旅则改为师。同年6月，第一野战军又以第一、二、七军编成第一兵团，以第三、四、六军编成第二兵团。不久，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周士第）、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进入西北战场，调归第一野战军建制。
7月10日，兵强马壮的第一野战军发起扶（风）眉（县）战役。当时，胡宗南的主力部队除第一军外，都盘踞在扶风、眉县的渭河南北两岸地区。彭德怀让王政柱起草作战命令：杨得志率第十九兵团，置于西兰公路上，牵制马步芳的陇东兵团和马鸿逵的宁夏兵团；集中王震率领的第一兵团、许光达指挥的第二兵团、周士第率领的第十八兵团，围歼胡宗南主力。
战役打响后，王政柱在作战室忙个不停，随时收听各兵团从前线传来的战报，同时还要做好记录。他从汇总而来的消息中得知，第一、二、十八兵团如同一把老虎钳子，夹住渭河两岸，伸向扶眉地区，以神速勇猛的动作，在12日不足一天的时间里，一举歼灭了敌军第三十八、六十五、九十、一一九军。14日，扶眉战役胜利结束。第一野战军在短短四天里即歼敌四个军、四万余人，解放了被蒋、胡军长期统治的八百里秦川，为我军向甘、宁、青、新进军，解放大西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后的形势发展得更为迅速。8月的一天，王政柱带领参谋人员共同学习领会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兰州战役作战计划。其兵力部署如下：
以第十九兵团（欠第六十四军）为右路，沿西兰公路直驱兰州；第二兵团为中路，经陇县、通渭西进，与第十九兵团合歼兰州守敌；以第一兵团附第十八兵团第六十二军为左路，取道陇西、临洮、临夏，直捣马步芳的老巢西宁，切断兰州守敌的退路；第十九兵团第六十四军在海原、固原地区，钳制“宁马”匪军；第十八兵团（欠第六十二军）附第一兵团第七军在西安、天水一线，钳制胡宗南 残部。
王政柱在日记上简要记载了此役的一些情况：8月25日拂晓，我军向兰州发动总攻。经过一天激战，至下午5时，突破敌人三道防线，黄昏前占领了皋兰山的营盘岭、马家山、沈家岭。第二天上午，我军越过黄河铁桥，占领市中心。至此，兰州战役胜利结束，全歼守敌4万余人，匪首马步芳乘飞机狼狈逃命。
兰州战役是西北解放战场上的关键一役，从此，第一野战军愈发势如破竹，不断乘胜前进：1949年9月5日解放西宁；9月23日解放银川，全歼马步芳、马鸿逵集团；9月25日、26日，陶峙岳、包尔汉先后通电起义，新疆宣告和平解放。至此，祖国的大西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全部获得解放。
王政柱是一位有名的细心人。解放战争时期，他始终身背图囊，里边装有西北五省1：50000的地图和敌我两军编制序列表。战略要地情况、作战地区地形，以及敌方军团以上指挥官的姓名、脾气秉性等，他都了如指掌，以至赢得了“活地图”“活字典”的美称。彭德怀问到什么情况，王政柱总能对答如流。其所提供的信息，对彭德怀定下作战决心起到了重大作用。
此外，不管工作多忙、战斗任务多重，王政柱始终坚持写“阵中日记”，每天晚上一定要将重要的事情记下来，才能安心地去睡觉。他的日记里有每一次战斗的记录，甚至还配上了作战附图或示意图。这种方法不仅为自己所从事的参谋工作带来了方便，也为野战军首长提供了可靠的指挥依据。
王政柱不仅工作细致入微，还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接受采访时，他向我展示了“阵中日记”里有关西北解放战争的思考：
第一，国民党展开重点进攻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坚持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这是史无前例的，充分显示出驾驭战争的战略家们蔑视敌人、胸有成竹的伟大气魄。其中1947年是最困难、最紧张的一年，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在陕北度过的，边区人民和西北野战兵团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三战三捷过后，除党中央发来贺电外，中央首长直接到部队慰问、祝贺。对此，指战员表示，要更好地打胜仗，报答中央的关怀。战士们说，中央首长不怕困难，我们还怕什么？
第二，我军部队人数虽然少一些，但由于贯彻了中央的指导方针，每战都是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加上情报准确，小部隊能够起到大兵团的作用。
第三，陕甘宁边区和晋绥人民真心实意地全力支援解放战争。1947年冬，部队开展新式整军运动期间，陕北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如果没有晋绥来的粮食和被服支援，就不可能有整训的机会。陕北人民支前的运输队和担架队也一直支援到西北解放战争结束。
第四，毛主席同彭总亲密无间，彼此尊重，配合默契。在作战指挥上，毛主席对于许多问题都用商量的语气征求意见，彭总也经常向毛主席请示和提出建议，相互之间合作得十分融洽。毛主席向各大军区通报情况时多次指出，西北野战军部队虽少，但打得好，部队没有休整，连续作战，敌人极怕我们，我们不怕敌人。
第五，彭总为了战胜敌人、尽快扭转西北局势而呕心沥血，不顾个人安危，每战都深入前线观察地形、敌情。他那指挥靠前的特有的战斗作风，已为团以上指挥员所熟悉。指挥员们都认为，这是彭总为培养指挥员战斗作风作示范，他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都要做到。此外，彭总认为，战场情况千变万化，到前线最容易了解情况，看准变化，及时采取措施。如果层层上报，加上通信工具落后，就会耽误时机，失掉机会。
第六，要认真贯彻优待俘虏政策，推动新式整军运动。陕甘宁边区人口稀少，补充兵源困难，这种情况下，要重视吸收、教育俘虏兵（当时称为“解放兵”）。1949年上半年，第一野战军各连队“解放兵”的比例普遍达到80%左右。
如今看来，尽管沧海桑田之间，时间已经过去了大约70年，王政柱当年的总结仍然很有见地。正是70年前的枪炮声，埋葬了蒋家王朝，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在西北解放战争中，王政柱是彭德怀指挥作战时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其历史贡献应该得到铭记。（编辑 赵鹏）
作者：原解放军总参谋部政治部
文化部副部长
我曾与王政柱在八路军前方总部下属的同一个单位工作，前些年又先后六次采访他，聆听他讲述跟随彭德怀转战大西北的那段难忘岁月……
撤离延安 不失信心
全面内战爆发后，解放军用八个月的时间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1947年3月，蒋介石将兵力向解放区的两翼收缩，转而对陕北、山东两个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企图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在此之前的2月，蒋介石还亲自飞到西安，策划攻击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妄图在占领陕北解放区之后，集中兵力逐鹿中原，最后转向东北。
王政柱回忆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国民党、蒋介石进攻解放区的意图了如指掌，相应的作战方针非常明确，准备工作早已就绪，连中央机关的前方后方分工都作了具体安排，唯独没有明确西北战场由谁挂帅。
当时比较合适的人选有两个：一是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贺龍，他对陕甘宁边区、晋绥部队和此次作战区域的情况都很熟悉；二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陕北解放区的具体战备工作是他分管的。1946年12月，彭德怀到晋西北离石县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研究部署陕甘宁和晋绥两区协同作战问题，与会者有贺龙、习仲勋、陈赓、李井泉、王震、罗贵波等。会议还商讨了对延安南线防御设施进行检查和驻延安机关的疏散工作等事项。陪同彭德怀参加此次会议并协助他工作的正是王政柱。
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军向陕北发起大规模进攻。16日，中央军委决定，所有驻陕甘宁解放区的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同时组成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临危受命”，担任司令员兼政委。20日，由军委一局、联防司令部抽调人员，组成了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政治部，王政柱开始以副参谋长的身份协助彭德怀指挥西北解放战争。
当时，西北野战兵团的兵力仅2万多人，围攻陕北的敌人却有25万之众，敌我力量比大约10：1。此外，我军在装备上也处于绝对劣势。敌人即将兵临延安城下，彭德怀却显得异常镇静。他对王政柱说：“带兵打仗是十分严肃而责任重大的事情，希望大家以高度的战斗精神，完成党中央赋予我们的使命。”中央的运筹帷幄也给了王政柱极大的信心。就在西北野战兵团成立的同一天，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名义签发战斗命令，指出：“在防御战斗中疲劳与消耗敌人之后，即可集五个旅以上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进攻。”
3月18日，延安城里已经能够听到前线传来的枪炮声。傍晚，彭德怀和刚渡过黄河进入延安的西北野战兵团第二纵队司令员王震送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首长离开延安。然后，彭德怀向第一纵队政委廖汉生面授机宜。王政柱则通过电话与其他部队领导取得联系，传达彭德怀的指示，交代相关任务。他还最后一次检查了各机关从延安撤退的情况。
那一晚，王政柱在彭德怀身边几乎忙了个通宵。他回忆说，第二天天色蒙蒙，我对彭总说：“我们也该转移了。”彭总看看手表，断然地说：“走！”我们撤到王家坪的后山梁上，彭总对着延安方向说：“胡宗南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好戏在后面呢！你要我们的延安，我还要你们南京呢！蒋介石倒霉的日子不会太远喽！”
西北野战兵团的任务艰巨而重大，首要的是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最终解放大西北；此外，要配合华北、中原战场作战，钳制、拖住胡宗南，不让他转移兵力；还要保卫正在转战陕北的党中央最高统帅机关的安全；等等。
为此，彭德怀在各种会议上反复作动员。他说，千头万绪归纳成一句话，就是打好仗。只要打好仗，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相应地，分管作战工作的副参谋长王政柱则深入动员司令部工作人员，贯彻彭德怀的意图。他提出，每个人都要有高度的责任心，保证兵团首长作战命令的贯彻执行。他号召大家克服困难，团结一心，尤其是从军委一局也就是他本人之前的工作单位来的同志，更要起模范作用。
尽管敌众我寡，彭德怀却对夺取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满怀信心。他说，八年抗战考验了我们，教育了人民，继续打内战不得人心。我们有全国解放区、解放军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一定会取得最后的
胜利。
三战三捷 军威大振
撤出延安后，在冰雪尚未消融的青化砭阵地上，西北野战兵团指战员等了两天，终于迎来战斗时刻。1947年3月25日，敌整编第三十一旅第九十二团全部人马钻进了我军布设的“口袋阵”。王政柱伏在一个小山头上，观察着战斗的进程——东西两侧山上的我军将士凭借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向敌阵猛烈射击，向被围之敌勇猛冲杀。
激战只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敌军2900人就缴械投降了。敌旅长李纪云、副旅长周贵昌、参谋长熊宗继等直到当了俘虏，还不知道是怎么失败的。青化砭这一仗，是西北野战兵团通过运动防御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序战，可谓旗开得胜。
接着，4月14日，西北野战兵团在羊马河消灭敌第一三五旅4700余人。王政柱向彭德怀报告战果：敌少将代旅长麦宗禹、第四〇四团上校团长成耀煌、第四〇五团上校团长陈简全部被俘。彭德怀听后笑了，说道：“好啊，这才叫全歼。我看你胡宗南还神气多久！”
继青化砭、羊马河两仗之后，西北野战兵团又通过蟠龙攻坚战再次重创胡宗南部。4月下旬，敌军主力排成纵横几十里宽的方阵，大摇大摆地从我军隐蔽集结地区通过。此时，在野司作战室里，王政柱手拿红蓝铅笔，正在1：50000的作战地图上标注敌我双方对峙现状。侦察员报告：“敌人已经过完了。”王政柱立即向彭德怀汇报了这一情况。彭德怀豪爽地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敌人向北，咱们向南，各走各的路，各办各的事噢！”
5月2日，我军向国民党军重要补给基地蟠龙发起进攻；战至4日，攻克该地。此役歼敌整编第一师第一六七旅，俘敌旅长李昆岗、副旅长涂建，缴获面粉1.2万袋、单军衣4万套及大批武器、弹药等，战果喜人。
就这样，撤离延安45天内，西北野战兵团三战三捷，有力地粉碎了胡宗南摧毁我党首脑机关和把西北野战兵团赶过黄河的企图，增强了解放区军民对敌斗争的信心。
虽然嚣张气焰受到了打击，但蒋介石、胡宗南显然不会悬崖勒马。敌人声称要寻找“共军主力”决战，纠集十个旅，组成大方阵向前推进，专走山梁，不走山沟。彭德怀形容这是“小米滚子”战术。
不管改换什么战法，国民党军已成强弩之末。战场上缴获的文件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胡宗南起家的所谓“天下第一军”（整编第一师）军长罗列在给胡宗南的报告中说：“竟日行军，每于拂晓出发，黄昏入暮始克到达。夜则露营，构工戒备，毫无休息。是以人则疲劳，马则困顿，伤落倒毙日渐增多，战力消耗极剧……”这是自白，也是哀叹。表面上看起来仍然强大、依旧占据优势的国民党军，实际上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注定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西北决战 迎接曙光
斗转星移，時间跨入1948年。原来的西北野战兵团已经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正式定名为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西北战场上的攻守态势也在炮火连天的激烈争夺中逐渐反转。
下一步棋如何走？彭德怀和王政柱等人多次研究、论证和商议，决定突然包围宜川，然后打击敌增援部队。2月29日拂晓开始，西北野战军同敌人展开激战。至3月1日下午，将瓦子街地区敌人的援兵一部消灭，生俘18000人，毙伤5000余人，敌第二十九军中将军长刘戡自杀，整编第九十师中将师长严明等被击毙。
宜川战役胜利后，王政柱向彭德怀报告战果：歼敌一个军部、两个师部、五个旅，共2.9万人。彭德怀对王政柱说，在西北战场上，这是我军头一次取得这样大的胜利。
8月8日，西北野战军在黄龙、韩城地区休整后，发起澄（城）合（阳）战役。我军向敌第三十六师的主阵地——位于冯原镇东北的壶梯山展开猛烈攻势，迅速拿下了这块阵地。其余敌军更是不堪一击、全线崩溃，纷纷弃城逃跑。12日，战役结束。西北野战军收复韩城、合阳、澄城三县，敌少将师参谋长张先觉、少将高级参议李秀等当了俘虏，少将副师长朱侠被击毙，第二十八旅少将旅长李规被击伤……王政柱如数家珍似的向彭德怀报告战果，彭德怀则频频点头。
早在抗战时期任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长时，王政柱就协助彭德怀指挥了著名的百团大战，二人之间互相了解、配合默契。壶梯山一仗的一个细节可以反映出这一点。打壶梯山，担任主攻任务的是王震率领的第二纵队。战斗打响以前，彭德怀叫上王政柱，带着几名参谋人员，直奔王震的指挥所。
“你来这里干什么？这里太危险，你快到后面去！在这里出了问题，我可负责不起。”王震一见彭德怀和王政柱等人来到前线指挥所，大吃一惊，还没等彭德怀说话，也没顾上汇报前沿战斗情况，就急着让他们离开那里。
这时，站在彭德怀身后的王政柱连忙向王震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不必再劝。王政柱深知彭德怀的脾气秉性和品格意志，他绝不会因为危险而退缩。果然，彭德怀对王震说：“怎么，你在这里可以，我在这里就不行？你能死得，我就死不
得呀？”
这年11月的一天，坐在作战室的王政柱仔细阅读彭德怀在野战军前委会讨论冬季战役会议上的讲话。彭德怀说：“为了配合淮海战役，决不能让胡宗南抽调一兵一卒到中原战场！”又说：“要达到这个目的，关键是要给胡宗南以狠狠的打击。我们对胡宗南的压力愈大，愈使他感到自身难保。”
王政柱在这场战役的具体指挥工作中很好地贯彻了彭德怀的意图。战役开始于11月15日，至28日结束，歼敌一个军又两个师，俘敌第七十六军军长李日基一众将领，歼敌2.5万人。王政柱对参谋人员讲，只有这样的战果，才能使胡宗南无法执行蒋介石提出的“驰援中原”的命令，因为他自己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
保”了。
1948年秋，从全国范围看，敌我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根本变化，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为了适应夺取全国胜利的需要，1949年2月1日起，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第一至六纵队分别改编为第一至六军，下辖的旅则改为师。同年6月，第一野战军又以第一、二、七军编成第一兵团，以第三、四、六军编成第二兵团。不久，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周士第）、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进入西北战场，调归第一野战军建制。
7月10日，兵强马壮的第一野战军发起扶（风）眉（县）战役。当时，胡宗南的主力部队除第一军外，都盘踞在扶风、眉县的渭河南北两岸地区。彭德怀让王政柱起草作战命令：杨得志率第十九兵团，置于西兰公路上，牵制马步芳的陇东兵团和马鸿逵的宁夏兵团；集中王震率领的第一兵团、许光达指挥的第二兵团、周士第率领的第十八兵团，围歼胡宗南主力。
战役打响后，王政柱在作战室忙个不停，随时收听各兵团从前线传来的战报，同时还要做好记录。他从汇总而来的消息中得知，第一、二、十八兵团如同一把老虎钳子，夹住渭河两岸，伸向扶眉地区，以神速勇猛的动作，在12日不足一天的时间里，一举歼灭了敌军第三十八、六十五、九十、一一九军。14日，扶眉战役胜利结束。第一野战军在短短四天里即歼敌四个军、四万余人，解放了被蒋、胡军长期统治的八百里秦川，为我军向甘、宁、青、新进军，解放大西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后的形势发展得更为迅速。8月的一天，王政柱带领参谋人员共同学习领会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兰州战役作战计划。其兵力部署如下：
以第十九兵团（欠第六十四军）为右路，沿西兰公路直驱兰州；第二兵团为中路，经陇县、通渭西进，与第十九兵团合歼兰州守敌；以第一兵团附第十八兵团第六十二军为左路，取道陇西、临洮、临夏，直捣马步芳的老巢西宁，切断兰州守敌的退路；第十九兵团第六十四军在海原、固原地区，钳制“宁马”匪军；第十八兵团（欠第六十二军）附第一兵团第七军在西安、天水一线，钳制胡宗南 残部。
王政柱在日记上简要记载了此役的一些情况：8月25日拂晓，我军向兰州发动总攻。经过一天激战，至下午5时，突破敌人三道防线，黄昏前占领了皋兰山的营盘岭、马家山、沈家岭。第二天上午，我军越过黄河铁桥，占领市中心。至此，兰州战役胜利结束，全歼守敌4万余人，匪首马步芳乘飞机狼狈逃命。
兰州战役是西北解放战场上的关键一役，从此，第一野战军愈发势如破竹，不断乘胜前进：1949年9月5日解放西宁；9月23日解放银川，全歼马步芳、马鸿逵集团；9月25日、26日，陶峙岳、包尔汉先后通电起义，新疆宣告和平解放。至此，祖国的大西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全部获得解放。
工作细致 善于总结
王政柱是一位有名的细心人。解放战争时期，他始终身背图囊，里边装有西北五省1：50000的地图和敌我两军编制序列表。战略要地情况、作战地区地形，以及敌方军团以上指挥官的姓名、脾气秉性等，他都了如指掌，以至赢得了“活地图”“活字典”的美称。彭德怀问到什么情况，王政柱总能对答如流。其所提供的信息，对彭德怀定下作战决心起到了重大作用。
此外，不管工作多忙、战斗任务多重，王政柱始终坚持写“阵中日记”，每天晚上一定要将重要的事情记下来，才能安心地去睡觉。他的日记里有每一次战斗的记录，甚至还配上了作战附图或示意图。这种方法不仅为自己所从事的参谋工作带来了方便，也为野战军首长提供了可靠的指挥依据。
王政柱不仅工作细致入微，还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接受采访时，他向我展示了“阵中日记”里有关西北解放战争的思考：
第一，国民党展开重点进攻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坚持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这是史无前例的，充分显示出驾驭战争的战略家们蔑视敌人、胸有成竹的伟大气魄。其中1947年是最困难、最紧张的一年，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在陕北度过的，边区人民和西北野战兵团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三战三捷过后，除党中央发来贺电外，中央首长直接到部队慰问、祝贺。对此，指战员表示，要更好地打胜仗，报答中央的关怀。战士们说，中央首长不怕困难，我们还怕什么？
第二，我军部队人数虽然少一些，但由于贯彻了中央的指导方针，每战都是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加上情报准确，小部隊能够起到大兵团的作用。
第三，陕甘宁边区和晋绥人民真心实意地全力支援解放战争。1947年冬，部队开展新式整军运动期间，陕北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如果没有晋绥来的粮食和被服支援，就不可能有整训的机会。陕北人民支前的运输队和担架队也一直支援到西北解放战争结束。
第四，毛主席同彭总亲密无间，彼此尊重，配合默契。在作战指挥上，毛主席对于许多问题都用商量的语气征求意见，彭总也经常向毛主席请示和提出建议，相互之间合作得十分融洽。毛主席向各大军区通报情况时多次指出，西北野战军部队虽少，但打得好，部队没有休整，连续作战，敌人极怕我们，我们不怕敌人。
第五，彭总为了战胜敌人、尽快扭转西北局势而呕心沥血，不顾个人安危，每战都深入前线观察地形、敌情。他那指挥靠前的特有的战斗作风，已为团以上指挥员所熟悉。指挥员们都认为，这是彭总为培养指挥员战斗作风作示范，他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都要做到。此外，彭总认为，战场情况千变万化，到前线最容易了解情况，看准变化，及时采取措施。如果层层上报，加上通信工具落后，就会耽误时机，失掉机会。
第六，要认真贯彻优待俘虏政策，推动新式整军运动。陕甘宁边区人口稀少，补充兵源困难，这种情况下，要重视吸收、教育俘虏兵（当时称为“解放兵”）。1949年上半年，第一野战军各连队“解放兵”的比例普遍达到80%左右。
如今看来，尽管沧海桑田之间，时间已经过去了大约70年，王政柱当年的总结仍然很有见地。正是70年前的枪炮声，埋葬了蒋家王朝，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在西北解放战争中，王政柱是彭德怀指挥作战时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其历史贡献应该得到铭记。（编辑 赵鹏）
作者：原解放军总参谋部政治部
文化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