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瞿世镜日前说：6000万海外华人，组成一个巨大社区，总财富高达15万亿美元。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经济快速增长，得益于海外华人的大力支持。中国在引进海外华人资本之时，也引进了市场经济运作决窍，可谓引智与引资并举。苏联东欧经济转轨受挫，中国经济转轨相对而言比较顺利，原因即在于此。
　　联合国1999年人力开发报告指出：“网络科技突破和破解遗传基因密码能力，已取代开采黄金、掠夺土地和操纵机械能力，成为主宰世界未来经济力量的关键。”中国亦将科教兴国定为国策，把产业升级换代和结构调整作为经济工作主线。因此中国亟需引进发展高新科技和知识产业诀窍，这就要求教于海外华人专家。我国在美学人逾165万，在日本逾10万，在加、澳各6万人，在德、英均逾万人。华裔仅占美国人口02％，但美国名牌大学系主任1/3是华裔。美国一流科学家工程师12万人，华裔达3万人，而且多数在软件业。硅谷20万名工程技术人员，华人占6万名。海外华人不仅资本雄厚，而且知识财富特别丰富。在信息时代发展知识经济，引智更胜于引资。
　　近年来，中国大陆海外学人回归率3125％，上海的回归率仅20％。为什么会如此?上海市侨办1998年曾对海外归国262名学者作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
　　对归国后工资表示满意者仅占23％。当时上海高校与科研系统归国学者月工资1000～2000元者占885％，2000元以上占95％。现在重点大学从海外引进正教授，年薪人民币20万元，另加一次性安家费50万元。情况已大大好转。
　　对科研经费满意者仅占4％，普遍反映资助额度低、申请手续繁索、批准周期长。我国R＋D经费只有韩国的1/5，新加坡的1/2。目前情况虽已有所好转，但教育经费依然偏低。大学生每年人均经费，美国普林斯顿大学75000美元，香港中文大学30000美元，上海复旦大学2400美元，三者比例是31∶125∶1。中国要迎接知识经济挑战，参与国际人才竞争，必须下决心增加科教投入。我们当然不能盲目攀比，要根据中国国情量力而为。
　　对管理体制和服务质量满意者仅5％。我们沿用计划经济时代传统格局，由党政部门直接管理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管理部门权力意识极强，服务意识太弱，教学科研人员学术工作自主权太小。海外归国学子，对此莫不深恶痛绝，甚至有“出生入死”之说。换言之，同一个人才，在海外学术环境中是“活”的，回到国内学术环境中很可能会“死”去。有些归国学者实在难以适应此种管理模式，无可奈何又重新外流，临别时撂下一句话：“与其在封建把头式领导下工作，还不如去为国外资本家打工”。管理体制已经成为科教兴国的瓶颈。
　　我们用人往往还是任人唯亲，上级喜欢委任俯首帖耳的人在麾下各部门掌权，甚至还有武大郎开店心态，不敢任用学历比自己高能力比自己强的人，用个把海归派当副职，还不太放心。新加坡政府和国有企业，干部招聘、录用、调迁、奖勵、晋升均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操作透明，聘请海外归国高级人才担任政府部长、大学校长、银行总裁，坚持任人唯贤，破除裙带关系和亲近繁殖，不仅发展了社会经济，也促进了反腐倡廉。我们在管理决策层引进海外人才，当然要有一个培养考察过程，可以在任职之前先送他们到党校去，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熟悉中国国情。
　　农业时代管理，是家长制，一言堂；工业时代管理，是分层决策，科层等级制；信息时代管理，是扁平网络，减少中间层级，领导人与基层群众可在网上直接沟通。我国农业时代历史悠久，传统观念特别顽固，至今仍有不少地方实行家长式管理，领导人独断独行，一个人说了算，科研教学人员决策参与权、学术自主权毫无保障。
　　另一个传统陋习，是官本位。行政人员与专家学者地位倒置，局长、处长权力待遇都高于专家教授。局长专车有司机，处长公车自己开，专家教授不派车。著书立说，局长处长挂名当正、副主编，撰稿专家排名在后，甚至不予具名，明目张胆地侵犯知识产权。我们如果不能下定决心破除官本位、家长制，十六大提出的“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个人、尊重创造”重大方针，怎能贯彻落实?
　　人才梯队的有机协同，也是重大问题。不同学科人才，能力峰值年龄并不一致。数学学科30岁左右，物理学科40岁左右，工程学科50岁左右，人文学科甚至可能在60岁以上。个人研究能力与组织队伍攻关能力，峰值年龄也不一致。国际著名大学和科研院所，老、中、青人才梯队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各得其所。我国50多岁就不准当学科带头人，大量浪费宝贵的资深人才。我们喜新厌旧，短期归国讲学笑脸相迎，归国定居后往往不再重视。盲目引进毫无工作经验新毕业博士，破格给予高薪。许多留学老专家，归国奋斗了一辈子，晚景凄凉、身后萧条者大有人在。海外学子对此感到十分寒心，宁可时常归国讲学，也下不了决心归国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