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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全
1929年9月出生，上海嘉定人，汉族。教授小高级研究员。1952年毕业于土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会长；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NBA顾问，1993年享受国务院政府殊津贴奖励，1994年获香港理工大学杰出中国学人奖励。
在过去的2006年里，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中，对改革的捍卫和推进最力、反响最大，同时受到的非议和攻击也最多的，非高尚全莫属。这位风度儒雅、性格稳重、学识渊博、思维敏锐的78岁老人，一生与中国的改革和社会进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高尚全就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呼吁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半个世纪以来，高尚全在他事业的征途上一直执著地前行。他说他这一辈子虽然工作岗位在变，却只做了一件事：改革。
同辈经济学家
生于1929年的高尚全，今年78岁。这个年龄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里面，不算小，也不算大。他上面那一代的老经济学家杜润生、于光远如今都超过90岁了，虽是鲐背之年，但也都老骥伏枥，做着他人无法替代的还原历史的工作。
与高尚全同辈的经济学家中仍在世的，童大林今年88岁，马洪87岁，这两位因长期患病，行动不便，都已淡出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比高尚全稍小一点儿的刘国光83岁，黄达82岁，王珏81岁，杨启先80岁，吴敬琏、厉以宁同庚，都是77岁。
高尚全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是中国过去有名的大学之一，荣毅仁、邹韬奋、宋子文、刘鸿生、周诒春、顾维钧、林语堂、丁光训、范敬宜、董乐山等都曾在这里求学。系统的西方经济学训练为高尚全日后从事经济工作打下了学理基础。
大学毕业后，高尚全一直在一机部等部委机关从事政策研究。政策研究事关全局，必须务实，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工作中，高尚全逐渐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呼吁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僵硬的计划经济。
改革反思之争
“改革的动力在减少，杂音在增多。”2005年12月18日，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在“2005改革攻坚评估——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形势分析会”上说出这句话时，立即有在座的专家纠正：“应该是争议在增多。”
不过，高尚全，这位曾经担任过8年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学者，在后面的讲话中依然使用“杂音”一词。
改革，必然从理论界开始，激烈的争论在所难免。
2005年以来，刘国光发表了一系列质疑市场化改革的文章。他在《中国青年报》撰文称，市场解决不了经济总量平衡问题。这个观点不仅与理论界有关“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共识截然相反，而且也与刘国光本人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贯主张自相矛盾。恰好就在2005年，刘国光获得“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这个奖项实际是奖励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当时，高尚全担任专家评审委员会主任，自然，刘国光的言论令高尚全大出意外。
此后，高尚全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
2005年8月，在接受《时代人物周报》专访时，高尚全说：“不改革中国没有出路，只有死路一条。”
进入10月，争论更为激烈。高尚全发表《用历史唯物主义看待中国改革》一文，几乎成了网络世界的众矢之的。近80岁的高龄，在网络上背负那么多骂名，高尚全当初做梦也想不到。
10月23日，第三届中国改革论坛在北京开幕。300名学者、官员、体改系统元老汇聚一堂，“改革”二字不绝于耳。
11月21日，刘国光接受《商务周刊》专访。他认为，如果改革造成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有人认为，现在已经尘埃落定，市场占了上风，计划不再时兴了。我不完全这样看。”
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化核心精神，与中国一直执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碰撞，曾经让神州大地经历过一番痛苦；然而2005年出现的这场争论，似乎已经不是在改革细节上的争论了，已经上升到了一种关于经济理论的意识形态领域，这不能不让人有惊弓之鸟的感觉。
无论双方的观点如何，普遍的看法是：改革中的一些负面效应值得注意，现在的争论不宜夹杂过多意识形态的色彩，不能借反思改革来否定改革。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魏加宁所言：“回头看不能把身子转过去。”
“西山会议”噩梦
高尚全担任着官方研究机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他是接任童大林、安志文之后的第三任，已连任两届。同时他还是国内最大的民间智囊机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这两个职务应当极具挑战性；作为一位老人，他已经是超龄、超负荷工作了。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正式发表前的1991年，北京的一些理论家给主张市场化改革的人士送了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的帽子，在最近发生的所谓“第三次大争论”中，又有人把这顶帽子送给了高尚全。有人统计，“资改派”代表人物除了高尚全，还有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张维迎等。但了解高尚全的人知道，这顶帽子戴在他头上并不恰当。
在理论界，高尚全算是温和而稳健的改革派，无论左、右，他都反对走极端。在他所主持的研究会上，他最反对发牢骚、说怪话，搞一些政治上不成熟的举动，甚至反对用俏皮的新闻语言说改革的事。他历来主张稳健和理性。他身边的人说，高尚全对改革进程中的每一个方面都有高超的政治把握。他被一些人称为“政府经济学家”，因为他担任过8年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陪过3任总理，6次参与全国党代会文件起草。要说“主流经济学家”的话，他可算是“超级主流”，但他绝对算不上“资改派”。
2006年中国理论界有一个被诬称为“新西山会议”的事件。事件的原委是这样的：体改研究会每年的初春时节都在西山杏林山庄召开一次内部会议，讨论宏观形势和今后改革思路。正如高尚全后来在《炎黄春秋》的一篇长文所讲述，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改革成就有目共睹，公开质疑改革开放的观点，特别是基于意识形态对改革的指责，基本上没有说服力。但是，也必须直面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实事求是地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此基础上形成改革的共识。
由于组织工作疏忽，某杂志社记者拿到了2006年3月5日体改研究会内部会议速记稿，并将原稿传给另外一个媒体的记者。第二位记者是“乌有之乡”网站的拥趸，他很快把速记稿发到这家网站，速记稿随后又被转贴在海外华人某网上论坛。一时，海外媒体议论纷纷，国内的告状信接踵而至。 最离奇的是乌有之乡网站黎阳的署名文章《“改革攻坚”，还是颠覆政权？——看“精英”西山会议发言》，该文将杏林山庄会议与国民党西山会议联系在一起，断章取义，牵强附会，说“改革精英”的“西山会议”原始记录是一套完整的政治纲领，完整的“党纲”、“党章”，以“改革”的名义分裂党，名为“改革攻坚”，实为颠覆政权。
从会议组织方来说，未加修订、未加发言人同意就将会议记录公开发表是工作中的严重疏漏。所以，高尚全立即被推到风口浪尖。作为会议召集人，他深深自责，几个晚上通宵不眠。
凑巧的是，隔了一天，3月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两会”上海代表团讨论时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胡锦涛总书记的这句话，可以称得上2006年中国改革的最强音。高尚全如释重任。
不遗余力研究改革
高尚全这两年一直致力于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新工作。他有一个理想，在十七大或稍后的中央全会上，能把自己近年来的某些观点吸收进大会报告或决议中。
其实，要说到对改革重大决策的影响和理论创新，高尚全有过辉煌历史：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了重大突破，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高尚全与刘国光、吴敬琏、杨启先等人是这次“突破”的参与者、亲历者；
1986年，高尚全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被吸收进党的十三大报告；
1993年，参加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起草工作，负责市场体系部分，高尚全提出将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写进《决定》，并最终获得通过；
1997年，高尚全参加中共十五大报告起草工作，对所有制结构调整和人权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
2004年，高尚全和研究会同仁提出“政府转型是下一步改革的中心和重心”，这个观点被吸收在《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并被2005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通过；
在经济学家中，高尚全是个不善演说的人。但他非常讲究表达的准确和深入浅出。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城市，古代中国有，西方也有，市场+城堡，就出现了城市。我们不承认市场，但总不能把城市叫“城计”(城堡+计划)吧!
——1956年，上海的天气很热，企业为了不影响生产，采取降温措施。当时的降温措施比较简单，主要是风扇、鼓风机，但是企业采取这样的措施没有主动权，要经过层层报批。当时经过11个部门的审批，要盖11个图章。等最后的图章盖完，夏天已经过去了。
——沈阳有两个厂，一个是铜厂，一个是电缆厂。这两个厂一墙之隔，但没有横向联系，电缆厂归机械部门管，铜厂归冶金部门管。冶金部门把铜调到别的地方去，电缆厂需要铜又要从云南等地调进，造成了大量浪费。本来两个厂发展横向联合，通过签订合同就可以解决，但是不行。
高尚全的这些“改革语言”，简明易懂，鞭辟入里，有的已编入中学课本。而这位老人所经历、所见证的中国改革史，应该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直观、最经典的教材。(编辑：赵玮)
1929年9月出生，上海嘉定人，汉族。教授小高级研究员。1952年毕业于土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会长；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NBA顾问，1993年享受国务院政府殊津贴奖励，1994年获香港理工大学杰出中国学人奖励。
在过去的2006年里，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中，对改革的捍卫和推进最力、反响最大，同时受到的非议和攻击也最多的，非高尚全莫属。这位风度儒雅、性格稳重、学识渊博、思维敏锐的78岁老人，一生与中国的改革和社会进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高尚全就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呼吁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半个世纪以来，高尚全在他事业的征途上一直执著地前行。他说他这一辈子虽然工作岗位在变，却只做了一件事：改革。
同辈经济学家
生于1929年的高尚全，今年78岁。这个年龄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里面，不算小，也不算大。他上面那一代的老经济学家杜润生、于光远如今都超过90岁了，虽是鲐背之年，但也都老骥伏枥，做着他人无法替代的还原历史的工作。
与高尚全同辈的经济学家中仍在世的，童大林今年88岁，马洪87岁，这两位因长期患病，行动不便，都已淡出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比高尚全稍小一点儿的刘国光83岁，黄达82岁，王珏81岁，杨启先80岁，吴敬琏、厉以宁同庚，都是77岁。
高尚全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是中国过去有名的大学之一，荣毅仁、邹韬奋、宋子文、刘鸿生、周诒春、顾维钧、林语堂、丁光训、范敬宜、董乐山等都曾在这里求学。系统的西方经济学训练为高尚全日后从事经济工作打下了学理基础。
大学毕业后，高尚全一直在一机部等部委机关从事政策研究。政策研究事关全局，必须务实，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工作中，高尚全逐渐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呼吁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僵硬的计划经济。
改革反思之争
“改革的动力在减少，杂音在增多。”2005年12月18日，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在“2005改革攻坚评估——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形势分析会”上说出这句话时，立即有在座的专家纠正：“应该是争议在增多。”
不过，高尚全，这位曾经担任过8年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学者，在后面的讲话中依然使用“杂音”一词。
改革，必然从理论界开始，激烈的争论在所难免。
2005年以来，刘国光发表了一系列质疑市场化改革的文章。他在《中国青年报》撰文称，市场解决不了经济总量平衡问题。这个观点不仅与理论界有关“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共识截然相反，而且也与刘国光本人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贯主张自相矛盾。恰好就在2005年，刘国光获得“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这个奖项实际是奖励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当时，高尚全担任专家评审委员会主任，自然，刘国光的言论令高尚全大出意外。
此后，高尚全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
2005年8月，在接受《时代人物周报》专访时，高尚全说：“不改革中国没有出路，只有死路一条。”
进入10月，争论更为激烈。高尚全发表《用历史唯物主义看待中国改革》一文，几乎成了网络世界的众矢之的。近80岁的高龄，在网络上背负那么多骂名，高尚全当初做梦也想不到。
10月23日，第三届中国改革论坛在北京开幕。300名学者、官员、体改系统元老汇聚一堂，“改革”二字不绝于耳。
11月21日，刘国光接受《商务周刊》专访。他认为，如果改革造成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有人认为，现在已经尘埃落定，市场占了上风，计划不再时兴了。我不完全这样看。”
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化核心精神，与中国一直执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碰撞，曾经让神州大地经历过一番痛苦；然而2005年出现的这场争论，似乎已经不是在改革细节上的争论了，已经上升到了一种关于经济理论的意识形态领域，这不能不让人有惊弓之鸟的感觉。
无论双方的观点如何，普遍的看法是：改革中的一些负面效应值得注意，现在的争论不宜夹杂过多意识形态的色彩，不能借反思改革来否定改革。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魏加宁所言：“回头看不能把身子转过去。”
“西山会议”噩梦
高尚全担任着官方研究机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他是接任童大林、安志文之后的第三任，已连任两届。同时他还是国内最大的民间智囊机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这两个职务应当极具挑战性；作为一位老人，他已经是超龄、超负荷工作了。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正式发表前的1991年，北京的一些理论家给主张市场化改革的人士送了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的帽子，在最近发生的所谓“第三次大争论”中，又有人把这顶帽子送给了高尚全。有人统计，“资改派”代表人物除了高尚全，还有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张维迎等。但了解高尚全的人知道，这顶帽子戴在他头上并不恰当。
在理论界，高尚全算是温和而稳健的改革派，无论左、右，他都反对走极端。在他所主持的研究会上，他最反对发牢骚、说怪话，搞一些政治上不成熟的举动，甚至反对用俏皮的新闻语言说改革的事。他历来主张稳健和理性。他身边的人说，高尚全对改革进程中的每一个方面都有高超的政治把握。他被一些人称为“政府经济学家”，因为他担任过8年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陪过3任总理，6次参与全国党代会文件起草。要说“主流经济学家”的话，他可算是“超级主流”，但他绝对算不上“资改派”。
2006年中国理论界有一个被诬称为“新西山会议”的事件。事件的原委是这样的：体改研究会每年的初春时节都在西山杏林山庄召开一次内部会议，讨论宏观形势和今后改革思路。正如高尚全后来在《炎黄春秋》的一篇长文所讲述，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改革成就有目共睹，公开质疑改革开放的观点，特别是基于意识形态对改革的指责，基本上没有说服力。但是，也必须直面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实事求是地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此基础上形成改革的共识。
由于组织工作疏忽，某杂志社记者拿到了2006年3月5日体改研究会内部会议速记稿，并将原稿传给另外一个媒体的记者。第二位记者是“乌有之乡”网站的拥趸，他很快把速记稿发到这家网站，速记稿随后又被转贴在海外华人某网上论坛。一时，海外媒体议论纷纷，国内的告状信接踵而至。 最离奇的是乌有之乡网站黎阳的署名文章《“改革攻坚”，还是颠覆政权？——看“精英”西山会议发言》，该文将杏林山庄会议与国民党西山会议联系在一起，断章取义，牵强附会，说“改革精英”的“西山会议”原始记录是一套完整的政治纲领，完整的“党纲”、“党章”，以“改革”的名义分裂党，名为“改革攻坚”，实为颠覆政权。
从会议组织方来说，未加修订、未加发言人同意就将会议记录公开发表是工作中的严重疏漏。所以，高尚全立即被推到风口浪尖。作为会议召集人，他深深自责，几个晚上通宵不眠。
凑巧的是，隔了一天，3月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两会”上海代表团讨论时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胡锦涛总书记的这句话，可以称得上2006年中国改革的最强音。高尚全如释重任。
不遗余力研究改革
高尚全这两年一直致力于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新工作。他有一个理想，在十七大或稍后的中央全会上，能把自己近年来的某些观点吸收进大会报告或决议中。
其实，要说到对改革重大决策的影响和理论创新，高尚全有过辉煌历史：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了重大突破，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高尚全与刘国光、吴敬琏、杨启先等人是这次“突破”的参与者、亲历者；
1986年，高尚全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被吸收进党的十三大报告；
1993年，参加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起草工作，负责市场体系部分，高尚全提出将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写进《决定》，并最终获得通过；
1997年，高尚全参加中共十五大报告起草工作，对所有制结构调整和人权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
2004年，高尚全和研究会同仁提出“政府转型是下一步改革的中心和重心”，这个观点被吸收在《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并被2005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通过；
在经济学家中，高尚全是个不善演说的人。但他非常讲究表达的准确和深入浅出。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城市，古代中国有，西方也有，市场+城堡，就出现了城市。我们不承认市场，但总不能把城市叫“城计”(城堡+计划)吧!
——1956年，上海的天气很热，企业为了不影响生产，采取降温措施。当时的降温措施比较简单，主要是风扇、鼓风机，但是企业采取这样的措施没有主动权，要经过层层报批。当时经过11个部门的审批，要盖11个图章。等最后的图章盖完，夏天已经过去了。
——沈阳有两个厂，一个是铜厂，一个是电缆厂。这两个厂一墙之隔，但没有横向联系，电缆厂归机械部门管，铜厂归冶金部门管。冶金部门把铜调到别的地方去，电缆厂需要铜又要从云南等地调进，造成了大量浪费。本来两个厂发展横向联合，通过签订合同就可以解决，但是不行。
高尚全的这些“改革语言”，简明易懂，鞭辟入里，有的已编入中学课本。而这位老人所经历、所见证的中国改革史，应该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直观、最经典的教材。(编辑：赵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