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身后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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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怀着深切的依恋之情,告别了伟大的祖国、勤劳的人民、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和相依相伴的夫人邓颖超,以及生他养他的这一方热土。
  一颗伟人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整个中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而为周恩来处理后事则最令人揪心,其中有许多鲜为人知而又催人泪下的故事。
  
  “我们这辈子没儿没女,想不到恩来倒得了你的济了”
  
  1976 年 1 月 8 日上午, 北京医院的韩宗琦医生正在高干门诊上班。中午快下班的时候, 他突然看到一列车队从北门开进医院, 心里就咯噔一下:“不好!”他忙打电话询问, 果然是周恩来上午 9 时已逝世, 车队将遗体护送到了医院的太平间。韩宗琦交代了一下工作, 匆忙赶到那里,见到有哨兵在站岗, 但还是决定留下来, 因为他知道接下来几天里肯定有不少事情需要做,他希望能帮上忙。下午, 他抽空向医院领导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得到批准。
  韩宗琦从1950 年就开始做周恩来总理的口腔保健医生。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我有幸到总理身边工作,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么高超的医术,而是因为我父辈和总理的深厚友谊。严格的讲,还是因为我母亲和邓颖超年轻时在天津女子师范学堂是同学。1923 年,我刚刚出生,邓姨(因为邓颖超和我母亲的关系,從小我就称她为‘邓姨’)在天津搞学生运动,常常去我家,抱我玩。又因抗战期间,我父亲在重庆开牙科诊所,总理在八路军办事处忙于国共合作,他们经常往来。”
  正是由于有这层特殊的关系,韩宗琦主动要求为周恩来处理后事,为他老人家尽孝送终。
  韩宗琦承担了为周恩来更衣的任务。可他拿起周恩来家里送来的衣服, 心里一阵难过:衬衣太旧了, 除了领子和袖口是白色的, 其他地方都已发黄了, 显然是换过领子和袖口的旧衬衣。他问:“可否换一件?”来人回答:“这是最完整的一件了。”韩宗琦深知周恩来一生勤俭节约, 只好无奈地为周恩来穿上。接着,他又为周恩来穿上那套灰色的中山装, 由于病痛的折磨, 周恩来瘦了许多, 使衣服领子大出一寸多。没有办法, 韩宗琦只好把领口在颈后用别针别进一寸多, 这样从前面看领口才不显得过大。
  在更衣的时候, 韩宗琦摘下了周恩来的手表和那枚“为人民服务”的毛主席像章。那是一块上世纪50 年代生产的“上海牌”国产手表, 周恩来平时总是戴着它。那枚长方形的纪念章极为普通,“文化大革命”时期,有各种各样毛主席像章, 而周恩来唯独喜爱这枚, 因为上面有“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如今,那块手表和那枚纪念章,成了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最珍贵的文物。每个参观者来到这里,都要驻足良久。
  韩宗琦还参与为周恩来遗体整容、化妆等等后事。
  周恩来的葬礼结束后,韩宗琦向邓颖超汇报了那几天里的事情。邓颖超听完后问:“是谁安排你去做这些事情的?”
  韩宗琦答道:“除了主持医院的悼念会是领导安排的以外,其他诸事都是自己主动做的。”他还解释道:“当时并没有经过认真的思考,只不过觉得,当时医院与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忙,而有些事情必须有人出面张罗,自己是个晚辈,做这些事最合适。”
  邓颖超听后,叹了口气,说:“我们这辈子没儿没女,想不到恩来倒得了你的济了。”
  当时,韩宗琦并没有细想这句话的分量,后来,他了解到,北方人以“得济”为一种孝道,就愈觉得这话的分量很重。
  
  告别周恩来
  
  1976 年 1 月 10 日, 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人士的代表, 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第一批来告别的是医疗组的医护人员。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没能挽回周恩来的生命, 长久压抑在心头的悲痛一下子爆发了出来,整个病房哭声一片,声震屋宇,其情真切可撼日月。
  不久,邓颖超由工作人员搀扶着走进来。她顾不及梳理散挂在眼睛边那一缕灰白色的头发,唏嘘不停,满面泪痕,边走边用手绢擦眼泪。一位护士走过去揭起白床单,邓颖超看见神态安详地闭着眼睛“睡着”了的周恩来,再也无法克制心底的悲痛,用哆嗦着的双手抚摸周恩来已经冰凉的面颊,号啕起来:“恩来呀!恩来呀!你走了,我来晚了啊!”
  下午, 是中央领导前来告别。江青是中央领导人中第一个走进告别厅的,人们把目光集中到她身上, 只见她走到离周恩来遗体大约 1 米远处, 就站住了,仍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没有看一眼周恩来的遗容, 也没有向周恩来遗体鞠躬与致哀, 自然, 在她脸上没有泪痕, 更见不到丝毫悲伤的神情, 连最起码的礼节都没有。她只是转动着身子大声喊着: “小超, 小超……”有人搀扶着邓颖超走来, 江青拥抱了她, 对她说了几句话便离开了。
  朱德委员长年事已高, 身体状况不好, 仍冒着刺骨的寒风赶来了。他走到周恩来的遗体前, 脱帽,举起右手, 向周恩来郑重地行了个军礼, 这个军礼表达了他们之间近 50 年的战斗友谊和深厚感情。朱德紧紧握住邓颖超的手, 用无声的语言道出了心里的话。
  郭沫若当时正在北京医院住院, 当他得知周恩来逝世的噩耗时, 难过得昏了过去, 经抢救才苏醒过来。
  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也在北京医院住院,他坐着轮椅前来告别。当他见到周恩来遗体时,眼含热泪,从轮椅上站起来, 恭恭敬敬地向遗体三鞠躬, 深情地注视着周恩来的仪容,然后坐轮椅绕周恩来遗体一圈后还要再绕一圈,任凭 工作人员怎么劝解都不行。当再次绕到总理身旁,他又吃力地从轮椅上站起来,再次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
  


  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周恩来关照、保护,得到解放出来的老干部、老革命,对周恩来更有无限的深情。他们走进告别厅,顿足捶胸、千呼万唤地喊着:“总理啊,总理!您不能走啊!”有的人抑制不住号陶大哭,有的想扑向周恩来的遗体,这种悲痛的场面感人至深。
  毛泽东没能参加告别仪式。据他的秘书张玉凤回忆:
  毛泽东当时重病卧床, 说不了话, 两条腿已经不能走路了。中央考虑到他病重, 便没有安排他参加周恩来的治丧活动。出于对周恩来的热爱, 张玉凤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这一问, 毛泽东非常伤感, 用手略微拍拍他的腿, 痛苦而又吃力地说:“我也是走不动了! ”
  在此之前,8 日下午, 工作人员流着泪给毛泽东读周恩来讣告的清样,毛泽东听着紧锁起眉头,慢慢地闭上眼睛,不一会儿从他的眼里溢出两行泪水。
  14 日, 工作人员给毛泽东读由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宣读的悼词,这时,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失声痛哭!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少有的感情流露。
  根据安排, 11 日下午4 点30 分,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结束,遗体送八宝山火化。
  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首都百万群众冒着严寒伫立在长安街两侧,每个人都戴着自制的黑纱和白花, 泪流满面的默默站立等待着, 等待着最后送别自己的总理。
  十里长街,人海如潮,哭声不绝,汇成了泪河!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没人动员、没人组织的如此巨大而又秩序井然的队伍;
  世界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如此隆重、如此悲壮的葬礼!
  
  “撒掉骨灰也是一场革命,是我和恩来同志共同进行的一场革命”
  
  1月12日上午,邓颖超将西花厅党支部的三个人——副卫士长张树迎、贴身卫士高振普和赵炜找来,同他们商量周恩来的后事问题。她说:“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了恩来同志的请求,不留骨灰,我得到这个消息后很高兴。因为恩来同志生前最担心的是怕我办不成这件事,现在可以完成了。你们都是恩来生前身边工作多年的同志,又是党支部成员,咱们共同为实现这一愿望去工作。我本想亲自去完成,但由于身体、天气等等条件不允许我去做这件事,我相信你们会很好地完成这个工作的。我和恩来年轻时都做过党支部工作,也一直重视支部工作,所以这件事也要依靠党支部,不要惊动更多的人,也不要麻烦组织。你们在北京找一找,到玉泉山、八一湖等有水的地方看一看能不能撒骨灰。”
  听了这一番话,三个人更理解邓颖超的心情,当即表示:“请大姐放心,我们一定完成好。” 当时举国上下一片悲恸,“四人帮”却采取了种种手段阻止人民的悼念活动,但广大群众还是冲破重重阻力,用各种方式寄托对周恩来的哀思。因此,高振普提出,为尊重亿万人民怀念总理的感情,是否把周恩来的骨灰在再放几天,然后再撒。邓颖超摆了摆手说:“我的请求,中央已批准,已有了安排,就不要再提了。我再向你们说一遍,你们要认清,撒骨灰也是一場革命。由土葬到火化是一场革命,由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场革命。我死后骨灰也不保留,也请党支部负责。这是我和恩来同志共同进行的一次革命啊!我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邓颖超还说:“撒掉骨灰,又不能让群众发现,以免成为后人纪念之地,找好地方后报告组织,由我带你们少数人在夜间撒掉。”
  那些天,北京特别冷,天空也像亿万人民的心一样寒气袭人。高振普三人多处察看,但找来找去,一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他们又考虑:作为周恩来这样的伟人,怎么能随随便便撒掉骨灰呢?全国人民能答应吗?于是,他们回来后,把情况和想法报告给邓颖超,认为应由组织上去实现总理的愿望。
  最后还是由中央做出决定:派飞机去撒, 并由罗青长、郭玉峰(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张树迎和高振普4个人去执行撒骨灰的任务。撒的地点也是根据周恩来生前遗愿由中央同意的。
  1976年1月15日,周恩来的追悼会结束了。晚7时半左右,邓颖超带着工作人员走进了大会堂西大厅,周恩来的骨灰就安放在那里。在向周恩来遗像和骨灰肃立默哀后,邓颖超打开骨灰盒,她的双手在颤抖,双眼含满了泪水,但坚强地说:“恩来同志,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
  在场的人全都放声大哭起来。
  晚8时许,周恩来的骨灰盒由张树迎、高振普等四人捧着去执行撒骨灰的任务。邓颖超乘车去了机场,目送着飞机起飞。那一天,天空特别的亮,飞机飞出去好远还可以看得见。
  飞机平稳起飞后, 在北京上空撒下了第一把骨灰,撒下对首都北京深沉的爱;
  飞机飞越密云水库,撒下了第二把骨灰,也播下对祖国山河的一片情;
  飞机向天津飞去,把第三把骨灰撒在天津,那是周恩来、邓颖超起步闹革命的地方;
  飞机飞到山东的滨州,把最后的骨灰撒向了黄河入海口。骨灰与鲜花随着滚滚的黄河水,流入浩瀚的大海!
  周恩来没有留下骨灰,也没有立下墓碑。可是在祖国大地上、人民的心坎上矗立着一座无形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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