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论汪士铎的舆地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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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清朝末期,南京城出现了一名舆地学大家汪士铎,其舆地学功底的深厚一直受到后人推崇。他的《水经注图》的绘制、对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汉书·地理志》的注释和考辨等活动展示了他在历史地理学上的成果。其研究的特点是:著述多且广泛、实用性强、考证方法多样。
  关键词:汪士铎;成绩;特色;历史地理学家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3-009-02
  
  汪士铎(1802-1899),原名鏊,字振庵,别字梅村,号芝生、悔翁,先世居安徽歙县,六世祖汪德昭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迁居江宁(今南京市)。道光二十年(1840)举人。咸丰间曾辟居皖南绩溪,后入湖北巡抚胡林翼幕。光绪间授国子监助教衔。先生学识渊博,是“清末享有盛誉的历史地理学家”。笔者拟从内容与特点上分析其舆地学成果。
  
  一、内容:脉络清晰,涉猎广泛
  
  (一)对历史地理文献研究
  先生充分继承了清代考据学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之风,先后对《禹贡》、《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经典历史地理文献中部分内容进行考证,分析并订正出其讹误,补上其缺漏。
  1、对《禹贡>内容的考证。汪氏在《悔翁笔记》中对《禹贡》中的内容作了考证,如《九河》、《治梁及岐>、《近人知河之宜为菏》等。在《汪梅村先生集·三江说》中考证了《禹贡》的三江,主张此三江为《汉书·地理志》所说的北、中、南三江。
  2、对《汉书·地理志》的注释和考辨。汪氏撰写了《汉志释地略》,对《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郡和侯国内的县名进行今注(用作者所处年代的地名方位作注)。虽然很简略,例如对“左冯翊”作注曰:“左冯翊、高陵(今县)、栎阳(临潼东北)、翟道(中部西北)、池阳(泾阳西北)、夏阳(韩城)、卫(白水东北)、粟邑(白水西北)、……云阳(淳化西北)。”但是对后学阅读和研究《汉书·地理志》大有裨益。
  汪氏怀疑历史上对《汉书·地理志》的传写有误,因此撰写了《汉志志疑》,对《汉书·地理志》中的注释进行考证。例如,汪氏考证《汉书·地理志》中的“弘农郡卢县”注释日:“熊耳山在东。伊水出,东北入雒。又有洱水,东南至鲁阳,亦入沔。按:此汉时别一熊耳山,非《禹贡》者。洱,《水经注》作溺。”汪氏对《汉志》着重作了以下两项工作:(1)考证应劭作的注。这在全文中占了多数,有“池阳(应劭日:在池水之阳。按:此仲远习语,并无池水,乃在大白渠之阴尔。)频阳(应劭曰:在频水之阳。按:在大白渠之北尔,无频水也。)”等多达60多处。(2)给河水作注。据笔者统计,在《汉志志疑》中,汪氏一共对《汉书·地理志》中提及的沂水、洱水、沟水、洛水、平水等约300多条河水作了简要的注释。
  
  (二)与其他历史地理学方家的往来
  1、纠正错误。在《书洪北江<贵州水道考>后》中,汪氏考证并纠正了洪亮吉《贵州水道考》中的错误,引经据典,考证翔实。
  2、作序作跋。(1)与顾炎武。汪氏作《肇域志跋》、校刻《肇域志》商例,而《肇域志》是顾炎武所作。两文不仅凸显了《肇域志》在历史地理学上的地位,更勾画出了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脉络,特别是其罗列的舆地学书籍,皆是经典之作,两文语句虽然简练,但是脉络清晰,句句指明重点,为初学者指明了道路。(2)与赵一清。作《赵刻水经注跋》。指出了赵刻本的优点,补上了《水经注》由于遗失的部分内容,如补滏沼滹沱派滋洛丰泾油弱黑滁十二水,而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然则合赵氏以补十水,犹少二水,是《水经》终不能全也。”本文内容充实,体现了汪氏深厚的舆地学功底,特别是对郦学的掌握相当之全面,深刻。(3)与洪琴西。汪氏为答其问,作《答洪琴西观察三国庐江郡问》,论述了三国庐江郡的具体地理位置,同时也体现了汪氏的史学功底。(4)与刘孟瞻。汪氏作《楚汉诸侯疆域志序》,指明了孟瞻先生作此志的原因、目的及其价值。
  
  (三)历史地名考
  汪氏对历史地名的考证文章众多,例如《三楚考》、《三吴考》、《三国庐江郡考》、《九河既道解》等。《三楚考》论证了汉项羽时期的东、南、西三楚的地理位置。《三吴考》先介绍三吴之称的起源,以及历代对三吴的不同说法,最后论证三吴的具体位置。《三国庐江郡考》论述了三国庐江郡的由盛而衰,突出其所辖范围的由大变小的历史地理沿革印迹。
  
  (四)补《地理志》
  在汪士铎撰写的《南北史补志》十四卷中,有四卷是《地理志》:卷五,地理志第一:宋、南齐;卷六地理志第二:梁、陈;卷七地理志第三:魏、齐、周;卷八地理志第四:周、隋。记载了南朝、北朝各州、郡、县的没置年代及其大致格局,例如在卷六地理志第二,汪氏补“吴州。吴郡(旧郡,太清三年以为吴州,大宝元年,复为郡,统县十。祯明元年以吴郡为吴州,以钱塘为郡属焉。)吴(有虎邱山项王寺)娄(有松江滬渎)……新城(有新城成)建德(属缙州)桐庐(有下淮七里滩)。”
  
  二、特点:著作等身,独具特色
  
  (一)著述多且广泛
  先生关于舆地之学的著作不仅多,而且涉猎广泛。其中刊行的包括:《南北史补注·地理志》、《水经注图》、《汉志释地略》、《汉志志疑》、《禹贡扬州疆域考》、《水经注图》、《九江考》、《三楚考》、《三吴考》、《三国庐江郡考》、《九河既道解》、《三江说》等。在《悔翁笔记》中涉及的关于舆地之学的笔记有34篇。还有由于避难及其他原因遗失了著作,例如《读史兵略地理志》九卷、《水经注提纲》四十卷。
  
  (二)文章实用性强
  在《悔翁笔记》中,汪氏记载了历史上对河流治理情况。例如《扬州水利》记录了扬州地区的水利建设,建“堤、闸、坝十四处。”《五堰》记录了由于建坝而形成的五个堰。《运河》记录了明清时期在黄河流域开通的几条运河。《对坝》叙述了对坝的使用原理和用途。这些内容都具有实用性,对当时甚至今天对河流的治理都有一定的启发和帮助。
  汪氏的实用性还体现在《元虞集》。对于北方为何不能种植水稻,汪氏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北方稻田不便者:雨少栽种过时则秧老,一也;沙土不能蓄水,即深极而雨后沙亦淤之,无水养稻,二也;人不愿食稻,不愿学,强学之亦不精,三也;……散旗丁罢漕船,废运河,犹易耳。一且欲缓急复用,恐难猝办,十五也。”还提出了治理旱潦的措施:“一,不专待哺于东南;二,惟省东南转输之说不可行耳;三,……;教可兴,十四。”
  
  (三)地名考证方法多样
  1、以历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观点考证地名。汪氏在考证地名时使用得最突出的方法是先罗列前代舆地学者关于某一问题的观点,然后一一对其注释和分析,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例如在《禹贡扬州疆域考》中,汪氏首先指出颜师古、张守节、江艮庭、孙星衍等人关于扬州疆域的观点,然后根据实际进行论证,提出自己的观点。
  2、以文字训诂考证地名。汪氏认为,由于汉字的音误或形误,文献记载的有些地名有误。他在《汉志志疑》中日:“无锡(有历山,其锡音讹邪。)”、“临武(秦水当作溱水,入汇当作入涯。)”
  3、善于运用排除法证地。汪氏喜欢在文章中运用排除法论证地名。例如,他在《九江考》日:“汉曰又东为沧浪之水,此何不日东为九江乎,一非也。过者有地在此而水过之之谓也。经不闻日过九河何得云过九江且九派既江之身矣。岂可日江过江乎。二非也。……九非也。”
  
  三、小结:朴实无华,泽被后人
  
  汪氏的成就具有朴实经世的学术品质。朴实,是因为他在历史地理考证中引经据典,从不臆断。经世,是因为他的文章大多具有经世致用之功效。例如,他关于水利建设的记录、政治地名的今注等,对当时以及后世都有现实意义。汪氏曾经作过胡林翼等清末高级将领的幕僚,学以致用是其孜孜以求的理想。因此,经世是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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