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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魏晋时期，赋坛中出现了一种新型文学现象，即同题共作。曹丕、王粲、应玚等人皆有以“柳”为意象的赋作留世。其中以曹丕的《柳赋》尤为突出，该篇赋作在咏物的基础之上，感悟伤怀，抒情意味明显增强，使其在同题赋作中脱颖而出。
【关键词】：曹丕；柳赋；咏物赋；抒情
1.前言
在我国古代文学中，“柳树”是一个非常突出的意象，被作家们赋予多重意义。汉魏时期的赋创作中，不乏咏柳的篇章，如汉代时孔臧的《杨柳赋》、枚乘的《忘忧馆柳赋》，魏晋时建安作家如曹丕、应玚、王粲等的同题赋篇《柳赋》，这些赋作尽管有些篇章仅留存了只言片语，但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些咏柳赋作中，曹丕的《柳赋》，体现出了其创新之处。
2.见物思人，感慨时光流逝
曹丕《柳赋序》交代了此赋的创作背景和创作动机：“昔建安五年，上与袁绍战于官渡，是时余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有五载矣。左右仆御已多亡，感物伤怀，乃作斯赋。”由此可看出曹丕作此赋的原因是感物伤怀。曹丕在赋的正文中有对柳树体态的描写，“应隆时而繁育兮，扬翠叶之青纯。修干偃蹇以虹指兮，柔条阿那而蛇伸。上扶疏而孛散兮，下交错而龙鳞。”这与枚乘在《忘忧馆柳赋》中“忘忧之馆，垂條之木。枝逶遲而含紫，叶萋萋而吐绿”之句一样，都是对柳树姿态的描写，但曹丕的创新之处在于他又笔锋一转，开始抒情，“在余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围寸而高尺，今连拱而九成。嗟日月之逝迈，忽亹亹以遄征。昔周游而处此，今倏忽而弗形。感遗物而怀故，俛惆怅以伤情。”从《柳赋序》中我们得知曹丕此赋作于建安二十年。自汉末以来，战争频繁，作为兵燹之灾亲历者的曹丕，目睹了战争的残酷，自是有深刻地体验。环顾四周，十五年光阴犹如白驹过隙，柳树已由初栽时的细小变得高大、繁茂和瑰奇，时光流逝，“左右仆御已多亡”，面对此情此景，作者怎能不触景伤情？这时的柳树是曹丕寄托生命意识的载体，有作者对生命的哲思，突出了主体生命意识。[1]
反观曹丕的其他咏物小赋，则明言只是对于事物的叹赏，更无他意，《玛瑙勒赋》、《车渠椀赋》、《迷迭赋》、《槐赋》皆属此类。[2]而与他同时期作家的赋作，不论是应玚《杨柳赋》中的“赴阳春之和节，植纤柳以承凉。摅丰节而广布，纷郁勃以敷阳”，还是繁钦《柳赋》中的“有寄生之孤柳，托余寝之南隅。顺肇阳以吐牙，因春风以扬敷”，都是简单的铺陈描写，陈琳《柳赋》中有“天机之运旋，夫何逝之速也。有孤子之细柳，独幺枰而剽殊。随枯木于曩侧，将并置于土灰”之句，同样也表达对天道运转、时光消逝的感慨，但后者的情感表达侧重于后一句，表达了一种惋惜之情。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曹丕《柳賦》的创新之处。
后《世说新语·言语》第55条：“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琊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泪流。”[3]其中的“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可以看做是受曹丕《柳赋》中的“感遗物而怀故，俛惆怅以伤情”的影响，且二者表达的意思相同。不同的是桓温的“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将人树一体的生命意识表达得更为新警有力。
3.借柳自喻，颂柳即颂己，以自警自励
孔臧《柳赋》除了写柳树的姿态之美外，还将柳树与文人的游乐生活联系在一起，。枚乘《忘忧馆柳赋》开头描写了忘忧馆中的优美景色，柳飘、鸟叫、蝉鸣，通过对视觉、听觉和触觉等多种感官感触的描述，赋予景物以立体层次感，清晰地展现出忘忧馆中的意境之美，随后以忘忧馆内的美景衬托游园乐情，于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梁孝王的忠诚与感激之情。
曹丕《柳赋》赞美柳树弘荫博盖，“丰弘荫而博覆兮”，恺悌不倦，“躬恺悌而弗倦”；有高尚的品德而不夸耀，“秉至德而不伐兮，岂简卑而择贱”；尺长而能栽植，“惟尺短而能值兮”；永葆节操，“信永贞而可羡”。作者借赞颂柳树的成长，表现自己对这些品德节操的钦羡，这显然是移情于柳，借物咏怀，显得简洁含蓄。繁钦、应玚、王粲等作家的同题赋作也只是写柳或颂柳，但并未以柳自喻，更未警示自己。究其原因，是作家们的政治地位不同，所以立足于各自的社会地位来作赋咏物。
建安十六年，曹丕任五官中郎将，建安二十二年，他的身份发生了转变——被立为魏太子，《柳赋》是其任五官中郎将时所作。此时的曹丕处于与曹植的立嫡斗争的关键时刻，他继承了其父的实用理性的某些精神，他自是希望可以从这场立嫡斗争中胜出，所以他借颂柳希望自己也能“秉至德而不伐”、“永贞可羡”。但曹丕性格含蓄持重，因此他虽有感叹岁月流逝、惆怅伤情之辞，但立刻就停止而转入赞美了，借柳树的成长来比喻自己由幼弱聪明而成长为一位礼贤下士、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了。[4]
4.感物抒怀，抒情性加强
建安文学创作的总趋势是非功利、重抒情。赋作为两汉文学的代表，辞藻华丽，主客问答，立意于劝谏，《文心雕龙·诠赋》曰：“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5]采用铺张扬厉的手法，突显巨丽之美。东汉时，抒情小赋出，主张去藻饰铺张而一写情怀。抒情小赋在建安时趋于普遍。顾名思义，这种赋形制上短小精炼，赋的抒情成分则明显加重。曹丕《柳赋》仅三十八句，而观他其余作品如《愁离赋》、《感离赋》等，一般仅作十余句，于作品中表明自己的心迹。曹魏文学集团创作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同题共作的现象较多，曹丕、陈琳、王粲、应玚等都做有《柳赋》。这种同作使作者搜索枯肠，力求自出新意，会造成创作中的为文造情，但另一方面也迫使作家有意去进行艺术上的新的探索；其作品的相互赏读，也会相互启发，形成一种无形的比赛，推动艺术的发展。因此，建安时期由于统治集团核心人物的重视与提倡，赋的创作有明显的发展变化。[6]这一时期，产生了一些托物言志的咏物赋，借物抒情之意至为明显，是作家自己内心的写照，表现作家自己的情感经历。曹丕自身经历了战乱，故地重游时，面对自己十五年前亲手所植柳树，又“左右仆御已多亡”，他的所感自是更为深刻。
参考文献：
[1] 程章灿. “树”立的六朝：柳与一个经典文学意象的形成[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54）.
[2] 罗宗强.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 中华书局. 2016（31）.
[3] 余嘉锡. 世说新语笺疏. 中华书局. 2015（125）.
[4] 赵逵夫. 杨晓斌. 历代赋评注（魏晋卷）. 巴蜀书社. 2010（93）.
[5] 周振甫. 文心雕龙今译. 中华书局. 2013（77）.
[6] 赵逵夫. 读赋献芹. 中华书局. 2014（182）.
【关键词】：曹丕；柳赋；咏物赋；抒情
1.前言
在我国古代文学中，“柳树”是一个非常突出的意象，被作家们赋予多重意义。汉魏时期的赋创作中，不乏咏柳的篇章，如汉代时孔臧的《杨柳赋》、枚乘的《忘忧馆柳赋》，魏晋时建安作家如曹丕、应玚、王粲等的同题赋篇《柳赋》，这些赋作尽管有些篇章仅留存了只言片语，但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些咏柳赋作中，曹丕的《柳赋》，体现出了其创新之处。
2.见物思人，感慨时光流逝
曹丕《柳赋序》交代了此赋的创作背景和创作动机：“昔建安五年，上与袁绍战于官渡，是时余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有五载矣。左右仆御已多亡，感物伤怀，乃作斯赋。”由此可看出曹丕作此赋的原因是感物伤怀。曹丕在赋的正文中有对柳树体态的描写，“应隆时而繁育兮，扬翠叶之青纯。修干偃蹇以虹指兮，柔条阿那而蛇伸。上扶疏而孛散兮，下交错而龙鳞。”这与枚乘在《忘忧馆柳赋》中“忘忧之馆，垂條之木。枝逶遲而含紫，叶萋萋而吐绿”之句一样，都是对柳树姿态的描写，但曹丕的创新之处在于他又笔锋一转，开始抒情，“在余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围寸而高尺，今连拱而九成。嗟日月之逝迈，忽亹亹以遄征。昔周游而处此，今倏忽而弗形。感遗物而怀故，俛惆怅以伤情。”从《柳赋序》中我们得知曹丕此赋作于建安二十年。自汉末以来，战争频繁，作为兵燹之灾亲历者的曹丕，目睹了战争的残酷，自是有深刻地体验。环顾四周，十五年光阴犹如白驹过隙，柳树已由初栽时的细小变得高大、繁茂和瑰奇，时光流逝，“左右仆御已多亡”，面对此情此景，作者怎能不触景伤情？这时的柳树是曹丕寄托生命意识的载体，有作者对生命的哲思，突出了主体生命意识。[1]
反观曹丕的其他咏物小赋，则明言只是对于事物的叹赏，更无他意，《玛瑙勒赋》、《车渠椀赋》、《迷迭赋》、《槐赋》皆属此类。[2]而与他同时期作家的赋作，不论是应玚《杨柳赋》中的“赴阳春之和节，植纤柳以承凉。摅丰节而广布，纷郁勃以敷阳”，还是繁钦《柳赋》中的“有寄生之孤柳，托余寝之南隅。顺肇阳以吐牙，因春风以扬敷”，都是简单的铺陈描写，陈琳《柳赋》中有“天机之运旋，夫何逝之速也。有孤子之细柳，独幺枰而剽殊。随枯木于曩侧，将并置于土灰”之句，同样也表达对天道运转、时光消逝的感慨，但后者的情感表达侧重于后一句，表达了一种惋惜之情。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曹丕《柳賦》的创新之处。
后《世说新语·言语》第55条：“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琊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泪流。”[3]其中的“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可以看做是受曹丕《柳赋》中的“感遗物而怀故，俛惆怅以伤情”的影响，且二者表达的意思相同。不同的是桓温的“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将人树一体的生命意识表达得更为新警有力。
3.借柳自喻，颂柳即颂己，以自警自励
孔臧《柳赋》除了写柳树的姿态之美外，还将柳树与文人的游乐生活联系在一起，。枚乘《忘忧馆柳赋》开头描写了忘忧馆中的优美景色，柳飘、鸟叫、蝉鸣，通过对视觉、听觉和触觉等多种感官感触的描述，赋予景物以立体层次感，清晰地展现出忘忧馆中的意境之美，随后以忘忧馆内的美景衬托游园乐情，于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梁孝王的忠诚与感激之情。
曹丕《柳赋》赞美柳树弘荫博盖，“丰弘荫而博覆兮”，恺悌不倦，“躬恺悌而弗倦”；有高尚的品德而不夸耀，“秉至德而不伐兮，岂简卑而择贱”；尺长而能栽植，“惟尺短而能值兮”；永葆节操，“信永贞而可羡”。作者借赞颂柳树的成长，表现自己对这些品德节操的钦羡，这显然是移情于柳，借物咏怀，显得简洁含蓄。繁钦、应玚、王粲等作家的同题赋作也只是写柳或颂柳，但并未以柳自喻，更未警示自己。究其原因，是作家们的政治地位不同，所以立足于各自的社会地位来作赋咏物。
建安十六年，曹丕任五官中郎将，建安二十二年，他的身份发生了转变——被立为魏太子，《柳赋》是其任五官中郎将时所作。此时的曹丕处于与曹植的立嫡斗争的关键时刻，他继承了其父的实用理性的某些精神，他自是希望可以从这场立嫡斗争中胜出，所以他借颂柳希望自己也能“秉至德而不伐”、“永贞可羡”。但曹丕性格含蓄持重，因此他虽有感叹岁月流逝、惆怅伤情之辞，但立刻就停止而转入赞美了，借柳树的成长来比喻自己由幼弱聪明而成长为一位礼贤下士、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了。[4]
4.感物抒怀，抒情性加强
建安文学创作的总趋势是非功利、重抒情。赋作为两汉文学的代表，辞藻华丽，主客问答，立意于劝谏，《文心雕龙·诠赋》曰：“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5]采用铺张扬厉的手法，突显巨丽之美。东汉时，抒情小赋出，主张去藻饰铺张而一写情怀。抒情小赋在建安时趋于普遍。顾名思义，这种赋形制上短小精炼，赋的抒情成分则明显加重。曹丕《柳赋》仅三十八句，而观他其余作品如《愁离赋》、《感离赋》等，一般仅作十余句，于作品中表明自己的心迹。曹魏文学集团创作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同题共作的现象较多，曹丕、陈琳、王粲、应玚等都做有《柳赋》。这种同作使作者搜索枯肠，力求自出新意，会造成创作中的为文造情，但另一方面也迫使作家有意去进行艺术上的新的探索；其作品的相互赏读，也会相互启发，形成一种无形的比赛，推动艺术的发展。因此，建安时期由于统治集团核心人物的重视与提倡，赋的创作有明显的发展变化。[6]这一时期，产生了一些托物言志的咏物赋，借物抒情之意至为明显，是作家自己内心的写照，表现作家自己的情感经历。曹丕自身经历了战乱，故地重游时，面对自己十五年前亲手所植柳树，又“左右仆御已多亡”，他的所感自是更为深刻。
参考文献：
[1] 程章灿. “树”立的六朝：柳与一个经典文学意象的形成[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54）.
[2] 罗宗强.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 中华书局. 2016（31）.
[3] 余嘉锡. 世说新语笺疏. 中华书局. 2015（125）.
[4] 赵逵夫. 杨晓斌. 历代赋评注（魏晋卷）. 巴蜀书社. 2010（93）.
[5] 周振甫. 文心雕龙今译. 中华书局. 2013（77）.
[6] 赵逵夫. 读赋献芹. 中华书局. 2014（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