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广州，我受聘于一家台湾老板的公司，任管理部主任。管理部另一位主任是林小姐，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孩，我负责业务，她负责行政。林小姐看上去20岁左右，矮矮的个儿，脸上却有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严肃沉稳。
　　第一天上班，我笑着请这位合作者多多指点，并说：“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
　　“这里没有朋友。”她冷漠平静地说，“在公司里只有上司和下属，没有朋友。”
　　这话虽然不错，可是语音里冰冷的意味令人很不舒服。
　　当老板让林小姐将工作移交给我时，她的脸色很阴沉。刚刚走出国有企业来到南方的我，第一次感到了竞争的压力。好在我很快适应了这里繁重的工作和严格的管理。大部分公司成员来自内地，我工作中尚未泯灭的人情味显然赢得了同事们的好感，虽然大家上班时必须称“先生”、“小姐”，但私下里通常按广东人习惯在名字前加个“阿”字，我也成了“阿平”。但是有一个人却例外：林小姐在任何时候大家都是称她“林小姐”。背地里，她被称为老板安插的“奸细”，所有人对她都敬而远之。林小姐在执行老板的命令时真是一丝不苟，上班迟到哪怕几秒种，她也毫不客气地请你在罰款单上签字；也很难有人因违规而逃脱她的眼睛，我们虽然毗邻而坐，却像两条跑道上的动动员，互不干扰又要暗暗较量。
　　公司有一条规定，不准打私人电话，接听不能超过3分钟，而老板在时，别说3分钟，最好一个字也别说。有一天，林小姐接到她父亲的长途，我未见她如此兴奋过，一脸的娇憨与平时大相径庭。她正说着，老板走了进来。林小姐愣在那里，拿听筒的手微微有些抖，却没有放下。我知道她一定舍不得挂断父亲的电话，于是以最快的速度抓起刚写好的计划书，迎上老板，说要请示几个问题。等我从老板那里回来时，林小姐正望着已搁上的电话发呆，眼里仍然流露出笑意，说：“出来两年了，我真想回家看看。”这是她第一次对我说工作以外的话。我告诉她我懂得千里外家人的声音意味着什么，并故意说：“在外面大家挺不容易，能帮忙是应该帮忙的。”
　　“我知道大家都恨我。”她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我和你不一样，你上过大学，到哪里都行，可我只读到高中毕业，又不漂亮，19岁出来打工，从一个打杂的到今天这个位置，你不知道有多难……哪怕没有一个朋友，我也不能失去这份工作。”最后一句话，她几乎是喃喃自语，眼里分明有泪光闪动。
　　老板回台湾度假前，吩咐印制一份作业用纸，并限定了价格。因为涉及业务用纸，所以由我和林小姐一起负责。老板走后，我们发现如果按这个价格印，纸的质量会很差，业务员也反映这种纸书写困难，客户有意见。但老板是个苛刻的人，林小姐坚持说不能违背他的意愿。接连几天打电话，谈了一家又一家印刷厂，眼看要影响作业进度，我就自作主张选择了一家厂，虽然价格比老板规定的高了0.5分，但质量合乎要求。
　　老板回来那天上午，我正好外出办事，下午走进办公室，就发现气氛凝重，每个人都神情严肃地埋头做事，而林小姐则趴在桌子上，肩膀抽动着。一问，原来老板查询了这批纸，质量很满意，可一问价格，顿时大发雷霆，他不容任何人解释，只问是谁的主意。林小姐说是她决定的，便被老板叫去训了良久，一回来就趴在那里哭。我一听火了，转身要去找老板，被几个人拦住了。
　　林小姐抬起头，说：“别去了，你若和他吵起来，大家都没好日子过的。”
　　“可这不是你的错啊！”我领教过老板伤人自尊的训斥，看着她红肿的双眼，我心里很难过。
　　“我也同意了的。”她摇摇头，黯然道，“反正没有炒我，骂了就骂了。”
　　这时，大家纷纷围过来安慰她，一致痛骂老板的蛮横。面对众人真诚的目光，林小姐含泪笑了。
　　不久后，我终于在和老板的一次争执中愤而辞职。临走时，几乎所有人都过来互道珍重。相处久了，彼此间有一种共患难的依恋之情，惟有林小姐埋头于大堆文件中。我和她都知道，老板最忌讳现职人员与离职人员接触。
　　当我走出酒店大门时，林小姐却匆匆追来，递给我一张卡片：“这家公司里有我的同乡，你联系试试，或许有适合的工作。虽然我们不是朋友，可是……保重！”她有些腼腆地笑了，有点孩子气。
　　望着她急急离去的背影，我在心里默默地感谢她，并祝她好运。我们不是朋友，可毕竟我们曾同行，21岁的年华，再冷漠的心灵也有真情流露的时候，在孤独漫长的旅程中，这种真情不仅令人难忘，令人感怀，也是人生最好的慰藉。